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问题提出
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和随后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以来，我国证券市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果。表1-1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沪、深股市上市公司数已达2 494家，共发行股份2 955.33亿股，筹集资金45 629.95亿元。Pistor＆Xu（2005a）提供的国别比较数据也表明，与其他转型市场相比，特别是以上市公司融资能力指标来考察，中国比其他转型经济体做得都更好。
表1-1 沪、深股市1990-2012年度股票发行情况
我国是采取监管还是诉讼来解决侵权问题，从而支撑证券市场得到了如此长足的发展呢？哪一种方式较好应取决于两者在产权保护上的效率对比，问题的关键则是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Coase，1960）。新比较经济学派很有创见地从实施能力角度重新理解交易成本，他们把交易成本[1]理解为私人与政府对合约实施或执法机制的破坏能力（Glaeser＆Shleifer，2003），从交易合约进一步走向交易合约的实施——凡是对于合约实施能力的破坏，都是在增加交易成本，因此，节约交易成本就转化为实施能力的维护与增强。实施能力在IPF上如何分布，取决于该国或该国不同时期的制度结构及其变动；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交易成本节约的努力，就表现在根据本国情况因时因地选择合适的、旨在增强实施能力的实施者组合。实施者组合方式的变化，归根到底不过是在不断地发现什么实施形式能够更有效地降低实施成本，或者说更能够消解或抵消破坏惩罚机制的能力，即降低新比较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易成本（徐德信，2008）。
我们可以从新比较经济学派关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制度选择的无序与专制成本进行权衡——节约交易成本——根据本国情况因时因地选择合适的、旨在增强实施能力的实施者组合的角度，根据我国资本市场特定制度结构下不同的合约实施者——法庭和证券监管机构实施能力的差异进行分析，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其中的重要影响，来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契约实施问题的制度选择。
我国证券市场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在立法方面，我国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普遍较差，经历了一个从弱到强、逐步健全的历史实践过程（沈艺峰等，2004）。法律法规的执行问题也很重要，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Vishny（简称LLSV）（1998）指出：“一个强有力的法律法规执行制度可以替代虚弱的法律法规。”不过，我国中小投资者保护法律特别是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机制的执行能力比较弱。
我国法院系统的独立性有限。法院体制是一种条条与块块相结合的多层级体制，包括最高、高级、中级和基层法院四个层次，各个层次的法院完全按照行政区划来设置，是地区性政府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管辖权与行政管辖权范围层层吻合；同时，下一级法院也要接受上一级法院的业务领导。虽然独立审判的原则早已经写入国家宪法[2]，但是在制度上，法院又必须接受和服从许多机构的“领导”和“监督”。具体来说，法院在政治上受地方党委的领导；按照《宪法》的规定，法院必须接受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20世纪90年代后期，为了落实这项职责，一些地区的地方人大任命了法律代表来直接监督法官的审判工作；审判工作也处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监督之下。另外，法院在财务上主要依靠地方政府的拨款，目前，我国地方法院的经费结构基本上是一半依靠地方财政拨款，一半来自诉讼收费。司法管辖权与行政管辖权高度重叠，以及这样的经费获取方式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强化了地方政府对司法活动的干预能力，跨地区的商业活动如果出现纠纷，地方政府往往插手法院对纠纷的裁决过程，以保护本地企业。从民事和经济案件的审判工作看，来自地方政府的干预是影响法院工作独立性的主要原因，这些干预行为往往通过“领导”和“监督”的名义强加于法院。一般来说，如果诉讼的一方涉及当地的企业，法院的审判工作就难免要面临干预，情况严重的时候，干预甚至会制度化。比如，有的城市明确通知要求法院不能接受任何起诉本地国有企业的案件，除非得到当地党委的批准[3]；东北某市市政府则以公文的形式要求法院保护文件上所列出的四个重点企业（黄少卿，2005）。我国地方法院系统人事和财务方面对地方政府的依赖为地方政府干预地方法院的审判工作提供了可能性，而有关证券法律制度特别是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缺失则使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
我国有关证券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宪法》、《民法通则》、《公司法》以及《证券法》等。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证券投资收入属于要素收入，符合《宪法》关于生产要素按其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证券投资的资本利得等非劳动所得是合法收入，任何对它的侵害，都是对合法私有财产的不法侵犯，除了要追究侵权行为人的行政或者刑事责任，同时还必须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几乎所有国家证券市场立法的核心都是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目的在于保护其利益免遭具有信息优势和产权优势的大股东的侵害和剥削。原因在于，证券是一种私人合约，它内含的权利请求要弱于正式且详细地列明权利与义务的一般合约，因而证券所隐含的许多权利实际上依赖于法律体系和政府监督条例来完成（刘少波，2007）。只有证券市场投资人合法权益依法得到保护，才能激发人们的投资积极性，增强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扩大资本市场投资者队伍的深度和广度。有权利必须有救济，但是，2002年以前，我国有关证券的立法中，对证券市场的各种违法违规事件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规定得比较多，而对其侵犯中小股民合法权益的证券民事责任则规定得过于原则或者不够全面，甚至没有涉及，可操作性不强。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保护公民合法私有财产并使其免受侵犯在世界各国宪法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我国也不例外。《宪法》[4]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宪法》第六条明确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上述这些内容可知，只要是公民的合法收入和财产，国家必须依法给予保护。
保护公民合法收入和财产是民事法律对宪法有关国家保护公民合法财产内容的具体规定。《民法通则》第四条和第五条规定了民法的基本原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第五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七十五条进一步规定：“公民的个人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储蓄、生活用品、文物、图书资料、林木、牲畜和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其他合法财产。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破坏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侵权民事责任，是指民事主体对其违法侵权行为所承担的民法上的责任。《民法通则》第六章“民事责任”对有关问题做了规定，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六章第三节“侵权的民事责任”和第四节“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对一般和特殊侵权民事责任制度作了相应规定，主要包括侵权行为、因果关系、主观过错、损害结果、共同侵权、行为人民事责任的归责和免责事由以及赔偿原则和方式等。
《公司法》和《证券法》是除《民法通则》外调整证券市场侵权民事责任法律关系最直接的法律。我国历来是重刑轻民，原《公司法》和《证券法》[5]对民事责任的规定也不例外。原《公司法》对有关违法行为规定，要么由公司承担行政处罚，要么由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行政或刑事责任，很少规定民事责任，涉及民事责任的条款主要有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百零七条和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制作虚假的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发行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责令停止发行，退还所募资金及其利息，处以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公司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的，其财产不足以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该条适用范围必须以其他条款为基础。原《证券法》尽管仍然保留了重刑轻民的“遗风”，对各种侵权行为的责任追究，基本上仍停留在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过对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相对而言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对其他侵权行为民事责任则没有涉及。原《证券法》涉及民事责任的条款主要有第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百零二条和第二百零七条，而第二百零七条还必须以其他条款为基础。第六十三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和人员，必须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对其所出具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并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未经法定的机关核准或者审批，擅自发行证券的，或者制作虚假的发行文件发行证券的，责令停止发行，退还所募资金和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并处以非法所募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二百零二条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并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书。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二百零七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同时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原《公司法》和《证券法》中这些已有的民事责任规定过于原则，人民法院难以具体适用，所以在2002年以前，对因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虚假陈述等侵权行为而引发的证券民事赔偿纠纷，人民法院受理的不多，即使受理了也都未进入实体审理。[6]
民事赔偿机制对证券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机制的启动，对上市公司及证券公司管理层、律师、会计师等的证券违法行为具有震慑作用，救济走在权利之前，无救济即无权利。如果法律仅仅规定了证券投资者有哪些权利，却没有规定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权利人能够通过哪些救济途径去追究侵权人的责任，那么这种权利规定的意义将不复存在。在2002年相关规定出台之前，法律规定上的缺失，导致证券市场成立以来，市场上出现很多侵权行为，但仅有3家上市公司因虚假陈述被投资者起诉（1996年的投资者诉渤海集团案、1998年的投资者诉红光实业案[7]和2001年的投资者诉银广夏案）。从诉讼结果看，法院往往以股民所买入的股票下跌与上市公司本身的虚假陈述并无因果关系而驳回起诉或不予受理，其行为人只有刑事和行政责任承担的后果预期，我国上市公司违规使权益受到侵害的中小投资者不能依靠司法体系获得民事赔偿。面对证券市场出现的公司违规事件，考虑到受目前立法及司法条件的局限，尚不具备受理及审理这类案件的条件，2001年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通知[8]，要求全国各地法院暂时不受理证券欺诈民事赔偿案件。
2002年是我国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建设的转折之年。在证券监管机构、投资者、律师等各方面的不断努力与呼吁下，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9]（简称《通知》），为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打开了大门。《通知》共6条，对人民法院受理该类案件作了限制，即只受理证监会及其派出部门已做出生效处罚决定的案件（此即常被提及的前置条件），且是在信息披露中因虚假陈述行为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应当采用单独或共同诉讼的形式受理，不宜以集团诉讼形式受理；可以受理此类案件的只有直辖市、省会市和计划单列市或经济特区的中级人民法院。另外明确诉讼时效为两年，地域管辖采用“原告就被告”原则。《通知》主要解决了立案难的问题，但因为比较原则，不利于操作，特别是审理过程中涉及的程序性和实体性法律内容并没有规定。比如《通知》规定可用共同诉讼方式起诉和受理，结果被称为“中国股市索赔第一案”的大庆联谊索赔案从一开始就明显体现出法院不适应大规模的共同诉讼。[10]《通知》对于前置条件的具体适用也不够明确，如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投资者诉ST九州案，法院于2002年6月27日裁定，因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全部合法送达当事人故未生效，驳回了曹卫军等3人的起诉。[11]
2002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12]（简称《规定》），2003年1月9日正式公布，并于2003年2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审理证券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第一个系统性司法解释，是我国司法本着由点及面和逐步介入的原则，逐步完善证券市场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重要举措。这意味着对投资者而言，受到虚假陈述的侵害后，符合诉讼条件可以通过司法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与《通知》相比，《规定》更为具体且可操作性更强，它为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审理和判决提供了法律依据，比如，《规定》明确只有经过证券监管部门或其他行政或司法部门对违法行为进行认定后才可以进行民事诉讼。[13]立法者显然是从有利于投资者进行诉讼的出发点进行立法的，因为要想对投资者损失与财务欺诈等违法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做出严格证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进一步地，要想证明违法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更是难上加难，因此通过设立必要的前置条件，采取部分举证责任倒置的制度，不仅有利于证券民事诉讼，同时将证券民事诉讼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这种考虑充分体现了立法者的良苦用心。
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的《公司法》和《证券法》，并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14]新《公司法》进一步健全了对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机制，增加了异议股东的股份收购请求权，赋予了股东解散公司请求权，建立了股东直接诉讼制度、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以及因收购而导致退市情况下中小股东的退出机制。新《证券法》也加大了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主要通过建立健全五种制度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建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15]，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完善对证券公司的监控，建立对投资者的损害赔偿制度[16]，制定证券投资咨询业虚假信息归责制度。
在地方政府对地方法院具有很强的干预能力并存在现实机会的情况下，如果上市公司出现违规行为，偏离上市公司融资契约的最初承诺，由于此类纠纷采用“原告就被告”的案件受理原则，当地法院非中性地[17]维护外部投资者的利益，强制实施契约的能力不会高。即使有关法律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完善，情况也不大可能有根本性的变化。相反，由于地方政府对当地法院具有很强的干预能力，当地法院更可能非中性地维护当地上市公司的利益。
因此，虽然《通知》和《规定》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证券民事赔偿机制正在逐步建立，但这些证券民事诉讼相关法律的实施效果非常有限。2002年之前法院并不受理证券民事诉讼案件，中小投资者状告无门。2003年之后，虽然证券民事诉讼开闸了，证券民事诉讼还是很不活跃，这与设立了诉讼的前置程序有关，因为《规定》将可诉行为限定在虚假陈述已经受到证券监管部门或其他行政或司法部门有关违法行为的认定这样一个比较小的范围之内，同时，即使在这个比较小的范围内，被提起证券民事诉讼的也很少。我国证券市场上2001年1月至2011年6月有133个上市公司因虚假陈述受到处罚案例，其中只有43个被诉讼（何朝丹，2011）。由此可见我国证券民事赔偿法律机制的低效和不足，我国目前的证券民事赔偿制度所起到的法律阻吓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契约的实施而言，投资者保护法庭机制效率不高，法院实施能力较弱。
与此同时，我国中央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和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以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的变迁为例[18]，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简称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宣布成立，这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统一监管体制开始形成。国务院证券委是国家对证券市场进行统一宏观管理的主管机构，证监会是国务院证券委的监管执行机构，依照法律法规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国务院证券委和证监会成立以后，其职权范围随着市场发展逐步扩展。1993年11月，国务院决定将期货市场的试点工作交由国务院证券委负责，证监会具体执行。1995年3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机构编制方案》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准，该方案明确证监会是国务院证券委的监管执行机构、国务院直属副部级事业单位，对证券期货市场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监管。1997年8月，国务院决定将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统一划归证监会监管，同时在上海和深圳两市设立证监会证券监管专员办公室；同年11月，中央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对地方证券监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并将原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的证券经营机构划归证监会统一监管，理顺全国证券监管体制。1998年4月，国务院证券委与证监会合并，合并后证监会是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经过这些改革，证监会的职能明显加强，集中统一的全国证券监管体制基本形成。1998年9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证监会定位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证监会的职能得到进一步明确和强化。
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分权式改革，作为分权过程的改革，地方政府可以对很多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对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契约实施问题的分析，如果不把地方政府考虑进来，将难以理解现实中很多有待解释的现象。对经济转型而言，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做对价格”，因为在市场不完备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正确的价格。更重要的可能是“做对激励”，因为激励机制是经济发展中更为深刻的主题，价格机制不过是激励机制的一种方式而已（王永钦等，2007）。中国的经济分权伴随着晋升激励（周黎安，2004），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有非常强的动力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
经济分权和特殊的政治激励，构成了中国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强大激励，引起了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面临高强度激励的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融资契约的实施者——法庭和监管机构实施能力[19]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一方面，由于地区之间的竞争，导致地方政府有对地方法院涉及当地企业纠纷的案件进行干预的强烈动机，再加上我国地方法院在人事和财务上对地方政府的依赖，以及我国经济民事案件一般采用“原告就被告”原则，使这种动机变成了现实，削弱了法院作为第三方的实施能力。另一方面，同样是由于地区之间的竞争，引发了地区间对包括资本市场资源在内的资源的争夺，我国证券监管机构则灵活运用其被赋予的其他国家证券市场监管机构一般没有的发展资本市场的职责[20]带来的资本市场资源分配权——IPO遴选管制权，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从而增强了自己的实施能力。
因此，作为体制转轨时期的新兴市场，我国证券市场在早期发展阶段，作出的制度选择是较少依靠独立执法而更多依靠管制，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上市公司融资契约的实施问题，使证券市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1] 尽管人们对科斯的交易成本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包括谈判费用、信息费用、度量成本、考核成本等，但是其共同点都是关注交易合约过程中的制度运行成本。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3] 对涉及国有企业经济诉讼的干预，地方政府的理由往往是为了维护转型过程的社会稳定。
[4] http://www.ahga.gov.cn/government/fagui/gjfg.htm.
[5] 除非特别说明，原《公司法》和《证券法》在本书中是指2005年前未修订的《公司法》和《证券法》，下同。
[6] 参见李国光、贾纬：《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制度》，35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7] 参见张海波：《中国股市大索赔》，48～57页，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
[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暂不予受理的通知》（法明传［2001］406号）全文如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我国的资本市场正处于不断规范和发展阶段，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内幕交易、欺诈、操纵市场等行为。这些行为损害了证券市场的公正、侵害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也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安全和健康发展，应该逐步规范。当前，法院审判工作中已出现了这些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新情况、新问题，但受目前立法及司法条件的局限，尚不具备受理及审理这类案件的条件。经研究，对上述行为引起的民事赔偿案件，暂不予受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二〇〇一年九月二十一日”转引自http://www.law-lib.com/law/law view1.asp?id＝16373。
[9] http://www.csrc.gov.cn/n575458/n776436/n804965/n3300690/n3300852/3329229.html.
[10] 当时为何要先行代理起诉大庆联谊公司？该案代理律师宣伟华认为，根据最高院的《通知》，投资者因上市公司虚假陈述可以起诉的诉讼时效为两年，截至《通知》发布为止，在诉讼时效内，投资者仍可以起诉的上市公司共有16家。在16家公司中，只有大庆联谊的时效即将届满。证监会对大庆联谊作出处罚决定是在2000年3月31日，诉讼时效届满日应是2002年3月30日，《通知》发布已是2002年1月15日，对投资者而言，从《通知》发布日起，只有两个半月时间。在这两个半月时间里，如果投资者不起诉，则意味着他们将永远放弃起诉大庆联谊的权利。为了保障投资者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积极行动起来行使《宪法》所赋予他们的诉权，作为律师，她们愿意运用所掌握的法律知识，代理他们行使诉讼权利，去争取侵权损害赔偿的司法救济。选择先行起诉大庆联谊的另一原因，是这家公司属于欺诈上市，是一个本来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公司，从一开始就让投资者蒙受欺骗。在投资者仍可以起诉的因虚假陈述而被证监会处罚的16家公司中，大庆联谊虚假陈述的程度最严重，受害投资者最多，社会负面影响最大，当然投资者胜诉的可能性也最大。参见张海波：《中国股市大索赔》，131页，226～231页，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
[11] 律师宋一欣指出了其中的不合理之处。他认为，在证券民事赔偿案件中，由于设定了行政处罚决定作为前置条件，投资者要提起诉讼，必须以生效的处罚决定为前提。这时，投资者如果起诉了未被送达的被处罚人，法院不应当对原告的这部分诉请予以支持，只支持对已送达的被处罚人提起的诉请，一旦未被送达的被处罚人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这时投资者的诉请也对这部分人发生了效力，投资者也可以另案起诉。让投资者（善意第三人）来承担生效与否的全部法律后果，显然是不公平的，事实上，投资者没有能力也不可能知晓处罚决定是否已经全部送达。从证监会的角度说，一旦发现无法直接送达，就应当立即采取包括公告送达方式在内的其他方式进行送达，也应让投资者知道处罚决定执行的实际情况。参见http://www.china.com.cn/chinese/OP-c/260788.htm。
[12] http://www.csrc.gov.cn/n575458/n776436/n804965/n3300690/n3300852/3329195.html.
[13] 关于前置程序的认定，《规定》比《通知》的范围要广些，根据《规定》第五条，包括：（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其派出机构公布对虚假陈述行为人作出的处罚决定；（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其他行政机关以及有权作出行政处罚的机构对虚假陈述行为人作出的处罚决定；（3）虚假陈述行为人未受行政处罚，但已被人民法院认定有罪，作出的刑事判决。见http://www.csrc.gov.cn/n575458/n776436/n804965/n3300690/n3300852/3329195.html。
[14] 虽然新的两法实施进一步完善了证券民事赔偿制度，但这些新的法律规定仍然很难落到实处。
[15] 经国务院批准，证监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6月30日联合发布了《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随后，注册资本为63亿元人民币的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登记成立。投资者保护基金的建立，标志着国内证券市场救济制度的逐步成形。见http://www.law-lib.com/law/law＿view1.asp?id＝100095。
[16] 新《证券法》第一次通过法律方式明确了内幕交易行为和操纵证券市场行为若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并对短线交易及归入权行使作出了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二百零四条），连同原《证券法》已有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由此，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一起，在法律层面上共同构建了我国涉及证券欺诈，即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法律责任的完整体系。
[17] 非中性是第三方实施的特点，第三方的非中性包括当事人双方承受的实施成本非对称分布，当事人双方因实施合约的净收益非对称分布，实施者分担的实施费用或分享的净收益与当事人双方非对称分布。除内在强制性、非中性，第三方实施还具有多样性等特点，第三方实施的多样性是指合约情境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第三方，如法庭之于原告与被告，中央政府之于地方政府与政府部门等（徐德信，2008）。
[18] 根据http://www.csrc.gov.cn/n575458/n575667/n641473/index.html和http://baike.baidu.com/view/34331.htm有关资料整理。
[19] 巴泽尔（1998）指出，第三方的实施能力不是用它的绝对权力评价的，而是用相对于其他人抵制或抵消它的能力评价的。
[20] 各国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职能一般都以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市场公平、公正和公开为目的，极少有发展证券市场的职能。参见张育军：《投资者保护法研究》，392～3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