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天地
東方文化研究所經學文學研究室《毛詩正義》校定資料解説[1]
吉川幸次郎 撰
王孫涵之 譯
譯者學習單位：日本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
經學文學研究室，自昭和十年（1935）四月至十六年三月，歷經六年星霜，通過全室研究員、副研究員、助手、囑託員[2]等前後十幾人的共同努力，加以研究室外乃至研究所外的各方熱心幫助，終於完成了由唐國子祭酒孔穎達等人奉太宗皇帝敕旨所撰進，《五經正義》中《尚書正義》的校定。《〈尚書正義〉定本》二十卷，已收入研究所報告的第十四册，以饗饋學界。與之同時，作爲附带成果的《讀〈尚書注疏〉記》，已連載於《東方學報》，而吉川幸次郎研究員對《尚書正義》全文的日譯，亦經岩波書店出版。故自昭和十六年的四月開始，本室繼續著手《五經正義》中《毛詩正義》的校定，而此次校定依舊是作爲全室成員的共同研究來進行的。
蓋《正義》一書，作爲中國精神史的研究資料，其價值可謂不少。首先，《正義》對作爲中國人言行規範的“五經”，以及漢魏人所作“五經”之注，加以綿密的解釋，而其解釋壓倒了其他所有注釋，具有最高的權威，自不待言。《正義》能有如此的權威，是因漢代以來對《五經》字句的反復討論，至此方達到某種穩定。而這種穩定，意味着經過了數世紀的討論，對“經”的解釋進行精練删汰，最終得到了最爲契合中國人情理的解釋。《正義》之後的解釋，之所以大多是由《正義》出發，對《正義》加以補正，正是由於這一點。當然，《正義》的解釋中，有不少地方歪曲了“經”的原意，但這些部分對於了解中國人精神而言，却是極其重要的研究資料。不得不承認，在很多時候，那些據“經”原意所推定的解釋，反不如《正義》的曲解，更符合中國人最爲普遍的精神。
而《正義》的價值，並不局限於此。中國人，本是一個將語言視作人類精神最佳象徵的民族。不過分地説，一切中國人的語言，均是在這一意識下所産生的。語言，正是探求中國人精神時最爲關鍵的一點。而《正義》對“經”的語言，對其背後的精神象徵，逐一進行了細緻的調查與説明。要想了解中國人的語言及其精神象徵間的關係，没有比《正義》更好的資料，或許也是唯一的資料。從這一點來看，《正義》有着極大的價值，並不只是“經”的解釋。
然而在千年的歲月裏，《正義》一書的原貌逐漸崩壞，産生了種種誤字。而當誤字堆積，將要達到飽和點時，便漸次有學者出現，嘗試對其進行校訂。日本學者中最早嘗試校訂此書者，似屬林羅山。承應二年（1653）九月，羅山在登日光山，參拜大猷院新廟之後，歸途中曾到訪足利學校舊跡。於此借覽上杉憲實父子所贈舊唐本《五經注疏》，並與其家中藏本進行校勘，直至翌年方畢。但不幸的是，其校本因明曆三年（1657）大火，歸爲烏有。其事見於林羅山《年譜》[3]。而在中國，這一工作的著手，則略晚於羅山。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注疏刊刻之際，儒臣齊召南曾加以校勘，而浙江嘉善學者浦鏜，則著有《十三經注疏正字》一書[4]。齊氏、浦氏的校勘，確有卓見，但在文獻資料上却甚不完備。
首先依據古本資料來進行校訂工作，並因校勘之精，爲中日學界廣泛認同者，實屬日本享保年間（1716——1736）樸學家——山井鼎。山井氏在其師荻生徂徠的庇護下，以足利學校所藏舊本爲主，完成了《七經孟子考文》這一大作。《考文》一書不久即傳入中國，令中國學者頗爲震驚。清代乾隆、嘉慶間的學者，之所以大多從事校訂，可以説有不少是由於《考文》所帶來的刺激。旋即出现了作爲清人校訂代表的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是書將山井鼎介紹的日本文獻資料，以及當時中國所存的文獻資料，收録殆盡。至此，注疏校訂的工作可謂暫時告一段落。
但山井氏、阮氏的校訂，果真是完美無缺嗎？從今日來看，不得不説，二人的校訂是甚不完備的。
第一，文獻資料不完備。無論是山井氏，還是阮氏，其所見均爲宋刻及其之後的文獻資料。雕版印刷發明之前的寫本資料，僅有山井氏所利用的足利學校古寫本而已。然而今日，刻本之前的寫本，陸續從日本以及敦煌石室發現。即使是刻本，我們也可以看到許多山井氏、阮氏未見的舊本。
第二，山井氏也好，阮氏也好，其於語言學知識上的準備並不充足。就山井氏而言，因其時代環境，未能提供如此的條件。而阮氏所處的時代，儘管是清代小學的極盛之時，但阮氏對其成果的利用也並不充分。
第三，山井氏、阮氏的校訂工作，僅止步於列舉諸本異同，後學對此則無所適從。真正的校訂，當是“校定”。即諸本異字之中，何者合於孔穎達原貌，當有所定奪。而諸本均爲難通之時，則當仔細尋繹文章脈絡，思考其背後的意圖，進而推定孔氏原貌。前人的工作，應當説離此階段尚遠。
之所以需要由本研究室擔當這一校訂工作，有以下幾點理由。首先，我們在文獻資料上佔有優勢。這不僅是説我們可以看到前人未見的資料，而且還因爲我們擁有這項工作最爲需要的資料，即日本所傳的文獻資料。其次，雖然自己這麽説有些失禮，但本人相信我們的語言能力，在現今學界是處在最高水準。而且，由於此項工作屬於室員的共同研究，因此可以避免因個人思考所産生的錯誤及疏忽，同時能更好地恢復孔穎達撰進時的原貌。恢復孔氏原貌，换言之即努力像孔氏一樣去言説，像孔氏一樣去思考。這一努力的成果，將會以《毛詩正義定本》的形式，把此書最爲正確、最爲易讀的文本，奉獻給世人。與此同時，也能讓參與校訂的諸人，最爲具體地把握中國人的思想特點以及作爲其思想象徵的語言特點，從而成爲能够充分理解中國人精神的研究者。
工作開始之際，在此對使用的文獻資料加以解説。這除了方便工作的參與者與成果的利用者對資料進行了解之外，還有些額外的考量。如前所述，對於我們來説，校訂工作中最爲重要的資料是日本所傳的文獻資料。在此之中，對於已知的資料，我們幾乎已全部蒐集。但未知的資料，或許尚藏於故家，潛於舊刹。讀者若能對解説不周之處有所指摘，進而得以補充新的資料，則不獨爲本研究室之幸爾。
一、正義本
（一）單疏本
即僅録有“疏”亦即孔穎達《正義》的版本，這一形式正是孔氏撰進時的舊貌。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有以下兩種版本，均爲日本所存的資料。
1．舊鈔單疏本
《正義》最早的刻本刊行，如後所言，乃在北宋之初，而此本則是較之更早的寫本。今雖僅存殘葉數紙，但於單疏本之中，則是珍貴資料。《秦風·小戎》之《正義》十三行、《蒹葭》之《正義》十行，爲小島祐馬博士之秘笈所有，而夾於兩者中間的《小戎》二十七行、《蒹葭》四十行，則爲已故富岡謙藏學士之文庫所有，不過富岡本近已易主，諸種均爲《正義》卷十一的殘片[5]。今前者用本所所攝照片，後者則用《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唐鈔本》第一集。富岡本有羅振玉氏跋，評其“字跡疏秀，唐鈔之佳者”，但究竟出於唐人之手，還是出自日本奈良時人之手，實難以定奪。不過富岡本書法確爲精道，且唐太宗所諱“民”字，此本闕其末筆。而作爲寫本常態，上述諸本誤字亦爲不少，但至其佳處，則非後來刻本所能企及。諸本流傳徑路不明，小島本紙背抄有《天台論集》。另外，《經籍訪古志》中有狩谷望之求古樓藏《毛詩正義》舊鈔零本□卷的記録[6]，或與此十一卷諸本有别，惜不知其本今歸何處。
2．宋刊單疏本
《正義》最早的刻本，乃北宋淳化三年（992）國子監所刊，今已不傳。此本乃南宋覆刻北宋刊本，卷尾有“紹興九年九月十五日紹興府雕造”刊記。據藏書印，知其原爲金澤文庫藏書，近經竹添光鴻博士收藏，後入於内藤虎次郎博士家中。此刻本爲世間僅存之一部，可謂天壤孤本。每半葉十五行，行二十五六字，與其他諸經宋版單疏的版式相同。今用東方文化叢書影印本。北宋《正義》由寫本過渡至刻本的過程中，曾有相當大的改動（參《東方學報·京都》第九册，吉川幸次郎《舊鈔本禮記正義校勘》[7]），因而此本亦非孔穎達舊貌。不過與後來諸刻本相比，佳處實不勝枚舉。並且，據孔穎達前序，《正義》的卷數原爲四十卷，唯此本卷數與之相合，而後來諸本卷數均有所改動。但遺憾的是，此本首七卷即《王風》之前全闕，因而至《王風》爲止的《正義》分卷未明，這是我們校訂工作目前面對的困難之一。話雖如此，這一問題也不是毫無線索，後述龍谷大學所藏舊寫本經注中，即有若干處標有單疏本卷七前的卷數，但並不完整。衷心期待新資料的發現，從而可以得知單疏本分卷的全貌。另外，民國七年（1918）吴興劉氏嘉業堂所刊單疏本，即出自此本，但臆改之處頗多，難以爲據。
（二）經注疏本
如前所述，《正義》原本的形式當爲“單疏”，故其書僅記有解釋經注的《正義》，未載經注原文，可以説是不録問題的演算。但這種形式，自不用説，對於讀者是頗爲不便的。因而出現《正義》與經注兼録的版本，亦是理所應當。這一形式的版本，有以下二種。
1．安倍本[8]
浦和安倍氏所藏，乃見於信義本《神樂歌》紙背的舊寫本。自《大雅·韓奕》之末至《江漢》之末爲止，上欄記經注，下欄記正義。此本“民”字避唐太宗諱作“人”字，乃平安朝人轉抄唐寫本，説見長澤規矩也學士跋文。而《正義》及經注，作爲刻本前的寫本，頗爲珍貴。今用佐佐木信綱氏影印本，並據嘗見原本的新美寬囑託員的報告，對影印本中未能呈現的文字，加以判讀。
2．宋刊八行本
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2），浙東路茶鹽司所刊。因其書每半葉八行，故有此稱。《正義》與經注兼録之本，刻本之中，此爲最先。不過此書原本今已不傳。唯存有其書卷一上、卷四上下、卷五、卷六上下、卷十二上下的影抄本，此本上鈐“多福文庫”朱印，藏於狩谷望之求古樓，見《經籍訪古志》[9]。而明治（1868——1912）初年曾遊歷日本的清人楊守敬，其所著《留真譜》中，影刻有此本《詩譜序》第一葉及卷一上第一葉。然而現今該本何在，全然不知所蹤，只能期待其被重新發現的一天[10]。《經籍訪古志》記其“原二十卷”，並且從一卷分爲上下來看，可知此本分卷已變單疏之舊。不過就“疏”之文字而言，應當是與宋刊單疏本相差無幾的善本。這一點可以從單疏本、八行本俱存的《尚書正義》的情況來推知。
（附）《毛詩要義》
南宋儒者魏了翁，將《正義》中其所認爲重要的部分，摘録成書，著爲《九經要義》，此乃其中之一部。此書雖非《正義》本身，但因爲其摘録時所用底本，乃宋刻本，無論是單疏本還是八行本，其文字均相差不遠，故附録於此。其書以遵義唐氏光緒八年（1882）覆刻上海郁氏舊藏宋刻爲佳。又有光緒十二年江蘇書局覆刻本，但臆改處多，據强汝詢《求益齋文集》可知[11]。另外，《毛詩要義》的卷數爲二十卷，卷中又有上下或上中下之分。其分卷固與單疏本不合，且與《經籍訪古志》所記八行本分卷有異[12]。
（三）經注疏附釋音本
即在上述經注疏本上，附有陸德明《經典釋文》的版本。今天流通於世間的諸本，大多爲這一形式。
1．宋刊十行本
每半葉十行，爲南宋時福建書坊所刊，一般認爲在經注附釋音本中，此爲最早的版本。全書分二十卷，一卷之中又細分小卷，若以小卷進行計算的話，則全書共有七十卷。雖與單疏舊貌距離甚遠，但後來的閩本、監本、毛本，皆襲用此本分卷。另外，以“十三經注疏”之名彙刻諸經注疏，亦以此本爲最先。此本未爲稀見，今用日本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藏本。之所以選用足利藏本，蓋因其紙墨潔净，誠乃諸本中之白眉，世所罕覯。山井氏《七經孟子考文》所謂足利學之正德本，即指此本。山井氏或許因其他十行本注疏中，往往有明正德年間補刊之葉，故將此本稱爲正德本[13]。其實，此十行本《毛詩》幾乎全爲宋時原刻，後世補刊之處甚少。如此善本能被足利學校遺跡圖書館收藏，這不僅是圖書館的驕傲，也是日本的驕傲。但遺憾的是，對該本的攝影尚未得到批准，在此熱切期望一直對我們幫助有加的圖書館方面，能再次伸出援手[14]。
2．金刊本
北京書估影印的《宋元書式》中，收有半葉十三行本中的一葉。版心文字模糊，卷數難辨，但正好是《邶風》《谷風》的位置。其版式字體，與虞山瞿氏鐵琴銅劍樓、北京圖書館，以及平岡武夫研究員家藏的金平水本《尚書注疏》完全一致[15]，故此本當與《尚書注疏》同爲金刊本無疑。由於全書未見，或已不存於世，但其書零葉尚有他處見藏。如王國維氏在《觀堂集林·舊刊本毛詩注疏殘葉跋》中，推測爲宋蜀本的傅增湘氏所藏卷二第十六葉[16]，實爲此本零葉。另外，僅據《宋元書式》影印的部分，此本似乎未附《釋文》。但以《尚書注疏》的情況推之，每卷卷終當附有彙總《釋文》，故將其列入附釋音本中。
3．閩本
明嘉靖年間，李元陽於福建所刊。此本於世間多有流通，而本所所藏，乃山井鼎舊藏，詳盡地記録了其與足利舊本的異同，可以説是《七經孟子考文》的最初稿本。
4．監本
明萬曆十七年（1589），北京國子監所刊。
5．毛本
明崇禎三年（1630），古虞毛氏汲古閣所刊。此本一般缺《詩譜序》疏，而吉川幸次郎所藏初印本則有[17]。
6．殿本
清乾隆四年（1739），因敕旨於北京禁中武英殿刊行，即爲此本。其分卷改易舊本形式，作三十卷。全文施以句讀，每卷卷末附以齊召南等人所作《考證》。此本疏文，對舊本雖時有校改，但可取之處不多，而《考證》則值得參考。
7．阮本
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作爲江西巡撫的儒林領袖阮元，以其所藏宋刊十行本進行覆刻，即爲此本。不過，此本覆刻不太精審。阮元之子阮福，於《雷塘庵主弟子記》中，謂此本因覆刻時監督者未得其人，頗不合父親心意[18]。《皇清經解》卷八〇七末的嚴杰附記，以及葉廷琯《吹網録》卷四，亦見相同的批評。今將覆刻本與足利藏宋板十行本相比，不得不承認如此。同時，與足利藏本相比，作爲底本的阮氏十行本，似乎是補刻較多的劣本。而且，每卷卷末所附阮元《毛詩注疏校勘記》，亦較後述單行本《校勘記》爲劣。另外，坊間通行的《十三經注疏》石印本，均翻印自阮元本。
二、經注本
孔穎達《正義》的原本形式，乃“單疏本”，而於《正義》之上冠以經注的經注疏本及經注疏附釋音本，則爲後出。經注疏本的出現，除去片斷殘存的安倍氏寫本之外，最早當爲宋刻八行本。此爲前述。可是始於八行本的經注疏合併，實乃有些輕率。之所以這樣説，是因爲宋代及其之後流傳的經注，未必與孔穎達《正義》所據經注完全相同。蓋因經注的文字，在孔穎達之後，至少經過了兩次校改。首先，唐開成年間（836——840），刊刻唐石經之際，其時只對經文進行了校改。其後，進入五代時期，因雕版技術的發明，後唐長興年間（930——933）至廣順年間（951——953），汴梁國子監對經書進行了雕板刷印。此時則是對諸經經注，即經文、注文兩方面，加以了校改。由於宋代通行的經注，均出於五代國子監本系統，因而八行本等版本，其冠於《正義》之上的經注，亦是如此。可是，無論是唐石經還是五代監本，其校改未必考慮到《正義》的解釋。因此，在“以宋人之經合唐人之疏”的情況下，時常有《正義》中的議論，與冠於此前的經注文字不合的現象。
於是，我們在校定《正義》本文以外，還有第二項工作，即對孔穎達所據經注加以推定。借用之前的比喻，即不僅要糾正演算的誤差，還需要推定發生演算的問題。對於這一點，毫無疑問，我們現在在資料佔有上處於極爲有利的位置。
第一，最近日本所傳的古寫本經注得以陸續發現，大部分爲明經博士清原、中原二氏所傳，而這些古寫本，或爲唐人寫本原物，或爲其轉抄本。轉抄本中，雖然有受到宋代刻本的影響，但這一影響僅爲一小部分。這些重要的資料，是日本明經道的傳統留與我們的恩惠。
第二，清末宣統年間，從甘肅省敦煌石窟發現了數量甚多的古寫本，均爲六朝至宋初的舊物，其中《毛詩》經注，雖爲殘卷，也有數部留存。
可是，無論是日本的寫本，還是敦煌的寫本，均非孔穎達所據經注即所謂的“正義本”。但這些寫本，均爲唐時經注，或爲其轉抄，乃五代國子監校改前之舊物，因而與“正義本”的原貌最爲接近。
如上所言，日本及敦煌的古寫本，乃最爲貴重的文獻資料，對於唐石經乃至宋以前刻本、石本的相互參證，其重要性亦毋庸贅言。以下，將諸本大要記之於後，除個别單記經文的版本之外，其餘均爲經注兼俱的版本。
1．唐石經
即前述開成年間的刻石，僅刻有經文。原置於國子監講論堂的兩廊，説見《唐會要》，現在則保存於西安碑林。今用本所所藏拓本，並旁參曾用舊拓的嚴可均《唐石經校文》及松崎明復《三經三傳校譌》。言及唐時經注，必先舉此本，然而其文字未必與《正義》相合，反近於宋刻經文。如前所述，宋刻經文乃出於五代國子監本，因而可以推測，五代國子監本的經文，亦當因襲唐石經。
2．敦煌本
在敦煌發現的寫本，其中大部分，或被伯希和帶到了巴黎國家圖書館，或被斯坦因帶到了倫敦不列顛博物館。《毛詩》經注的寫本，有如下數部。
第一，爲羅振玉氏《鳴沙石室古籍殘叢》影印的資料。其一，《周南·麟趾》序至《魏風》，僅記經文，其後《唐風》至《陳風·菀丘》之半，記有經文及傳箋；其二，即卷九《鹿鳴之什》，幾乎全卷俱存；其三，即卷二《邶風》之首至《匏有苦葉》之終；其四，即卷九《鹿鳴之什·出車》之半至卷尾。上述四部分，均有“寅年净土寺學生趙令全讀”的跋尾。其五，乃卷十《南有嘉魚之什·菁菁者莪》之終至卷尾。以上均爲巴黎所藏。第二，爲日本小島祐馬博士從巴黎所帶回的資料。其一，爲《周南·樛木》及《螽斯》的十一行殘片的筆録；其二，爲卷五《齊風》《魏風》全卷及卷十六《文王之什》幾近全卷的照片。後者前後筆蹟出於一手，小島博士《敦煌遺書所見録》云：“書迹凡拙，意爲鄉塾童生所寫。紙背有‘大順貳年四月十九日遊□□’之字，其墨色、字體與正面文字有異。因而可以推測，正面文字的抄寫當在此紀年之前，則其時代當不晚於中晚唐之交。”[19]第三，爲武内義雄博士從巴黎和倫敦所帶回的資料。其一，即卷八《豳風·七月》的殘片及《鴟鴞》至《九罭》，乃於倫敦所攝。其中《鴟鴞》之前的大部分，由於缺少照片，現在只能用《敦煌石室碎金》的排印文字加以補充。其二，爲巴黎所攝，由《小旻》之半至《瞻彼洛矣》之始，僅録有經文。以上數種，雖多爲殘片，但與今天通行的刻本相比，異同甚多，是極爲貴重的資料。特别是小島博士所攝《文王之什》，章句置於每篇之前，正與《正義》一致。而巴黎還藏有《旱麓》之半至《召旻》之末的無名氏《毛詩音》，現以武内博士的照片作爲參考，小島博士《所見録》對此亦有解説。另外，雖然與小島、武内二氏攝影有所重複，但我們同時還得到了手塚良道博士、神田喜一郎學士贈送或借予的敦煌本照片。
3．蜀石經
五代之際，孟昶立國於蜀。後蜀廣政年間（938——965），孟昶將《毛詩》及其他諸經，附以注文，刻之於石，即爲此本。雖然並無完整的蜀石經拓本流傳至今，但卷一《召南·鵲巢》之半至卷二《邶風》之末的拓本，見藏於陽城張敦仁家。道光六年（1826），金陵陳宗彝對此拓本進行覆刻，題曰“蜀石經殘字”，近來羅振玉氏、陳乃乾氏又分别對該刻本加以影印。今用本所所藏陳氏原刻本。另外，清代宫中似存有完整的二《南》至《邶風》的拓本，殿本注疏《考證》以及岳本《考證》均有引用，其文字亦值得參考。將蜀石經與宋刻經注相比，異同甚多。宋刻的祖本，即五代國子監本，雖然五代監本開版於汴梁的時間，幾乎是與蜀石經刻石同時，不過兩者依據的底本似乎有異。並且，蜀石經與日本、敦煌的寫本相比，文字也不盡一致。
4．岩崎本
以下爲日本所傳寫本。據狩野直喜博士跋文，謂此本“字體雅遒，其爲奈良鈔本無疑”。如其所言，則此本在日本寫本之中，當爲最古，而其佳處亦爲甚多。此本原在鳴瀧長樂院，其後經和田維四郎博士雪村文庫收藏，最後入於岩崎男爵家，保管於東洋文庫。存卷十之首，即《唐風·蟋蟀》至《鴇羽》的部分。今用《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唐鈔本》第一集。
5．大念佛寺本
大阪平野的融通念佛宗本山——大念佛寺所藏，現陳列於大阪市立美術館。寺傳稱此本爲菅公之筆，是否真是如此，這裏暫且不論，不過毫無疑問此本當是平安朝的寫本。此本存卷一之首至《摽有梅》之末，今用《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景印舊鈔本》。同時，本卷《江有汜》及《野有死麕》的殘簡，似乎尚存於某處，我們得到了神田喜一郎學士贈送的殘簡照片，這是值得一記的收穫。
6．陳本
清末學者貴陽陳矩於日本購得的寫本。存卷四至卷六，即《王風》至《秦風》的全部，卷六末有“文治二年大江公朝校畢”之跋。原本所在不明，今所據民國二年成都存古書局覆刻之本，僅能得其髣髴。依日本舊鈔本的常例，原鈔本似應附有乎古止點，並旁記他本異同，但這些信息均不見於存古書局本中。
7．九條本
九條道秀公爵所藏[20]，存卷十五《魚藻之什》及卷十八《蕩之什》的全部。卷十五末，有“奉一覽了菅在親”“應安□年二月十七□□□□□□□訖菅在貫”“應安二十五年八月二日一見之菅在豐”的跋尾。今用本所所攝照片，此本攝影得到了公爵家的幫助。
8．秘府本
寫本，見於宫内省圖書寮所藏御物《和泉式部集》紙背。存卷十七《生民之什·公劉》之半至卷末的部分，末有“康曆己未秋八武州之左足立郡客舘不住軒”的跋尾。今用本所所攝照片。此本攝影，得到了圖書寮方面，特别是出納股長宫良當壯氏的特别幫助，允許我們挪動御物原裝，拍攝了貼於紙背的寫本。但可惜的是，寫本上還貼有一層薄紙，因而照片並不十分清晰。
9．足利本
足利學校遺蹟圖書館所藏寫本，即山井氏《七經孟子考文》中引用的所謂“古本”。現存兩部，一部缺卷十一、十二、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合共六卷，另一部則全書二十卷完整。前者較後者的抄寫年代爲早。今稱前者爲足利本甲，後者爲足利本乙，均用本所的攝影照片。兩本的攝影，得到了圖書館方面，特别是保管委員原田政七氏的幫助。
10．龍谷本
龍谷大學圖書館所藏，被認爲是室町時代的寫本。全書二十卷全，但末數卷因蟲損而有嚴重脱爛。今用本所攝影照片。此本攝影，得到了圖書館方面的幫助。另外，此本的内容上方，時有“正二”“正三”等標記，乃標示《正義》卷數。將所記卷數與内藤氏宋單疏本相比較，兩者基本相合，知其所據當爲單疏本。但遺憾的是，卷七之前的標記，並不完整，因而内藤本殘缺部分的分卷，未能完全確定。
11．京大本
京都帝國大學圖書館所藏寫本，存卷十二至卷十八，每卷卷末，迻録有環翠軒宗尤即清原宣賢的跋尾，爲清原氏傳本。有“尾藩水川進德堂記”的鈐印。今用本所攝影照片。
12．皇朝舊刊本
每半葉六行，行十六字。據長澤規矩也學士之説，此爲南北朝刊本，又有人謂此爲五山版。不論如何，此本所據底本乃日本所傳古寫本，佳處甚多。由於得到對宫内省圖書寮藏本攝影的允許，故今用其藏本照片。静嘉堂文庫亦藏一本，但有補鈔，而陽明文庫所藏一本，則爲後印，兩者均不及御府藏本。
13．宋刊巾箱本
即《四部叢刊》影印的虞山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本，每半葉十行，大字行十七字，小字二十二字，乃南宋刊本。另外，不知《毛詩傳箋》的北宋刊本，是否尚存於世。
14．岳本
宋岳珂荆谿家塾校刊《九經三傳》之一，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全文附有句讀。此本可謂宋刻之代表，其校刊始末，詳見岳氏《九經三傳沿革例》。此本依據宋國子監本最多，故間接出於五代國子監校定本。今用乾隆四十八年（1783）敕旨武英殿覆刻本。武英殿本雖偶有改易岳氏原本之處，但卷末所附《考證》之中，已逐一加以説明。
15．静嘉堂本
乃静嘉堂文庫所藏日本寫本，二十卷全。有清原宣賢尾跋，乃宣賢手校之本。但是，該本文字完全合於宋刻，而與日本所存舊本不同，因而此本當轉鈔自宋刻無疑。不過此本在文字旁側，仔細地注記了其與清原氏家傳舊本的異同，從這一點來説，實爲相當貴重的資料。承蒙文庫方面的幫助，得以對其部分進行攝影。
16．清原宣賢手鈔本
古梓堂文庫所藏[21]，據其尾跋，乃永正九年（1512）宣賢手鈔之本。首尾完俱，當轉鈔自宋刻，行款與静嘉堂本完全相合。而其所注異同，大體與静嘉堂本相同，但時有出入。今承蒙鈴鹿三七學士的幫助，得以借閲原本。另外，足利衍述氏《鎌倉室町時代之儒學》，對此本的尾跋進行了詳細的記録。
17．慶長活字本
借閲京都帝國大學圖書館所藏本。該版本雖爲後出，但文字與中國的刻本有不同之處，頗能反映日本古鈔的面貌。另外，又有享和二年（1802）於京都刊行的清家正本。此本雖於市面十分常見，但也保留了一些日本古本的面貌。
三、近儒校注本
1．毛詩抄
乃清原宣賢講授《毛詩》時的記録。因其解釋大多依本於《正義》，故應時常參看。今用倉石武四郎囑托員與小川環樹學士一同校訂的岩波文庫本。
2．毛詩聽塵
同爲宣賢所著，當是其講授《毛詩》時的備忘筆記。京都帝國大學圖書館有其手稿本。
3．十三經注疏正字
清浦鏜著。資料上並不完備，儘管如此，却仍有許多探得孔《疏》的原貌之處，思索之精，令人佩服。但其書有過分臆改之處，乃其缺點。今用《四庫珍本初集》影印《四庫全書》本。《四庫全書》署其書爲沈廷芳撰，實爲浦鏜的著作。
4．七經孟子考文
山井鼎著。其書於中日學術史上的意義，詳見狩野直喜博士《山井鼎與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山井鼎と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支那學文藪》）一文[22]。今用本所所藏享保十六年（1731）刊本。另外，京都帝國大學圖書館藏有其書刻板前的精鈔本，與刊本時有異同。
5．十三經注疏校勘記
清阮元著。其《毛詩》部分，承擔實際工作的乃元和顧廣圻。如前所述，其書以列舉諸本異同爲主，時有己見，但多不精審。其書已收入《皇清經解》，今用嘉慶十一年（1806）家刻本。本所所藏此本，乃高郵王氏舊藏，且爲初印本。而其書附刻於阮刻注疏之末者，最劣。另外，汪文臺《十三經注疏校勘記識語》、茆泮林《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均對其書有所補正。
6．毛詩故訓傳定本小箋
段玉裁著。僅對經文及《毛傳》有所校訂，但以段氏的博學精思，其書必有可取之處。今用嘉慶二十一年（1816）家刻本。另外，戴震《毛鄭詩考證》《杲溪詩經補注》、段氏《詩經小學》、胡承珙《毛詩後箋》、陳奂《詩毛氏傳疏》、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等清儒著書，也會在需要時加以參考[23]。
譯者後記
日本東方文化研究所經學文學研究室的《毛詩正義》校定工作，自1941年開始，至1947年，因吉川幸次郎調任京都大學文學部教授而終止，前後共歷六年。參與者除吉川幸次郎外，還有倉石武四郎、平岡武夫等諸多學者[24]。與《尚書正義》校定相同，《毛詩正義》校定工作亦包含有三部分，編訂載有經、注、疏正文及其校勘記的《〈毛詩正義〉定本》自然是工作的核心，而撰寫《讀〈毛詩注疏〉記》、日譯《毛詩正義》也是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今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存有《毛詩正義》校定工作的相關稿件[25]，藉此可以了解到當時的大體流程：
首先，是對《毛詩》諸本的通校，具體分爲《正義》、經注兩個部分。《正義》以毛本爲底本，通校《正義》諸本，將其異同記入《〈毛詩正義〉校勘表》；經注以岳本爲底本，通校經注諸本，將其異同記入《〈毛詩傳箋〉校勘表》。其次，則是在《正義》、經注《校勘表》的基礎上，參考前人校勘成果，經成員討論商定，以漢文撰寫《校勘記》。由於《校勘記》行文簡略，校勘背後的詳細論證，則以日文撰成《讀〈毛詩注疏〉記》。而對《毛詩正義》的日文翻譯，亦在同時進行。
遺憾的是《毛詩正義》校定最終未能完成，作爲成果面世的也僅有此《〈毛詩正義〉校定資料解説》一文。從今天來看，文中的部分觀點未免陳舊，一些版本也有待補充，但文章總體結構明晰，解説簡要，於《毛詩正義》乃至《毛詩》經注的重要版本均有述及，對諸本關係亦多有發明，不失爲一篇扎實的版本綜述。特别是在日本《詩經》的古版本方面，吉川氏等學者進行了用心蒐集，獲得了許多一手材料。對於部分版本的認識，時至今日尚停留在吉川氏此文的階段，有待進一步研究。從這些方面來看，《〈毛詩正義〉校定資料解説》一文，在今天仍有極高的參考價值，故特爲翻譯，以饗讀者。
本文翻譯，有幸得到了吉川忠夫先生的授權，而梶浦晉先生及廖明飛師兄，則對譯文多有指正，並提供了寶貴意見，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1] 譯者按：本文初刊於1943年1月的《東方學報·京都》（經學文學研究室，《毛詩正義校定資料解説》，《東方學報·京都》第13册第2分，99——118頁），末署“吉川幸次郎記”。後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吉川幸次郎，《吉川幸次郎全集》卷一〇，東京：筑摩山房，1968，446——463頁），改作今題，並有吉川氏補注五則。今據《吉川幸次郎全集》本譯出，而本文雖原以“經學文學研究室”名義發表，但執筆者實爲吉川氏，故譯文改署爲“吉川幸次郎撰”。另外，《東方學報·京都》原附有個别版本照片，在此省略。
[2] 譯者按：即特别聘用的非正式職員。
[3] 譯者按：林鵞峰編，《羅山林先生集附録》卷二，日本寬文二年（1662）刊本。
[4] 譯者按：《十三經正字》，今見於文淵閣《四庫全書》，但署名沈廷芳。沈氏爲浦鏜作傳云：“《正字》書存余所，故人苦心，余當謀諸剞厥，芳得附名足矣。”收入《四庫全書》則只署沈廷芳一人之名。浦鏜之弟浦銑《秋稼吟稿序》云：“《正字》書，沈椒園先生許爲付梓，今已入《四庫全書》，而非兄之名矣。”阮元編《十三經注疏》所附校勘記，諸多浦鏜之名，未見沈廷芳之名。沈氏於《正字》未置一字，而由“附名”到唯一撰著人，可參看胡雙寶，《語言文化述評》，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7，129頁。本注承蒙北京大學出版社胡雙寶編审提示，在此表示感謝。
[5] 譯者按：小島祐馬藏本，今藏日本高知大學圖書館，富岡謙藏本則歸日本京都市政府所有。同時，日本天理圖書館藏有《秦風·小戎》十三行《正義》，與小島、富岡藏本同出一源，而吉川氏未得見。另外，阿爾伯特·馮·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曾於吐峪溝發現唐鈔《毛詩正義》單疏本殘卷，存《邶風·谷風》後半至《式微》前半的二十三行。此本原在德國柏林，後不知所蹤，唯有高田真治所攝照片傳世。關於上述諸種《毛詩正義》寫本殘卷的情況，詳參西脇常記，《〈毛詩正義〉寫本殘卷——消えたベルリンの一殘卷と日本に傳世する殘卷》，《文化史學》第67卷，29——64頁。
[6] 譯者按：今見澁江全善、森立之等撰，《經籍訪古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26頁。
[7] 譯者按：吉川幸次郎，《舊鈔本禮記正義を校勘して》，《東方學報·京都》第9册，30——56頁。後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卷一〇，425——445頁。
[8] 譯者按：今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9] 譯者按：《經籍訪古志》，26頁。
[10] 譯者按：此本實爲楊守敬所得，今藏臺北“故宫博物院”。
[11] 譯者按：强汝詢《求益齋文集》卷六《再書周易要義後》，記其議由蘇州書局刊刻《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儀禮》五《要義》之事，然全書刻成之後，强氏對此本並不滿意。同卷《儀禮要義跋》云“既付手民，余未及更校，刻成視之，尚不免誤字，頗以爲惋”，似即吉川氏所本。見强汝詢，《求益齋文集》卷六，清光緒二十四年江蘇書局刻《求益齋全集》本。
[12] 補注（1）：後於天理圖書館獲睹此書宋版。《魏鶴山先生〈毛詩要義〉跋》（譯者按：見《吉川幸次郎全集》卷一三，320——325頁），即當時所作。另外，遵義唐氏的光緒刊本，原爲本人的收藏，今藏京都大學文學部。
[13] 譯者按：《七經孟子考文·毛詩》中“宋板”與“正德本”分列，前者即足利學校藏宋刻十行本《毛詩注疏》，後者實乃元刻明修十行本，原未混爲一本，吉川氏之説顯誤。山井鼎將宋刻十行本《毛詩注疏》標爲“宋板”的始末，詳見山井鼎撰，荻生觀補遺，《七經孟子考文補遺》第十三册《左傳》卷一前序，日本享保十六年（1731）刊本。
[14] 補注（2）：其後研究所對全書進行了攝影。
[15] 補注（3）：平岡氏本，今藏天理圖書館。
[16] 譯者按：王國維《舊刊本毛詩注疏殘葉跋》云：“……此殘葉行款並與之近，當亦平水刊本。……此十三行者，殆即蜀本，元人平蜀，遠在江南之先，故平陽所刊書多蜀本。”見王國維，《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61，1042——1043頁。
[17] 補注（4）：今藏京都大學文學部。
[18] 譯者按：《雷塘庵主弟子記》嘉慶二十一年閏六月十九日條下小注云：“按，此書尚未刻校完竣，大人即奉命移撫河南。校書之人不能如大人在江西時細心。其中錯字甚多，有監本、毛本不錯而今反錯者。……《校勘記》去取亦不盡善。故大人不以此刻本爲善也。”見張鑑等撰，《阮元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5，121頁。
[19] 譯者按：小島祐馬，《巴黎國立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所見録（四）》，《支那學》第6卷第3號，90——91頁。
[20] 譯者按：今藏日本東山御文庫。
[21] 譯者按：今藏日本大東急記念文庫。
[22] 譯者按：今見狩野直喜，《支那學文藪》，東京：みすず書房，1973，120——139頁。
[23] 補注（5）：根據此後的經驗，李黼平《毛詩紬義》二十四卷，乃清儒諸書中，較多注意《正義》者。其書刊入《皇清經解》，而本人則藏有其道光丁亥七年（1827）家刻本。
[24] 參見張寶三，《唐代經學及日本近代京都學派中國學研究論集》，臺北：里仁書局，1998，219——223頁。
[25] 其一爲都留春雄寄贈的影印本。計有《〈毛詩正義〉校勘表》一册（卷一之一至卷六之二）、《〈毛詩傳箋〉校勘表》一册（卷一至卷六）、《〈毛詩正義〉校勘記》一册（卷一至卷七，即至《王風·丘中有麻》爲止），日譯《毛詩正義》五册（《詩譜序》至《齊風·猗嗟》）；又有影印倉石武四郎批改本二種，即《〈毛詩正義〉校勘記》一册（卷一至卷七）、日譯《毛詩正義》二册（《詩譜序》至《鄭風·溱洧》）。其二爲吉川幸次郎遺贈的油印本。計有《〈毛詩正義傳箋〉校勘表》一册（《正義》由卷一之一至卷一之五，《傳箋》唯卷一，合訂爲一册）、《〈毛詩正義〉校勘記》一册（卷一至五，即至《鄘風·載馳》爲止）、《讀〈毛詩注疏〉記》四册（卷一之一至卷一之五，中缺卷一之二的一册），以上諸本均有吉川氏的親筆批改。另外，《〈毛詩正義〉校勘表》同毛本分卷，《〈毛詩傳箋〉校勘記》同岳本分卷，而《〈毛詩正義〉校勘記》則爲單疏本分卷，由於宋刊單疏本首七卷全闕，今稿本分卷似是據龍谷本等古本中的標記而加以推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