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社会资本的经济学起源
从广义上来看,一直以来,学术界存在两种思想对社会行为进行描述和解释。一种是来自社会学的思想。人是社会化的,其行为受社会规范、准则和责任义务等因素的影响。这种思想描述了在特定社会情境下的人的行为,并对处于该情境下人的行为的形成、局限和目标等进行了诠释。另一种是来自经济学的思想。人的行为是理性的、独立的、利己的,且有既定的经济目标,即实现预期效用的最大化。在此背景下,新古典经济学、效用学说、契约学说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很显然,以上两种思想都存在各自的缺陷。比如,社会学的思想认为,人的行为受客观环境的影响,完全是无目的和无方向的,完全来自外在的社会环境的驱动,没有一个内在的驱动;而经济学的思想也与现实存在一定的差距,因为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外在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整个社会和经济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行为准则、人际信任、社会网络等社会因素。
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些缺陷,故尝试将这两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进行融合。事实上,早在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学者们就指出,为了使“看不见的手”在市场交易中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就需要一种合作的规范。大卫·休谟(David Hume)发现,为了适应新的经济活动形式,有道德的行为或者“是非感”“同情心”和相应的行为准则会自发地出现,而且这些行为和行为准则大都是理性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较为悲观地认为,市场不会很好地发挥作用,除非人们事先具有某种礼仪、民主意识,或保护人们利益的倾向。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一方面承认了市场确实需要某些道德意识来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他认为市场在自我监管和增加社会整体福利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政府、教会或相关的制度建设就发挥着重要作用。19世纪早期的德国社会批评家亚当·穆勒(Adam Muller)也发现,一个社区的“精神资本”对其经济财富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接下来的19世纪,道德、行为准则和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度被经济学家所淡化,以杰文斯和马歇尔等人为代表的边际效用学派占据了经济学研究的主导地位。受德国经济历史学家的影响,在古典社会学领域,出现了对“社会资本”研究的雏形。比如,爱米尔·涂尔干、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等人对当时的经济事件和经济冲突进行了分析。与此同时,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学者们将社会力量视作独立的因素来解释经济发展。
在经济学领域,BenGPorath(1980)提出,在交易系统中存在“FG联系”,泛指家庭(Families)、朋友(Friends)和公司(Firms)的联系,这些联系及社会组织的形式会对经济交易产生影响。Williamson(1975,1981)考察了在不同的制度形式(公司或市场)下,经济行为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同时,新制度经济学也尝试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阐述特定经济制度的形成条件,以及这些经济制度对交易系统的影响。在社会学领域,一些学者考察了社会组织是如何对经济行为产生影响的。Baker(1983)发现,即使是在高度规范和充分理性的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经济交易也会受交易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Granovetter(1985)指出,即便是新制度经济学,也没有真正地认识到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在形成信任、预期,以及形成和维持社会规范中的重要作用。从长期和历史的角度来看,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对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行有着独立且重要的影响。
Coleman(1986)将以上学说进行了融合。他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将理性的、利己的经济人放置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这不仅能够解释不同社会情境下人的行为,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社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从理性行为的角度出发,如果每个经济人都对特定的资源和事件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且拥有相关的利益,那么社会资本就可以看作是经济人可以利用的某种特定的资源。社会资本是可以通过其功能来定义的,它不单单是一个实体,而且包含多种不同的实体,这些实体具有下面两种共性:第一,它们都包含社会结构的某些特征;第二,它们有助于在特定的结构中完成特定的行为。
Portes(1998)和Porters and Sensenbrenner(1993)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对群体中成员行为的一种预期,这些行为与群体的整体经济目标密切相关,而这种预期可能并不来源于经济方面。针对不同的理论渊源,他们认为社会资本可以分为四大类别:(1)有限团结。这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即一些负面环境可能有助于增加群体的凝聚力,比如,在难民之间很容易资源共享。(2)互惠交易。齐美尔认为,通过私人交易网络,例如邻里之间的交易,可以形成行为准则和义务。(3)价值渗透。涂尔干和帕森斯发现了价值渗透的重要性,价值、道德责任和承诺是契约关系的基础,有助于实现个人的经济目标。(4)强制性信任。韦伯指出,正式机构和群体会通过不同的机制来确保人们履行承诺。尽管存在上述四种类别,但在理论上对社会资本的概念性问题还没有解决。比如,如果社会资本本质上是资本,那么它能够有效地涵盖信任、准则和网络等方面吗?社会资本是群体行为产生的原因,还是行为产生的结果?在实证研究中可以区分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吗?如果可以,它们之间是怎样联系的?如果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都存在成本和收益的话,那么这些成本和收益随着环境条件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为了研究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中的重要作用,并对其进行严格的、连贯的和较全面的定义,应该在既有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社会资本的经典理论进行拓展和综合,并着重从经济学的视角对社会资本进行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