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邢侗为个案研究晚明万历

年间书法的种种变迁明朝自隆庆、万历开始进入了更加剧变的时期，这种剧变表现在标志着明朝中期的书法最高地吴门书派随着嘉靖末年文徵明的去世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与明朝初中期相比，晚明书法时序上的变化呈波段化演变，从隆庆、万历年间的“北邢南董”和“南董北米”再到天启年间的张瑞图，再到明朝崇祯后期的王铎、黄道周直至稍后的傅山等，都呈波段化变化。其中董其昌由于因长寿跨好几个代际波段而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态。这种波段化不仅依托代际更替往前推进，而且这种波段化的频率远远超过了前代。还有，这种代际波段化之间既有顺承的关系，还存在着激烈的互相遮掩相竞的关系，一种新的文艺主张从提出到被诘难再到风流云散，其周期明显地加快。在这种情况下对晚明书法事件、书法家过于笼统的研究往往得不到历史的实相。因而对晚明史的研究应该进入更加细致的时序波段的横断面研究。

在整个晚明的八十八年的书法史演变中，学者们常说的“隆、万”即持续半个世纪的隆庆、万历时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单元，晚明风云激荡的内外因大都在这个时期孕育而成。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也把万历看成明初、中期向后期转变一大枢纽：“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诸多研究晚明书画史的学者在探寻其中历史底蕴的时候，都要追溯到万历时代开始崛起的董其昌那里。这主要是因为他创作成就杰出、寿命长，几乎跨了整个八十年的万历时代，以及他又有系统的书画理论。这固然有其深刻的道理，但如果是从隆、万这个具体的历史时段来说“北邢南董”所蕴含的历史内涵常常因对董其昌的过分聚焦，有意无意忽略和误读了后者。

邢侗从万历二年中进士到万历四十年去世，其书法从取法吴门到崛起于北方再到晚年成熟的书风形成，基本和整个万历时代相当。如果是将作为过渡期的隆庆一朝六年算上，所谓的“万历时代”一共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占整个晚明的三分之二。实际上，邢侗书法与“万历时代”的这种关系早在清初诗坛领袖王士禛那里就有所揭示：“临邑行太仆卿邢子愿先生（侗）以书名万历间，取法晋人，不落唐、宋窠臼。”^[2]邢侗早于董其昌崛起于北方，后又与后者跨地域结社最终在万历书坛上形成了一北一南的“北邢南董”的关系。因而以邢侗为个案，以隆、万这个相对独立的历史单元去揭示因过分聚焦董其昌而被忽略的历史真相来说就成为既必须也是必要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