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不同政治发展模式之争

前面指出，近几十年间全球范围的民主化进程一直在推进。然而，不同政治体制与政治发展模式间的竞赛始终没有停止。最近这些年，世人见到了所谓“传统民主体制”与“新威权体制”的争锋和变奏：一方面，在东欧、非洲、亚洲、拉美、中东等地区，出现了新一波民主化浪潮，旧的专制方式被抛弃，多党制、议会民主、投票选举等西式民主受到推崇，媒体的开放、公众的参与、社会的活跃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方面，社会的声音和影响处于上升态势，政府及其决策受到了更多约束，民主化作为全球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开放的伴随物得到扩展，其政治合法性和目标取向有了更多拉升。另一方面，各种紊乱与失序现象的激增，却是民主的推动者始料不及的；被民主化浪潮席卷的各国各地区出现转型“阵痛”，有的甚至严重到让一些人怀念专制时代“稳态”的地步。反思的态度变得普遍，民主的实现方式得到更多推敲，适合国情区情的做法受到推崇；这中间，以某种集权的形态、在特定的时期与领域、推进民生与民主的尝试，被认为是有吸引力的选项——例如，早期有以新加坡为代表的所谓威权主义政体，新近有以中国、俄罗斯、土耳其等为突出体现的转型方式。

而在老牌西方民主国家，如美国、欧洲、日本，由于金融危机等带来的经济停滞、政客欺骗或软弱导致的政治混乱和低效等所谓“民主赤字”现象的增多，不仅带来了这些国家民众和媒体的不满，也助长了非西方世界对欧美民主模式的疑虑和对各种威权主义方式的好奇。理论新发现和实践新尝试都在证明，多党制和议会民主也可能停摆甚至掉头向下，一党制政体也可以发展出有效的权力制衡和社会进步；衡量政治发展的指标应当是复合的、多重的，单一的模式与思维定式是误导的、有害的。也因此，对于民主的目标价值与当下作用、实现民主的路径与手段、民主衰退与进步的变奏、民主赤字的形成与解决、国家机器的“有为”与“无为”、权力集中与分散的利弊等，有了更多的探讨与分歧。对于这些问题的激烈争辩，不仅是学术理论和媒体大众的兴趣，也折射出世界政治现实行进中的曲折。它表明，民主范畴的世界性进步，在新时代条件下，正在从单一模式走向多重路径。从全球范围观察，推进政治变革和民主化是否具备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经济社会是否具备有利于民主化生长的土壤（比如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工商界影响力的扩大），政治强权人物是否带来“第一次推动”（例如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样式），是十分关键的条件。

总体而言，世界多数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在未来一段时期仍将持续，而民主的实现方式、各种体制对民主的特色塑造、过渡方式间的竞赛，是一个充满变数的进程。在整体的国际进步画面里，民主的基本价值以及联合国宪章所包含的准则，正在被多数国家和民众所接受，成为新时期国际制度和规范的价值基础；与此同时，本土知识与创造性试验，政治文化的话语权争夺，也让当代世界政治画面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1] 康德：《关于一种出自世界公民竭力的普遍历史的观念》，载李秋零编译：《康德书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4—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