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网络社会：信息化生存下的社会结构

毫无疑问的是，自20世纪中叶开始，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传播革命加速了整个世界的变革。新的传播手段似乎扩展了全球共同体的认知方式，改变了每一个人的思考进程，生产出围绕新技术的新的知识形式。作为媒介技术学派的先驱，英尼斯（Harold Innis）将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勾连起来，强调媒介可以定义社会共同体分享的知识形式，媒介的不同程度的偏向（preference）可以改变知识的形态。[155]也就是说，一种新的传播技术的诞生跟社会结构的变革紧密相关。互联网的出现与之后的全球化进程都不断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整个世界开始朝“扁平化”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一种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言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盛况。这种盛况无疑吸引着许多“后工业时代”的理论家们，托夫勒（Alvin Toffler）直接预言信息时代将会带来全世界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结构的巨大变革。[156]席勒（Dan Schiller）也表示信息将会超越资本的界限，取代劳动成为生产的核心要素。[157]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断言信息——以及它的累积、扩展和循环过程，生产并主宰了经济和社会关系，信息事实上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158]

但是，如果仅仅将信息界定为社会发展的动力，那么“信息时代”事实上只是“工业时代”或者“后工业时代”的一个阶段性特征，即信息成为工业发展中的核心变量。这显然无法解释为何当前社会结构及其组织形态正在发生激烈变革。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与“信息社会”理论家保持距离：“技术并未决定社会，社会也没有编写技术变迁进程的剧本，因为许多因素——包括个人的创造发明与企业的冒险进取——干预了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与社会应用过程，因此最后结局如何要看复杂的互动模式（pattern of interaction）而定。”[159]卡斯特并没有将信息置于社会变革的核心要素地位，而是认为社会与技术之间存在一系列的辩证互动过程。在讨论新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过程中，卡斯特更为明晰地强调了这一点：“信息发展方式（informational mode of development）的特殊之处在于，针对知识本身的知识行动，就是生产力的主要来源。”[160]通过界定新社会形态依赖于一种“信息化”（informational）发展方式，卡斯特将信息的“自反性”（reflexivity）作为信息化社会形态下社会变革的动力。整个社会的变革并不依赖于信息掌握的量的积累，相反，一种新的对于如何积累信息存储和提取信息的社会模式的出现（信息的自反性）才能够推动所谓的时代变革。也就是说，“当前技术革命的特性，并不是以知识与信息为核心，而是如何将这些知识与信息应用在知识生产与信息处理及沟通的设施上，这是创新与创新运用之间的一种累积性反馈回路（a cumulative feedback loop）。”[161]

这种反馈性或者自反性将信息技术与其他传播技术区别开来。电脑作为一种生产工具的使用与先前的工具的显著区别在于：之前的劳动工具必须针对特定的生产要素，而电脑则是一种普遍的生产手段。任何组织、机构或者个人可以通过引进电脑网络来转化自身生产架构以及组织形态。对于这种新型生产要素的利用已经完全异于过往的生产经验，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过往的生产模式。从传统的工业流水线生产向以电脑为代表的信息化生产的变更即为卡斯特所言的“累积性反馈回路”。通过阐明信息的此种自反性特征，卡斯特事实上比当前的信息社会理论家更进一步，发掘了信息与社会进步之间关联的理论盲点。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斯特最终用“网络社会”而非“信息社会”界定了当前全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即“信息化社会”的关键特征，信息的网络化逻辑重新锚定了社会的结构，并且整个社会组织围绕信息的编排与使用重新展开。

卡斯特通过详细的实证材料证明了他对网络社会崛起的观察。网络社会对传统社会的影响是一种以信息的网状逻辑（logic of network）编排的社会形态开始构型。在网络社会中，空间可以区分为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和地域空间（space of places）。[162]信息的流动在原来意义上的地域空间外，创造出一个彼此相连的网络空间。流动空间乃是经由信息流动形成的共享时间的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空间形式。流动空间对于地域空间的改变，并非简单的消灭，而是一种转化。正如网络书店亚马逊（Amazon.com）开始兴起以后，传统的书店不得不经历改革。它们或者选择成为文化意义上地标性建筑（像台湾的“诚品书店”），或者经历网络化营销转型（正如现在许多书店推出“实体店”与“网络店”的二分一样）。流动空间的这种基础化已经成为网络社会的核心特征。

因此，我将网络社会界定为当前信息化生存状态下的社会结构特征。信息化生存所强调的是一种以信息逻辑（网络逻辑）为核心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也就是说，信息的传播可以重新定义社会的生活形态。诚如哈特和奈格里（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所言：“（信息的）传播不仅仅表达了信息的内容而且重新组织了全球化的扩展运动。它通过网络繁殖和结构多重的交互节点组织全球化的脚步。”[163]如果说工业化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的话，那么信息化就是网络社会的首要经济范式。信息化并不是强调社会生产层面的其他生产方式（工业、农业）变得不再重要，也并不是否认信息的获取、存储、使用在工业时代是无足轻重的，而是想要表明，在网络社会中，信息化使得全球系统开始向一种方向过渡：“提供服务和掌控信息成为经济生产的最核心要素。”[164]互联网在全球的渗透支撑了网络社会的崛起，“广泛的电脑使用趋向于逐渐地重新定义劳动实践、劳动关系，而且伴随于其中的所有社会实践和社会联系”[165]。所以，与其说信息化生存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毋宁说信息化生存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事件”，它重新定义了社会的有机组成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