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对象及方法
一 研究对象
所谓农民工是指在非农产业就业但同时还保留着农民身份的劳动者。农民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农民工主要是指跨地域流动、进入城镇从事第二三产业、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即外出进城农民工；而广义的农民工除了指外出进城农民工外，还包括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即本地农民工。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占总数的62.8%；本地农民工9415万人，占总数的37.2%（见图1-4-1）。
图1-4-1 中国农民工的总体结构
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指前者，即那些从农村到城市务工、但户籍仍然留在农村的外出进城农民工。他们是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下特有的产物，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从时间维度看，这些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轨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过渡性群体；从空间维度看，这些农民工具有跨越城乡流动、缺乏归属感的边缘性特征。以这一人群为研究对象，不仅因为他们是中国农民工的主体，更因为只有农民进城才是我国城市化的真正实质内涵。而相对于那些依然留在本地乡镇、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他们所要面临的社会适应与城市融入问题也要艰巨和困难得多。本课题希望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这一特殊人群在城市中的社会适应、生活满意度以及城市融入等情况，并提出能够促进其市民化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因此，本书确定的调研对象为：年龄在16～65周岁、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具有农村户口的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经商人员，包括被企业（单位）招用的在固定岗位就业的农民工，以及在社区街道上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或自我雇佣的灵活就业的农民工。
二 调研范围
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三大都市圈是我国经济最发达也是农民工最为集中的区域。此次调研我们在上述三大都市圈中各自选择了一座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杭州、东莞、北京，作为主要调研城市，对进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社会满意度以及城市融入状况进行深入研究。调研地域选择的原因如下。
其一，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都市圈都是目前我国吸纳流动人口最多的地区，外来农民工非常集中，具有典型性。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全国跨省流动人口中，位于三大都市圈的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北京分别吸纳了28.6%、24.0%、11.1%、8.8%和7.9%的流动人口，即5省合计吸纳跨省流动人口占到全国总数的4/5以上[8]。而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1年10月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也表明，按照目前趋势，未来10年中国仍需要向城镇转移农村人口1亿以上，其中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都市圈将吸纳新增城镇人口4000多万，占全国城市化人口的2/5，是未来我国城市化的核心地区。
其二，北京、杭州、东莞分别是三大都市圈中外来农民工相对聚集的城市。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北京有外来常住人口704.5万人，占全市常住总人口的35.9%。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外来人口增加了447.7万人，年均增加近45万人，是全国人口机械增长最快的城市[9]。2010年杭州有外来常住人口235.44万人，占全市常住总人口的27.06%[10]。同年，东莞有外来常住人口640.25万人，外来暂住人口411.5万人，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比约为6∶1，是全国外来人口比重最高的城市之一[11]。总之，相对于其他城市，上述三座城市的流动人口均具有规模大、来源广、增长迅速、就业比重高、滞留时间长等特点，所以非常具有研究价值。
其三，北京、杭州、东莞分别是环渤海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但其特点又各自不同。如，北京的外来人口大多以务工经商为主，外来人口务工经商比例高达73.9%。东莞的外来人口以“三来一补”的工人为主，大多分布在电子、机械、纺织、服装、玩具、家具、造纸、食品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中。而杭州则数次被中央电视台等一些媒体、专家评选为“最受农民工欢迎的城市”，在外来农民工管理与服务等方面具有许多独到之处，其外来人口主要分布在服务业和各种内外资企业工厂中。
三 调研方法
在实地调查及研究过程中，考虑到农民工群体的流动性及其居所、电话、总体样本框的难以确定以及不同城市的不同情况，我们灵活采用了抽样调查、入户调查、量表问卷、拦截访问和深度访谈等方法。
在北京我们主要选取了广外红莲—湾子地区、大红门地区和东郊地区三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外来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作为重点调研区域。其中，抽样调查主要在广外红莲—湾子地区进行，因为：首先，该地区的街道和社区组织具有相对完备的外来人口统计资料；其次，我们在以往的调研中已同该地区的基层组织建立了良好的联系，他们的帮助可以使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和深入地展开调研[12]；最后，我们从2002年起已经在该地区进行了数次调研，而此次调研将使我们的研究更具连续性，便于今后进行比较观察和研究。在大红门地区和东郊地区我们主要采取了随机调查和拦截访问的方式。深度访谈则在上述三个地区同时展开。
在杭州我们重点对外来农民工工作较为集中的下沙工业园区（包括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出口加工区等）和居住较为集中的城郊接合部拱墅区新文村等地进行了调研。对于在固定岗位上就业的农民工，我们一般直接深入企业进行调查，而对灵活就业的农民工则采取街道社区拦截调查或入户进行深度访谈的方式。同时，我们还在下沙街道和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的帮助下，搜集获取了下沙工业区外来农民工的分层抽样调查资料[13]。
东莞是一个典型的移民打工城市，外来农民工数量远远高于本地人口，在32个镇区均有大量分布，我们的调研主要在虎门镇和厚街镇展开，调研方法同上[14]。
从整体上看，此次调查属于非概率抽样，调查获取的数据不能完全说明我国进城农民工的总体情况，却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我们仍然能够从中观察和发现进城农民工的生活就业状况，以及他们在融入城市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四 样本总体特征
由于本次调研涉及三座城市、七个镇区、十几个街道及社区，需要进行大量组织、沟通和协调工作，且其间历经金融危机的冲击[15]，因此调研时间从2008年一直持续到2009年。三市共发放问卷1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018份，回收有效率为88.5%。其中，北京共发放问卷380份，回收有效问卷316份，回收有效率为83.2%；东莞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4份，回收有效率为92.0%；杭州共发放问卷570份，回收有效问卷518份，回收有效率为90.9%。在有效问卷的被调查对象中，男性占36.0%，女性占64.0%。年龄在18岁及以下的占13.2%，在19～24岁之间的占51.4%，在25～30岁之间的占17.8%，在31～35岁之间的占4.5%，在35岁及以上的占12.3%。未婚者占70.4%，已婚者占29.3%。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2.9%，初中文化程度的占33.0%，高中文化程度的占50.5%[16]，大专文化程度的占8.5%，大本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8%。
从性别构成看，北京的外来农民工以男性为主，占所有外来农民工的约六成。东莞外来农民工的男女比重基本平衡，而杭州可能受我们所选择的调研区域的影响，女性农民工的比重高达八成。
从年龄结构看，杭州、东莞的外来农民工更加年轻化，年龄在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分别占到94%和83.7%，而在北京这一比例为62.4%。尽管这一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的调研地域有关（东莞重点调研地区——虎门镇、厚街镇和杭州重点调研地区——下沙街道的农民工大多是各类出口加工企业的工人，而这类企业往往更倾向于招收年轻力壮、接受能力较强的青年工人），但仍然反映出“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日益成为我国城市农民工的主体。
从文化程度看，东莞的农民工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所占比重为54.9%；杭州农民工以高中文化程度居多，所占比重达73.0%；而北京高学历的农民工最多，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比重高达22.4%，远远高于杭州、东莞7%～8%的水平（见表1-4-1）。
表1-4-1 样本总体特征
[1] 根据国家统计局近年来的统计，目前我国的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4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逐年上升，2011年已经占到农民工总量的38.3%。其中，在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40岁以上的仅占18.2%，20～40岁的青年农民工仍然占了绝大多数。
[2] 参见王春光《农民工的“半城市化”问题》，载李真主编《流动与融合》，团结出版社，2005；单菁菁：《城市农民工社会适应状况与生活满意度调查》，载《国情调研》，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陈丰：《从“虚城市化”到市民化：农民工城市化的现实路径》，《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3] 王春光：《农民工的“半城市化”问题》，载李真主编《流动与融合》，团结出版社，2005。
[4] 参见Abu-Lughod，1969；litwak，1970；Pickett，Boulton，1974；Gist，Fava，1974，转引自谢高桥《都市人口迁移与社会适应——高雄市个案研究》，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4。
[5] 本小节内容主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创新工程“城镇化质量评估与提升路径研究”课题组的部分前期研究成果，在此对课题组其他成员的贡献表示感谢。
[6] 渠敬东：《生活世界中的关系强度——农村外来人口的生活轨迹》，《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44页。
[7] 田凯：《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5期，第90～95页；朱考金、吴磊：《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文献综述》，《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29～32页。
[8] 《外来人口涌入改善年龄结构 珠三角有更长人口红利期》，《广州日报》2010年8月29日。
[9] 北京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10] 杭州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11] 东莞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12] 北京调研得到了广外街道和湾子社区雷学娟主任等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感谢。
[13] 感谢杭州市市委政研室及各相关部门对我们此次调研的配合。其中，下沙工业区农民工分层抽样调查由下沙街道社区和部分浙江高校学生协助完成，相关资料由下沙街道办事处、社区提供，在此一并感谢。
[14] 感谢东莞市劳动局及其他相关部门对于此次调研的支持与帮助。
[15] 2009年初，作者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和院团委的紧急调研任务，赴劳务输出大省（江西、重庆）和劳务输入大省（广东、江苏），调研“金融危机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情况并撰写调研报告，而本课题的部分调研城市由于相关部门要忙于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农民工大量返乡等各种具体情况，也都使本课题的调研暂时中断。
[16]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民工自填或自报的“高中文化程度”往往并不代表他们完成了高中学业，而只能反映出其曾经接受过时间不等的高中教育，因此这一数据有一定虚高成分，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