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我与民意代表们
佛教讲“依法不依人”，
而我的性格也是只依于好人，不管其他。
因此，对于民选政治人物所做的种种许诺，
我也从来不要求他们兑现。
我觉得一个出家人只要无求，
自然会让人家看重。
所以在我这一生当中，
我不跑政府，不走衙门，也不做请托。
我不希望政府官员图利于私人，
只希望他们为国尽忠、为民造福就好了。
一九四九年，蒋中正先生在国共内战后退守台湾，他一心想要把台湾建设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模范省，即所谓“美丽的宝岛”，所以实施民主“宪政”。这在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但是，要落实民主“宪政”，也要全体人民具有民主的知识和素养，展现“民主的风范”；如果人民的素质不提升、涵养不够，过度强调民主而没有自律、法治，也是会有缺陷的。
讲到民主“宪政”，就得讲到“选举”了。选举，是由人民当家做主，所有的候选人，谁能上台，都要通过人民的选票来决定。站在佛教的立场，还真得感谢民主时代的选举机制。因为佛教在台湾的弘传，除了过去承受西方“信教自由”的口号影响，获得赖以生存的助益；尤其台湾每到选举的时候，所有候选人要想得到选票，也都会到各个寺院烧香、拜佛、求神，寻求信众的信赖，希望获得多一些选票。这也给了佛教的发展一大助缘。
犹记得在我初到台湾的那几年，即使只是一个乡民代表或是一个村长，也可以站在台上比手画脚，好不威武赫赫，神气昂扬。但是到后来，情况改变了，这许多想要透过民意当选的政治人物，反而都是坐在台下，聆听那许多宗教人士在台上表态支持他们。甚至于到了现在，就是想要选台湾领导人的人，也得走遍台湾的大小寺院，才能获得选民的支持。可以说，佛教和民间宗教，在台湾的民主宪政史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民意代表要想得到宗教界的选票，往往都会在神佛面前，或者是信徒面前，信誓旦旦地许诺他将来要为这一间道场做出什么贡献。但是在台湾数十年的选举中，我从来不曾要民选的政府官员或民意代表承诺我们什么条件，也没有接受过他们的什么贿赂。好比最早的选举，味素、香烟、肥皂粉等赠品，我从来都没有收过，也没有一个选举人对我有这样的举措。
只记得有一次，大约是在一九六〇年的时候，高雄市市长陈武璋先生寻求连任落选，事后他的竞选总干事洪地利先生表示，要捐献给正在筹建中的寿山寺十万元台币。当时我断然拒绝，洪地利先生说：“这是选举过后结余下来的钱，如果你不要，也是白不要，不如拿来做建寺的基金吧！”尽管他出于一番好意，可我还是说：“洪先生，十万元是很大的数字，我拿了以后，在我一生的历史里，就会是一个很严重的污点，请你成全我；对于台湾选举的金钱利益，我们是不沾光的！”他听了以后，也就立刻接受我的意见了。
台湾的民意代表选举，从乡镇代表、乡镇长，县议员、县市长，到省议员、省长，乃至再往上到“立法委员”、领导人选举，我们都没有缺席过，每一次也都很热诚地参与。但是却有人因此批评佛教：“出家人也要参与政治吗？”
这句话非常地荒谬。选举，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只要没有被褫夺公权，他就有资格参与选举。既然每一个人都有神圣的一票，都可以选贤与能，那么你说出了家的人不能选举，难道他是被褫夺公权了吗？或者是他犯了什么法律，不够资格投选一票？
其实，出家人不但有资格投选一票，甚至依照过去太虚大师主张的“问政不干治”原则，他也可以竞选民意代表，只是不要去做警察或官员，不直接去管理百姓就好。因此，换句话说，出家人不仅可以投票，甚至于还要争取大家选他一票了。
话说回来，每次的选举，民意代表也都会来拜访我，希望获得我的支持。最初，台湾是国民党执政的年代，不用说的，我们自是投给国民党的候选人；只要党提名，我们就信任党，也不去管候选人是谁，就只管投他一票。但是后来，台湾到了政党相互竞争的年代，我们总觉得应该让好人出头，所以也就主张“选人不选党”了。
可惜的是，台湾的选举风气不是很好，选举一到，不是公开的谩骂，就是私下散发黑函，甚至揭发对方的隐私，以种种不正当的手段攻击竞争的对手，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这实在是台湾民主宪政史上应该检讨的一页了。
我在全台湾每一个县市都设有道场，每当道场举办活动时，一些民选的政治人物都想和我们有些来往。其实，我是最没有政治意识的人。佛教讲“依法不依人”，而我的性格也是只依于好人，不管其他。因此，对于民选政治人物所做的种种许诺，我也从来不要求他们兑现。我觉得一个出家人只要无求，自然会让人家看重。所以在我这一生当中，我不跑政府，不走衙门，也不做请托。我不希望政府官员图利于私人，只希望他们为国尽忠、为民造福就好了。
说到不请托民意代表。在台湾，县议会里都有三五十位的议员，可是我在高雄县住了五十年，竟然连一个议员都不认识，名字也叫不出来。不过，早期台湾的省议员，我倒是都还记得不忘，甚至于最早全台湾每届的县市长，他们的名字我都耳熟能详，大概是因为那时候我年轻，记忆力好。可是在废省后，我也几乎要把省议员都忘记了，就连现在台湾各个县市的首长，我也不复过去一样，一一去记得他们的名字了。
再者，当初国际佛光会刚成立时，“立法院”的一百多位“立法委员”当中，与佛光会有所因缘往来的就有三十多位。但是，我们也从来没有要这许多民意代表帮忙我们争取什么利益，或者给予什么特殊方便。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些有缘人，很自然地来给予佛教照顾和关怀。现在我就记忆所及，略作叙述。
董正之
我最难忘的民意代表，当推“立法院”最早期的“立法委员”董正之居士了。董委员，辽宁人，一九一〇年生。早期从大陆来台的“立法委员”们，并不需要选票；因为大陆解放后，不复选举，他们在台湾也就成为终身的委员了。
董正之人高马大，口才又好，实在是一位优秀的民意代表。他是一九四七年中华民国实施宪政以来，当选的第一届立法委员。在台湾，真正护持佛教的民意代表，就首推董正之居士一人。他对佛教的护持及在佛学上的研究，真的是非常用心。那时候，佛教界遭受诸多来自政治的压力与法令的干扰，大大小小的阻碍接踵而来，教界人士纷纷请董正之为他们救苦救难，董正之也从来不曾推辞。
因为受李炳南居士的赏识，董正之于一九八六年左右担任台中佛教莲社董事长。在此之前，一九六四年，交通大学在台湾复校的时候，他也受聘为教授。甚至，他对于屈映光和赵恒惕居士发起的“修订中华大藏经会”出力更多，曾经率领访问团到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劝请华侨订购修订的《中华大藏经》。
他和我的因缘，是由于一九四九年时，政府听说大陆方面派遣了五百位僧侣到台湾当间谍，因此大肆逮捕。当时，我受妙果老和尚的好意，挂单在圆光寺里。有一天，董正之正在寺中和律航法师等人聚谈，警察忽然上门，把十余名外省籍出家人，连同董正之一起带走，并且即刻遭到拘留。当然，由于他是“立法正之”，第二天，相关单位知道了以后，就赶快把他释放了。
释放后，董正之赶紧联络“监察院监察委员”丁俊生、省主席吴国桢的父亲吴经明老先生，以及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设法营救我们。所以，那一次佛教的大灾难，可以说多亏董正之居士发起，首先出面与政府周旋，才得以让佛教平安过关。
那时候，我们被政府拘禁在桃园的一间仓库，住了二十三天。由于董正之也跟着我们受了一日一夜的牢狱之灾，后来他被释放以后，为我们奔走营救，我也就对董正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住在中坜圆光寺时，寺中有妙果老和尚、律航法师等僧侣，甚至于缪澄流将军等人也都经常到寺里来走动。然而在这许多人中，董正之居士由于口才流畅，谈说的都是佛学的道理，我听了也觉得津津有味。因此，他对我的影响也就更为特别了。
在我和他相处的岁月中，有一次，他跑到我住的台北普门精舍来。那时候，有人要请我到欧洲瑞士弘法，由他转达这个讯息。他一来到，就向我顶礼，央求我用心学习英文，以便到海外弘法。我自觉五音不全，学习外语能力不高，但是这一次仍然受到董正之的感动。心想，过去我除了在大陆焦山佛学院读过《开明英文读本》以外，早就把英文置诸脑后，现在听了他的话，只得再努力学习一些应用的英文。只不过，我想到眼前海外弘法的因缘并没有成熟，恐怕辜负他的这番好意，只有暂时婉拒，以待将来的因缘。
除了董正之是我第一位民意代表的朋友，当时老一辈的民意代表，如“立委”莫淡云（湖南省人，一九一六年生）、“国大代表”黄一鸣（湖北省人，一九〇七年生）、林竞（浙江省人，一八九四年生）、刘中一等，都是要好的佛友。而助我最深，对我关系最密切的，应该就是台湾省议员陈洦汾先生了。
陈洦汾
陈洦汾先生，宜兰人，一九三五年出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意代表。他于一九七三年当选省议员，之后做了两届议员。他曾经在省议会里担任党团书记，地位可比议长，是很相当的人才。
我刚到大树乡麻竹园建设佛光山的时候，举行一场安基典礼，当时邀请县长来参加。但可想而知地，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人，在麻竹遍野的荒山僻地安基建寺，县长大人自是不克前来了。两年后，东方佛教学院院舍落成，举行落成典礼，我还是再次地邀请县长，这回他也没肯驾到。
后来又过两年，一九七一年，大悲殿落成，我就不再请县长大人了。但是我透过“立法委员”黄玉明先生，邀请到“内政部长”徐庆钟先生，以及多位“立委”等人前来剪彩，这在当时，可说是一件大事，这时候才惊动我们的县长大人。
徐庆钟先生早一日先到佛光山安单。当县长得知消息时，即刻表示，将于晚上九点多钟上山拜访，我也好意地请徐庆钟和他相会。但是，那时候由于政治伦理的关系，“部长”与县长的等级差距很多，徐先生就说：“怎么这么晚要来拜访，明天再见吧！”
对于这件事情，县长一直耿耿于怀，认为是我们没有给他面子。所以，从此之后，佛光山经过十年漫长的寺庙登记手续，都不被准许通过。
尽管不能办理寺庙登记，我也没有在意，为什么？我相信，县长一任是四年，就算连任了，八年一到，也总要下台。现在你不肯给我登记，等到换别人上了台，我还是可以登记；你只能做八年县长，而我可以做永远的和尚！
后来，我计划在一九七七年传授三坛大戒，但是当时“内政部”有一项规定，只有办理过寺庙登记的人，才有资格传授三坛大戒。这是很正当的法令，我理当依循，所以我也就急于要在传戒之前，办好寺庙登记。
当时，在台中省议会的陈洦汾先生知道以后，请民政厅协助，指示高雄县政府颁给我们寺庙登记证明。记得那时候，陈洦汾先生在中兴新村台湾省政府民政厅内打电话给我，一再问道：“你拿到寺庙登记证了吗？”我回答他说：“拿到了！拿到了！”他才放心。
为什么他要如此追问呢？因为当时高雄县政府一直不肯把这一张证书颁发给我，即便我去领取这张证书时，县政府里的一位人员也还恐吓我说：“这张证书你拿回去之后，说不定过一两天，我们还是要再把它拿回来的！”但是这句话，我就没有告诉陈洦汾先生了。
也因为寺庙登记困难，佛光山开山已经十年了，才领到寺庙登记证，假如是商业登记要花十年的时间，早就关门大吉了！不过，前十年忙于建筑的时期，能被准许在没有拿到寺庙登记的情况下开山、建寺，也算是很难得的好因好缘了。
陈洦汾先生后来又帮忙我办理万寿园的合法登记。今天佛教寺庙兴建的很多灵骨塔中，办过合法登记的，恐怕只有少数，而佛光山万寿园就是少数之一。我真想代表佛光山及信众，颁发给陈洦汾先生一个大大的奖牌，感谢他的支助，让我们毫无政治力量的民间团体，也能有人出面解决这种重大的问题。
高育仁
说到台湾省省议员，高育仁先生跟我们的关系也是较密切的一位。高育仁先生，台南人，一九三四年生，曾担任省议员、台南县县长，后来又做了台湾省政府民政厅厅长。我和高育仁先生建立往来，就是在他担任民政厅厅长的时候。在他之前，民政厅对佛教一直很不友善，有少部分的官员一直要打佛教的主意，订出许多单行法规，比方吃素斋要缴税；大雄宝殿之外，僧人住的房间要缴税；寺庙不可以开功德箱，要让乡公所来开；每个月要在门口公告寺院账目；五万元以上的寺庙修理必须得到政府准许，寺庙重建则是一概不准等等。
据说这许多的办法，都是出自于一位杨姓民政厅官员的主张。当时佛教界风风雨雨，真如大难临头一般。为此，那个时期我正在办《觉世》旬刊，也就经常和省政府笔战对立。甚至于省政府主管民政的省议员们，乃至许多的“立委”，也几次组团到佛光山来访问，我都曾为了佛教，不惜和他们抗争。
这样的情况，一直到后来担任“立委”的廖福本先生，他在民政厅做科长时，才稍微对佛教的问题有了一些改善。而到了高育仁先生做民政厅厅长的时候，对佛教就更是友好了。
高育仁先生在民政厅长任内时，我曾和他说过：“目前寺庙有了争议，都是交由地方政府来处理，但是政府并不认识佛教的宗派，也不知道佛教的文化、习惯，应该要让佛教会来处理比较适当。”我记得，那时候高育仁先生对我悄声地说：“等到大师你来做‘中国佛教会’会长的时候，就可以了。”这一句话说明了他们对佛教会充满不能胜任的疑虑，觉得佛教会不能公平公正，也没有正义，当然政府也就不放心把事情交给佛教会处理了。
那个时候，台湾省省训团在培训地方干部的时候，还请了我、心定法师、慈惠法师等人前去授课。可以说，高育仁先生和佛教一直都是保持友好的关系。
后来，高育仁先生又担任台湾省议会的议长。一九八一年，佛光山大雄宝殿落成时，省长李登辉不克前来，就是由他代表省长前来主持落成典礼的。
高育仁先生非常优秀，没能主持省政，非常可惜。从省议会退休后，他也做过“立委”，不过那时候我们就疏于来往了。一直到后来他学佛，受持《金刚经》，也来佛光山参加过几次佛光会会员大会，才又与我们有了接触。他的女婿就是现任新北市的市长朱立伦先生，也都是优秀的人才。
关于我和民意代表，有来往的应该不下数十人之多。例如我创办的佛光大学，董事群里就有“立委”丁守中；南华大学董事中，就有洪冬桂、赵宁等“立委”，甚至于赵宁还做过佛光大学的校长，洪冬桂也担任过美国西来大学副校长。
另外，还有王金平、吴敦义、吴志扬、林建荣、沈智慧、徐少萍、曾永权、黄昭顺、费鸿泰、赵丽云、蒋孝严、潘维刚、卢秀燕、钟荣吉、钟绍和、饶颖奇（依姓氏笔画排序）等许多历任的“立委”们，也都和我有过往来。
除了国民党籍的“立委”以外，民进党的人士我也一样一视同仁。例如余陈月瑛女士（高雄人，一九二八年生），在她担任高雄县长的时候，好几次的过年，都是在佛光山度过的。她虽是女性，但很有肚量，宽容一切，对人民的服务也总是不遗余力，因此素有台湾的“妈祖婆”之称，成为民众所崇敬的父母官。为了不让民进党人士伤害佛光山，她还曾经坐镇在佛光山门口，对民进党人士说法。所以，她作为民意代表，也受到很多佛光会员的拥护。
甚至于她的两位公子和女儿，余政宪、余政道、余玲雅也很护持佛光山，都是勤于为民服务的民意代表。尤其多少年来，由于交通路标不明显，到佛光山的民众经常反映或有走错、或是绕道的情况；为了便民、节省社会成本，我们几次陈情，希望把通往佛光山的标志路牌，竖立在高速公路交流道口。后来就是经由余政道“立委”出面才完成的，所以民进党的民意代表对民间确实是很热心帮助的。
又例如宜兰出身，曾经做过省议员、“立委”、“行政院长”的游锡堃先生（一九四八年生），在他担任宜兰县长的时候，正是佛光大学兴建期中。当时，佛光大学为了土地以公告现值或环境评估后的价钱问题，受到一位财政科长多方为难，就是由游锡堃先生出面协调的。只是当时那位科长仍然不给任何商量余地，不愿意接受指示给予佛光大学支持。但游锡堃先生认为，办法是人定的，可依实际需要修正。为了成就此事，只有对他说：“假如不如法，就让我来不如法，你给他批准！”最后，才终于得以顺利完成购买土地及申请建校的程序。
对于游锡堃先生的诚意，我由衷地感谢他。甚至于此事之后，我在荣总进行开刀手术，他还前往探视。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人士对于民众的交谊非常重视，能得民心也是不容易的啊！
总而言之，这许多民意代表们护持佛教，而我也护持他们！
说来台湾是个民主的社会，所有政府重要的职务，举凡“议员”、“立委”，甚至于最高领导人，都是由民间投票以定胜负。但是人民的民主素养，也需要教育来养成；所谓“神圣的一票”、“选贤与能”，假如投票人只为了候选人提供的味精、肥皂粉或者几百块钱，出卖这一票，让一些不具有公职道德的人当选而危害了社会，投票人也应该要负起一点责任。
就好像陈水扁先生虽然当选，却换来多年牢狱之灾的判决，我觉得每一个投他一票的人都应该为他分摊一点刑责；假如当初他们没有投这一票，他也就不至于因为他的职务犯罪，而遭受这个牢狱之灾的苦难了。就等于过去“中国佛教会”的白圣法师做了四十年的理事长，导致佛教进步缓慢，难以发展，难道投他一票的人都不用负责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