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克思资本不平衡发展逻辑的延伸

（一）资本体系：资本内在结构与外在条件的辩证关系

梳理《资本论》第一、二卷中资本不平衡发展的逻辑，不难发现，在马克思宏大的资本理论中确实存在着这一逻辑，因而应审慎看待学术界以往所作的资本扩散主义评价。对此深究下去，可能会产生疑问：资本内在结构和外在条件存在什么关系？这种关系具有何种性质或意义？具体来说，需要探讨资本内在结构与外在条件（市场流通、技术更新、社会空间）作为一个体系运转时，内外之间是否发挥程度相当的双向作用。

资本内在是一个二元权力不对称的结构，物质生产资料相对于劳动力的优势地位，更深层原因在于资本所有权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法则，也是马克思批判的基本点。但当资本主义（资本自身产生动力促进社会扩大再生产）转变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时，自然而然便产生了适应性问题：简化抽象的模型融入大量商品生产与交换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必然产生“变形”，其作用也更具限制性，资本内外之间的相互作用更为复杂。资本内在结构的权力等级性并不总为人所感知，也并非在任何阶段都显示出对外在条件的绝对吸纳能力。同理，资本外在条件（市场流通、技术更新、社会空间）也不会一直被吸纳。从《资本论》第一、二卷的论述中总能窥探到马克思较明显地表示了这层含义。如在工场手工业为主的资本主义早期，资本外在条件尚未发育成熟，劳动生产率主要靠工人的娴熟程度以及操作生产设备的能力，以经验为主的劳动力在资本增殖中仍然占据较有利的位置。此阶段资本内在结构仅仅初步成型，日渐显示出吸纳外在条件（市场流通、技术更新、社会空间）的需要。随着工业革命的产生，技术更新作为显性的外在条件，成为资本增殖的主要工具。以技术更新为基础的机器设备极大地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导致物质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越发强势，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出发点。反过来，少数资本家凭借自身拥有的技术优势，获取更多剩余价值，除了在产业不同部门引起资本积累量的不平衡，还加剧了资本家与工人在剩余价值分配上的不公平性。所以，技术更新对资本内在结构具有一种潜在的破坏力，并非完全被资本所规训。马克思认为，市场流通与竞争机制的社会化是流通领域对生产领域的“逆袭”，它们把资本内在结构隐形化，突出资本主义商品流通与激烈的市场竞争表象。大小资本间的竞争引起资本积聚与集中，这一机制既为竞争性资本主义模式的转型提供基础，也成为后来国际资本竞争的固有现象。可见，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技术更新与市场流通不仅被资本所吸纳，而且表现出对资本内在结构的辩证法，反向程度渐强。至于社会空间与资本内在结构的逻辑关系，马克思倾向于社会空间的资本主义化——资本所有制关系的确立，无疑巩固了资本内在结构的等级性。另一方面，他也提及资本主义外围的不发达地区，如在当时的英国殖民地爱尔兰，资本运动遇到障碍，这是对资本内在结构权力等级性的破坏。遗憾的是，马克思在此有所保留，他尚未认识到，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将制造新的社会空间等级，重构资本和劳动力的空间差异。尽管如此，从马克思关于资本生产过程到资本流通过程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两者关系的基本观点：资本内在结构与外在条件的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趋向复杂化，从资本主义早期资本外在条件被资本单向吸纳，到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资本外在条件能独立作用于资本内在结构，反向程度随着它们发展（如发达的市场经济）而趋于明显。换言之，资本吸纳外在条件的动力——资本内在结构的权力等级性趋于模糊，资本外在条件则相对显性，资本内在结构与外在条件不对称的相互关系，是马克思资本不平衡发展逻辑的实质。

（二）资本扩张与资本集中：可能性

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资本内在结构的权力等级性趋于模糊，但并不意味着失去了作为资本运动初始动力的作用，相反，在与外在条件的相互作用中，资本的吸纳能力得到提升，这是由资本的自身特性所决定的。马克思从各种具体资本形态中抽象出资本的概念及特征，只要符合资本增殖的逻辑、履行资本职能的实体都属于资本的外延，这意味着资本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资本扩张乃是资本自身特性使然。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对资本的研究限定在19世纪英国竞争性资本主义时代，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的趋势、资本全球化流动的判断比同时代大多数人都要准确。事实上，资本运动和资本扩张都有一定的方向，因为资本必须在不同的具体形态或空间中转换，资本停留在哪种具体形态、流动到哪个地理空间，是以尽可能多地获取剩余价值为基本原则，反映了资本的选择性。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研究资本积累时，提出在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作用下，资本将通过积聚和积累的方式增大资本量（资本的规模效应）。换言之，在竞争性资本主义里，资本集中也是正常使然。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资本同时具有流动性与选择性，资本扩张和资本集中并行出现。那么，资本扩张和资本集中作为资本运动的趋势，将对资本体系和资本主义进程带来什么变化？尚需进一步探讨。马克思对此作了简化处理，他认为资本扩张和资本集中将引起资本自身矛盾的激化——资本社会化与资本私人所有制的对立，从而使资本主义危机提前到来。问题在于他侧重于两者对资本主义的破坏力，而忽略了两者共存对资本体系重构的可能性。资本向世界范围扩张和集中，资本体系以新的形式继续运转。但无论是资本内在结构还是资本外在条件，在获得更多内容、形式补充的同时（如世界市场的一体化与分割、技术创新与垄断），资本不平衡发展逻辑并没有消失，资本内在结构的权力等级性与外在条件的不对称关系反而进一步加强，且资本的另一面——资本的“国籍”性凸显。

（三）对马克思资本不平衡发展逻辑的补充：资本的“国籍”性

马克思系统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发生历史和运行机制。在他成熟的资本理论中，贯穿着一条资本不平衡发展的逻辑：以资本内在结构和外在条件所构成的资本体系，体系的初始动力来自于资本内在结构的权力等级性，体系的进程依靠资本内在结构与外在条件（市场流通、技术更新与社会空间）不对称地相互作用。这条逻辑展示了关于资本形成和资本运动的基本要素：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劳动力、市场流通条件、技术更新和社会空间，体现为资本体系的等级结构以及不对称的相互作用关系。可见，马克思是从资本自身不平衡发展的逻辑来回应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问题，因而是间接的形式。

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列宁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中研究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先驱，持这一观点的原因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分析模式是以一国内部资本形成和运行机制为基础，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资本主义体系固有的矛盾上，揭示引发矛盾的条件，因而没有明确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这一过程性问题。而列宁则填补了这一空缺，他在《论欧洲联邦口号》《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引入国家变量，对垄断资本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进行考察，提出垄断资本输出、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市场的争夺会加剧彼此间实力的不平衡，资本增殖体系被国家力量所干涉，从而加速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²⁾可见，学术界的这一观点还是公正的。在列宁那里，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表现为：以国家为边界的资本积累效率呈现出明显差距，即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不平衡。这与马克思从资本自身体系的不平衡发展来论证，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区别的意义并不在于列宁的理论更正确（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看来同样具有时代局限性），而是列宁明确提出资本的“国籍”性——资本的主体不仅是资产阶级，而且是带有各自国家利益的资产阶级，因而在列宁那里构成了“资本—国家—阶级”的资本主义分析模型，具有外向的国际性特征。

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来看，资本的国籍性日益凸显。早期资本生产和再生产集中在英、法等几个西欧国家，资本流动范围相对狭小，资本的国籍性并不明显。但自19世纪末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资本全球化时代，资本流动范围日趋广阔，资本的国别身份愈加明显。资本的国际扩张和集中不仅反映了资本之间竞争、合作或吞并的关系，资本家和当地劳动者的雇佣关系，还反映了资本母国与东道主国（即资本流入国）的经济与政治关系。资本增殖既为资本家带来经济利益，也关系资本母国和东道主国的经济与政治利益。由此可见，马克思资本不平衡发展逻辑的空白点在于对资本及其社会关系的国家维度分析，这是19世纪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局限所致（理论立场的唯物史观也含有这一局限）。因而，当今需要用一种发展的眼光审视马克思的资本不平衡发展逻辑。如前所述，马克思对资本特性和资本运动机制的抽象，仍是资本增殖体系最基本的原理，是观察当今资本全球流动的一个入口。若要对资本不平衡发展逻辑进行时空延伸，就应补充资本的“国籍”。那么，当资本不平衡发展逻辑（资本内在结构的权力等级性与外在条件不对称地相互作用）与“国籍”相融合时，我们就会看到资本全球化之下国别资本的不平衡发展以及由此衍生的等级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