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地域剖析[1]
[英]M.杰伊 张翼星译 郑志宁校
众所周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其复杂多变的思想活动范围作一个地域剖析，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确切分野和其最显著的特征本身，历来就是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多数评论者迄今为止所采用的都是M.梅洛-庞蒂的方法。32年前，格奥尔格·卢卡奇用来概括其反传统杰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形成的思想的主要内容的术语，由于梅洛-庞蒂在1955年出版的《辩证法的冒险》而得到了普及。对于梅洛-庞蒂及其追随者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隐蔽沿袭的人道主义、主体论和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这种传统是与苏联（或东方）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截然对立的。后者由于极权制度而变成一种正统的意识形态，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在任何地方掌握权力，对社会主义传统保持着自由、解放的希望。
按照梅洛-庞蒂的说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保持了这些希望，就在于它对自己的正统对手的科学的自我认识提出了挑战。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它的真实来源，是在由康德和德国唯心主义开始的哲学批判的传统中，而没有试图去模仿资产阶级科学的方法。用其最著名的奠基者之一葛兰西的生动语言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要求一种“反《资本论》”的革命，就是说，反对那种认为客观经济规律会自动带来资本主义崩溃和无产阶级胜利的错误信念，哲学的批判表明，只有当人的行动推翻了人为地压迫人类的结构，才能够发生根本的变化。
因此，按照这种解释，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反对第二国际宿命论的经济主义，而且反对第三国际唯意志论的先锋主义。与这两种倾向相对立，它坚持主张，真实的实践是全人类自我解放的一种共同的表现。重新唤醒潜在力量去实现这一共同的主旨，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中心的当务之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代表的，用另一个早期倡导者恩斯特·布洛赫喜欢使用的语言，就是社会主义的“暖”流，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寒”流。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由于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等人坚持强调马克思得益于黑格尔的重要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就经常被等同于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20年代末，马克思早期著作的重新发现和大约30年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出版，更加强了这种等同论，他们从多方面论证，马克思的确像卢卡奇等人所说的那样，曾经是一个激进的黑格尔派。相应地就认为，如异化、中介、客观化、具体化这类术语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词汇中有着特殊的位置。文化，被广义地确定为日常生活的领域也好，被狭义地看作人的最高尚的艺术和理智的成果也好，其结果都倾向于忽视经济，有时也忽视政治。因此，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即更多地表现为辩证法而不是唯物主义，至少在按传统观念理解那些术语时是如此。
按这种方式来确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由一批松散地集合起来的理论家创立的。他们从卢卡奇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其他奠基者如葛兰西、柯尔施和布洛赫那里获得启示。他们中间包括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著名的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L.洛温塔尔和W.本杰明（-译“本雅明”）；法国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者H.列菲弗尔（-译“列斐伏尔”））和L.哥德曼；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J.-P.萨特和M.梅洛-庞蒂。另外一些人物经常被认为属于他们的行列，特别是布莱希特、弗洛姆，荷兰议会共产主义者，法国的论辩团体，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成员，如J.哈贝马斯和A.施密特。此外还有A.索恩-雷特尔、L.科福勒、F.雅库鲍夫斯基、C.莱福特和C.加斯托伊迪等，有时也被人们准备包含在内。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朋友或敌对者，一般都对之持有这种传统的概念。或者说至少直到P.安德森于1976年出版《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之前是这样。安德森从传统之外的英国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应当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意大利和法国异军突起的以G.德拉·沃尔佩和L.阿尔都塞为代表的派别。他们反对黑格尔化，批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安德森不把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看作相互分离的两种人：前者号召反对《资本论》的革命，后者则认为《资本论》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他强调二者具有某些共同特征，这就使它们能够大体上存在于一个共同的阵营中。
人们也许有理由怀疑，安德森关于这个扩大了的阵营都包括哪些人的选择是否准确，比如，他忽略了布洛赫、赖希和哈贝马斯，以及英国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过，他的一般观点看来是被采纳了）。因为自1955年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发生的变化之多，使我们难以满足于梅洛-庞蒂最初的定义。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概念告诉我们，不需要先找到一套完全一样的特征再去确认一个集合统一体的成员。这有助于我们决定谁应当包括在现在这个大标题下。在新黑格尔派与反黑格尔派共同具有的某些其他特性，压倒了他们在关于马克思是否得益于德国唯心主义问题上的对立性。因而可以认为，在一个扩大了的家族中，他们即使不是亲兄弟，也是表兄弟。与其他马克思主义传统如社会民主党、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或毛主义相比较，这些共同性就变得更明显了。承认这些共同性，我们就能发现某些意想不到的共同点，它们打破了单独由对待黑格尔或人道主义的态度所规定的界限。我们也将避免那些小心翼翼地捍卫其传统观点的纯洁性而对其他一切见解不屑一顾的人的宗派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明显的共同特性是都出生于或成长于西欧大陆的思想发展时期。这就使他们区别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成熟起来的那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其典型代表有列宁、卢森堡、希法亭、布哈林、托洛茨基和鲍威尔等，这些人与西欧思想传统的直接接触很少。自然其中也有明显的例外，比如卢卡奇出生于匈牙利，哥德曼出生于罗马尼亚，但他们思想上的成熟，却是凭借了德国和法国的历史条件。虽然在早期卢卡奇的身上可以发现匈牙利知识分子如诗人E.奥第和工联主义者E.索博的影响，但他最成形的哲学经验却是在1910年以后得自于海德堡。尽管他的晚年生活大半是在布达佩斯和莫斯科度过的，但他的著作的强烈影响，在西欧远胜于在东欧。至于哥德曼，他最重要的智力教育是得自于巴黎和日内瓦，而不是在他20岁时就离开了的布加勒斯特。对上述规律的第三个可能的例外，是L.阿尔都塞，他出生于阿尔及利亚，但却是在马赛和巴黎受的教育。其他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黑格尔派还是反黑格尔派，都在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出生并接受智力培育，虽然有些人在法西斯统治时期流亡美国多年（有意义的是，那些被迫移居国外的人中，只有卢卡奇去了东方）。
那个时期的影响，以及随后重要著作翻译本的不断出现，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国阵地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了发展。但整体说来，占据这些阵地的人，只是吸取和采纳了前半个世纪已经在欧洲发展起来的思想。类似的情况也盛行于英国，那里《新左派评论》是输送大陆思想的重要渠道。完全可以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控制下的国家里，人们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情况也大抵如此。虽然波兰哲学家L.克拉科夫斯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时期）、捷克哲学家K.科西克等一类思想家毫无疑问具有其本身的重要意义，但他们的著作却与南斯拉夫理论家发表在《实践》杂志上的文章一样，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思想为基础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因它的绝大多数信徒，不论黑格尔派还是反黑格尔派，都固执地坚持欧洲中心论而赢得自己的名声。W.本杰明于1940年在即将从欧洲动身去美国时自杀，可以看作是这种倾向的一个特殊的极端表现。而那些确实移居美国的人中也有许多，如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布洛赫、布莱希特，一有机会就回归故里。
尽管有俄国革命范例的深刻印象和困扰，对这场革命的含义，他们激烈争辩了数十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忠实于马克思的期望，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成功。如果说，他们偶然在中国革命中发现了某些值得赞赏的地方，他们也很少从它的可尊敬的领袖的思想中推论出什么有关真正理论实质的东西。尽管他们坚决支持非殖民化的进程，但很少有人相信全球革命能够由正在崛起的第三世界来领导。
因此，从地理上说，可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确定在西欧大陆的范围，尽管它的某些成员在别处度过了相当多的时间。从时间上进行划分就比较复杂一些。安德森提出可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两代或者三代人：第一代是那些在20世纪之前的15年内出生的人，他们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而激进起来的，如卢卡奇（1885年生），布洛赫（1885年生），柯尔施（1886年生），葛兰西（1891年生），本杰明（1892年生），霍克海默（1895年生），赖希（1897年生），布莱希特（1898年生），马尔库塞（1898年生）；第二代人生于1900年之后，是在两次大战之间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激进起来的，如洛温塔尔（1900年生），列菲弗尔（1901年生），阿多尔诺（1903年生），萨特（1905年生），梅洛-庞蒂（1908年生），哥德曼（1913年生），阿尔都塞（1918年生）；第三代则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受到政治教育，如科菜蒂（1924年生），哈贝马斯（1929年生）。唯一的主要例外是德拉·沃尔佩，他生于1897年，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近结束时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以看到，每一代人都倾向于关注他们本人所处时代中的各种中心问题，比如布尔什维克革命、法西斯的兴起或抵抗运动的政治意义。同样，每一代人又都由于同时存在着与他们自己的思想发展相竞争的体系而易于受到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学派的影响，比如心理分析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
安德森试图作出的代与代之间一致性的概括之一，就是最早的一代人比起后继者，倾向于在他们的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当然，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起，马克思主义就已经注意到锻造这种联系的必要性。在第二国际时期，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就以为他们已经发现了实行这种联系的手段，当然，对于从理论上指导实践所采取的组织和策略形式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西方马克思主义，如同列宁主义一样，是在对于第二国际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所引起的后果大失所望之下成长起来的。但是，列宁主义倾向于改变其实践，而并不十分怀疑其所继承的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却认为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进行修正。因为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承认，1914年前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但他们认为那是一种最不幸的联系。恩格斯、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科学的经济决定论，已经为第二国际的大部分政党，其中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官僚主义的、非革命和极其软弱的政策出了大力。事实上，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新黑格尔派和反黑格尔派，有完全一致的地方，那就是对第二国际遗产的彻底否定。他们只把卢森堡的著作作为例外，看来是因为她的政治激进主义比她的理论正统更具有吸引力。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二国际的官僚主义模式声誉扫地，开始以新的尝试统一理论与实践时，他们的反应就不那么一致了。扼要地说，这些尝试归结为是采取规模较小、纪律严明的先锋队党的布尔什维克模式，还是采取比较“左”的布尔什维克或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主义委员会的模式，对第一代中的某些人，初看起来二者之间并无实际矛盾，但最终总要进行选择。少数人如卢卡奇和有点不太果断的葛兰西，选择了党，另一些人如柯尔施，选择了委员会，尽管他们认识到他们的选择在短期内的不现实性。在随后的两代人中，更少有人作出列宁主义的抉择，尽管有时阿尔都塞、德拉·沃尔佩、列菲弗尔和科莱蒂发现这种抉择很有诱惑力。大多数人由于清醒地认识到苏联的历史已经使列宁主义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害，因而被吸引到更为自由的政治能动主义的模式如委员会方面。在某些情况下，像这样坚持一种马克思主义，不放弃它的理论上的纯洁性和高昂的斗志，不啻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委员会遭到失败时，仍然锲而不舍甚至绝望地搜寻将会重振雄风的历史“主体”。法国的所谓“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在美国的马尔库塞，曾以为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反文化的学生运动中，发现了一种可能的代用品，但他们终于认识到他们的乐观主义是早熟的。别的人，如哥德曼，在由法国的S.马莱和A.哥尔兹、意大利的V.富科和B.特伦廷所定义的技术人员的白领工人中的“新工人阶级”中找到了一种选择。还有一些人，首先是阿多尔诺与霍克海默，曾希望能在不远的未来发现这样一种主体，后来则倒退为求助于有所区别的捍卫理论，似乎这本身就是不放弃实践的一种形式。
然而就算他们“解除”了自己的窘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很少（如果有过的话）自欺地相信，在他们所处的时代，理论与实践不难实现统一。事实上，20年代初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就是悲观主义日益增长。虽然在反法西斯时期和60年代后期出现过复兴希望的时刻，但总的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再未恢复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富空想时期的自信心。它经历了近年一位评论者所说的“失败的辩证法”。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中，没有一个经历过更正统的共产主义背叛者中司空见惯的“上帝已经破产”的那种极端幻灭。除了阿尔都塞派或者以后的霍克海默之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急剧地向右转。相反，他们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去研究发达的资本主义是如何阻止理论与实践实现统一的。文化的批判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肯定，而在第二国际时期一直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经济的首要地位还是一个未受挑战的信条。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密切关注着文化问题，因为他们当初就是希望它会述及资产阶级文化危机而走向马克思主义的。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时期，在卢卡奇、布莱希特、布洛赫、法兰克福学派、本杰明、萨特、哥德曼、德拉·沃尔佩和阿尔都塞的著作中走向成熟的。他们的著作远远超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文化问题的零散考察，并且也是在第二国际中的普列汉诺夫、梅林等人的简化理论基础上的重要进展。如果把英国唯一一个能够与大陆上同代人并驾齐驱的马克思主义者R.威廉斯考虑在内，也许就有理由断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理论的丰富，要胜于对经济和政治理论。黑格尔派和非黑格尔派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已经认识到，如葛兰西所称的“文化霸权”问题，是理解资本主义保持政权的钥匙。而且，许多人认识到，一种纯“科学的”理论，在消灭经济剥削之外，很少指出社会主义的潜在优势。
在努力了解资本主义恢复活力的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般也容易接受关于先进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预料不到的转折，特别是对两次大战之间法西斯主义出现所作的心理学上的说明。虽然在较老一代中有少数人，最突出的是卢卡奇和柯尔施，仍旧保持绝对的反心理学的态度，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十分严肃地接受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提出的挑战。有些人用某些心理疏远形式补充说明日常生活经验中其他的异化表现。有些人表明解放人类的实践需要包括某种形式的集体的甚至可能是个人的彻底治疗。还有一些人对心理治疗的直接好处感受不深，但主张可以在一种纯理论的水平上运用心理分析，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需要和满足的细微性的灵敏度。也还有一派人硬要从弗洛伊德学说中引出语言学的含义，以求复活马克思主义至今未得充分发展的一整个范围；即使连反主体论理论家如阿尔都塞，也能从弗洛伊德那里得到对他的著作的启发。有些人感到弗洛伊德学说在某些方面不够充分，而发现格式塔心理学或皮亚杰的遗传结构主义是有效的。
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总的来说向心理学尤其是心理分析敞开大门，这就表明，它完全准备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中吸取某些东西，以弥补它得自19世纪的遗产中的不足（或者去发展刚刚出现的线索）。诚然，这个过程在第二国际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修正主义者试图把马克思与康德联系起来，普列汉诺夫的兴趣在斯宾诺莎，而考茨基的兴趣则在达尔文，但只是到1918年以后，这种尝试的实践才扩展开来。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系列带修饰语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存在主义的、现象学的、结构主义的、黑格尔式的，甚至叔本华式的），它们在理论上表现为政党的多样化，在实践中表现为形成众多的派别。忙于进行这种或那种异花受粉的人，宣称他们正在综合性地丰富马克思主义，以使之适应现代世界变化了的环境。然而，在他们的对手看来，这样做的结果，是一种软弱无力的折中主义，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效力。正像卢卡奇早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责备布洛赫时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不需要宗教乌托邦主义的补充，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藐视他们同辈人的这种综合式的努力。的确，一般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待他们同伴的态度历来是很苛刻的，如果说他们还把对方放在眼里的话，他们以古典形式展示的，是弗洛伊德曾称之为细小差别的自我陶醉，他们经常互相中伤和对立，经常曲解他们所攻击的主张。于是，热衷于理论上的校正，断言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绝对对立，就失去了可能的同盟者。
与这种内部争吵相反的是极大地创造性地丰富了传统，使它急剧地离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实验性是20世纪内任何领域所不能比拟的，也许美学现代派可称作例外，那也是在倾向与反倾向的一片纷争中爆发出来的。由于缺乏强使思想统一的手段，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只有艰难地并存共处，展开（经常间接地）一种批判别人的对话。可悲的是，这种对话在制度化了的社会主义世界里是看不到的。
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美学的现代主义相比较，使人们注意到它的追随者的另外一个特征。他们全都是某种思想先锋派的成员，对自己的大多数同胞有着心理上非常矛盾的关系，但尽管如此，他们仍经常自命为后者的代言人。马尔库塞关于哥德曼的描述很容易适用于其他人：“一个激进的知识分子，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而自豪——并没有因为自己是一个革命者而不是一个工人而怀有任何自卑感，这在‘新左派’中极为普遍。对他来说，才智按其本性就是革命的。”在这里他们不仅有别于“新左派”中较多的反知识分子的因素，而且也有别于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政党，那些政党对待知识分子的典型态度就是怀疑和不信任。不论其政治态度如何，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致厌恶“庸俗马克思主义”，即所谓由未受教育者充当被压迫者的代言人的粗劣意识形态。这里，列宁对工会或“经济主义”、工人阶级大多数人的觉悟的评估，被心照不宣地接受了，虽然列宁的解决方法，即从外部灌输革命阶级意识（考茨基曾经预示过这一点）往往不被接受。的确，人们或许会说，一个有着严格纪律的先锋队政党的榜样，其中知识分子不得不约束他们的独立性，总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脑中作祟，以致许多人认为只要效忠于党就等于牺牲批评的权利。
但是，列宁主义党的杰出人物统治论的特征，竟也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著作中常有的杰出人物统治论的特性不谋而合。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用一种大众难以理解的复杂文体写作，而不是试图以一种未受教育的头脑易于接受的方式来表述他们的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不会有像苏联思想家如布哈林所写的《马克思主义ABC》[2]这类通俗易懂的著作，因为大众化就会冒冲淡意义的危险，如果不是歪曲的话；同时这样做也有轻率地降低理论家标准、随便扩充队伍的危险。一般地说，他们是对一部分相对有限的知识分子听众，或者是对一些还有待于去创造的大众说话。他们所说的是一种未来的民主，而不是现时的民主。结果，他们时常由于具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而受到嘲笑，就像1924年卢卡奇和柯尔施的“教授式”马克思主义受到共产国际谴责一样。有时这种指责也导致了某些自我批判，比如卢卡奇对其《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自责，阿尔都塞对他早期“理论主义偏向”的否定，间或进行与群众直接交往的尝试，最突出的要数布莱希特的教育剧（didactic plays）和赖希的性的临床分析。但总的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对现状的挑战，只能用不易为当前的大众化论述所吸取和抵消的术语来表述。
尽管葛兰西曾经为一个“有组织的知识分子”阶级从工人阶级成长出来而呼唤，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却都是（只有葛兰西本人例外）出身于有教养的、相对比较安逸的中产阶级家庭。尽管本杰明看透了资本主义作家在经济上的无产阶级地位，但他们从未真正与他们为之代言的阶级相结合。虽然嘲笑诸如K.曼海姆的“自由摇摆的知识分子”之类的概念，到头来他们却往往类似于他们自己所轻蔑的形象。尽管他们在竭尽全力为激进知识分子找到适当的作用（党的战士、同路人、党外批评者等），结果却常常不能令人满意。的确，如果一定要选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其对手相区别的一个主要特征，那就是他们日益与群众政治相脱离。
与他们所代言者“缺乏有机”的联系，不仅反映在他们与世隔绝的言论方式上，而且，也许更基本的是，反映在他们论述的一个重要术语上。“总体性”一语在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词汇中都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们对这个术语另眼相看，显示出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明明白白的重要地位：在全部现代历史中，只有“有思想的人”才会用毕生的时间（与经济来源）去思考他们直接的物质利害之外的问题，傲慢地相信他们认识了全部现实。知识分子通常与其社会阶级出身关系甚少，他们的忠诚往往是世界性的，而不是地方性的，几乎没有人不愿意把一种普遍的社会责任归于自己。由于进行了这样的自我估价，他们便乐于去作出一种总体性的展望，并代表有关整体的（不论是地方的、民族的，还是全世界的）全体成员讲话。实际上，正如阿尔文·古尔德纳所说：“不仅仅由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或特殊的文化状况，知识分子能够采取社会‘整体’的观点，他们所占有的社会地位和受过的良好教育，也使得他们把自己看作大至社会或民族、或集团所属的历史或本国传统的代表。教师和职员经常受到教育，使他们认为自己对自己所在的整个集团负有责任。不论这样一种意识可能有多么‘虚假’，其结果却往往是确确实实的，包括某些知识分子把寻求使整个集团统一起来的文化象征和社会结构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从17世纪英国“圣者的革命”、18世纪的雅各宾派到领导俄国革命以及随后的第三世界崛起的现代知识分子杰出人物，革命的知识分子总是为一种总体性想象所激励，这种想象在更注意自我利益、目光短浅的人中通常是缺乏的。用尼采的尖刻警言来说，他们已经成了“总体性的骑士”，妄自尊大地自称具有一种代表一切人讲话的目的论使命。连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在《共产党宣言》中用这些词句为自己辩护：“资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当然，一种总体性的态度并不仅仅与革命的政治含义相联系。在现代以前，宗教上的杰出人物就是有着深刻保守含义的整体主义的代言人。在我们20世纪，由一大批思想家发展了一种非激进式的整体主义的观点，其中包括K.曼海姆、O.斯潘、T.帕森斯，以及诸如结构主义、格式塔心理学、系统论等这类运动的拥护者。因此，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的著名主张，说马克思主义区别于资产阶级思想就在于它采取了总体性的观点。初看起来，这是不确切的。
但大体上说，总体性问题已经处于马克思主义，或至少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争辩的中心，因为它没有与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没有与以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或存在主义为伪装的资产阶级思想展开争论。可能是因为他们与所出身的阶级和所倾向的阶级关系甚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历来特别倾向于整体主义地思考问题。但若论及总体性概念，他们对它的意义的理解和对它的价值的估计就无论如何也统一不起来。的确，也许可以说，围绕这种隐蔽沿袭的传统而展开的重大的内部争吵，已超出了这个概念的含义。从明面上审视这种争吵，将这一传统中的代表人物逐个加以考察，我们就能觉察到，如果我们仍然束缚于非此即彼的两分法（比如说，像黑格尔派与反黑格尔派，或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话，这其中的某些线索就会被弄得模糊不清。的确，可以说，通过讲清楚总体性的各种意义，研究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他方面的含义，我们就能以新的方式揭示性地顺利弄懂传统。或者，用我们一开始时打过的比方来说，总体性概念是能够找来帮助我们越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广漠而未经标示的思想领域的指针。
诚然，它不是我们可能用到的唯一指针，因为尽管总体性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具有重大意义，却不能单独用它来说明他们著作中的总体性。其他的关键性的概念，比如实践、主观性或辩证法，也可由这种传统的历史学家们作些有益的考察。但是，孤立地对待这些概念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足以使我们全面地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即便我们通过复杂的分析，彻底弄清了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运用所有这些关键术语的，那也根本无法断定，它们之中具有一种完全的、有条理的综合性。
而且，我们毕竟离这一远未发展到尽头的传统太近，以至难以完成这样一种最终的总体化。在后面正文中将会变得显而易见，在整体主义的思想家中最常见的争论问题之一，就是认识论的总体化是否只能在追溯中出现。对于那些进行如此争论的人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黄昏还没有降临，要现在对整个运动提供一张“历史的资金平衡表”还为时过早。用伊姆莱·洛考托什的话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种进步的而不是退化的探索纲领。
（选自《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1] 本文摘译自M.杰伊：《马克思主义与总体性序言》，1984年。
[2] 原文如此。应为《共产主义ABC》（1921年）。——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