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家与社会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是一项制度安排，其学理基础奠定在国家—社会的互动之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核心要旨是把社会力量导入公共决策过程中（society-in-state），从而实现国家对社会一定程度的开放；反之，它也反映了国家力量进入社会系统（state-in-society），运用国家力量来疏导社会发展过程积累的社会稳定风险。因此，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置于国家与社会的界面（interface）和互动（interaction）进程来分析。

在规范层次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呈现简单的三种博弈情形：对抗、妥协、合作。自由主义强调国家与社会对抗，保守主义强调妥协，法团主义强调国家主导或社会主导的合作。不同流派的政治思想对两者看法的差异源自对人性、国家以及政治本质假设的差异。

在理论层次上，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体现在强弱组合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政治发展理论兴起，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显得日益重要。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困境引发学界对国家强弱的关注。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回归国家学派”（bring the state back in）提出了国家是一个行动主体，具有自主性的分析思路。这些探索从而引发了国家—社会之间关系新的变化。国家能力（state capability）成为评估国家强弱的指标。国家能力的最基本含义是财政汲取能力，即税收征收能力。由于发展中国家和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国家都普遍面临着“国家失败”（state failure）的窘况，国家能力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描述性的概念开始被赋予更多的含义。国家能力与职能直接发生关联。如法律和制度的供给能力、维护秩序安全与稳定的能力、发展规划能力、基本公共物品供给能力、国家内部控制与纠错能力、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认同能力等。国家的强弱体现在能力高低上。

与国家能力相对应的概念是社会发展（social development）。社会发展质量高体现在社会自主性强，社会结构合理、功能有序以及追求善的价值理念。在英语文献里，用“civil society”（汉语翻译成“市民社会”、“公民社会”或“文明社会”等）理论来描述介于国家和市场之间出现的大量社会组织、团体、职业联盟等。从社会自身发展程度来看，“强社会”（strong civil society）是一个带有价值选择和道德规范的词。强社会首先是一个善的社会（good society），从而与“黑社会”、恐怖组织、宗教极端主义组织等相区别。“强社会”体现在社会具有自主结社特征。“千姿百态的社会组织”是强社会直观体现，社会组织其本质是一种价值追求，把个体从原子化状态中解放出来，结社成团体。结成社团是出自个体自愿，而不是强制。因此社会组织密度是测量社会强弱的一个指标。社会信任、容忍、合作、集体行动等也成为观测社会强弱的窗口。有的学者用“结构—空间—价值—影响”四个维度构成的“钻石框架”来测量社会强弱。

国家与社会之间强弱组合，形成了四种关系，如图1所示的国家与社会强弱关系分析。

图1 国家与社会强弱关系分析

规范和理论层次分析都假定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明显的界限（boundary）。国家是有性格的行动主体，社会是复杂的社会生命系统。然而，在经验研究层次，国家与社会之间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交错。乔·S．米格德尔提出了“国家在社会中”的过程分析框架。国家在社会中分析框架关注的是国家自主性以及国家对社会控制与渗透。从逻辑上看，硬币的另一面是社会进入国家（society-in-state）。社会对国家能够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失败国家或弱国家是其极端形式。在实证层次上，研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合理分析框架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good interaction），构成了图1所示的“强社会强国家”理想状态。理想状态下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首要问题是解决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面（interface）。界面是工程技术领域的一个专用术语，描述仪器设备部件之间的接口，后来广泛运用于表述事物相互联接、相互作用的状态，如人机交互界面。在工商管理领域，组织界面用来指不同类型企业之间复杂交换活动。“网络组织”和“网络治理”概念的兴起，“界面”成为“网络的节点”（node）。

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许多“界面”，如国家提供的法律制度和公共秩序、意识形态、公共物品、再分配的政策、对经济社会活动的监管框架等等。而公共决策过程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最集中的界面”。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其实质是对决策社会影响评估，旨在实现“源头治理”。国家与社会互动有两个界面：评估，打开了决策的“机会之窗”；公众参与，开放了决策过程。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终极目标来看，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合作，从而形成“强国家强社会”的理想格局，推动中国的民主建设和国家建设。

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界面上来认识和理解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把该项制度安排的生命力置于民主政治和国家建设的双重维度交叉点上。这个定位实质是建立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制度安排评价坐标：民主性和有效性。通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提升行政决策的有效性，从而克服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直接对抗性；民主性是把经济社会发展积累的消极能量转化为决策过程的正能量，从而提升决策的民主化。有效性和民主性是相互支撑的，构成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两个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