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学术。随着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的不断发展，人们观察和分析文学的视角，也必然发生变化。金圣叹小说评点的研究亦然。

金圣叹（1608—1661），明末清初最负盛名的文学批评家和诗人。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生于江苏长洲（今苏州市），清顺治十八年（1661），因参与反抗吴县县令贪赃枉法的“哭庙案”而遇害。金圣叹性格诙谐滑稽，行止狂怪，一生主要致力于古代文学名著的批评：以《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为“六才子书”，所评点的著作，主要有《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唱经堂杜诗解》、《释小雅》、《古诗解》、《天下才子必读书》、《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和《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等；其中，尤以《水浒传》、《西厢记》的评点，影响最为深远。此外，金圣叹又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才子，撰有《西域风俗记》、《通宗易论》、《语录纂》、《随手通》和《圣人千案》等哲学方面的著作。另有《沉吟楼诗选》刊行于世。金圣叹作为公认的中国古代文学评点大师，他对于中国文化可圈可点的贡献，无疑在于小说、戏曲方面的评点工作。在金圣叹生前，人们对他的评价就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在他死后，更是如此。三四百年来，在历次“金圣叹热”中，由于对自身文化命题的过分关注，人们往往肢解乃至误读了金圣叹。^[1]迄今为止，人们对其评点的理论意义和价值的认识，仍歧见纷呈、争论不休。在笔者看来，更新理论思维的方式，实现既有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变，是推动金圣叹小说评点研究，准确估价金圣叹小说评点价值的关键。

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兴盛于作为历史过渡阶段的晚明时期。金圣叹身处新旧文化之间的夹缝里，生活方向与存在方式，都受到了诸多挑战，灵魂的痛苦都凭借着评点的文字传达出来。人们称他为“痛哭流涕”的批评家，并不为过。^[2]在笔者看来，金圣叹的小说评点正是以其过渡的特殊价值，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从而在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一席之地。与前代相比，晚明作家的人格意识普遍高扬，个性意识非常强烈，十分重视自我形象的塑造：他们从不以一种模式来塑造自己，而是非常注重自我情性的抒发，竭力追求适合自我的人生和艺术道路。与之相应，文学批评家不再执著于探求作品中圣人的微言大义，而是以艺术家的心态领略其中妙趣。文学的服务对象和主题，则走向了平民化——重心放在了对俗世日常生活与情怀的表现上，文体由高雅的诗文转为小说、戏曲。^[3]作为晚明文化氛围中诸多因素和合而成的一种话语系统，金圣叹小说评点是怎样说的？为什么这样说？它说了什么？它在晚明特定的时空坐标和社会文化语境中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是纯粹的文学批评吗？它与晚明政治之间有什么关系？在晚明社会文化结构中，金圣叹小说评点是在怎样的程度上、以怎样的方式实现其文化功能的？其文化意义何在？……本文拟对金圣叹的小说评点进行文化的透视，以解决这些问题。

笔者以为，只有回到研究对象所处的具体历史文化语境，才能做到从“史实”出“史识”。现代解释学认为，典籍之于过去，凝结着人化的历史；典籍之于未来，在不断的理解与阐释的过程中，影响、拓展着永无止境的现实。这样，理解使人与生活及传统之间建立起了意义联系，成为人存在的一种基本状态与方式。人们对传统的疑问、兴趣、责难、争执，都是从对现在和未来的迷惘困惑与期望中导引出来的；而且，历史与理解者之间的对话，是在解释者的文化背景上展开的，这种文化背景则由历史来提供。

第一章从“地域文化”的视域，研究金圣叹所处的特定文化语境，即他所面对的各种文化资源、社会需求、流行的价值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等等，力图准确地把握其小说评点话语系统的产生、存在及其意义。我们重点考察了“吴中文化”的建构过程，及其与金圣叹的文化人格和文学精神之间的深刻联系。指出正是晚明政治、经济结构与文化模式的嬗变，促成了尊崇个人性情、追求艺术化人生和注入俗世之美的吴中“才子文化”。金圣叹小说评点既是“才子文化”的创造物，又是“才子文化”的创造者。本章对金圣叹文化人格的精神渊源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指出从游戏科场、“仙坛倡和”到著书自娱、升座讲学，无不展现了金氏纵情适意的才子文化人格，它们与“魏晋风流”有着精神上的血脉联系；金圣叹评点是“魏晋风流”的生动展现，标示了一方理想的审美生存境界。最后，揭示出了金圣叹文学精神的核心——“才子”说，指出它的提出，标志着具有近代色彩的“纯文学”观念的崛起。

第二章主要研究金圣叹小说评点的“形式批评”，即金圣叹对于小说叙事理论的建构。笔者认为，金圣叹正是以“才子”说为“阿基米德基点”，在“独欲略其形迹，伸其神理”的宗旨下，对《水浒传》“条分而节解之”；在此“解码”过程中，金圣叹完成了三个任务：首先，他提出“以文运事”说和“因文生事”说，区分了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从美学本质上，确立了小说这一文类的独立存在价值；其次，提出了比较严密的“文法”理论，从叙述结构、叙述节奏、叙述视角和叙述语言等方面，总结了小说艺术的“叙事成规”；再次，提出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小说艺术的中心任务，并总结出了比较全面、系统、富于中国特色的人物性格理论。这样，金圣叹便建立起了比较系统的小说叙事理论，并形成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基本模式。我们对这三个方面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述。最后，笔者将金圣叹的评点与英美新批评进行了一番比较，通过古今中西的对话，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凸显了金圣叹小说评点的现代价值。

第三章着重探讨了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政治批评”。为更好地理解金圣叹小说评点的学术旨趣，首先，对小说评点的知识谱系作了一番考察，指出小说评点不是“纯粹”的文学批评，而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其中渗透着话语权力的争夺，积极参与着晚明意识形态的生产。其次，具体研究了金圣叹小说评点与晚明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发现作为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的金圣叹小说评点，一方面受到了帝国意识形态的制约或支配，而成为维护现实政治秩序的文化力量之一，另一方面，它又生产出他异的意识形态，质疑、反抗乃至颠覆着帝国意识形态。笔者认为，正是在与晚明政治游移不定的关系中，金圣叹的小说评点实现了政治文化批判的功能。最后，在研究金圣叹的“症候阅读”的过程中，深入分析了金圣叹所提倡的“读者精神”，指出他诸多内在思想的矛盾冲突及其解决或得以缓解的具体方式，并对“独恶宋江”和“腰斩”等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作了较为切实的新的辨析和阐释。

第四章着重研究了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意义，将“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贯通起来，以“整合”以上的论述。首先，分别从江南的都市化、文化的“突破”、士人的分化及其对小说创作和批评的积极参与，以及传播媒介在古代小说发展中的推波助澜等四个方面，细致研究了小说“经典化”得以展开的历史文化空间问题。其次，我们从金圣叹对于小说“合法化”的“命名”策略和金圣叹小说评点对于小说的深度阐释两个方面，探讨了金圣叹小说评点在经典再生产即小说“经典化”的初步实现过程中的贡献。在笔者看来，金圣叹对于小说“合法化”的命名，扩展了文学批评的标准和经典的构成，其形式批评在艺术的层面上，展开了小说的价值上攀努力，而政治批评则极大地扩展了小说的社会影响。这些对于小说的深度阐释，都是对于文化建构的历史化的积极参与。它们充分发挥了批评家的功能，成功地为小说的读者、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形式的整饬和思想的活力，为社会提供了与盛行价值观相对应的文化产品，从而成功地推动了小说的经典化进程。最后，笔者提出了超越金圣叹，建构“知识分子文化”的一种理论构想。笔者认为，金圣叹小说评点对于当代“知识分子文化”——一种开放性文化批判话语的建构，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百多年来，金圣叹小说评点的研究表明，人们在文献整理方面的工作已做得差不多了，在这方面，恐怕已很难再填补什么“空白”。因此，如何从史料的整理走向史料的解释，使这些史料焕发出崭新的意义，是目前研究的关键任务。笔者认为，在包括明清小说评点在内的古代文论中，寻觅出发展中国当代文艺学的资源是完全可能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包括明清小说评点在内的中国古代文论，貌似散金碎玉，实可集腋成裘。在文本和历史之间穿梭，采取中西古今对话的策略，整合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材料，使之成为具有当代学理性意义的观念、体系或范畴、命题，当是发掘古代文论的内在生机，实现其现代转化的有效途径之一。有学者指出：

从根本上说，整合是一个哲学范畴。首先，整合是哲学辩证论中的范畴，它所涉及的是部分与整体、要素与系统、结构与功能、内部矛盾与外部信息等的哲学问题。整合从特定角度反映了这些关系的矛盾、同一性。其次，从主体认识论来看，人类全部的心理的、思维的、审美的等精神活动中都存在着整合的作用和整合的过程。^[4]

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上看，“整合”与“综合”最为相近，都是把思维对象的各个要素、侧面统合为一体。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基人康德（Immenuel Kant,1724—1804），就非常重视综合的方法论意义。在他看来，悟性的能力就在于，把杂多的现象综合为统一的概念。他说：

我之所谓综合，就其普泛之意义而言，即联结种种不同表象而将其中所有杂多包括于一知识活动中之作用。其杂多如非经验的所为而为先天的所与（如时间空间中之杂多），则此综合为纯粹的。在吾人能分析吾人之表象以前，必先有表象授予吾人，故就内容而言，无一概念能首由分析产生。杂多（不问其为经验的所与或先天的所与）之综合，乃首所以产生知识者。^[5]

朱自清（1898—1948）曾揭示批评的任务：“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6]本着这样的精神，笔者在研究金圣叹小说评点时，总是力图将其放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避免主观臆测，以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与研究的旨趣和切入角度相配合，在研究范式上，除运用已有的文学史、政治思想史的分析框架和方法外，还借助了文化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福柯的话语理论和知识考古学、布尔迪厄反思社会学、新历史主义，以及比较诗学的运思理路与分析范式。此外，本书注意吸收、借鉴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力求新、旧方法与新、旧材料相结合，以切近实际地深入把握和理解金圣叹的小说评点。

多年来，笔者一直与金圣叹进行艰苦的“对话”，倾听他的心灵所言。俄国思想家巴赫金（Mikhail Bakhtin，1895—1975）在论及“对话”不可能有终止时指出：

既没有第一个词，也没有最后一个词。对话的上下文没有止境。它们伸展到最深远的过去和最遥远的未来。甚至在最深远的过去所出现的意义，也永远无法一次性地最终把握到，因为在未来的对话中，它们将不断更新。在当前的对话中，有大量的意义被遗忘了。但是，在未来某一时刻，对话又获得了新生命时，这些意义将被回忆起来。因为没有绝对的死物：每一种意义终有一天会节日般地归来。^[7]

本书写下的就是这种对话和倾听的部分结果。笔到之处，疏漏有之，不详有之，谬见有之。祈望有识者针砭一二。

[1] 参阅本文附录“金圣叹小说评点的研究与反思”。

[2] 在评点过程中，金圣叹往往是激情奔涌，不可抑止，毫无掩饰。如：“读之令我想，令我哭”；“令人大哭，令人大叫”；“天下之人读至此句，莫不泪下。我读之而声咽气尽，不复能赞之也”；“使我敬，使我骇，使我哭，使我思”等等，在其批文里随处可见。

[3] 中国小说有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种形式。比较而言，前者始终依托于史书著述，受史官文化传统影响较深；后者则多以民间文化为依托，内容多出自民间想象与虚构。本文多就后者而论，特此说明。

[4] 杨维富：《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出路》，《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1期。

[5]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87—88页。

[6] 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全集》第三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5页。

[7] 转引自〔美〕凯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