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时代语境

20世纪是“社会急剧变化、人的精神意识不断更新、各种文化思潮多元更迭的时代”。20世纪的欧美文学生长于“现代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的精神土壤中”，在与传统的反思与对话中逐步完成了向现代性的转型并借此获得了巨大的生机。

现实主义与作为20世纪文学的两大主流，不仅继承了欧美深厚的文学传统，更是表现出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关注，对生与死、灵与肉、善与恶等二元对立主题的掘进，在创作手法方面的创新性和多元化等发展特质。

现代主义作为“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反拨”、19世纪“世纪末文学”的发展，“以非理性的人本主义为指导思想，表现人被异化的生存困境，表现人在现代世界中的渺小和荒诞感”，主张“从本体论的角度去表现人和世界的本质，寻找世界与人生的终极意义与价值”。

进入20世纪，现实主义在新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也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的发展形态。“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在自然科学发展与唯物主义哲学影响的背景下，明显地呈现出自然科学式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倾向，这一倾向在19世纪后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中表现得更为典型。”以巴尔扎克和左拉为代表的作家们“以逼真地模仿与忠实地再现客观的外部世界为基本的文学追求”，而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1881）、福楼拜等人则以“描绘人物微妙、复杂而具有动态特征的心理活动见长”，但“忠实地摹写特定时代的典型环境、塑造活动并成长于其中的典型性格、通过富于特征性与表现力的细节把握特定时代社会生活的本质”无疑是其最基本的特征。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在延续和发展19世纪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又被赋予了某种“现代非理性”色彩，“在广泛描写社会生活的同时，又深化了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开掘”，在叙事与技法层面上亦呈现出现代性和创新性等特点。在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作家们在创作上明显表现出主观化、内向化的特点，在向内心世界的掘进中，着力突出人物的主观感受和精神探索，不仅借鉴了自然主义的客观写实手法和“象征主义”“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技法，甚至还大胆采用了多角度的情节发展和多层次的结构形式。

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在“传统世界的崩溃”与“未知世界的诞生”中产生了对“新现实以及艺术再现新现实的强烈兴趣”，由此开始了深刻而复杂的创作范式的转换。而小说这一体裁在20世纪俄罗斯的演变更是与“文学生活形式的改变、文学发展主要参与者的换代、新的题材指向与体裁偏好的产生”等因素息息相关。

自19世纪中期起，随着屠格涅夫（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1818—1883）、冈察洛夫（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ончаров，1812—1891）、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萨尔蒂科夫-谢德林（Михаил Евграфович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1826—1889）、契诃夫等作家多部现实主义小说作品的问世，俄国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其成就之高，为其他文学样式所望尘莫及。俄国小说在民族自觉的大背景下异军突起，不仅从“主题思想、人物塑造、艺术手法和语言文体等”诸多方面迅速完成了对本土传统文学的超越，更凭借其“对社会理想的孜孜以求、对民众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人的终极价值的执着探索”等“独具的品格”崛起于“世界文学之林”。 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另一巨大成就就是对小说类型和样式的极大丰富，屠格涅夫的文化历史型小说、托尔斯泰的哲理历史型小说、车尔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1889）的革命政论式小说、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小说，以及契诃夫富于创新精神的短篇小说，林林总总，无疑都是文学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完美结合的典范。

19世纪的俄国小说家们关注现实生活，“认为自己有义务从当代或近乎当代的俄国生活中选取情节。这当然不仅仅是由他们只想叙述自己十分了解的事件的朴素愿望所引起的”，而更多的是“由俄国19世纪中期和后期文学的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实际上“从40年代起就已成为大众关注的社会思想的重要表达者”，当时的人们“期待小说家们对民族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件做出敏锐而理性的反应”，要求“小说家的每一部新作都一定要包含发人深思之处，都要有从当时的社会问题角度值得分析之处”，而“通常小说家们也都会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些要求”。通常说来，19世纪的欧洲小说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社会色彩或公民色彩”，但这种色彩却从未像在俄国这样显著，以至于那一时期的俄国文学几乎具有了“某种新闻报道性”，甚至有学者将其视为“俄国社会思想史”的一大“信息来源”。19世纪的俄国文学堪称生活小说的“富矿”，以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1863—1869）、《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8）、《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1868）、《群魔》（1871—1872）、《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戈洛夫廖夫老爷们》（1880），契诃夫的《一个小官员之死》（1883）、《第六病室》（1892）、《套中人》（1898）等为代表的多部诞生于19世纪后期的现实主义小说都称得上生活小说的典型例证。

进入20世纪，面对纷繁复杂、变幻激荡的社会现实，19世纪俄国小说所普遍遵循的具体的历史艺术描绘原则、塑造“社会的人”等创作理念开始让位于人不仅是社会现象，更是“直面永恒的时间与无限的宇宙，直面作为形而上学地克服存在暂时性的死亡与爱情，直面作为绝对的形象哲学的体现的上帝”的“灵魂的载体”的观念，产生了再现旧世界的毁灭和新世界的诞生的强烈愿望。在20世纪俄苏经典作家的创作中，此种兴趣最终表现为“对精确的社会日常生活、历史文化的、政治的具体事实的独一无二的综合”，“对短暂现实的永恒、宇宙意义”的深入探索。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俄国文坛呈现出的纷繁复杂的局面，是俄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纪之交的作家和诗人普遍“感觉到席卷所有领域的时代危机：社会经济的、政治的、哲学的、美学的”。

1905年，列夫·托尔斯泰在《世纪的终结》一文中写道：“用福音书的话来讲，世纪与世纪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一个百年的结束和开始，而是意味着一种世界观、一种信仰、一种人际交往方式的终结以及另外一种世界观、另外一种信仰、另外一种人际交往方式的开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时代的历史征候抑或是变革的推动力就是刚刚结束的俄日战争以及与其同时爆发的、前所未有的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

勃洛克（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лок，1880—1921）则在1921年的《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与我们的时代》中坦言：“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瞬间的重要性相当于数个世纪之和。作为一个没有完全丧失听力和视力也并不十分保守的见证人，我今天要指出1901年1月就已经出现了完全不同的征象，世纪之初便充满了全新的征兆和预感。”

托尔斯泰和勃洛克作为世纪之交两大文学流派——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已经不约而同地预感到了“伟大变革”时代的来临。正如托尔斯泰所言：“人类现在正站在巨大变革的门槛上……这种变革是双重的：内在的和外部的。”如果说外部变革是“社会生活形式的变化”的话，那内在变革则是最高形式的变革，将直接决定人类生活的其他一切变化。

世纪之交不仅是俄国思想领域和政治、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时期，也是俄国文化剧烈转型的时期。帝国的没落、俄日战争的惨败、1905年革命的失败、民粹运动的破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凡此种种使俄国知识分子陷入深刻的精神危机之中，在传统与变革、西方与东方、历史与现实的矛盾中痛苦地纠结、挣扎。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俄国文化领域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

这一时期也是俄国文学由“19世纪的启蒙现代化”向“20世纪审美现代化”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一审美意识的转型带来了一场文学范式的革命。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俄国文学精英们的精神领袖，“美的虚幻、善的软弱和真的相对”成为文学的时代命题。

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这一俄国历史和俄国文学的崭新的、创作多样化时期，在布宁看来，却更多的是毁灭的开始。他认为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俄国文学处于一个“病态时期”，处于“衰落”之中，“不断的痉挛”“丑恶不良现象百倍于积极的”“除了为数不多的例外之外，近年来俄国文学不仅没有创作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甚至变得贫瘠、愚蠢、停滞”。“俄国文学的深刻、严肃、质朴、率直、高尚等宝贵特质已经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粗俗、臆造、戏谑、吹牛、装腔作势、浮夸虚伪的恶劣腔调”。

与布宁同时代的现代派诗人创造了新的诗歌观、诗人个性和，但布宁却不理解也不接受这种“断裂”。他不喜欢现代派，称勃洛克是“半个疯子”，其诗歌是“低俗的胡言乱语”，巴尔蒙特“爱说废话”，勃留索夫则是“法国现代主义者们和老俄国诗人们的勤奋抄写员”。这固然是出于创作个性的差异，但更多的则是世界观、美学观和艺术观的分歧。1912年，他在接受《莫斯科之声报》采访时甚至直言不讳地宣称俄国文学“有些茫然，不知所云”，出现了某种“躁动的、追名逐利的”倾向，“已经失去了直接影响读者心灵的能力”，而“文学的目的恰恰在于直接的、感性的影响”。看得出，在文学的目的这个问题上，他是直接继承了列夫·托尔斯泰的观点。

“无论是世纪初的文学，还是文学斗争，甚或是其所处的时代本身，布宁都与之格格不入，也就是与社会环境的极端性、尖锐性、不可调和性以及对立与矛盾的深刻性格格不入。他热切渴望置身于这种斗争之外，置身于时代的历史矛盾之外，却又不断在自己的意识中加深这种矛盾。”布宁这一时期表现出来的对勃洛克、勃留索夫等同时代诗人的疏离甚或反感，以及同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的亲近，其实更多的是源于与现代派在艺术追求和文学理念上的分歧。在布宁的思想意识中是无所谓前进与后退、进步与退步的，他认为“世界上、生活中只有永恒的价值”，他追求的是“真正的和谐”，这种和谐“与历史时刻无关，更没有焦虑、对未来的展望、紧张、公开的斗争和裸露的心灵”。布宁认为普希金、莱蒙托夫、费特、托尔斯泰和契诃夫达到了这一境界，而他不能接受果戈理、赫尔岑（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1812—1870）、陀思妥耶夫斯基、勃洛克乃至20世纪初俄国文学的原因也恰恰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