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情境的重要性[3]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基本和平，西方在冷战中获得压倒性胜利；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工业化快速推进。世界变得扁平，互联网技术、廉价的航空网络和英语作为实际上的国际语言将全球联系在一起。

对于社会学者而言，身处当今这个时代是我们的幸运。在技术不断进步、经济持续繁荣的今日，我们研究的社会现象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无论是为了政策制定，还是为了公共讨论，我们都需要更严谨的研究来理解现实世界。让我先列举一些主题：社会不平等、教育、健康、文化、家庭形成和解体、生育与死亡、社会凝聚力和集体效能、公众信任、社会组织机构、邻里关系、社会网络、种族冲突、性别关系、国内和国际移民、主观幸福感和疏离感、犯罪和越轨行为、代际关系等等。我之所以提到这些，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在过去的社会学研究中占据了主要地位，也因为这些问题难以纯粹通过技术进步或经济增长来解决。以离婚率的升高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离婚率在很多地区都有所升高，同时在这些地区还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技术进步，妇女的社会地位大幅提升，尤其是妇女的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因此，离婚率的上升显然不是由于妇女地位低下造成的，也不是经济发展可以解决的问题。简言之，离婚是一个社会现象，理解它产生的原因和结果都需要社会学研究。其他的社会现象也是如此。

现在是对中国社会进行实证研究的绝佳时间点。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屈辱历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此后的三十余年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仍然历经波折，与世界的发展进程相对隔绝。直到1978年，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从经济领域开始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无论是范围、速度还是重要性都空前绝后的变革。

尽管世界绝大多数地区的社会面貌都在变化，但在中国，社会变革的速度和规模是举世罕见的。比如，中国的人均GDP从1980年的463元人民币涨至2010年的30，000元人民币，30年间增长了64倍。教育扩张进行得如此迅速，以至于40年前中国的文盲率还相当高，而现在中国完成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已达到25%，与美国水平相当。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60年的6下降到1990年以来的2以下，迅速实现了第一次人口转型。此外，收入和财富分配、城乡差距、家庭和价值观念等领域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通常来说，社会科学起源于欧洲，虽然它的发展离不开孔德、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这些伟大的欧洲学者，但我却更愿意把现代社会科学视作美国人的发明。在19世纪末期的美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迅速，但同时也伴随着城镇化、犯罪、贫困、教育不平等、人口流动、劳资冲突等种种社会现象。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美国的社会学家William G.Sumner、Lester F.Ward、Franklin H.Giddings、Edward A.Ross、Charles H.Cooley和Albion Small等，专注于理解社会底层的社会现象，提高社会弱势群体福利，为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打下了基础。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同样开始于应用导向（吴晓刚，2015）。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的学者们常常参与社会热点问题的讨论，但这同时也意味着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学还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专属于学者的领域。公共辩论和学者研讨间的界限有时也有所混淆，这也是中国社会学对世界社会学界的影响有限的原因。

如今，随着时间的推移，意识形态化的、思辨式的讨论已渐渐失去了市场，实证研究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所接受。无论是公众、政府还是学术界都欢迎高质量的实证研究，因为这样的研究更符合他们真正的需求。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他们不太理解国家正在经历的一切，因此自然有兴趣也切实需要了解那些最直接影响他们生活的变化。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他们需要掌握更准确的信息或依据，以便做出理性的、正确的决策。因此，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化是必然趋势。

中国巨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与挑战。如果不能理解这些变革，我们对社会的理解就不够全面。尽管对于当代社会科学研究者能否完全理解中国正在经历的变化还值得商榷，但至少我们不应该错过这样一个采集经验资料的“黄金时期”，以便未来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有可能超越我们对当代中国的现有理解，何况我们有独一无二的机会来记录和保存中国社会的这一段历史，因此，对中国进行实证研究是历史对当今社会科学研究者提出的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