五、斯大林“速进性”发展的思想与实践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联共（布）和苏维埃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领导党和人民继续探索苏联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并且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所领导的探索和发展，具有“速进性”的特点。所谓“速进性”的特点，是指快速地、激进地推进社会发展。如斯大林明确地提出苏联必须快速发展的思想。而且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和实践、关于农业集体化的理论和实践，都带有“速进性”发展的特点。
（一）斯大林关于苏联必须加快速度发展的思想
在欧洲，俄国是一个后发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十月革命后，列宁深刻地认识到俄国的落后性，期待俄国可以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或者是较快地建立起几十个发电站，并且能够弄到足够数量的电动机以及各种生产机械，将电力和机器送到农村的每个角落，要做到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俄国或者可以等待西方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在西方社会主义的帮助和援助下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他晚年意识到，这种期盼也是不现实的。斯大林也认识到苏联的落后性，用他的话来说，苏联比西方国家落后了五十年到一百年。面对落后的状况，斯大林提出，必须加快发展速度，缩短苏联同西方国家发展水平上的距离，赶上并超过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
1931年2月，斯大林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中，明确而深刻地提出了关于苏联必须加速发展的思想。如他说，“人们有时问：不能稍微放慢速度，延缓进展吗？不，不能，同志们！决不能减低速度！恰恰相反，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加快速度。我们对苏联工人和农民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对全世界工人阶级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1]。这里他从苏联人民的要求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要求的视角，阐述了不能放慢速度、必须加快速度的意义。他还说：“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2]他举例说，旧俄国历史的特征之一，是它由于落后而不断地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王公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也打过它。可以看出，加速发展，摆脱落后，不再挨打，是他从俄国历史特征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他在此次演说中还提出：“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3]十年内使苏联的发展水平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这既是斯大林提出的苏联发展的目标和任务，也是他关于苏联加速发展思想的最具代表性的话语和论断。
在此次演说中，斯大林充分肯定了会议关于高速度地完成1931年生产任务的意见和高速度地完成五年计划的意见。在此会议即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就完成1931年的生产任务形成了一致的意见，规定1931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将增长45%，同时规定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将以三年的时间完成。对此斯大林表示赞同。他说：“布尔什维克的话是严肃的。布尔什维克是习惯于履行他们所许下的诺言的。”“代表会议提出诺言完成1931年的计划，三年完成五年计划，这是很好的。”[4]鉴于上一年度苏联的工业总产值没有实现既定的目标（增长31%～32%）、只是增长了25%的事实，斯大林要求会议代表吸取教训，正确地认识高速发展的条件，争取1931年顺利实现发展的目标。为了有利于会议代表正确地认识苏联高速发展的条件，斯大林就此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
第一，苏联拥有充足的自然富源。高速地发展工业，需要有充足的自然资源，如需要有铁矿石、煤炭、石油、粮食、棉花等。斯大林说：“我们有没有这些东西呢？有的。而且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就拿乌拉尔来说吧，它是在任何国家都找不出来的富源总汇。”[5]意思是说，苏联乌拉尔地区的资源十分丰富，应有尽有，任何国家、任何资源丰富的地区都不能与之相媲美。它足以保证苏联的工业高速度地发展。
第二，苏联有一个能够利用自然富源来为人民谋福利的政权。有了丰富的自然资源，需要正确地进行利用。正确地利用自然资源，国家政权的作用至关重要。苏联的政权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以服务于人民为宗旨的政权。只有这样的政权，才能够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生产出人民生活所需要的产品，改善人民的生活。斯大林说：“需要一个愿意而且能够利用这些丰富的自然富源来为人民谋福利的政权。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政权呢？有的。”[6]他认为，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可以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保证苏联工业高速度地发展。
第三，苏联的政权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国家政权只有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才能够站稳脚跟，创造安定的政治环境。只有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政权，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保证高速度的发展。斯大林说：“我们的政权是不是受到这样的拥护呢？是的，是受到的。你们在世界上再找不到另外一个像苏维埃政权那样受到工人和农民拥护的政权。”[7]他认为，这个政权是保证苏联的工业高速度发展的手段和工具。在它的组织和领导下，苏联的工业一定可以实现高速度的发展。
第四，苏联拥有“不患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而且大大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危机、失业、浪费和劳动人民贫困，是不治之症。它摆脱不了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当经济危机发生时，它们就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人工资，而不肯稍微降低日用工业品和食品的价格。这就是说，它们力图以牺牲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来摆脱危机。斯大林说：“我们不患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这就是我们和资本主义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有决定意义的地方。”[8]在他看来，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人民的生活十分幸福，充满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干劲。由此，苏联的工业能够保持高速度发展的态势。
上述斯大林关于苏联必须加快速度发展的思想，也就是“速进性”发展的思想。上述思想指导下的苏联实践，必然地带有“速进性”的特点。
（二）苏联的工业化实践具有“速进性”的特点
1925年12月举行的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它的基本精神是使苏联由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一个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使它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不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按社会主义方式进行建设的独立经济单位。
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以1928年10月，即正式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开端，轰轰烈烈地向前发展，到1937年即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的推进过程，体现出“速进性”的特点。
第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体现了“速进性”发展的特点。重工业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它的发展可以产生新的机器和设备，从而使国内各个行业和生产部门获得新的机器和设备，用新技术进行生产，提高全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促进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苏联在实践中优先发展重工业，必然带来发展中的“速进性”。对此，斯大林和联共（布）是有明确认识的。如斯大林在有关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苏维埃的国家工业化方法，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方法根本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的。由于轻工业同重工业比较起来，需要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获得利润也较容易。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轻工业积累了利润并把这些利润集中于银行，这才轮到重工业发展。但这是一个需要数十年之久的长期过程。他说：“共产党当然不能走这条道路。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因此我国共产党也就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而从发展重工业开始来实行国家工业化。”[9]苏维埃政权根据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不断加大对重工业生产的投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即1928年10月1日至1933年1月1日期间，投入重工业的资金原计划为147亿卢布，实际达到213亿卢布，比计划规定的数额多出45%[10]。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联共（布）和苏维埃政权仍重视发展重工业。1934年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必须继续实行工业化的政策，在一切国民经济部门更换技术装备，迅速采用最新技术进行生产，新建企业的产值到1937年达到工业总产值的80%左右。大会要求大力发展机器制造业，以本国力量满足国民经济各部门采用现代技术装备的需要[11]。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建成了1 500多个大型工厂和电站。1932年，拥有31万千瓦发电能力的第聂伯水电站顺利建成。这个时期建成的著名工厂还有：莫斯科的斯大林汽车制造厂，高尔基城的莫洛托夫汽车制造厂，雅罗斯拉夫尔载重汽车厂，哈尔科夫、斯大林格勒、车里雅宾斯克的拖拉机制造厂，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等[12]。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重工业也有巨大发展。如新建成4 500个大型企业。重工业的产值增长1﹒4倍，达到552亿卢布，超过计划规定数20%以上。生铁产量增长1倍，达到1 450万吨。钢产量增长近2倍，达到1 770万吨。国防工业快速发展。从1931年到1937年，飞机年均产量由860架增长为3 578架，坦克由740辆增长为3 139辆，火炮由1 911门增长为5 020门，步枪由17﹒4万支增长为39﹒7万支[13]。上述一系列数据证明，苏联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化飞速发展。或者说实现了“速进性”的发展。显然，这个结果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所带来的。没有重工业的发展，则没有许许多多大型企业的建成，国民经济各个生产部门也不可能拥有大量新的机器和设备。这个事实证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体现了“速进性”发展的特点，或者说它必然带来“速进性”的发展。
第二，在工业化过程中不断地提升发展的指标体现了“速进性”发展的特点。在苏联工业化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多次提升经济增长指标的事实。苏维埃政府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曾提出过两个方案，即“初步方案”和“最佳方案”。两者之间在发展速度上有差别，而且差别在20%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以“初步方案”的速度来实现“最佳方案”的任务，则需要六年的时间。更明确地说，“最佳方案”规定的发展速度比“初步方案”的速度快20%。由于党和国家大多数领导人赞成通过“最佳方案”，所以，1929年4月和5月，人民委员会会议和苏联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先后通过了“最佳方案”。这说明，他们选择了快速发展的方案。一年以后，即到1930年6月，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政治报告中提出：当前面临着向资本主义“全线进攻”的形势，必须以这样的精神来修改五年计划的重要指标，如生铁产量在五年计划最后一年预定达到1 000万吨，现在必须提高到1 700万吨；拖拉机产量原定五年计划最后一年为5﹒5万台，现在必须提高到17万台；汽车产量原定五年计划最后一年为10万辆，现在需要增加到20万辆[14]。斯大林还提出：有人会说，中央把五年计划初定数字改动得这样厉害，这是在破坏计划工作的原则并损害计划机关的威信。但是只有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分子才会这样说。对于我们布尔什维克来说，五年计划也和任何计划一样，不过是一个大致的计划，应当根据各地的经验，根据计划执行的经验来修改它[15]。在他的思想里，修改和提升计划指标是必需的和完全可行的。1930年12月，党中央全会通过1931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继续提升发展指标，加快发展速度。有关决议规定，1931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应从1929年的11%和1930年的19%提高为35%。增加投资70%，国营工业的总产值增加45%。1931年3月，苏联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指出，速度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反对苏维埃政权提出的高速度，是机会主义最突出的特点。上述事实说明，在苏联工业化的过程中，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多次提升发展的指标，呈现出“速进性”发展的指导思想。这样做未必有好的效果，但是它们具有这样的指导思想，并且将它付诸实践，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说，苏联的工业化实践具有“速进性”的特点。
第三，展开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运动体现了“速进性”发展的特点。工业化期间，苏联工人阶级把国内战争时期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精神发扬光大，形成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局面。整个工业化过程可以说是一场大竞赛的过程。如当时出现了个人与个人竞赛、班组与班组竞赛、车间与车间竞赛、企业与企业竞赛、城市与城市竞赛的火热情景。在全国各地，人们都在你追我赶、争分夺秒，加快发展的速度。竞赛成为工业化高速度发展的力量源泉。在此期间，十分突出的竞赛形式是“斯达汉诺夫运动”。1935年8月30日，顿巴斯的青年矿工斯达汉诺夫在一个班的工作时间内，用风镐采煤102吨，超过定额的13倍。9月3日，该工段党小组长迪尤卡诺夫在一个班的工作时间内采煤115吨。9月5日，青年团员康采达洛夫在一个班的工作时间内采煤125吨。9月8日，斯达汉诺夫创造了一个班的工作时间内采煤175吨的高纪录。由此，一个学习和掌握新技术、展开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运动在苏联各个生产战线上展开。显然，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的意义在于快速发展和加速发展，或者说实现“速进性”的发展。
（三）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实践具有“速进性”的特点
1927年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开展农业集体化的方针，为全盘农业集体化做了准备。1929年11月斯大林发表《大转变的一年》，推进了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1934年苏联宣布基本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其农业集体化的实践过程具有“速进性”的特点。
第一，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过程具有“速进性”的特点。斯大林在《大转变的一年》中，分析和估计了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形势。他说：“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的新现象是什么呢？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现象，就是农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一批一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了。”[16]他对形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做了解释，说：“这就是说，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了。这是农业发展中的根本转变的基础，而这个根本转变是苏维埃政权过去一年最重要的成就。”[17]在他的意思里，由于农村中人数众多的阶层即中农积极参加集体农庄，这个农业集体化运动出现了新现象，即整村、整乡、整区、整个专区的农民参加集体农庄了。这个现象有力地粉碎了机会主义者关于农民不愿意走集体化道路的观点以及工人阶级没有能力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
斯大林对形势的分析和估计，成为联共（布）和苏维埃政权制定政策的思想指南。1930年1月，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规定了不同地区进行集体化的速度和完成任务的时间。如规定伏尔加河下游、中游和北高加索这些主要产粮区的集体化，在1930年秋季或最迟在1931年春季完成；其他产粮区的集体化，在1931年秋季或最迟在1932年春季完成[18]。显然，联共（布）中央的这个决议快速推进了农业集体化的工作。按照它规定的时间表，主要产粮区需要在一年的时间内完成集体化，其他产粮区应该在两年的时间内完成。这个决议的精神，推动农业集体化掀起了新高潮。1929年集体农庄有57 000个，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3﹒9%。1930年1—2月集体化高潮中，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达1 400万户，约占农户总数的60%[19]。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由占农户总数的3﹒9%发展到占农户总数的60%。此速度不可说不快！
集体化高潮中出现的快速度，使地方的许多领导人头脑发热，他们力图进一步加速这项工作。如北高加索的党组织举行会议，认为在1931年中期或秋季完成集体化的要求过于“温和”，必须在1931年春季完成此项任务。伏尔加河下游区的党组织也举行会议，认为可以在1931年春季或秋季完成集体化的任务。
如此之快的工作速度，是在违背党和国家政策的情况下，采取强迫命令和迫害手段造成的。许多地区在工作中使用了下述办法：给不愿意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民戴上“富农”的帽子，不向他们提供农业生产物资和信贷，分配给他们偏远的差劣的土地，增加其个人赋税，罚款，判处苦役，发配到边疆等。地方工作人员不正确的行为，遭到农民的反对。他们常用的反抗手段是大批屠杀牲畜、家禽。在1929—1930经济年度，全国牛的总头数减少1 460万头，猪的数量减少1／3，绵羊和山羊减少1／4以上。这些牲畜都是在1930年2—3月间被杀掉的[20]。
联共（布）中央很快发现集体化运动中出现的歪曲党的政策的行为和农民中存在的不满情绪，采取了纠偏的措施。1930年3月初，斯大林发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他说，胜利往往使人陶醉，冲昏人的头脑，使人丧失权衡轻重的知觉，丧失了解现实的能力，出现想一下子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一切问题的冒险企图。他批评了在工作中违反党和国家政策的一些基层领导人的行为。同年3月14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责成各级党组织严格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展开建立集体农庄的工作。在纠正工作偏差的过程中，大批农民纷纷退出集体农庄。到1930年夏天，留在集体农庄中的农户由原来的1 400万户降为630万户，占农户数的比例由原先的60%降为23﹒6%[21]。
1930年6月，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斯大林在大会上做报告，重新提出对资本主义展开“全线进攻”的口号。次年，苏联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大会向不加入或未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支持还是反对集体化运动？于是集体化运动再次走向高潮。此前退出集体农庄的农民再次加入。1931年的1月、2月和3月的前10天，280万户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到1931年底，集体农庄的数目已达到224 500个，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52﹒7%，集体农庄的耕地已占耕地总面积的63%。到1932年底，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61﹒5%，集体农庄的耕地已占耕地总面积的75﹒5%。到1934年7月，已有71﹒4%的农户和87﹒4%的耕地实现了集体化[22]。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已经基本完成。
纵观苏联农业集体化的过程，其曾出现过两次高潮。一次在1930 年1—2月间，另一次在1931年以后。在高潮中，如同斯大林所说的，农民整村、整乡、整区、整个专区地加入了集体农庄。显然，党和国家的这项工作具有快速推进的特点，由此集体化运动的演进具有“速进性”的特点。
第二，消灭富农阶级的过程具有“速进性”的特点。在苏联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前夕，富农阶级占农户总数的4%～5%。其中半数是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根据当时苏维埃政府有关文件的规定，在农业生产中一贯使用雇佣劳动的，或者经常出租动力机械的，或者出租建筑物的，或者参与商业、放债、收取佣金的，定义为“富农”[23]。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始后，如何对待富农阶级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而首先讨论的问题，是富农可不可以参加集体农庄。对于这个问题，党内的意见不一致。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有关会议上的演说中提出：我们已经从有限制富农剥削倾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针对有些人提出是否要剥夺富农的财产、能否让富农参加集体农庄的问题，斯大林说，提出这些问题是可笑的和不严肃的，剥夺富农财产是建立和发展集体农庄的一个组成部分，绝不能让富农加入集体农庄，之所以不能，是因为富农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24]。1931年1月5日，党中央通过相关决议，以党的名义提出了消灭富农阶级的口号。1月11日，《真理报》发表题为《把富农作为阶级消灭将提到日程上来》的社论，对消灭富农阶级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解释。1月15日，党中央政治局成立特别委员会，制定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
消灭富农阶级的斗争展开后，先是剥夺富农的财产。有关资料表明，1931年集体农庄从富农那里剥夺到的财产达4亿卢布，占集体农庄固定资金的15%[25]。
富农被剥夺财产后，立即被集中到指定地点，然后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武装人员押送到远离交通干线、经济落后、荒凉闭塞的边远地区。有关资料显示，到1930年底，在全苏范围内有约40万户富农被剥夺财产。另有20万～25万富农“自我消灭”，即他们变卖财产，逃往城市或工业中心。1831年全苏范围内又剥夺20万户富农。这样，苏联1930年、1931年两年间消灭富农约60万户。加上“自我消灭”的，共消灭富农约80万户[26]。
苏联在两年时间内消灭了农村的富农阶级，速度之快，十分惊人。显然，这项实践具有“速进性”的特点。而且由这里可以看出，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实践具有“速进性”的特点。
（四）斯大林“速进性”思想与实践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斯大林“速进性”思想与实践的形成，主要不是他个人主观愿望或主观选择的结果，而是具有重大的历史必然性。
第一，它是由紧张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一直处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包围中，一直遭受着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列宁在逝世前夕曾经十分担忧地提出，苏维埃政权是否能避免同帝国主义发生武装冲突？它能否坚持到社会主义在西方胜利的那一天？事实说明，列宁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世界性战争的危险加剧，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军事威胁加剧。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席卷西方世界，各国垄断资产阶级纷纷寻找出路。德国等法西斯国家的统治者企图通过战争的手段摆脱国内的危机，拼命扩充军事力量，使欧洲和亚洲战云密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苏联，必然成为帝国主义反动势力重点攻击的对象。苏联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必须高速度地发展，迅速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增强国家的军事力量。如同斯大林所说的，苏联比西方国家落后了50年到100年，它必须在10年的时间里消除同西方国家在发展上的差距。否则，它就会成为挨打的对象。斯大林还说：“我们在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即苏维埃制度方面已经赶上并超过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很好的。但是这还不够。为了在我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还必须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这些国家。或者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或者我们被压倒。”“不仅从建成社会主义方面来看这是对的。从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保卫我国的独立来看这也是对的。”“就是为了这一点，我们必须高速度发展工业，就是这一点迫使我们要高速度发展工业。”[27]历史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苏联要么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下保持独立，不被反动势力压倒，走向社会主义的胜利，要么事业遭受挫折和失败。斯大林和联共（布）选择了前者，形成了“速进性”的思想和实践。
第二，它是由社会主义发展自身的要求所决定的。无产阶级建立政权和巩固政权，目的在于运用这个政权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使全体劳动人民在经济上翻身解放，过上幸福的生活。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建立政权和巩固政权的目的，也莫过于此。在列宁时期，由于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政权的活动，由于多年战争对国内经济的严重破坏，党和新政权的任务主要是反对敌对势力的颠覆活动以及恢复国民经济，来不及真正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曾多次说过，人们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因为我们有决心走向社会主义并且将来一定会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说我们当前就是社会主义社会[28]。这说明，列宁承认当时的苏俄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到斯大林和联共（布）时期，党和苏维埃政权一定要尽快完成建立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如斯大林在论及五年计划时所说的，“现在大家都很清楚：工业和农业的五年计划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五年计划，那些不相信我国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人是没有权利庆贺我们的五年计划的”[29]。这里的意思是，苏联将通过五年计划建立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大家必须对此充满信心。显然，苏联只有建立和建成社会主义，才能真正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经济上获得解放，过上幸福的生活。斯大林说：“如果以为社会主义能够在贫困的基础上，在缩减个人需要和把人们的生活水平降低到穷人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建成，那就愚蠢了。何况穷人自己也不愿意再做穷人，而是力求往高处走，过富裕生活的。谁需要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呢？这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对社会主义的讽刺。社会主义只有在社会生产力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在产品和商品十分丰富的基础上，在劳动者生活富裕的基础上，在文化水平急速提高的基础上才能建成。”[30]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即为了建立和建成社会主义，让人民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斯大林和联共（布）形成了“速进性”发展的思想，并进行了这样的实践。
第三，它是事物演进的规律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人们，事物的发展过程是波浪式的。有的时期或有的阶段呈高潮状态，有的时期或有的阶段呈低潮状态。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也是这样。有的时期发展的速度慢些，呈缓和的状态，有的时期发展的速度快些，呈激进的状态。它在“慢”与“快”交替与转换的状况下发展。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对此现象有一个理论性的说法，即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发展进程中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邓小平的这个说法，不仅是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历史上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和说明。用它来说明斯大林时期的“速进性”发展也是合适的。也就是说，在此前多年的恢复国民经济的“慢”的演进过程中，进入“快”的、“速进性”的过程是必然的和必需的。
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看，斯大林的“速进性”思想和实践是合理的。所谓“合理的”，指它具有进步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成就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封建制度取代了奴隶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取代了封建制度。但是以前的社会制度更替，都是以一种新的剥削制度取代旧的剥削制度。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由于“速进性”发展，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社会主义制度。它的特点是由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充分调动工农群众的积极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公有制的基础上进行生产，消灭了剥削和消除了贫富两极分化。同以前的剥削制度相比，这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制度。显然，它的产生，是“速进性”发展的结果。
第二，它积累了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快速地发展经济和增强国力的经验。如前所述，当时苏联面临着紧张的国际形势，面临着战争的危险，它必须快速地发展。斯大林和联共（布）实施“速进性”发展，取得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并且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以后其他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也许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即本身的国力较弱，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包围它，对它进行武力威胁，甚至准备对它进行军事打击。这样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也需要快速地发展经济和增强国力。这时，斯大林和联共（布）的“速进性”思想和实践，对这些国家极具参考和借鉴的价值。
第三，它使苏联有足够的国力和军事力量打败德国法西斯。1941 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军队向苏联发动了闪电式袭击。苏军一方面顽强地抵抗德军的进攻，另一方面运用“速进性”发展的经验，将西部地区的大型工厂迅速拆卸转运到东部地区，迅速安装和恢复生产。4个月后，苏联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中亚组建了强大的军事工业基地，承担起供给苏军武器装备的重任。由于十多年的“速进性”发展，苏联具备了强大的军事工业生产能力。整个战争期间，苏联共生产了49万门大炮、10﹒4万辆坦克、13﹒7万架作战飞机。它的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了德国。如1941年1月，苏军大炮比德军多22倍，坦克多18倍，战斗机多64倍[31]。苏联人民能够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原因之一在于苏联有强大的军事工业生产能力，而它有这样强大的生产能力则要归功于十多年以来的“速进性”发展，归功于“速进性”发展的思想和实践。
注释
[1]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72-273．
[2]同[1]273．
[3]同[1]274．
[4]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66．
[7]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68．
[8]同[7]269．
[9]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96．
[10]徐天新．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09．
[11]同[10]132．
[12]徐天新．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8．
[13]同[12]135．
[14]许俊基，周尚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长编：第3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249﹒
[15]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300-301．
[16]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06．
[17]同[16]206-207．
[18]许俊基，周尚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长编：第3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275﹒
[19]许俊基，周尚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长编：第3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276．
[20]同[19]278．
[21]同[19]282．
[22]许俊基，周尚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长编：第3卷．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283．
[23]徐天新．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0-41．
[24]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28，231．
[25]徐天新．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5．
[26]同[25]58．
[27]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8．
[28]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75．
[29]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07．
[30]同[29]338-339．
[31]陆南泉，姜长斌，徐葵，等．苏联兴亡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