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文献综述及相关理论基础

2.1　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的研究进展与评述

在对某一研究主题进行文献综述时，很少有学者能清楚地阐述研究对象与所在学科之间的逻辑关系，也没有梳理出研究主题的知识脉络，因此很难清晰地说明所做研究对整个学科的学术推进意义。为此，在系统梳理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的研究进展之前，本书力图建立地缘经济研究的主要概念和理论框架，称为“知识树”，其目的是为未来地缘经济的研究指明探索方向。

地缘经济学是一套认识“跨境”“空间”和“经济”的方法，本书以此为出发点建立“地缘经济的知识树”（见图2-1）。因为“经济”是地缘经济学嫁接在地理学主干上的节点，为此可以将地缘经济分解为“经济利益”“区域经济组织”和“经济关系”三大研究枝干。其中，区域经济组织是研究中心，体现了地理学的“空间”概念，而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都是为阐释区域经济组织的形成机制而服务的。在每个枝干上都有主要的研究点。从“知识树”的架构中可知，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研究属于“东亚经济组织”研究的一部分。

2.1.1　文献统计与分析

2.1.1.1　CiteSpace文献图谱分析

（1）文献收集

为了解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理论研究的进展，本书对中国知网上主题为“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的期刊文献进行了检索，时间从1990年地缘经济概念提出到2015年12月30日。剔除检索中重复的文献，用于分析的文献数量为97篇。

为展示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理论研究的发展脉络，本书选择使用CiteSpace文献图谱分析工具。该工具的使用设置为——Time Slicing: 1 Year（一年为一个周期）；Network Configuration: Keyword, Select Top 30% most cited from each slice（网络设置为关键词和每个周期排名前30%的文献）；Pruning：Minimum Spanning Tree, Pruning slice network（文献裁剪：最小生成树，修剪切片网络），其他为默认设置。

（2）文献图谱分析

从“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的文献聚类结构图（见图2-2）和时间聚类图（见图2-3）中可知，有关中国—东盟地缘经济主题的文献大都围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次区域经济合作”“多区域合作”“互联互通”“跨国经济区合作”“东亚共同体”“政策走向”“合作体系”等关键词展开，内容涉及地缘经济体、地缘经济区、自由贸易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等，体现出当前学者们研究和关注的热点。图2-2中，Modularity Q=0.6887，Mean Silhouette=0.5354。从中国—东盟地缘经济近25年的发展历程来看，该结果基本上能反映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理论分析的基本态势。

2.1.1.2　Excel文献分析

（1）文献来源与获取

中文文献的检索以中国知网知识资源总库为基础，检索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和港澳台学术文献库。英文文献检索于三大国际认可的权威数据库：Scopus数据库、Web of Science数据库和Science Direct数据库。中文检索项为“篇名”，检索词为“中国+东盟+区域经济或自由贸易区或地缘经济或产业或投资或金融”。英文检索词为“China+ASEAN+economy or CAFTA or trade or invest or industry”。检索截止时间为2015-06-18 T16：00，时间范围是1981—2015年，以5年为一个统计单元，共检索7个时段的文献数据量。根据上述检索条件，共检索到相关中文文献2107篇，英文文献149篇（剔除不同数据库中重叠的文章）。采用Excel统计工具对1981年以来35年的文献进行数量、类型和领域等分类分析（王淑芳等，2015）。

（2）文献分布分析

①文献数量分布

通过检索可知，从绝对数量上看，20世纪80年代，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的相关研究文献较少，总共发表了34篇中文和2篇英文。90年代，文献数量略有增长，但增幅不大，共发表了93篇中文和18篇英文。21世纪以来，中文文献数量激增，尤其是2006—2015年，与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相关的文献数量达1569篇。与此同时，英文文献也有所增加，近10年来，文献总数超过了100篇（见图2-4）。

通过对文献总数的细化分析可以发现（见表2-1），21世纪以来，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的研究文献呈总体上升趋势。其中，有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果占文献总数的一半以上，有关中国—东盟产业、投资和金融方面的文献数量位居第二，有关中国—东盟区域经济的文献数量占第三位，而与中国—东盟地缘经济主题直接相关的文献数量最少，15年间所发表的文献仅有8篇，不到总数的1%。这表明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现有文献数量很少，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通过对三大英文文献数据库的检索可知（见表2-2），20世纪80年代，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相关的英文文献数量寥寥，只有2篇。90年代后，数量逐渐增加，在此期间检索到18篇相关文献。21世纪以来，英文文献数量迅速增加，尤其是近10年来，发表的文献数量总数超过100篇。研究主题则集中在中国—东盟的贸易效应、贸易竞争与合作以及自由贸易区等方面，而有关投资、金融和产业的文献则较少。

②文献发表期刊与类型

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研究的中文文献主要发表在《东南亚研究》《东南亚纵横》《亚太经济》《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当代亚太》《南洋问题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等期刊。英文文献主要发表在Asian Survey、Textiles South East Asi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Asian Perspective、China and World Economy。

中文文献按学科分类，主要分布在社会人文学科，如经济学、金融学、政治学、法学和国际关系学等（见图2-5）。英文主要分布在社会科学，商业、管理和会计，经济、经济计量学和金融，计算机科学、决策科学等（见图2-6）。文献研究类型主要有期刊论文、书籍、会议论文、研究报告、综述及其他（见图2-7）。

2.1.1.3　主要学术机构和代表性研究人员

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研究的主力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从研究区域看，集中在北京、福建、广西、广东、云南等地。国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广西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云南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云南师范大学中国西南地缘环境与边疆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为代表。该领域的代表性学者有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王勤教授，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的陆建人教授和唐文琳教授，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曹云华教授，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的王玉主研究员和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的骆华松教授等。

国外机构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和欧美，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机构有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泰国发展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耶鲁大学东南亚研究委员会、威斯康星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和英国赫尔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等。代表性的研究者有Lijun S.、Park D.、Swee-Hock、Devadason E. S.、Cheng J. Y. S.、Leong H. K.、Chirathivat S.、Park I.等。

2.1.2　研究进展

2.1.2.1　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的竞争与合作研究

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认为，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决定了区域经济体福利效应的大小。竞争性越大，经济福利水平越低；互补性越大，福利水平越高。中国和东盟在经济上既存在竞争又存在互补。从最近五年的文献研究可知，学者们对中国—东盟地缘经济互补性和竞争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领域，包括贸易产品和贸易结构、服务贸易、果蔬贸易、农产品贸易、机电产品贸易、创意产品贸易、纺织服装贸易和天然橡胶产品等。总体来看，中国—东盟间的经贸互补性要大于竞争性，双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杨春雨，2014）。

（1）地缘经济的互补性与合作性。中国和东盟地缘经济的互补性主要体现在自然资源、农产品、能源产品、橡胶和木材产品、钢铁产业等方面（王淑芳等，2015）。Yang等（2014）研究发现，整体上看，中国—东盟之间双边贸易结构兼容性较好，自贸区的贸易转移效果显著。胡剑波等（2014）采用贸易结合度指数、贸易互补度指数及贸易偏向度指数研究中国—东盟贸易的紧密度情况，发现中国—东盟的贸易关系十分密切且在逐渐深化。Vahalík（2014）通过对贸易强度和贸易互补性指数的分析，认为中国对东盟的贸易强度增加，商业主导性逐渐增强。周艳波（2014）从产业结构视角研究了产业结构的互补性和差异性对中国—东盟经济周期的影响。周金城等（2012）则从服务贸易视角研究互补性与竞争性，发现中国—东盟在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部门的贸易互补性基本上都较大，而在其他服务贸易部门互补性和竞争性则较小。赵春明、李丽红（2002）认为，中国—东盟主要国家在国际市场上虽然存在竞争，但互补与合作是主流和发展趋势。竞争是有限的，合作是基本走向（赵春明，2002）。

（2）地缘经济的相似性与竞争性。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的相似性表现在出口市场、出口产品、国际资本吸引政策、产业结构和竞争力水平等方面（王淑芳等，2015）。Hastiadi（2011）的研究表明，由于中国和东盟之间有着相似的比较优势和产品结构，短期内中国和东盟在产品的出口市场上将存在激烈竞争。Men（2007）也认为中国—东盟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在贸易国别分布上有重叠，双方在东南亚以外区域的贸易竞争有加剧的趋势。Ravenhill（2006）从FDI与贸易两个方面对中国—东盟经济关系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在吸引外资和争夺出口市场方面，中国对东盟构成的竞争并不像悲观主义所强调的那么严重。虽然东盟在区域市场的制成品出口有所减少，但中国是全球组装工厂这一角色所产生的零部件需求，正使东盟受益。细化的国家分工使东盟受益，“零和博弈”在实现中并未发生（Ravenhill，2006）。Wong和Chan（2003）认为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正效应大小取决于中国—东盟既互补又竞争的经济关系。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两者在招商引资中的竞争性超过互补性。然而，中国—东盟通过一体化的深入，双方经济融合度会更高，贸易前景仍相当可观（Wong & Chan，2003）。

2.1.2.2　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发展的地缘环境研究

地缘环境是指基于地理位置和国家间（或国家与区域集团间）的关联关系而囊括的所有内外部环境条件，包括了地理位置、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本书所讨论的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发展的地缘环境侧重于地理区位和地缘政治。

（1）地理区位。在地缘经济研究中，地理因素是一个基本要素。东盟是中国南方的近邻，在边界上与越南、缅甸、老挝接壤，地理相连，文化相通，为发展中国—东盟地缘经济提供了有利的地理环境。此外，从地缘战略的视角看，东盟是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重要海洋渠道。通过东盟，中国不仅可以东出太平洋，西进印度洋，而且可以确保能源通道的安全。董娇媚（2007）认为东盟是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也是美国亚太战略中“第一岛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决定了美国将其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一个屏障。因此，中国能否与东盟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不仅影响中国对内和对外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影响到中国周边的安全和稳定。

（2）地缘政治。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毛汉英（2014）阐述了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基本格局与发展态势，认为西南部为地缘政治破碎带，地缘经济极具潜力。范祚军（2014a，2014b）讨论了中国—东盟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并对中国—东盟合作关系中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因素进行了测度。He（2014）的研究表明中国和东盟经济相互依赖，加大了东盟国家利用传统军事手段对抗中国崛起的经济成本。Chen等（2013）认为面对中国的崛起，东盟国家在感到欣喜的同时也感到担忧，其反应类型可以从感受威胁的程度（高HT或低HL）和经济预期（积极PE或消极NE）两个维度进行划分。Shekhar（2012）研究发现，东盟对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依赖性高于中国对东盟的。Men（2007）则认为中国的经济外交，尤其是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不仅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合作与整合，而且提高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政治关系。

（3）“一带一路”战略。为了有效应对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和TI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等大型制度化区域经济合作，减少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推进中国—东盟区域一体化的深化发展，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具有鲜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特征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是中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提出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核心目标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刘卫东，2015）。王志民（2015）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就是以经贸合作为基石，以政治外交为推进，以文化交流为纽带，以化解风险为目的的综合战略。通过与海陆贸易通道国家的经济合作，发挥地缘经济优势和经济比较优势。此外，“一带一路”战略内核涉及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是要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将中国和东盟的经济利益捆绑。曹云华（2015）则认为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东盟新型关系的体现，建议与东盟国家携手促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中国与东南亚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

2.1.2.3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次区域经济研究

从已有的文献研究看，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出现了新的格局，表现为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框架和机制的确立，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经济合作不断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逐步提高（王勤，2011）。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次区域经济合作方面。

（1）区域经济一体化。唐文琳等（2014）采用时序主成分分析框架测量了中国—东盟区域的经济一体化程度，结果表明中国—东盟区域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明显提升。从研究视角看，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局限于区域经济学视角，而且采用了制度环境与制度距离的视角以及包容性增长的视角。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涉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博弈、存在问题、建议和对策、文化合作以及合作共享等方面。胡剑波等（2014）讨论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博弈的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和约束条件，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Muhammad等（2014）和Donghyun（2009）讨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策略。李红等（2013）从国际文化交流、文化贸易及文化产业国际合作三个层面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中国与东盟文化合作现状、特点和趋势。魏历（2011）则论述了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共享价值，认为中国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是以友好合作为主线的开放型全面合作，以经贸合作为重心的多元化合作，以区域经济合作为基础、以次区域合作为亮点、以包容性增长为根本的多层次合作。

（2）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主要体现在大湄公河和泛北部湾次区域合作上。庄芮等（2013）认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推动了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吴世韶（2011）研究了中国—东盟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现状与未来。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周士新（2011）阐述了中国与东盟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主要机制及战略意义。周章贵（2014）探讨了中国—东盟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的模式、问题与对策。在泛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郭晓磊等（2008）用相互依赖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和适度规模理论分析了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基础。邓瑶（2013）剖析了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2.1.2.4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研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现有文献数量繁多，基于文献研究的主题性、集中性和热点性，本书将重点阐述近5年来自贸区合作、自贸区效应和自贸区升级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1）自贸区合作。从研究的具体领域来看，主要集中在税收、旅游和金融上。张苓（2013）进行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税收竞争与协调研究。李馨（2012）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旅游合作进行了研究，提出要完善合作制度和跨国旅游合作机制。陈剑波（2012）研究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金融合作，从研究对象上看，主要集中在国家之间或地方与集团之间。李冰（2012）探讨了中越的经贸合作。赵仁（2012）研究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的重庆与东盟贸易合作。从研究的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合作的方向、问题和对策上。牛瑞芳（2014）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了中国—东盟深化合作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李光辉等（2013）提出了深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的总体方向和对策建议。

（2）自贸区的效应。有关自贸区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贸易结构效应、中介效应和屏蔽效应、产业集聚和平衡效应等方面。程伟晶等（2014）采用三阶段引力模型证实自贸区对中国产生了积极而显著的贸易效应。Yang等（2014）使用贸易引力模型检验中国—东盟自贸区对产品出口的影响，重点研究了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黄新飞等（2014）则采用“多国模式”的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进行了研究。张彬等（2011）运用内生化处理方法及倍差法分行业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结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冯宗宪等（2013）采用空间场和引力模型的边界效应分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所产生的中介效应和屏蔽效应。龙云安（2013）研究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产业集聚和平衡效应，认为通过自由竞争机制和成员国间的政策协调机制可以减少冲突，促进成员国经济发展趋向平衡。

（3）自贸区升级。研究主要集中在自贸区的升级内容、路径以及地区合作的提升等方面。郭柳等（2015）分析了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竞争力模式和水平的分布与变动情况，结果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产业分工合作重点是BRCA低于1但IRCA高于1的第Ⅲ类行业。李建伟（2015）、梁颖（2014）等提出了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路径和对策建议。在地区合作方面，Sum等（2014）研究了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背景下，中国与柬埔寨的项目合作和投资。汤之敏等（2014）则结合中南半岛东盟国家的特殊性，研究了泰国在升级版自由贸易区中的地位以及中泰合作的机会。李正友（2014）提出了在广西沿边建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提升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助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打造。高歌（2014）则认为，在广西、云南设立边境自由贸易区可以更好地配合CAFTA升级版的实施，实现自由贸易区战略。

2.1.2.5　中国—东盟的贸易、投资和金融研究

（1）中国—东盟的贸易研究

贸易是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往来的主要方式。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东盟之间贸易潜力、产业贸易、贸易依赖度、贸易便利化程度以及贸易影响等方面。在贸易潜力方面，Devadason E. S.（2015）通过三维面板引力模型发现，中国与马来西亚的贸易潜力略低，主要商品交易的潜力大大减小。邵桂兰等（2013）研究水产品贸易流量和潜力后发现，经济规模、人均GDP差额以及零关税对双边水产品贸易增量影响较大且呈正相关关系，地理距离影响较弱且呈负相关性。在产业贸易方面，主要研究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蓝庆新等（2011）认为中国—东盟双边贸易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水平发展较低，产业内贸易主要是垂直异质型的。江帆等（2011）的研究也证实了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较低，且呈缓慢下降趋势，以垂直异质为主的产业内贸易结构发展迅速。刘志雄等（2013）对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进行测算并分析了影响因素，认为双边产业内贸易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规模、经济开放度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的影响。冯琳等（2014）通过对静态指数（G-L指数）、动态指数（MIIT指数）和分类指数（HIIT&VIIT指数）的计量对中国和东盟办公室机器零部件的产业内贸易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中国办公产品出口仍以价格较低的低端产品为主。在贸易依赖度方面，张彦（2013）采用轴心测量指数测度了中国—东盟贸易依赖度和不对称度，研究显示中国与东盟的贸易相互依赖度在不断加深，但呈现出不对称性。东盟国家出口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远大于中国对东盟国家市场的依赖程度，并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此外，黎冬凌（2014）对中国和东盟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并建立了引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Hooy等（2015）采用面板动态最小二乘估计值法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东盟产品出口中国的影响，研究表明，成品出口和高技术出口对人民币贬值比较敏感，然而零部件出口、低科技产品的出口实际上更易受到人民币贬值的影响。

（2）中国—东盟的投资研究

学者们对中国—东盟的投资研究侧重于投资效应、投资区位选择、投资影响因素以及投资领域等方面。在投资效应上，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属于水平型，仍处于效率寻求的初始阶段。韦倩青等（2014）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后的直接投资效应。关于投资区位选择和影响因素，杜玉兰等（2014）认为，影响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有自然资源、劳动力、技术和市场，东盟各国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分别体现在资源区位、市场区位、技术区位和劳动力区位上。刘卉（2013）认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营造了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资的风险成本和信息成本，有助于促进区域内外的直接投资。张岩等（2013）则提出了影响直接投资的六个显著性因素：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东盟国家的市场规模、资源禀赋、消费能力、基础设施状况和劳动力成本。在投资领域和方式方面，王峰等（2012）的研究显示，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而东盟在电力、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着潜在需求。林琳等（2014）通过混合回归分析发现，中国—东盟贸易与投资呈正相关关系，中国东盟双向投资以合资合作方式为主。此外，张建中（2013）还构建了中国—东盟贸易、投资与环境协同发展的预警指标体系、预警模型和预警机制。王曼怡等（2015）分析了中国对东盟投资的存量和流量，提出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3）中国—东盟的金融研究

金融合作是中国—东盟地缘经济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现有中国—东盟金融合作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金融发展差距，金融合作程度，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建议，金融监管和金融政策。在金融发展差距方面，邓杨丰（2014）运用泰尔指数对中国—东盟经济和金融发展差距进行了比较，分析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各国经济发展差距缩小并呈现出收敛性，但金融差距较大，其趋势变化没有呈现出一致性收敛。张露（2014）的研究也表明中国—东盟各国金融发展水平两极分化，尚未出现趋同的情况。贸易开放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贸易开放对金融发展的规模和效率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影响不显著。在金融合作上，屠年松（2010）认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高效运行需要金融合作的支持。蒋刚林（2013）利用阿斯祝巴里、索伦森、尤沙等的消费风险分担模型对中国—东盟区域金融合作程度进行了实证衡量，结果表明，中国—东盟金融合作程度低于东盟区域。在金融合作问题和对策上，文学等（2014）从国际金融话语权的视角提出了中国与东盟国家金融合作的现实问题及对策。罗力强（2014）和黄志勇等（2014）分别研究了广西与越南、广西与台湾地区的金融合作问题。在金融政策和监管方面，卢珍菊（2011）在分析金融合作的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区域金融合作的战略协调机制，制定出区域金融政策，建立了汇率合作机制等措施。罗传钰（2015）提出了构建更为有效的中国—东盟金融监管合作机制。

本书将上述五个研究主题中涉及的研究重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及其应用加以总结提炼，采用列表方式加以清晰地呈现（见表2-3）。

2.1.3　研究评述

21世纪以来，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的研究进展较快，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从总体上看，研究主题明确，内容宽泛，深度加强，研究问题的针对性增强。但多数研究基于对现状、问题和对策的研究，而对如何揭示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发展的过程和格局，不同阶段地缘经济发展的驱动机制，以及对策建议有效性检验等问题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科学研究。这与当前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快速发展态势有较大的差距，不仅有碍于对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竞合的理解，而且制约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3.1　研究内容分析

（1）传统经济观研究较多，新范式研究较少

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于90年代，盛于21世纪。研究对象集中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研究重点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而针对中国—东盟地缘经济时空演化的相关研究开展较少。现有成果囿于传统经济观的研究较多，大多就“经济”研究“经济”。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发展的过程、格局、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的研究与传统的地区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差异。在世界主要经济体（美、俄、日、欧、印、中）围绕与东盟关系开展激烈竞争，东盟内部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受到阻碍以及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发展的新过程、新特征和新规律缺少新理论范式的指导。如何突破现有研究的局限，彰显中国—东盟地缘经济作为国家对外经济的战略平台特性，将地理要素和地缘环境要素纳入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发展的研究中，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新的研究范式。

（2）现状、问题和对策研究较多，过程、格局和机制研究较少

现有对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的理论研究，主要从区域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视角，关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资源、产业、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方面，研究内容则以现状、问题和对策为主，较少从地理学的时空视角深入地研究中国—东盟地缘经济演化的过程、格局、效应和机制等。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的升级，浅层面的现象描述和解释已不能满足现实发展的需求，急需深层次的机制探讨和趋势预判，这些规律性的研究对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的未来发展更具指导性。总之，当前研究主要从单问题、单领域和单视角看待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对地缘经济发展的局部现象、问题、属性和特征进行了一定的探讨，而将地缘经济作为一个要素关联、结构完善、功能互补的有机体进行整体研究还较为薄弱，有待进一步加强。

（3）对策建议提出较多，而实施效果检验研究较少

针对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现有文献已经提出了大量的对策、政策和建议。例如，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对策，直接投资及风险规避策略，金融合作对策，产业合作发展对策，边境贸易发展对策，贸易争端解决对策，无障碍旅游区发展对策，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选择，次区域经济合作对策，自贸区发展和升级对策，自贸区发展对海南、广西和云南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对策建议等。然而所提出的对策建议主要是从研究者的个人经验或者主观判断得出，没有对策略建议的适用性、可行性和实施效果进行检验，因而无法预测和评估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的发展趋势。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当前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研究，正从传统常规的静态分析转向经常性检测发展与政策的模拟。因此，今后的研究亟须强化对政策模拟和干预策略效果评估的研究，从而较为准确地预判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的走向。

2.1.3.2　研究方法分析

通过归纳国内外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的研究方法可知，现有研究采用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定性研究以归纳总结和比较分析为主。Muhammad等（2014）采用定性和描述的方法，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双边的积极影响。Aslam（2012）总结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对东盟制造业的影响。Liu等（2010）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阐述了东盟国家应对中国经济崛起所采取的不同战略对策。Park（2007，2009）则使用关税同盟的定性方法分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前景以及产生的效应。

定量研究方法较为多样，主要有贸易引力模型、最小二乘估计值法、动态的一般平衡法、指标分析方法、约翰森协整秩检验法、社会网络分析法。Evelyn（2015）通过三维面板引力模型研究了中国和马来西亚的贸易潜力。Hooy等（2015）采用面板动态最小二乘估计值法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东盟产品出口中国的影响。Kumar等（2014）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了1979—2010年东盟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国际研究合作。阎三虎等（2014）运用计量方法分析了中国、东盟与世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苏东辉等（2013）运用多元统计中的欧氏距离分析法，综合分析了中国、美国、俄罗斯、欧盟（集团）、日本、印度六个国家与东南亚的地缘经济关系。

总体而言，现有文献已使用了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注重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应用，注重实证研究。但是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发展出现新的态势和模式，需要用新的手段和方法加以解决。目前，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和体系，对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发展过程、格局、机制以及干预策略的效果检验还有待强化和深入。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尚未引入该研究领域，需要学者们去丰富和完善。今后研究需要探讨地缘经济研究的新方法论和具体方法，尤其是要建立多种方法综合集成的研究体系。

2.1.3.3　研究视角分析

现有文献主要从经济学、地理学和地缘政治等学科视角对中国—东盟地缘经济进行研究。从经济学的视角，学者们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贸易模式、贸易出口和贸易流的影响、自贸区的未来发展前景、自贸区对云南省的发展影响等进行了研究探讨。同时，有关学者还分析了东盟区域合作的动力，解析了合作博弈架构下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互利共赢的条件，测量了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剖析了中国和东盟产业合作的现状和特点、基本模式、具体内容和存在的障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从地理学时空视角，学者们总结了中国地缘经济格局的空间分异特征和时空格局的演变机制，分析了东盟在过去40年的发展历程，解析了中国—东盟复杂性关系的演化以及关系演化中的社会化过程。从地缘政治视角，学者们分析了中印在东盟的贸易、次区域合作组织、能源、金融等方面的博弈竞争情况，叙述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对维护中国地缘经济安全的意义，解析了地缘经济收益与风险，解读了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合作的动因以及在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地缘经济合作情况，阐述了东盟国家应对中国崛起所采取的策略。

从研究视角看，现有文献主要从单学科视角研究中国—东盟的地缘经济关系，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视角较为缺乏，研究关注点虽集中但综合性不强。今后的研究应该强化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理论视角（王淑芳等，2015）。

2.1.4　研究问题的提出

通过上述文献分析可知，目前国内外对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的研究已有了相当大的进展，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从研究内容来看，侧重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经济合作以及经济竞合等方面的现状、问题和对策研究，缺乏对地缘经济演化机制和干预策略的探索，难以满足中国地缘经济发展的现实性需求，无法为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撑。从研究方法来看，主要采用传统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法，对中国—东盟的地缘经济进行叙述性和静态分析，缺乏动态的情景模拟与预测分析。从研究视角来看，主要基于经济学的视角，缺乏多学科交叉的综合视角。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当前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研究，正从传统的理论概述转向实证性的定量分析，研究尺度从大尺度的全球性研究转向中尺度的地区性研究，研究手段也从常规的静态分析转向经常性检测发展与政策的模拟。因此，针对上述研究缺陷，有必要采用动态的定量研究手段，着重研究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竞合的演化规律，推动整个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系统实现预期的演化目标。为了实现该研究目标，本书需要重点研究以下三个问题：

（1）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竞合关系在时空上是如何演化的？

自中国和东盟有经贸往来以来，地缘经济的竞争与合作就一直存在。认识和了解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的竞合关系和演化过程是探寻演化机制和实现演化干预的前提和基础。现有文献侧重于从经济视角来研究某一静态时点上中国—东盟产业、贸易和市场的竞合关系，缺乏从时空综合视角来解析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竞合的过程和格局；侧重于行业和领域的竞合关系分析，缺乏从国家层面对地缘经济关系及类型的分析；侧重于对竞合现状的描述，缺乏对竞合特征的概括。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本书拟从时空视角，采用尺度思维，从国家和领域两个视角系统而全面地解析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竞合的过程和格局，总结竞合的特征，概括竞合关系的类型。

（2）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竞合的演化机制是什么？

由于地缘经济竞合演化的触发条件、内外部环境和最终结果都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并且各种极端和突发情况难以复制，所以需要对演化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为演化干预策略的制定和调整提供理论支撑。当前研究侧重于对中国—东盟资源、产品、产业、贸易、市场和投资等方面互补性和竞争性的研究，缺乏对地缘经济竞合演化机制的探寻；侧重于对竞合影响因素的分析，缺乏对竞合影响路径的解析；侧重于对竞合表象的叙述，缺乏对演化机理和机制的探索。针对这些问题，本书采用多要素综合和空间关联思维，从地理区位、地缘政治、地缘文化和经济因素来探讨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影响路径，并从“要素—关系—结构—功能—效应”五个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方面来探寻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竞合的演化机制。

（3）如何实现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竞合演化干预？

在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竞合中，不同的演化干预策略、干预程度和干预时间对系统演化过程所造成的影响往往差异巨大。因此，中国—东盟地缘经济竞合的演化目标是否需要干预、如何实现干预、如何精确干预、如何选择最佳干预点等都是有着广泛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的研究问题。当前研究主要以定性归纳总结为主，主要是对中国—东盟贸易、投资等相关性等方面进行静态的分析，缺乏动态的建模仿真手段，对各类干预策略的适用场景和实施效果难以给出具体的预测和评估。针对该问题，本书利用计算实验精确可控、易操作、可设计和可重复等优点，提出了干预策略的计算实验验证方法，通过设计不同的“实验”方案，在不同场景下对干预策略进行测试和效果评估，找出最佳控制点和控制强度，从而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依据。研究成果并不局限于地缘经济领域，可为不同领域的系统演化提供新的研究手段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