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加尔文攫取政权

一五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天，日内瓦的市民为阵阵号角声催动，在公开的广场上庄严集合，万众一心举手宣示，他们从此只愿依照《福音书》和上帝的圣言而生活。通过全民公决——这古老的民主设施，今天在瑞士依然通行——，在从前的主教领地首府，宗教改革后的宗教便成为城市的宗教和国家的宗教，作为惟一有效的，得到允许的教义，引入该城。仅仅几年之久，在这座罗纳河畔的城里，古老的天主教不仅被挤退，也被击垮，连根拔掉。受到暴民的威胁，最后几位神父，本堂神父、修士和修女，全都逃出修道院。所有教堂里的圣像，和其他“迷信”的标记，全被扫荡一空，毫无例外。这个庄严的五月天从此标志着新教的彻底胜利：从此以后，新教在日内瓦不仅在法律上占了上风，变成压倒一切的势力，也成了独一无二的权力。

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得以在日内瓦这样极端的、彻底的得到贯彻，基本上是一个极端的恐怖主义者，宣道者法累尔[21]的功劳。此人是个狂热分子，思想狭隘但是意志如钢，脾气暴躁，同时不顾一切——性情温和的埃拉斯姆斯这样谈论法累尔：“我生平从未见到过这样狂妄自大、厚颜无耻之徒。”——这位“罗曼国家的路德”，对市民大众行使权力，既强迫，又威逼。法累尔身材矮小，相貌丑陋，胡子发红，头发直竖，他在宣讲台上以雷鸣般的嗓音，凭着强暴天性所赋予的极度愤怒，使得台下民众的感情陷入发高烧般的激荡之中。就像作为政治家的丹东[22]，这位宗教的革命家也善于调动并煽动起街上四下分散的、深藏不露的各种本能去进行决定性的冲击和进攻。在胜利之前，法累尔曾上百次以生命为赌注，在旷野里受到投掷石块袭击的威胁，为各个官厅所逮捕和追捕。但是他只受惟一的思想所控制，仅仅凭着这样一个人所拥有的原始冲击力和绝不妥协的劲头，粗暴地摧毁了每一种阻力。他野蛮地率领他的突击队闯进天主教堂，神父当时正在祭坛上做弥撒，表演耶稣受难。法累尔擅自登上讲经台，在他的拥护者的鼓噪声中布道，反对反基督徒的暴行。他把街上的浪荡少年组成一个少年队，雇佣了一大帮孩子，让他们在举行弥撒时冲进教堂，大叫大嚷，尖声怪叫，不断哄笑，来扰乱圣礼。最后，由于追随者日益增多，变得放肆大胆，他就动员他的突击队作最后一次冲击，让他们行施暴力，冲进各个修道院，从墙上扯下圣像，予以焚毁。这种赤裸裸的施暴方法，取得了成功：一小股积极活动的少数人，只要表现出勇气，不惜施行恐怖手段，会使一大群懒散的多数人吓得手足无措，历来都是如此。天主教徒虽然抱怨他们的权利遭到破坏，一齐向市政委员会呼吁，可是同时他们却无可奈何地待在自己家里。最后主教不加抵抗急忙逃走，把他教区的首府拱手让给获得胜利的宗教改革派。

可是一旦奏凯，法累尔让人看到，他只是一个毫无创意的革命者的典型，虽说能通过热忱和狂热推翻一个旧秩序，却没有能力建造一个新秩序。法累尔是个辱骂者，并非塑造者，是个造反者，并非建造者。他可以愤怒地唤起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强劲风暴，能够激起愚钝的民众去憎恨修士和修女，他能够以他叛逆者的铁拳把镌刻旧日法律的石板击成齑粉。但是站在这片碎石面前他一筹莫展，漫无目标。现在要取代被驱逐的天主教，得有一个新的法令生效，这时法累尔就完全不知所措了。作为一个专务破坏的精灵，他只会给新鲜事物创造一个空旷的空间，一个在街头闹革命的人物永远也不会在精神上进行创造性的塑造工作。摧毁旧事物之后，他的事业也就到头了，进行建设必须另找别人。

在赢得了一次过于迅速的胜利之后，当时不仅法累尔一人经历了这一摇摆不定的严重关头，在德国和瑞士的其余地方，宗教改革的领袖们也意见分歧，对于落在他们身上的历史任务并不清楚，因而犹豫不决。路德和茨文利[23]原来想要贯彻的，只不过是清理和涤净现有的教会，使信仰挣脱教皇和最高宗教会议[24]的权威，引回到业已被人忘怀的《福音书》的学说。宗教改革，对于他们来说，顾名思义，起初还真只是改革而已，也就是改善、净化、回归。可是既然天主教会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丝毫也不准备妥协，有个任务便出乎意料地落在他们身上，不是在天主教会内部而是在天主教会之外，实现他们所要求的宗教。一旦从破坏转为建设，这些领导者立即分道扬镳。不言而喻，宗教界的革命家，路德、茨文利，和其他的宗教改革的神学家们情同兄弟，应该会一致同意建立新教教会统一的信仰形式和实践。再也没有比这更合乎逻辑的了。但是在历史上，什么时候，逻辑的和自然的事情曾得到贯彻？没有建立起一个新教的世界教会，而是到处都建立起各自的教会[25]。威丁堡不愿接受苏黎世的宗教教义，日内瓦又不愿接受伯尔尼的宗教习俗。每个城市，都要自己的宗教改革，苏黎世式的，伯尔尼式的和日内瓦式的宗教改革。早在那个危机当中，在乡里精神的缩小镜里事先反映出欧洲各国民族主义的自我倨傲。路德、茨文利、麦朗希通、布塞尔、卡尔施塔特[26]，他们大家曾一起共同摧毁了普天之下的教会[27]的宏伟大厦，如今彼此争吵不休，在神学上咬文嚼字，散发论战小册子，消耗掉他们最旺盛的精力。如今法累尔站在日内瓦站在旧秩序的废墟面前，完全无能为力。他完成了命运赋予他的历史性壮举，却感到承担这一壮举的后果，满足这一壮举提出的要求，实在力不从心——这是他这样的人永恒的悲剧。

因此，当法累尔偶尔听说，加尔文，大名鼎鼎的加尔文，从萨伏耶前来，路过日内瓦，将在此逗留一天，这一消息对于这位悲剧式的凯旋将军不啻幸运女神降临。法累尔立刻前往加尔文下榻的旅店去拜访他，想从加尔文处获得忠告并为建造他的事业求得帮助。因为加尔文虽然比法累尔几乎年轻二十岁，这位二十六岁的加尔文已被公认为无可争议的权威。约翰·加尔文［Jehan Calvin（或Chauvin）］出生在法国的诺亚容（Noyon），是位主教采邑的税务官和公证人之子，在严格训练的蒙太古学院[28]（和埃拉斯姆斯和罗耀拉[29]一样）受到培养，起先决定当神父，后来改为做法学家。他二十四岁时，由于赞同路德的学说，不得不离开法国，逃往巴塞尔。但是他和大多数流亡者不同，这些流亡者一离开祖国，便失去了内在的力量，而流亡对他却成了一大收获。就是在巴塞尔，这个欧洲道路的交汇处，新教的不同派别在这里相汇，互为寇仇，加尔文以他深谋远虑的逻辑家天才的目光理解到这一时刻的必然性。越来越激进的论点已经从新教学说的核心剥落。泛神论者和无神论者，狂热分子和宗教狂，开始使新教反基督教化和超越基督教化。再洗礼教派[30]令人恐怖的悲喜剧已经用鲜血和惊恐在明斯特演出。宗教改革已经有分化为若干个别派别，变成民族产物之势，不像它的对立面，罗马天主教会那样，变成一种包罗万象的庞大势力昂然挺立。这位二十四岁的宗教改革家，以先知先觉的预见性，满有把握地看到这一形势，认为必须及时把力量集合起来，对付这种自我崩溃、自我瓦解的状况，必须把新学说的精神提炼出来，凝结在一本书里，一个框架里，一个纲领中，终于必须草拟一份新教教条的具有创意的概要。于是这位籍籍无名的年轻法学家和神学家以年轻人特有的、妙不可言的大胆放肆，在宗教改革真正的领袖们还在为细枝末节争论不休时，从最初时刻开始，便坚定不移地将目标指向全局。在一年之内以他的论著《基督教教理基本纲要》[31]（1535年）奠定了新教教义的第一个纲领，新教的教材和指导，新教的经典著作。

世界上有十本或者二十本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决定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改变了欧洲的面貌。加尔文的这本《基本纲要》便是其中之一，它是路德翻译《圣经》以来，宗教改革最重要的一部指导行动的著作。它从一开始就以其逻辑性的铁面无私，独创性的坚定不移，在同时代人当中，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一个精神运动总需要一个富有天才的人来开始它，也总需要一个才气横溢的人来结束它。路德作为发起者，推动了宗教改革运动，加尔文作为组织者，在这种运动四分五裂成为上千个宗派之前，阻止了它的发展。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基本纲要》结束了这场宗教革命，犹如《拿破仑法典》阻止了法国大革命：二者为革命画了句号，也就总结了这两次革命，两者都把一个奔流不绝、汹涌澎湃的运动开始时期的烈焰奔腾的部分去掉，为了给运动加上法律和稳定的形式。从随心所欲变成教条，从自由变成独裁，从心灵的激动奔放变成生硬的精神规范。当然，就像每个革命停顿下来，总会丧失一些初期时原来的动力，这场宗教革命到了最后阶段，也会失去它原有的冲劲；但是现在有一个新教教会作为精神上统一的世界大国，从此和天主教会分庭抗礼。

加尔文的力量在于，他丝毫没有缓解或者改变最初撰写此文时表述的僵硬态度。他的这部作品以后发表的各个版本只是扩大，而不是修正他最初的决定性的认识。在二十六岁时他就像马克思或者叔本华那样，在经历一切之前，就已从逻辑上思考过了他的世界观，并且想得十分彻底。此后所有的岁月只是用来把他组织方面的思想在现实的空间予以贯彻执行而已。他再也没有改变过任何实质性的词句，尤其没有改变自己。他不会后退一步，也不向任何人迈进一步。这样一个人你只能把他砸碎，或者被他砸烂。所有居于中间的感觉，无论是拥护或者反对他，全都枉然。只有一种选择：否定他或者完全屈服于他。

这一点，法累尔在和加尔文初次相遇的交谈中就立刻感觉到了，这里可以看出他人性的伟大。尽管他年长加尔文二十岁，从此时此刻起，却完全屈从于加尔文。他承认加尔文是领袖和大师，他从此刻起，使自己成为加尔文精神上的仆人，他的下属，他的奴仆。在今后三十年里，法累尔永远也不敢说一句话来反对这位比他年轻的人。在每场斗争中，在每件事情上，他都站在加尔文一边，听从加尔文的每一声召唤，从任何地方赶到加尔文的麾下作战。法累尔首先作了那种彻底服从的榜样：不提疑问，不加批评，完全自我献身。加尔文这个狂热分子要求别人绝对服从，在他的学说中正是要求每一个人把这种服从视为最高职责。而法累尔相反，一生只向加尔文提出仅有的一个要求，便是他此时此刻提出的这个要求：希望加尔文作为惟一配有这种身份的人，承担起日内瓦的精神领导工作，以他优势的力量建设宗教改革事业，而法累尔自己过于软弱，无法完成这一任务。

加尔文后来报导，他如何长时间地激烈反对，拒绝听从这一出人意表的召唤。对于才智之士来说，要下定这一决心，离开思想纯净的天地，进入现实政治污浊的氛围，永远是责任重大之举。加尔文此时也体验到这样一种暗自心悸的感觉。他举棋不定，指出自己年纪太轻，经验不足；他请求法累尔，最好还是让他与书籍为伍，思考各种问题，进行创造性劳动。加尔文顽固倔强，一个劲地想要挣脱任命，最后激怒了法累尔，使他失去耐心，以《圣经》中先知的力量大声斥责那犹豫不决的加尔文：“你用研究工作作挡箭牌；但是我以全能之主的名义向你宣告：你若拒绝出手相助上帝的事业，听从自己的愿望甚于听从基督，上帝的诅咒将落到你的头上。”

这番号召才打动了加尔文，决定了他的一生。他表示准备在日内瓦建立新的秩序：他迄今为止用语言和思想宣示的一切，从此得以化为行动和事业。他从此将试图不把他个人意志的印记赋予一本书，而是把它强加在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之上。

每个时代的人总是对自己的时代知道得最少。最为重要的瞬间，总是悄然飞逝，不被他们注意。真正决定性的时刻几乎从来没有在他们的编年史里得到相应的重视。所以日内瓦市政厅的记录在一五三六年九月五日也就这样记载了法累尔的申请：持续聘用加尔文为《圣经》的宣讲者。但认为没有必要写上此人完整的姓名。而这个人将在全世界面前给日内瓦带来无上的荣耀。市政厅的书记官只是干巴巴地记上了这一事实：法累尔建议，“让‘那个高卢人’继续他的布道活动。仅此而已。又何必费劲去拼写此人的姓名，并把它登记到档案中去？似乎这只是一个并无约束力的决定，批准给这个衣食无着的外国布道师一份小额的薪金。因为日内瓦市政委员会还是认为，只不过任用了一名下级官员，别无其他。这位下级官员今后将和任何一位新任用的学校教师、财会人员或者刽子手一样地谦虚谨慎，服从听命。

当然，这些忠厚老实的市政官员并非学者，他们闲暇的时候并不阅读神学著作。他们当中肯定没人事先，哪怕只是翻阅一下加尔文的《基督教教理基本纲要》一书，否则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因为书中，用明白无误的语言，十分霸道地规定，“那个高卢人”要求赋予布道者在教区里多么巨大的权力：“这里要明确描述一下布道者在教堂里应该拥有的权力。他们既然被任命为上帝圣言的保卫者和宣示者，他们得冒险去干一切，去迫使这个世界上一切大人物和有势力的人物，在上帝的无上尊严面前低头臣服，为之效力。他们有权向所有人，从最显赫者到最卑下者，发号施令。他们必须树立起上帝的章程，破坏撒旦的王国，爱护羔羊，消灭豺狼。他们必须提醒并教导服从听命之人，控告和消灭那些倔强反抗之人。他们可以联系一切也可以解除一切，能用闪电霹雳手段，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依照上帝的圣言行事！”

加尔文的这句话：“布道者有权向所有的人，从最显赫者到最卑下者发号施令”，显然为日内瓦市政当局的官员们所忽视。否则他们绝对不会冒冒失失地把自己交到这个要求如此之高的人手里。他们浑然不觉地径自委任他以职务和荣誉，不知道他们派到他们教堂去工作的这个法国流亡者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要成为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的主人。但是从这天开始，市政当局自己的权力就此结束，因为，凭着他毫不妥协的干劲，加尔文将把一切攥到自己手里，毫无顾忌地把他的极权主义的要求化为事实，从而使一个民主的共和国变成一个神权政治的独裁专制国家。

加尔文采取的最初几个措施，就证明此人的思维逻辑清晰、高瞻远瞩、目标明确、意志坚定。他后来这样写道他的这段日内瓦时期：“我首先走进这座教堂时，教堂里几乎一无所有。有人布道，仅此而已。大家把圣像收集起来，加以焚毁。但是这还不算宗教改革，一切都乱七八糟。”加尔文是个天生的组织天才：一切不规则的、不系统的东西，都和他那像数学一样精确的天性格格不入。要想对人进行教育，使他们信奉一种新的宗教，首先就必须要使他们知道，他们信仰什么，承认什么。他们必须能够清清楚楚地区别，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每一个精神王国都和尘世王国一样，要有清晰可见的界限和法律。因而加尔文上任才三个月，便向市议会提出一份教理问答[32]。共二十一条，以浅显易懂、简明扼要的文字，表达了新教的基本原理。这份教理问答——在某种意义上是新教教会的十诫[33]——得到市议会原则上的赞同，获得通过。

但是加尔文并不满足于市议会仅仅表示赞同，他要求市议会彻头彻尾、毫无保留地表示服从。他绝不满足于这个学说得到表述，因为这样一来，个别人依然还保有一些自由，看是否服从这个学说，在什么程度上服从这一学说。可是加尔文在学说和生活各项事情上，绝对容不得半点自由。他根本不打算在宗教和精神事件上给个人的内心确信留下些许回旋的余地。根据他的看法，教会不仅有权，而且有责任把无条件尊重权威的服从用暴力强加在所有的人身上，甚至无情地严惩不温不热的保留态度。“不论别人想法如何不同，我不认为，我们的职务会受到这样严重的限制，以至我们在布道之后，就像已经尽了我们的职责，万事大吉，可以无所事事。”他的教理问答不仅应该表现出虔诚的准则，而且应该成为国家的法律。因此他还要求市议会，从官方出发，迫使日内瓦城所有市民依次逐一公开宣布承认并且宣誓信奉这份教理问答。市民们得每十个人一组，像小学生似的由“长官”带领，走进大教堂。在那里举起右手，重复市政秘书宣读的誓词，进行宣誓。谁若拒绝宣誓，就被迫立即离开这所城市。这就清清楚楚、一劳永逸地表示：从此以后没有一个市民，若想生活在日内瓦的城墙之内，可以在宗教事务上，哪怕有一丝一毫背离约翰·加尔文的要求和观点。在日内瓦，路德所要求的“基督徒的自由”就此告终，宗教观作为一种个人良心的事情就此告终。理性战胜了伦理，宗教改革的词句战胜了宗教改革的意义。自从加尔文踏进日内瓦，任何自由在这座城市里全告终结。一个人的意志现在开始统治一切。

任何独裁专制，若无暴力，都难以想像，难以为继。谁若想保持权力，手里需要有权力的手段：谁若想发号施令，必须有违令则罚的权力。根据任命加尔文的法令，他并没有丝毫权力向犯了教会罪孽的人发布驱逐出境的命令。市政委员会只不过任命了一位“圣言的宣讲者”，以便他向信众阐释《圣经》，任用了一位布道者，以便他公开布道，提醒社区民众信奉正确的上帝的信仰。但是对于市民法律上、道德上的举止进行惩罚的权力，他们不言而喻认为应该保留在他们自己的司法权限之内。无论是路德，还是茨文利或者宗教改革的任何一位其他领袖，迄今为止都从未试图否认市民行政当局的这一权利和权力。可是加尔文则不然。他天性专横跋扈，立即凭借他个人强大无比的意志，把市政委员会强压下去，使之仅仅变成他个人命令和法规的执行机构。可是既然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加尔文并无任何依据可以这样行事，那他就利用他自己手里的权利通过行施逐出教门律来给自己创造这一依据：他用天才的手法，把宗教里关于圣体的神话[34]转化为个人的权力手段和压制手段。因为加尔文教的布道师只允许他个人认为品行端正，毫无问题的人才能领圣体，参加“主的圣餐”[35]。布道师若拒绝谁领圣餐[36]，——这里显示出这一武器的全部强大威力——，这个人作为市民也就彻底毁了。从此谁也不许和此人说话，谁也不许和此人进行买卖。这样一来，这个由教会施行的，看上去似乎只是教会采取的措施，立刻变成社会对他的封锁，商业上的封锁。倘若这个遭到开除的人还一直不肯缴械投降，而是拒绝进行布道师规定的公开忏悔，加尔文便下令把他放逐。这样一来，加尔文的敌人，哪怕平素是最受尊敬的市民，也无法在日内瓦再继续生活下去。从此以后，每一个遭到神职人员憎恶的人，作为市民的生活也受到威胁。

加尔文手握这道霹雳，可以把每一个反抗他的人击成齑粉。他采取了这一大胆的举动，把火焰闪电和轰雷巨石放在自己手掌之中，这是在他之前城里的主教也未能做到的事情。因为在天主教教会里，教会在决心把一名教徒公开驱逐出教之前，需要经过一段漫长无边的审理过程，要经过高级机关直到最高机关的逐一批准。逐出教会是个超乎个人的行动，完全不由个人恣意妄为。而加尔文目的性更强，意志更加坚定不移，定要攫取权力，他就每天都把革出教门的权力随意地放在布道师和教会监理会手里。他把这可怕的威胁几乎变成常规的惩罚。作为心理学家，他对恐怖的效果计算得颇为精准，就利用人家害怕这种惩罚的心理，把他这种个人的暴力无限提高。加尔文要求把分送圣体的仪式规定为每月一次，市政委员会克服重重困难，结果总算成功地把这项规定改为每三个月分送圣体一次。但是加尔文再也不让人家把他最强有力的武器从手里夺走，因为只有凭着这件武器，他才能展开他自己的斗争：为全面夺取权力而进行的斗争。

一个民族大多数情况下往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认识到，一个独裁专制暂时的好处，它的更加整肃的风纪，它的强化的集体战斗力，是要以丧失个人的自我权利为代价的，而每一项新法律的代价必然是失去一项旧的自由。在日内瓦这种认识也是渐渐觉醒的。市民们真心诚意的赞同宗教改革，他们自觉自愿地聚集在露天广场上，作为独立自主的男子，举手表示皈依新的宗教。但是相反，叫他们在一名警察的监视下，每十个人一组像苦役船上的犯人似的依次被驱赶着走过全城，然后在教堂里对加尔文先生的每一条条文庄严宣誓，这可大大挫伤了他们共和主义者的自尊心。他们之所以赞成一种更为严格的风习改革，并不是为了现在每天都受这个新来的布道师轻率地用逐出教门相威胁，仅仅因为他们有一次喝了杯葡萄酒，喝得欢快一些，或者穿的一些衣服，被加尔文先生，或者法累尔先生觉得过于花哨或者过于华丽。老百姓开始反躬自问，这样神气活现、指手画脚的一些人到底是谁。他们是日内瓦的市民吗？他们世世代代都是本地人？为本城的壮大和富裕也都做过贡献？还是些久经考验的爱国主义者，若干世纪以来，都和名门贵族关系密切，沾亲带故？不，他们都是新近才来的外来户，是从别的国家，从法国过来的逃亡者。大家殷勤好客地接纳了他们，给他们吃住，给他们收入可观的职位。现在这个来自邻国的税务官的儿子，马上就把他的弟弟和妹夫一起接到这个温暖的窝里来，来辱骂和训斥他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市民！他，这个逃亡者，这个由他们雇佣的人胆大妄为，擅自决定谁该留在日内瓦，谁不该留！

每次在一个独裁专制开始的时候，只要自由的灵魂还没有被蹂躏，独立自主的灵魂还没有被驱逐出境，反抗还有一定的分量：在日内瓦具有共和思想的人们，谁也不想让自己被人恣意呵责，“就仿佛他们是剪径蟊贼似的”。整条整条大街尤其是德国人大街拒绝按照要求去进行宣誓，他们大声抗议，态度叛逆。他们既不会宣誓，更不会按照这些跑来要饭的法国饿殍之命离开他们的故乡之城。加尔文虽然成功地强迫那个臣服于他的“小小的议会”，的的确确向那些拒绝宣誓者发出驱逐出境令，但是他们不敢把这个不得人心的措施实际予以贯彻执行，新一届市民选举的结果清清楚楚地表明，全城大多数人已经开始反抗加尔文随心所欲的恣意妄为。他的铁杆追随者在一五三八年二月选出的市议会里不占上风。民主在日内瓦又一次得以贯彻自己的意志，反抗加尔文的威权要求。

加尔文往前走得过于迅猛。搞政治的意识形态专家们总是过于低估根植于人性中惰性的抵抗。他们总说，决定性的革新在现实的空间就和在他们的精神结构中一样可以迅速实现。现在睿智想必命令加尔文，在他没有赢得世俗的官厅之前，必须更加柔和地行事，因为现在他的事业还依然处于有利的形势，新当选的市议会也只是向他表现出谨慎的态度，并未露出敌意。即便是他最顽强的敌人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也不得不承认，一种坚定不移的整肃风化的意志是基于加尔文的狂热信仰。这个不顾一切的人并非为了狭隘的个人野心，而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而采取这种行动。他的战友法累尔依然是年轻人和街上少年的偶像。倘若加尔文稍稍施展一点外交的机敏，使他的侮辱人的激进要求适应市民阶级更为悠闲从容的观点，完全可以轻易地缓解一下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可是在这点上，恰好碰到加尔文坚如花岗岩的坚守原则的性格，碰到他钢铁般不可动摇的倔劲。这个狂热分子，终其一生最最看不得的莫过于妥协。对加尔文而言，没有中间道路，只有一条路，他自己的路。要么达到全部目的，要么什么也达不到，不是获得全部权威，便是放弃一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永远也不会迁就妥协。因为对他而言，真理在手，有理有据。这是始终有效的特点，他根本就无法理解，也不会想到，竟然另外有人认为自己同样有理。对于加尔文而言，公理便是只有他可以教育别人，别人得向他学习。他就是这样满怀真诚的信念直言不讳，他说：“我的教导取自上帝，这坚定了我的信念！”他以一种令人惊愕并不寒而栗的自信心把他所说的话语等同于绝对真理——“上帝给我恩典，让我宣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倘若另外有人胆敢发表反对他的意见，这位自我着迷的狂人又会勃然大怒，深受震撼。反驳本身在加尔文身上便引发一种神经病发作，精神上的敏感促使身体也有反应。他的胃发生痉挛，使他口吐胆汁。尽管反对者实事求是、温文儒雅地提出反驳意见，但是他胆敢怀有不同的想法，这一事实就使他转变成加尔文的死敌，从而也成为一个世界公敌，上帝的敌人。这位在私人生活中极有分寸，举措得体到过火程度的人，竟把同时代最初的一批人文主义者和神学家斥为向他嘶嘶乱叫的毒蛇、狺狺狂吠的恶狗，斥为野兽、无赖、撒旦的奴才。只要有人哪怕只是在学术上稍微反驳一下加尔文，这位上帝的“仆人”立刻感到“上帝的荣誉”受到侮辱，只要有人敢于说圣·彼耶尔教堂的布道者个人有统治欲，加尔文立刻认为“基督的教会”受到威胁。和别人交谈，对于加尔文而言只是别人得皈依他的意见，赞同他的意见：这位平素目光清晰的人一辈子没有一时一刻怀疑过，就他一人才有权阐释上帝的圣言，就他一人才知道真理何在。但是，正好多亏他的这种冥顽不化的自我信任，多亏这种先知般的自我癫狂，这种超群出众的自我偏执狂，加尔文在现实的空间里总保持有理；单凭他的这种坚若磐石的不可动摇的态度，这种冷若寒冰、不近人情的僵硬态度，他在政治上的胜利才能得到解释。因为只有这样一种自我癫狂，这样一种了不起的褊狭的自信才使此人在世界历史上成为领袖。永远屈从于诱骗者的人类从来也不会屈从于有耐心的人和公正无私的人，而总是只屈从于伟大的自我癫狂者们。这些人有勇气把他们的真理当作惟一可能的真理，把他们的意志当作世界法律的基本公式来加以宣扬。

所以新的市议会的大多数都反对加尔文，他们很客气地嘱咐他，为了和平起见，希望他不要采用狂野的威胁口吻，动辄把人开除教籍，希望他接受伯尔尼教会会议的较为温和的观点。这些都丝毫也影响不了他。像加尔文这样倔犟的人，哪怕只是要他在细枝末节上让一小步，他也不会接受任何廉价的和平。他天性飞扬跋扈，根本不可能做出任何妥协。在市政委员会反驳他的那一瞬间，这个自己曾经要求其他所有的人必须无条件地屈服于任何上级的人，几乎不假思索地变成了反抗他上级机关的革命者。他在布经台上公开辱骂“那小小的议会”，并且宣布，“他宁可自己死去，也不愿把吾主的神圣的肉体扔到这些狗仔面前。”另一位布道师在教堂里把市议会说成是“一群醉鬼的会议”。加尔文的追随者们像一块山岩，冥顽不化，难以移动，竭力和官厅对抗。

这些布道师向市政委员会的权威这样挑衅，这样叛逆，市政委员会无法容忍。它首先毫不含糊地发出指示：布经台不得继续为政治目的加以滥用，在那里只能对上帝的圣言进行解释。可是既然加尔文和他的部下满不在乎地完全忽视这道官方的命令，那就除了禁止布道师登上宣讲台外，别无良策。这些布道师中最善挑衅的一位古尔托尔，由于公开激起叛乱而遭到逮捕。这一来，教会权力和国家权力之间便公开宣战。但是加尔文坚定不移地接受这次战争。他在追随者们的簇拥下，冲进圣·彼耶尔大教堂，倔犟蛮悍地登上禁止他上去的布道台，双方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全都戴着佩剑挤进教堂，一部分是要强制夺取被禁止的布道权利，另一部分则是想用武力阻止对方得逞，于是乱成一团，几乎要酿成流血的复活节。此刻市政委员会的耐心已到尽头，它召开二百人大会，这是最高权力机关。会上提出问题，加尔文及其他被雇佣的布道师态度倔强，公然蔑视市政委员会的命令，是不是应该让他们滚蛋。压倒的多数人投票表示赞同。这些叛逆的神职人员被免除职务，得到严厉的指示，在三天之内离开日内瓦城。加尔文在最近一年半内以流亡的刑罚威胁该城这么多市民，现在这一刑罚落到他自己头上。

加尔文向日内瓦发起的第一次冲击遭到失败。但是这样一种挫折在一个独裁者的一生中并不意味着什么危险的事情。相反，一个权力不受限制的当权者在最终登上权力巅峰之前，起先总要遭受这样一种戏剧性的失败。流亡、监禁、流放，对于这些伟大的世界革命者而言，从来就不是阻碍，永远只是有助于促进他们的人气，更加受人爱戴。为了让群众对他们顶礼膜拜，他们首先得成为殉道者；只有受到遭人憎恶的制度的迫害，这才能为一位人民领袖日后在群众当中决定性的成功，先创造心理上的先决条件，因为只有通过显而易见的考验，未来领袖头上的光环才能在人民面前提高到神秘莫测的高度。对于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言，没有什么比暂时退到后台去更为必要的了，因为大家一时看不见他，他就变成了传奇；声誉犹如一片云霞，围绕着他的名字，给他无上荣光，等他再次返回，面对着的是提高了一百倍的期待。这种期待自然而然地不消他自己费劲，就仿佛自成气候。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英雄，都是通过流亡，对他们的民族拥有最为强大的感情的威力。譬如恺撒在高卢，拿破仑在埃及，加里波的[37]在南美洲，列宁在乌拉尔，都是因为他们不在场而变得更加强大，比他们亲自在场要强大得多。加尔文也是如此。

当然，在那遭到放逐的时刻，加尔文根据人们的预见，已经彻底落魄。他的组织都被击溃，他的事业完全失败，他的成绩只剩下狂热的要求秩序的意志和几十个可靠的朋友，此外别无所有。他和一切政治性人物一样，在危险关头，不是与人达成协议，而是坚决撤退。这时跑来帮忙的是他的继任和对手所犯的错误。市政委员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几个驯从听话的布道师，来取代加尔文和法累尔这样宏大伟岸的人物。这些驯从的布道士害怕采用严酷的措施会受到民众的厌恶，宁可把缰绳放松，让它松松垮垮地拖在地上也不要把它拉得太紧。在他们的作用下，加尔文在日内瓦如此起劲，甚至过分起劲地开始建造的宗教改革的大厦，不久就陷于停顿。市民在信仰问题上如此犹豫不决、把握不定，以至被排挤的天主教会又渐渐重新鼓起勇气，试图通过聪明的中间人卷土重来，又重新争取日内瓦回到罗马天主教会的怀抱中去。情况紧急，越来越急。这些宗教改革派人士原来觉得加尔文过于粗暴过于严厉，同样的这些人，现在渐渐开始不安起来。他们反躬自问，这样一种钢铁般的纪律说到头来，是不是比具有逼人之势的混乱状况，更符合他们的愿望。越来越多的市民，甚至于有些旧日的反对派催着逼着官方，把那些流放的布道师都找回来。最后市政委员会眼看别无出路，只好听从一般民众的愿望。最初写给加尔文的那些消息和文件，还只是轻声细语，小心谨慎的询问，渐渐地就变得更为坦率，更为迫切。邀请已经不容置疑地变成请求：市议会不久不再写信给加尔文“先生”（Monsieur），请他回来，帮助城市，而是写信给加尔文“大师”（Matre）。最后，一筹莫展的市议会的先生们简直跪地请求“这位好兄弟和惟一的朋友”，重新接受布道师的职位。信上已经附了这样的允诺：他们“要这样对待他，使他有理由感到满意”。

倘若加尔文只是一个格局很小的人物，这样廉价的胜利已经可以使他满意，两年前人们把他这样鄙夷不屑地赶出日内瓦城，而现在大家这样苦苦哀求，要他回到这座城去，那么他完全可以心情舒畅，心满意足。可是渴望赢得全局的人，从来不会满足于半吊子的结果的。对于加尔文来说，他这件最神圣的事业并不关乎个人的虚荣心是否得到满足，而是关乎权威是否获得胜利。在他的事业中，他不愿有任何官厅再一次来妨碍他的工作。他若回到日内瓦去，在那里就只能有一个意志有效，那就是他的意志。只要日内瓦城不是自缚双手完完全全地降服于他，奴颜婢膝地宣布彻底服从他的意志，加尔文拒绝表示任何赞同。他老谋深算，以夸张的厌恶姿态，长时间地拒不理会日内瓦城提出的迫切建议。他写信给法累尔：“我宁可千百次地去死，也不愿再一次展开这从前的痛苦万分的斗争。”他一步也不向他旧日的对手走近。等到最后市政委员会终于跪地请求加尔文回到城里，甚至连他最亲密的朋友法累尔也忍耐不住，写信给他：“莫非你还在等待，连石头也召唤你？”加尔文纹丝不动，坚定异常，直到日内瓦彻底投降，是生是死全凭他来摆布。一直等到他们发誓，根据他的意志恪守教理问答和“纪律”，市政官员们向斯特拉斯堡城写出措辞谦卑的信函，向那里的市民像兄弟般地提出请求，把这位不可或缺的人恩赐给他们，一直等到这样日内瓦不仅在他个人面前，而且在全世界面前降低身份，这时加尔文才做了让步，终于宣布以崭新的充分的权力，同意接受他旧日的职位。

就像一座被击败的城市在准备迎接它的征服者，日内瓦也在准备加尔文的入城式。一切想像得到的事情全都做了，为了平息他的愤懑。旧日严峻的敕令又急急忙忙地生效，只是为了让加尔文一开头就发现他的宗教的命令已经贯彻执行。小市议会亲自负责在花园旁边为这位久盼的人选择一幢合适的住宅，并且准备好必要的设备。圣·彼耶尔大教堂古老的讲经台特地翻修一遍，以便加尔文能更加舒适地演讲，而加尔文的身影随时随地都能被在场所有的人看见。一个荣誉接着一个荣誉：加尔文还没有从斯特拉斯堡动身，一位传令官已经派来迎接，以便中途就能以日内瓦城的名义向他表示欢迎。市民出资，十分庄严隆重地迎接他的全家。最后在九月十三日，旅行马车渐渐驰近科尔纳文城门，大量的人群立即聚集起来，在欢呼声中把这位重新返回的客人接进城去。于是这座城市在加尔文手里就像一块烂泥一样柔软驯从。若不把这座城市造就成一件符合他思想的艺术品，他绝不罢休。从此时此刻起，加尔文和日内瓦，精神和形式，创造者及其造物，这二者就再也不可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