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资格考评将引导职业教育社会化与自我化[1]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中国的发展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如何把人口包袱转化为人力优势，这是世纪之交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将就这个问题作点探讨。

职业资格是劳动人事管理部门对从事某一行业工作人员基本条件的客观规定，职业资格考评，则是对求职者与任职者是否具备从事某一行业岗位工作资格条件的认定与评价。职业资格既是岗位工作要求的客观形式，又是劳动人事管理部门对岗位任职资格的主观反映；既是求职申请者人力资本的现实形式，也是任职者职能水平的主客观反映。职业资格考评既是依据企事业内部岗位工作要求对求职任职者任职能力与条件的认定，又是根据行业规范对求职任职者本身职能条件的评价。

知识经济与科教兴国是中国今后的发展战略。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使我国的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职业资格考评既能对劳动者素质进行鉴定与检查，又能对劳动者的素质进一步促进与开发。通过职业资格考评，有助于迅速有效地提高我国现有与未来各行各业劳动者的素质，保证每个劳动者的质量与规格符合岗位工作的需要，把科教兴国与知识经济的发展战略落在实处。因为科学技术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生产力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需要科学家与工程师把科学技术知识物化为生产工具；二是需要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大量的掌握现代科技知识，会使用先进生产工具的熟练工人、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职业教育是为就业作准备的教育，技术教育是以传授岗位劳动中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与技巧为内容的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只是开发人力资源的一种手段，最后是否达到行业与岗位规范的要求，则需要进行职业资格考评。

职业资格考评也是现代企事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基础与核心技术。人员招聘、人员调配、人员培训与工资报酬等，都需要考虑任职者的职能资格与水平，需要以职业资格考评的结果为依据。

职业资格考评，是我们人口大国目前开发人力资源的最佳途径，中国100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知识经济时代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的最佳途径不在于学校教育，也不在于职业教育。早在上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就提出教育兴国的口号。他们指出，才智之民多则强国，才智之士少则国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说。中国之所以贫弱，主要在教育不良，缺乏人才。因此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参考毛礼锐等《中国教育通史》卷四,P260,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3）。然而时至今日10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教育仍然进展不大。目前我们正为普及9年义务教育而奋斗。12年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更为遥远。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人口太多，教育经费的增长远远满足不了教育发展的需要。即使中国将来大量投入教育经费，实现了12年义务教育甚至高等教育大众化了，仍然解决不了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的问题。因为无论是中小学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属于基础素质与专业素质教育的范畴，学校教育解决的是素质形成而并非现实劳动力开发的问题。有人说出路在于职业教育。1903年11月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指出，兴办实业学堂，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1917年1月至3月，黄炎培在考察日本、菲律宾及南洋各地教育之后，深有体会地指出：“今后之富国政策，将取径于职业教育。”（吴玉琦《中国职业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P83），但职业教育屡屡兴衰。其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职业教育知识面较窄，而青少年的发展向往广阔无限，大多数不愿过早地限定自己的发展方向接受职业教育；二是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专业基础不宽，且技术不够精深，适应的行业有限，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建设中瞬息万变的市场需要。职业教育的滞后性与市场需要的超前性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难以磨合。笔者认为目前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捷径既不是普通教育也不是职业教育，而是要尽快建立职业资格考评的制度与体系。学校教育的时空是有限的，而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是无限的，学校教育只能给人文凭和素质的基础，而无法解决水平与实力的鉴定问题。因此长期以来文凭与水平，学历与实力的矛盾无法得到解决。开展职业资格考评，可以给个人的水平与实力以公平认定，并予以职业资格等级证书的外显标志；另一方面社会的实现需要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具体体现为一定企事业单位岗位编制的数量限制，但是人的能力发展是无限的。因此长期以来，岗位需要的有限性限制并制约了人力的发展，造成了许多人力资源的隐性与显性浪费。这一点在机关与高校最为明显。机关的领导职位数量是有限的，高校的教授职位也是有限的，但职员、教师的能力与资格水平的发展却是无限的，而且不同的人所发展的速度与水平也是不同的，但目前的人事管理却是按部就班，对每个职位的晋升都要求有一定的年限，对每个职位的设置都有一定的数量限制。职务级别越高，职位数量越少。一旦高级职位上有人，那么下级职位上的人再有能耐与水平也不能及时得到晋升，一直要等到上级职位的人退休或转调才有机会。这显然极大地压抑了下级任职人员自我开发人力资源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导致一些下级人员要么选择被动消极等待，要么外流求发展。如果实行职业资格考评制度，对每个任职人员的资格水平予以及时的认定与评估，予以资格水平等级证书的外化标志，则一方面可以让每个人职业能力的水平与实力及时得到社会的承认，从而能够激励个人职业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职业资格考评制度的建立，对限制职位数量的现实人事制度也不会产生任何副作用。同时还为一些高职低聘不满的人外流与招聘单位提供了方便与依据，这极大地解决了岗位设置有限与人的能力发展无限的矛盾问题。建立职业资格考评体制，不但弥补了目前学校教育与人事管理对人力资源开发的不足，改变了传统的以文凭资历认定职业资格的做法，而且还开拓了获取职业资格的新渠道，把学校教育的机制扩大到社会上，让职业能力培训的教育社会化和自我化，极大地提高了个人在职自我开发职业能力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通过自己现实的职业生涯来开发自己的职业能力，有利于学习社会的形成，有利于知识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个人职业能力的自我转向与发展，有利于资格更新和对资格持有者的及时认定，变学校文凭与资历的一元资格认定为社会职业资格考评的多元认定。创造了一种对终身学习成果及时予以恰当评价的形式，使学习机会伴随人的一生成为现实。同时也减缓了高考对青少年学生的不良压力，使高考不再成为取得高级谋职资格的唯一道路。职业资格考评的体系建立包括三大相互联系的子系统。一是培训教育系统，这个子系统担负着对职业资格形成的过程指导，以保证职业资格的质量并为其进一步提高提供指导；第二个是考评子系统，这个子系统要求考评方法科学，考评指标准确，实施操作方便；第三个是利益保障子系统，要求对职业资格及其考评建立相应的法律维护，把职业资格作为一种人力资本，并与实际利益报酬挂钩。这种利益报酬包括名誉、晋升与在工资中有一定的兑现。具体地说，要以法律形式立项，通过工作分析建立起一套行业与岗位的任职资格考评标准与水平等级，选择一些像银行、税务等国民经济中的关键行业及学校中没有设置的专业优先试点考评。职业资格考评的内容除基础知识外，重点放在职业岗位所需要的品性与能力上。考评时过程考评与结果考评相结合，由行业协会掌握考评标准，保证考评质量，政府不要直接参与。

总之，知识经济时代中国面临的最大机遇是人力资源的优势，但人力资源的优势并非现成的而是需要我们尽快尽早去开发，中国人多教育经费有限，学校教育与职业教育都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职业资格考评是适合我们人口大国开发人力资源的捷径。

[1] 本文原载于《中国培训》 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