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物的人格化”与“人的物化”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整个社会第一次服从或者趋向于服从一个统一的资本循环增殖过程，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命运都由统一的规律所决定。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对生产者的统治被人与人之间的统治从属关系所遮蔽，人们被狭隘的地域性关系所束缚、被强制的统治服从性力量所捆绑；分散的、自足的、低效的自然经济，既无法显示它对整个自然界的强大的征服力量，也难以彰显它对人的发展所起的支配和决定性作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加快了社会物化的过程，使资本逻辑的作用凸显出来：经济关系和物质利益成为支配人们实践活动的首要的和决定性因素；商品市场运行遵守严格的规章秩序；生产劳动过程转化为各种不同的分工系统，又整合为有机的统一体；物质生产的主体即人的性质被物化为整个机器系统、信息系统、管理系统等中的一个部件、一个代码、一个因素；调节人们社会生活的法则系统化、标准化、模块化和网格化，因而也更加客观化。

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对于每一个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来说，物化是必然的直接的现实”^[8]。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方面，“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9]，即人的物化；另一方面，物被提升为主体，人受物的控制和奴役，即物的人格化。回归人的本质，让人成为真正的人，让人的本质力量充分发挥，“像人那样生活”成了物的现代化水平迅猛发展时代的人的现代化的奢望。这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0]这就是资本主义与人的现代化之间相悖的第一重表现，“是一种颠倒，是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11]。

资本主义社会的“物的人格化”有三层表现：首先，物的人格化体现在物统治和奴役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12]，也就是说，物成了这个社会真正拥有权力的主体，资本家也只是这一权力的象征和符号。“生产资料，物的劳动条件——劳动材料、劳动资料（以及生活资料）——也不表现为从属于工人，相反，是工人从属于它们。不是工人使用它们，而是它们使用工人”^[13]。“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14]。在这里，人与物相对立，人的东西成了物的东西，人与物的从属关系被颠倒，物成了凌驾于人之上的主体。

物的人格化表现为机器和技术操纵人。创新科技、发明机器，本是人展现和发挥人的本质力量，进而解放人、发展人和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实践活动。但是，“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15]。人成为机器和技术的奴仆，从机器和技术的发明使用者变成机器和技术的受动奴役者。“工人当作一个巨大的总自动机的活动附件和仆人而分配到这个自动机的各个部分上”，工人只不过是这个没有意识、没有生命的机器体系中的有意识、有生命的附件，“工人像从属于自己的命运一样从属于机器”^[16]。而且，随着科学技术在现代生产中的作用逐渐凸显，技术对人的操纵愈加严重，技术“使人的不自由处处得到合理化”，“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17]。

物的人格化体现为资本和商品统治人。在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上是资本家统治无产者（人统治人），本质却是资本、商品统治人，而“资本家本身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是统治者”^[18]。资本逻辑主宰一切，它在促进生产力发展，进而促进人的现代化的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资本逐利增殖的本性，使它“不断地吮吸活劳动作为自己的灵魂”^[19]。劳动者本是资本的创造者，却反过来成了资本压迫和剥削的对象，资本成了人的主体，人却成了资本的附庸。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货币是真正的“国王”——“财产，这个同人的、精神的要素相对立的自然的、无精神内容的要素，就被捧上宝座，最后，为了完成这种外在化，金钱，这个财产的外在化了的空洞抽象物，就成了世界的统治者。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20]。资本成了整个社会的真正统治者，“最高的善”、“有形的神明”和“真正的创造力”^[21]。

在“物的人格化”的同时，人也被物化。“人的物化”亦称“人的非人格化”，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不以自己是自己力量和自身丰富性的积极承担者来体验自己，而觉得自己是依赖于自己之外的力量的这样一种无力的‘物’，他把他生活实质投射到这个‘物’上”^[22]。人的价值表现为物的价值，人的需要表现为物的需要，人的力量表现为物的力量，人的个性表现为物的个性，人的现代化表现为物的现代化。

第一，人的物化表现为人的存在的商品化。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23]。人成了一种商品化的、资本化的存在，“工人只有当他对自己作为资本存在的时候，才作为工人存在；而只有当某种资本对他存在的时候，他才作为资本存在。资本的存在是他的存在、他的生活，资本的存在以一种对他来说无所谓的方式规定他的生活的内容”^[24]。正如卢卡奇所说：“资产阶级赋予个人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但在同时，这个个人却被他所隶属的经济条件所扼杀了，被商品生产所创造出来的物化所毁灭了。”^[25]

第二，人的物化表现为人的存在的机械化。随着工人的劳动过程越来越合理化和机械化，工人的生产劳动越来越失去自己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工人像从属于自己的命运一样从属于机器”^[26]。这样，工人就是机械大工业社会体系中一个有生命的“零件”，人成了原子化的、数字化的、元件化的存在。

第三，人的物化表现为人的需要的物质化。广泛的需要是人的本性，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把个人束缚于社会的机制已经改变，而社会控制就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需要中得以稳定的”^[27]。人沦为物质的奴隶，人在物欲、利益、金钱面前迷失了理想信仰，放弃了道义伦理。

第四，人的物化表现为人与人关系的物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替代。马克思指出，“个人的物化不是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物化，而是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关系）上的物化”^[28]。在资本的主导下，交换价值成为人与人之间唯一的社会联系。人们自己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29]。

第五，人的物化还表现为人的意识的物化。诚如卢卡奇所见：“正像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在更高的阶段上从经济方面生产和再生产自身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般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30]这种人的意识的物化，对人的现代化而言是最根本的，也是最致命的物化。

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统治下的人的存在是一种颠倒的存在——物化存在。人的现代化受到物的束缚、抑制和扭曲，即便是获得现代性的人——所谓的“现代人”——也是物化的人、片面的人、畸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