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堉传
王堉［1］，字蓉塘［2］，号润园，清代山西汾西州介休绵山镇［3］人。生卒年不详，根据《醉花窗医案》的文字记载推测，约生活在1820［4］～1880年［5］之间（生平重要事迹见表1 王堉年谱与历史大事件对照表）。
［1］王堉：“内有积热，伤风致疟”案，有“王老精于医”之说，故知其姓王；“风寒水肿，误作虚治”案有“堉屡欲施治，而家君素不服药”，故知其名堉。
［2］蓉塘：《醉花窗医案·自序》落款为“咸丰辛酉夏，蓉塘氏识”，耿鉴庭先生据此推断，蓉塘为王堉的字。
［3］绵山镇：“痰热上潮，喉中结核，数年不孕”案中有“适吾乡大郎神村宋”记述，大郎神村即属于绵山镇，故据此推断王堉为绵山镇人。
［4］1820：1820年，“子痫”案记载“丁未戊申间（1847—1848年），余与诸窗友伴读于里中文庙。有窗友燕君名受祯宽于量，而艰于读，年近三旬，文笔尚未清，故屡试蹶焉”，由文义推知王堉此时年纪小于30岁，约为20岁，故将其生年定为1820年前后。
［5］1880年：《醉花窗医案》最晚的时间为1862年，“壬戌夏，定襄县试，幼翁邀余阅卷，与梅翁朝夕聚谈”，此时40岁，往后移20年，将其卒年定于1880年。
表1 王堉年谱与历史大事件对照表
介休位于山西中南部，太行山北侧，汾河南畔。绵山镇在县之东南境，因境内有绵山而得名。时间前移2500年，晋文公初得霸业，正要择吉日封赏当年跟从自己流亡的臣子。其中一位名叫介之推（又称“介子推”）的人，他曾在流亡途中割下自己腿上的肉，煮熟了给晋侯充饥。介之推耻于言禄，并就此事发表了一番高论［6］，“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遂携老母隐居绵山。据说晋文公一心想要找到介之推，遂从三面烧山逼介之推出山。大火3天才熄灭，仍未见介之推的身影。搜寻的兵丁在一棵枯树旁发现了介之推母子的尸骨，为了纪念介之推，便把此地方命名为介休，并在每年此日禁烟火吃冷食，遂有后世之“寒食”与“清明”两节。
［6］高论：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王堉约在1820年出生于绵山脚下，当时嘉庆皇帝驾崩，道光帝刚刚继位，年轻而有为。康乾盛世的余韵，仍笼罩在这广袤的华夏河山，四海之内歌舞升平。此时国际社会正在酝酿着剧变，经历了工业革命的帝国们，时时准备叩开中国的大门。王堉和那个年代的多数小孩一样，要接受私塾教育，为以后的科举做准备。到了读书的年级，王堉被送到庞芸圃夫子的私塾［1］进行启蒙教育。私塾教育有长有短，短的3个月，长的也不过1年。读完私塾就要开始自学或游学的生活了。
［1］庞芸圃夫子的私塾：医案中有给庞芸圃及其家人治病的记录，治病的地点在王堉家乡，由此推断庞芸圃生活在当地，是其私塾时的老师。
王堉每天都温习课业，“四书”“五经”已经读得很熟了，其他如《史记》《十三经》等也时时涉猎。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已在广州码头隆隆响起，而王堉在绵山深处的生活仍和往日一样宁静。通过多年的读书求学，王堉已经养成了自学的习惯，凡生活中遇到疑惑的事物，总要想办法研究明白。对于医学，也是这样。
1841～1842年间，王堉的母亲因积劳而成疾，患上了慢性肺病，天气稍有变化，不慎受风，就要急性发作，发则高热恶寒，头痛难忍，咯吐大量的稀痰。1年后又不幸染上了疟疾。肺病和疟疾还没好，又被新流行的瘟疫所传染，从此卧病不起好多年。母亲卧病的这些年，经常要请医生来家里诊治，先后经过几十个医生诊治，病才慢慢好起来。母亲卧病的这些年，王堉无时无刻不在膝下精心侍奉。每次医生开了处方，王堉就去药铺将药买来，煎好给母亲喂下。老话说“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母亲的病缠绵不愈，王堉作为孝子，萌生了研究医学的想法。王堉从各处借来一些医书，在攻读举子业的间隙偶尔读一读，后来再有医生给母亲开方，王堉总要拿方子和医书对照研究一下，了解每味药的功效，再研究整个方子是否与医书上的论述吻合。通过研究发现，这些来诊病的医生中，对病的议论分析和所用方药，十个里有五六个都是与古医书不吻合的。王堉索性照着书给母亲拟方煎药，偶尔还能取得满意的疗效。
王堉读医书给母亲开药，只是举子业之余偶尔为之，并没有打算以医为业。随着乡亲们往来串门拜访，王堉能读医书开药方的消息不胫而走。那个年代医生非常缺乏，随便认得几味药的人都敢开业行医，医生水平的低劣直接导致许多病治不好甚至治坏。邻里们听说王堉能读医书，生了病也试着找他诊治，毕竟他是读书人，比胸无点墨的药贩子可靠一些。乡亲们既然有求于王堉，他自然义不容辞，不会看的病也要对照着医书把方子找出来。这样一来二去，他就成了大伙眼中的医生了。
1844年的夏天，村里有个人得了眼疾，这人不是旁人，正是村里行医卖药的医生郭鹤轩［1］。郭医生觉得自己的眼病是火热上冲，就用了黄连、山栀子、菊花、薄荷一类清热明目药，没想到吃完不仅没好，反而加重了，不得已就来找王堉看看。王堉只是业余给人治病，既不收诊费也不卖药，且常有从王堉这里开了方去郭鹤轩那里买药的，他们2人之间并没有利益竞争。王堉根据自己学到的眼科知识，先检查了眼睛的外观，不红不肿也没有目翳，只是黑睛上有一点发红，切诊发现是沉数细弱的脉象，就处以杞菊地黄汤，吃了3剂就全好了。郭鹤轩被神奇的疗效所折服，择日备了酒席宴请王堉，席间谦诚地向之请教了医理。此事很快在邻里间传开，找王堉看病的乡亲们越来越多了。
［1］医生郭鹤轩：见“阴热目痛”案。
王堉在乡亲间的医名日益隆盛，但他每次诊治还是非常谨慎小心，从来不敢没有依据地给人用药，每遇一病，都要对着书一一研究，仔细斟酌方药，真可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看的病多了，查找的医书多了，积累的医疗经验也越来越丰富。后来王堉中了功名，宦海浮沉，同僚们听说他能看病，也都时常请他诊视，行医看病这件事就再也没有搁下。
1847年，王堉考中了秀才。考中秀才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要经过县试、府试、院试3级考试，每次淘汰掉一半考生，3次考试都通过的才是秀才，中了秀才的第一年，每月还需考核1次［1］。为了好好攻读学业应付考核，王堉搬到了乡里的一个寺庙去住。古代的寺庙承担很多业务，住宿即是其中一项。这个寺庙里的昌裕和尚，素来无赖，因为王堉的入住不得不有所收敛，对乡里少做了些恶事。
［1］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责任有限公司，2011：166-182.
王堉那个年代的读书人，既要通四书五经，也要学些天文历法，以备不时之需。医学里有一项和天文历法密切相关的学问，即五运六气学说。王堉对此学说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今天懂运气学说的人一样，王堉也养成了每年年初推算一年运气的习惯。他推算到这一年是太阴湿土司天［1］，太阳寒水在泉，五月到六月间会出现降雨降温。到了五月，果然阴雨连绵经旬，绵山一带人民居住的地方地势低湿，容易感受寒湿而病疟疾和泄利，因此预先配制了一坛常山酒。六月中旬果然疟疾流行，十个人里有五六个都患病了，王堉便把泡好的常山酒拿出来施舍给乡民服用，很多人喝了常山酒就好了。当时的清朝，没有完善的公共卫生防御体系，王堉的这一举措对于控制传染病的流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太阴湿土司天：《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丑未之年，三之气，天政布，湿气降，地气腾，雨乃时降，寒乃随之，感于寒湿，则民病身重胕肿，胸腹满。
通过了秀才第一年所有的月考，王堉搬出了寺庙，和一些同学们在乡里的文庙相伴读书，以应付即将到来的1847年年底的岁考、1848年的科考和1849年的乡试。如果能通过乡试，就会授予举人。乡试每3年进行1次，在省会举办，共考3门科目，每门要考3天，在12天之内完成。考乡试的人会非常多，有时甚至超过1万人，而录取的名额只有200人［1］。王堉十年寒窗的苦功夫没有白费，他到了太原，一次就考过了乡试，中了举人，这一年是己酉年（1849年）。和他同时考中的，还有工部主政（相当于现在的部级干部）张汉槎的弟弟张铁华［2］、大同的姜验熊［3］等。考中了举人，便能获得政府的荣誉和银两补助，同时要准备第二年早春二月，去京城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4］。庚戌（1850年）新年刚过完，王堉拜别家人，去往北京参加会试。那年头，坐马车从介休的绵山往京城去，最快也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1］乡试每3年……录取的名额只有200人：陈季同.中国人自画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58.
［2］张铁华：见“气郁吐痰”案。
［3］姜验熊：见“过饮致泻，误用提补”案。
［4］考中了举人……礼部主持的会试：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责任有限公司，2011：166-182.
上京赶考期间，王堉就住在宣武门外［5］的三忠祠［6］。三忠祠是纪念明末的辽阳、广宁之战中殉国的巡按高邦佐、张铨、何廷櫆3位将领而建。3位将领都是山西人，后来围绕三忠祠修建成了三忠祠会馆，成了山西举子入京赶考的驿站。和王堉一起住在三忠祠的有许多山西举子，他们考试之余诗酒唱和，生活过得惬意极了。
［5］住在宣武门外：据赵珩《百年旧痕》知，宣武门以内属于内城，清朝汉人被限定住在外城，宣武门外会馆云集，进京赶考的文化人、汉族官僚士大夫都居住在这一带，形成了宣南文化地带。
［6］三忠祠：《明史》将高邦佐、张铨、何廷櫆三公列为“忠义”，云“邦佐与张铨、何廷櫆皆山西人，诏建祠宣武门外，颜曰三忠”，该祠堂是奉旨而建，在清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光绪年间多次修缮。
二月考完了会试，稍事休息，便准备四月份参加殿试了。这几个月王堉都住在三忠祠，闲暇之时也给举子们治病，被收录在《醉花窗医案》的有娄丙卿的唾血、姜验熊的泄泻。到了殿试发榜期，王堉中了进士，这一年是庚戌年（1850年）。进士还要再进入翰林院学习3年。王堉也从三忠祠搬去了襄陵会馆［1］居住。
［1］搬去了襄陵会馆：见“风痰致咳”案、“酒肉内伤，感寒生痰”案，此2则医案都是王堉在襄陵会馆时所治。
王堉留在中央这几年，对政府一切实际政事，渐渐都有了了解。政府又给他一个好出身，将来定获做大官，他可以安心努力学习。他在进士留馆时期及翰林院时期，一面读书修学，一面获得许多政治知识，静待政府之大用。生活虽说很清苦，但也很清闲，没有什么事，今天找朋友，明天逛琉璃厂，检书籍，买古董。一意从师觅友，读书论学，学问基础更加坚实［2］。王堉的师友中，最著名的当属“三代帝王师”、文学家兼书法家祁隽藻，王堉曾给他治愈了眩晕和臂痛。王堉的医术也在交往中被广泛认可，很多同僚同乡找他诊治，他的病人群日益广大，可谓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有时为人情所累，连最不愿打交道的戏子、妓女一类人，也不得不去诊治。
［2］中央这几年……学问基础更加坚实：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135-136.
有一次，王堉在前门一带的酒市参加同乡聚会，酒席甫半，谈兴正浓，他的好朋友马景波孝廉的仆人，驾着马车匆匆忙忙赶来。见到王堉时，一脸焦急，自称他的主人得了暴病，危在旦夕。马景波和王堉都是翰林院编修龙兰簃的门生［1］，王堉大吃一惊，人命至重，容不得半点迟疑，扔下筷子就上了马车。马车曲曲折折走了好长一段路，但并不是去马景波住处的，心中不禁疑惑，便问车夫何往。车夫一边扬鞭催马，一边说：“老爷，您别着急，到了您就知道了！”马车径直到了八大胡同一带，入了陕西巷停了下来。这是王堉平时最讨厌来的地方，下车只见马景波好好地倚门站着，只是神色颇为焦急。王堉都没来得及问清楚什么情况，便被马景波拉进青楼，边走边道其原委：“王兄，我心爱的叉叉生病了，病得很重，生怕你不来，就编了这么一个瞎话。”面对好友的顽皮，王堉实在无话可说，进屋开始给之诊治。切了脉，王堉告诉朋友：“这是感受了风热之邪，病势虽重，治疗却不难，只要一发汗就好了。”遂取来笔墨写了一首防风通圣散方，只把原方里的麻黄换成了桂枝。马景波一看方子里有大黄、芒硝，连忙劝阻，“王兄，叉叉身体如此娇弱，恐怕耐受不了这种虎狼之药吧？”王堉听了，以嗔怒的语气回敬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君情深如此，怪不得叉叉为之倾倒，然君解怜香，我岂好碎玉耶，有病则病当之，不必担忧，赶紧派人买药去吧！”第二天王堉下班刚要进家门，好友的仆人又来了，神色比上次更加慌张，“老爷，叉叉的病更加严重了，我家主人请您再去诊治。”王堉着实吓了一跳，心想这么简单的病怎么吃药还加重了？便对仆人说：“病情加重说明药不对病，赶快另请高明吧，我就不过去了。”仆人听了，故作为难地说：“我家老爷盼您去，简直度日如年，您要不去，我实在没法交代啊。”王堉宅心仁厚，又跟着仆人去了。只见马景波愁眉紧蹙，焦急地说：“王兄，病得更加严重了，怎么办啊！”入室只见叉叉还卧床蒙着被子，一揭开被子，只见花妆簇簇，叉叉像诈尸一样突然从床上跳了下来，招呼着丫鬟们一起叩头跪拜，“昨夜服了老爷的药，三更时便如大梦初醒一般，出了一身透汗，早上起来就全好了，为了感谢您，特地备了酒席请您，生怕您不来，所以编了这么一出。”真不知王堉此时的心情和表情如何。他素来不愿和这类人来往，托言还有公事要办。叉叉连忙跪阻，“自知垢污之肴，不足染高贤之腹。然献芹之忱，窃难自已”，说话之间眼泪就要掉下来了，这时顽皮的好朋友也一起劝说：“喝青楼的一杯水，难道就能毁了您老的道统？快不要再惺惺作态了！”王堉不好再推辞，就相与狂饮，喝了很多酒，吃了很多菜肴，一直到凌晨1点多才散。王堉回到家里，发现包袱里多了1对罗香囊、2件紫绢方巾。这是那青楼女子趁其不注意时塞进去的，想作为答谢。王堉睹物不禁一笑，躺下便沉沉睡去。几日后托马景波将礼物还了回去。
［1］龙兰簃的门生：见“外感风热”案。
王堉的医疗事迹大抵如此，他善于从脉象中找出病之症结所在，或药到病除，或断以死期，从不故作姿态，抬高身价。对于诊病的报酬也从不计较，有钱人家在病愈后送些礼物，他也照单全收，贫苦之人则坚辞不受。从医德标准来看，王堉都做得很好了，只是对于刺血、排脓这些有辱斯文的肮脏活，除非是为了救治至亲或顶头上司，否则绝不愿意自己动手。他偶尔也会为同僚或上司配制一些市面上买不到的药。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甲寅年（1854年）肄业之考。政府会根据考核结果安排职务，第一等的留在翰林院做庶吉士，第二等的做内阁中书。王堉考中了二等，分配了内阁中书的京官职位。内阁这个部门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内阁中书官职不大，所在部门却是国家最高行政机构，最能增长见识。如果当够了年限，可外补同知或直隶州知州，或保送充任军机处章京，一般很受重视。内阁任职期间，王堉仍是拜师访友，增长见闻，学习为官之道，有时公务所需，也被派去圆明园值班。担任内阁中书的第三年，即丙辰年（1856年）春天，王堉得到了外出陕西补缺的机会。一般来说，清朝的京官比外官穷。外官有大笔的养廉银子，其数目常常是正俸的二三十倍，灰色收入也比较多。可是京官对外官的升迁和任命又有比较大的影响，“朝中有人好做官”的道理并不难懂，于是，在长期的官场交易中就形成了一种交换机制：京官凭借权势和影响关照外官，外官则向京官送钱送东西。送东西的名目包括离京送的“别敬”、夏天送的“冰敬”和冬天送的“炭敬”。“敬”的具体分量取决于双方关系的深浅、京官的用处和外官的肥瘦。若能去陕西补到实缺，则王堉读书致仕的理想才算正式实现。王堉拜别了京城的师友，又回了一趟老家，将家中的事物安排妥当，便带着随从和自己曾经的同窗李莲芳茂才一同向陕西进发。
王堉到了陕西的省会西安等待安排职务，因为是“需次”，需要按照次序安排实际的官职。这期间认识了沈小梅，沈小梅也曾在内阁工作过，算是王堉的前辈，现在西安任知府（相当于现在的西安市长）。沈小梅看王堉闲着没有公务，便常带他一起审理案子，也算是入职前的实习了。王堉受到了沈知府很多关照，在朝夕相处之中也学到了很多为官之道。丙辰四月到六月西安大旱，这在没有水利工程的黄土高原是非常严重的事情，省里的督抚们非常担忧。后来采纳了下属的建议，设立八卦坛祈雨。祈雨在古代是非常隆重的事情，是政府必须承担的安民举措。沈知府作为西安的地方长官，得承担具体的操办事物，除了派遣王堉等参加监管筑坛事宜，自己也忙得不可开交。劳累过度加之天气暑热，病倒了，可惜又被误治，竟然生命垂危。此事被王堉知道了，他连忙到府上看望，且力排众议，用大剂量清热解毒泻下的中药，逆转了病势，救了沈知府一命。这对于初到西安的王堉来说，是一件大事，他的高超医术开始崭露头角。各级官员们争相请之诊治，如西安粮道黄星垣、榆林观察（在西安办公，相当于现在地级市市长）武芝田、商州（现在陕西商洛市）知州（相当于现在地级市市长）赵笏山等。
就在王堉就读于翰林院的这几年，起源于粤西的太平军羽翼渐丰，太平军1853年占领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政权，清军屡次围剿不利，1856年更是被太平军攻破了江南江北大营。捻军也开始在北方兴起，攻城略地。内乱未平，又逢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再次陷入内忧外患的处境。是时，举国备战，清朝政府给每个省都派了军饷，而陕西因为贪腐严重库款亏空，迟迟不能筹齐军饷，负责钱粮的陕西布政使（相当于现在主管民政和财政的省长或副省长）芝邻，因为心理压力太大，得了呆痴病，坐卧不安，夜不能寐，或入寐即见厉鬼，常常自言自语，半个多月都没有办公了。请了很多医生没有治好，后来便请王堉诊治。王堉断为痰证，并宽慰之：“大人不必多虑，病虽多端，卑职保能愈也。”亲自为之配制白金丸，继服控涎丹，病遂愈。
王堉在陕西刚刚打开局面，等待他的将是似锦的前程。然而，此时却接到了家乡的讣告，母亲病故了。古代做官的人，遇到亲人过世，要回故里丁忧，期限是3年，对于很多仕途关键时期的官员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有人便试图匿丧不报。清朝的文官制度中，已经把丁忧法律化了，清朝政府是有明文规定的，匿丧不报者革职查办。《大清律例·礼律仪制》规定：“内外文职现任官员，遇亲父母病故丁忧，离任守制二十七个月，不计闰；候补候选人员，遇亲父母病故丁忧，在籍守制二十七个月，不计闰。”丁忧期间，王堉在家乡闲居，很多被他治好病的领导仍时时来信问候近况，表示感谢，等等。
王堉丁忧27个月，再加每年的1个闰月，总共30个月。从1857年算起，至1860年已丁忧期满，可以继续做候补官员了。但王堉没有继续去浮游宦海，而是留在了家乡。他在家乡诊治了很多病人，如1860年给解甲归田的原江西参将李赓堂诊治胃中积滞、四肢肿胀；1861年给自己的年逾古稀的老父亲治疗风寒水肿；1862年给舅母诊治热病等。对于王堉不再继续做官的缘由，无从考证。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无疑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打到了北京城，焚毁了王堉曾经当过差的圆明园，咸丰皇帝败逃，并死在了热河的避暑山庄。太平军也达到了最鼎盛的时代，再次攻破江南江北大营，挥师北上，大有一统江山的气概。
王堉此时已是不惑之年，宦海的浮沉，并没有影响其医术的精进。经历了6年的京城繁华，又踌躇满志地在古都西安闯荡半年，此刻在绵山脚下，有望不穿的山林，赏不完的冷月，闲居的日子里，两京［1］的生活如同梦幻一般在脑海浮现。何以排遣这些孤独？唯有付之于笔，记下曾经生活的印记。于是有了《醉花窗医案》这本笔记手稿，因手稿中多言医事，世故人情只在医事中穿插谈及，故被后世人以医案看待。
［1］指北京和西京（西安）。
王堉觉得，眼下山河破碎，在这个不省心的时代，做官真是个苦差，还是绵山下活得悠然自在。宁静的田园，明媚的窗户，过年时贴上的窗花还依旧红艳，何妨一卷书，一杯酒，醉老在这花窗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