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总结年鉴研究成果，推动年鉴研究的进一步深入[1]（代序）
田嘉
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注：现更名为“中国地方志学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年鉴研究的回顾与总结”。主要目的是期望通过对20世纪初尤其是80年代以来我国的年鉴研究成果，特别是重要学术观点的梳理、归纳、分析、评述，摸清家底，理清学术发展史，增强今后研究的前瞻性、计划性和针对性，推动年鉴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为推进年鉴学建设、提高年鉴编纂质量、保持年鉴事业持续繁荣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回顾新中国成立前的年鉴学术发展史，综合现有的研究成果，一般认为，我国的年鉴研究从20世纪初奉天提学使卢靖倡导编译《新译世界统计年鉴》、《世界教育统计年鉴》、《欧美教育统计年鉴》开始。此后，伴随着不同种类年鉴的编纂出版，年鉴编纂者以及蒋梦麟、黎锦熙等一些参与志书编修的著名学者，通过撰写年鉴序言，拟订年鉴编辑凡例、例言，制订修志办法等途径，开展了对年鉴的探讨，在年鉴的起源、定义、功能、分类、编纂方法以及志鉴关系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和看法，如将年鉴定义为“综合一年来行政状况，一一撮其大要，或列为图表，以供现代之研究，而备后来之取鉴者也”[2]；提出年鉴的功能不仅可以“不出户庭而周知天下”[3]，还能“明既往以测将来，资参校而谋改进”[4]，“其有功于政治、社会、历史者大”[5]，等等。应当指出，新中国成立前尤其是民国时期，虽然产生了许多有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的成果，对年鉴编纂实践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但总体来看，年鉴研究还是比较分散和零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间，我国的年鉴研究基本处于沉寂状态。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以《中国百科年鉴》等多家年鉴的创办，以及对它们的宣传报道和年鉴基础知识的介绍为标志，年鉴研究随着年鉴编纂热潮的不断涌现得到快速、深入发展。截至目前，据不完全统计，最近30多年来，全国共出版年鉴著述20多部，在各类报刊发表论文和相关文章近5000篇，成果内容涵盖年鉴基础研究、编纂研究和年鉴工作管理研究等方面。在学术研究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观点既有共识也有争鸣，既有广度也有深度。
在年鉴基础研究方面：最近30多年来，年鉴界对年鉴的定义、性质、特征、功能、作用、类型，以及对年鉴发展史、志鉴关系等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的研究一直在进行，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并且在不断产生新的观点和看法。如年鉴的性质有资料性文献、资料性工具书、政府年度公报等多种观点，年鉴第一位的功能有为现实服务、为保存历史文献资料服务等不同看法。尤为可喜的是，有学者提出了年鉴学的概念，探讨了年鉴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及学科体系等问题，这无疑是我国年鉴理论研究中取得的重大成果。
在年鉴编纂研究方面：年鉴界对年鉴编纂理论的研究相当广泛，涉及年鉴编纂的各个环节、细节。比如年鉴的框架设计和栏目设置，资料的搜集、整理、辨析和选用，各部类内容的选取和记述，条目的编写和具体要素，特载、专文、专记、大事记、图表、附录等记述形式的运用，文体文风和数据使用，目录和索引的编制，编校质量和装帧设计，时代特征、年度特点和地方特色的把握，规范化与创新关系的处理，都有大量的文章论述，形成了许多较为成熟的观点，达成了很多一致的意见。
在年鉴工作管理研究方面：年鉴界针对社会环境、政策环境的不断变化，结合年鉴工作实际，研究了年鉴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如建立年鉴信息产业、建立年鉴发行集团、创建统一的数据资源库等观点；围绕年鉴的创新，促进年鉴读者多元化、出版形式多样化、品种多样化等观点；围绕提高年鉴质量，建立健全审读制度、人才培训制度、学术研讨制度等观点。
深入分析总结最近30多年来的年鉴研究，可以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比较明显。
一是年鉴研究具有较强的时代性。突出时代性和年度性是年鉴编纂的基本要求，年鉴研究也要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随着时代的主题与时俱进。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年鉴研究的主题是如何适应改革开放需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90年代，开展了年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改革创新为中心，探讨了年鉴编纂及年鉴工作如何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问题。这一特点，使研究成果不断推陈出新，年鉴研究也一直洋溢着浓厚的时代气息，保持着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二是年鉴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年鉴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年鉴基础研究、编纂研究以及对年鉴工作管理的研究，都坚持了与编纂实践和工作实践相结合，坚持与年鉴事业发展相结合，侧重于对日益丰富的年鉴实践经验进行总结、概括和提炼。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学术成果，如年鉴框架设计研究、条目编写研究、信息化建设研究、经营管理研究等等，又被迅速运用到年鉴实践中去，指导年鉴编纂实践、工作实践以及年鉴事业的科学发展。
三是年鉴研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根据年鉴编纂实际和事业发展的需要，年鉴界针对一些理论问题和具体实践问题，集中进行了讨论。20世纪80年代，在各地各部门相继创办年鉴的大背景下，针对年鉴编纂者对年鉴所知不多的情况，集中介绍了年鉴的基本知识，讨论了年鉴的基本概念，研究了编纂年鉴的基本方法；90年代，随着年鉴数量种类的逐渐增多，针对年鉴编纂的不规范现象，以及年鉴工作遇到的经费困难等问题，集中讨论了年鉴学的构建、年鉴的规范化以及创建年鉴产业等问题；进入21世纪，针对少数年鉴质量不高和进一步全面提高年鉴质量的问题，在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实施后，年鉴事业出现了新形势，集中讨论了年鉴的创新问题、质量问题、特色化问题以及志鉴关系问题。
回顾我国最近30多年来的年鉴研究，应当说是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可以说，中国不仅是当今世界年鉴大国，年鉴学术研究的活跃程度和成果数量也是令人瞩目。这些成果不仅有力地指导了年鉴编纂和年鉴工作实践，也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作出了贡献。
当前，年鉴研究又遇到了新的发展时机。全国上下正在喜迎党的十八大召开并正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全力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努力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年鉴工作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和重要组成部分，既面临着非常好的发展机遇，又存在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广大年鉴工作者和研究者要系统总结我国100多年来的年鉴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认真分析当前形势，结合年鉴编纂、年鉴工作和年鉴事业发展的现状，以更大的力度推动年鉴研究深入发展。
一是年鉴研究要和年鉴质量建设、年鉴事业长远发展结合起来。年鉴质量建设是一项综合性工程，是整个年鉴事业发展的基础。年鉴研究首先要围绕如何提高年鉴质量这个中心展开，不仅要研究年鉴的性质、功能、读者定位、框架设计、条目编写、资料搜集、内容表现形式等关系年鉴质量的基础理论和编纂理论等问题，还要研究年鉴质量的保障体系和评价体系建设问题。年鉴事业在当前形势下也有一些问题亟须我们研究和回答，比如在当今知识文化的载体和传播手段日益多样化的形势下，年鉴如何拥有和扩大自己的读者群，以及存在必要性的问题；在加强文化建设和发展地方文化的进程中，年鉴事业如何发挥自身作用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大趋势下，中外年鉴的比较研究问题；等等。总之，年鉴研究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还很多，承担的任务仍然很重，我们还不能懈怠，要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更长远的眼光来大力开展年鉴研究。
二是年鉴研究要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20世纪90年代，年鉴界曾有编制研究规划和发布研究课题的好做法，但后来没有很好地坚持下去。今后，在鼓励共同研究、广泛参与的基础上，我们要集中年鉴界的部分专家学者，在科学总结和分析年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年鉴实践发展的需要，编制全国年鉴研究发展规划，成立课题公关小组，分期、分批解决困扰我们的一些理论问题，促进年鉴研究的不断深入。
三是年鉴研究要充分发挥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等学术团体的作用。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是全国年鉴工作者和年鉴界专家学者沟通的桥梁和联系的纽带，也是重要的学术研究基地。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要继续按照2009年11月换届会议上提出的工作任务和努力目标，积极联系和团结其他年鉴学术团体，尽快筹备成立学术委员会，经常性举办小型专题研讨会，适时开展年鉴教材的编写工作，调动开展年鉴研究的积极性，推动年鉴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向前发展。
我国的年鉴发展史，积累了大量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和令人自豪的研究成果。现在，理论研究的火炬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相信，以本届学术研讨会为契机，全国年鉴工作者一定能把研究工作做得更好，取得更多、更辉煌的成就，为年鉴事业的繁荣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1] 这是作者在中国地方志协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文稿，收入本书时略有删改。
[2] 陶履谦：《内政年鉴》序。
[3] 卢靖：《新译世界统计年鉴》序。
[4] 顾孟余：《铁道年鉴》第一卷序。
[5] 熊希龄：《世界年鉴》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