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经济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精神文化需求增加。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与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联系日益密切。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走在世界前列，跨国公司开始积极地试探中国的文化市场，这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为了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将我国的文化产业迅速推向新的台阶，中共中央开启了文化体制改革，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制定了相应的战略，并将其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从党的十六大开始，文化体制改革从点到面，以重点带动全局的方式付诸实践，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今，文化体制改革已进入深入发展期，在政府的推动下，由政学研等机构人员组成的专家研讨会，多次就发展文化产业、落实文化体制改革政策献策献计，都试图解决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然而，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长期存在，成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难题，其中突出的就是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府职能转变、发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功能等问题，实质上也就是管理体制机制问题，这些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制度安排与实施上，以及制度变迁过程中行为主体所采取的行动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上，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等。为了将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向前推进，解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制度惯性、路径依赖、制度反复等问题，需要我们聚焦研究的对象，深入探析微观组织在宏观制度环境变化情况下其制度的安排、实施及其制度发生变迁的特征、规律、存在的问题等。鉴于此，本书选取传媒组织的企业化制度变迁作为研究对象。目前，在对传媒组织企业化制度变迁的研究中存在一些有失偏颇的观点，希望本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能够厘清学术界的一些看法。此外，本书也试图通过对中国传媒组织企业化制度变迁的研究，找到在我国制度环境中的组织制度变迁与西方组织制度变迁理论的契合点及不一致的地方，以达到进一步完善组织制度变迁理论、规制理论和组织演化理论及产权制度变迁理论的目的。

在本书的研究中，主要采用理论联系实际、规范分析、实证分析和历史逻辑推理相结合的方法。传媒组织的企业化制度变迁是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发生的，而且中国正处于一个较为复杂的转型期，没有可参照的经验，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这里面涉及政府、组织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这需要在研究中引入制度变迁、政府规制等理论，只有这样，才能对在现实中传媒组织的企业化制度变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再者，通过对传媒组织企业化制度实际运作的分析，归纳出其中的特征、规律和逻辑，进而提出相应的策略，这需要采取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另外，由于历史时段较长，一个事件、一个案例往往有多种说法，而研究需要建立在客观真实的事件上。这需要尽可能地恢复历史原貌，还原历史真相，所以，应采用历史逻辑推理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