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就目前来看，学术界对传媒企业化制度变迁的研究成果不多，研究的内容主要涉及对某一个时期的传媒企业化进行研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制度内容及存在问题等；就传媒企业化制度变迁过程中某项制度演变情况来说，比较集中的是对其产权制度、监管制度及其治理情况进行研究。
一 传媒组织企业化制度
从传媒组织企业化制度变迁的研究情况来看，现在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对某个时期的企业化进行研究，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对制度推出的起因及执行情况进行论述，却很少有人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来分析传媒组织企业化制度变迁的特征、规律及存在问题等。
（一）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传媒组织的企业化进行研究
宁启文（2001）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报业企业化经营的原因、措施及特点，分析了在这次企业化中报业在竞争、发行及经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作者认为，这次报业的企业化并不是市场化的进程[1]。叶青青（2011）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传媒组织所推出的企业化经营制度，认为这一制度的推出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所面临的形势及经济困境相关。作者指出，当时由于工商业的凋敝、人们的思想观念未转变及对党报身份的偏爱等，影响了这一制度实施的效果。另外，作者指出，这一制度明显有利于党报的发展，而不利于私营报纸，“邮发合一”的制度也不利于私营报纸的发展。同时作者认为，企业化经营制度有着明显的政治意义[2]。黄蓉（2012）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行报业企业化制度的作用及目的，认为这一制度的实行，使报业从多种形式报纸共存的局面发展到了单一的党报体系，报业的产业属性终结[3]。
（二）对改革开放后传媒组织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制度进行研究
陈龙（2014）阐述了传媒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制度的确立，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两次传媒企业化为这一制度的确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作者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前1921—1937年，我党领导下的党报在经营管理上具有政治一致性、我党深度介入、活动上的非经济化等事业化特征。在国共合作抗日时期，为适应城市办报及争取到更多的读者，我党领导下的《新华日报》和《华商报》在组织、经营管理等方面采取了企业化经营管理方式。这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报纸传媒的第一次企业化改革积累了经验。进而作者认为，改革开放后，传媒实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制度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有着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4]。游梦华（2007）以广东报业为研究对象，着眼于对广东报业从改革开放至今，广告经营、管理、发行历程演变的研究。作者分析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时期广东报业的广告经营特点，将其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广告兴起阶段、趋旺阶段、飞跃阶段、平稳发展阶段、攻坚和寻求新的增长方式阶段，作者指出，第一阶段广东报业有外力推动型特点；第二阶段是追求广告效益主动性增强；第三阶段是报业实现集团化，广告经营成为重头戏；第四阶段是报业内部大调整，管理进一步完善；第五阶段是攻坚阶段，报业向集约型方向发展。另外，作者还论述了广东报业所采取的承接、代理、业务员推销等广告经营方式[5]。肖赞军（2007）论述了传媒在集团化时期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情况，作者从传媒的市场主体地位、产权特征、委托—代理关系、治理结构及激励制度等方面，分析了这些制度对传媒经营所起到的有效作用及存在的问题[6]。李明文、陈傲兰（2014）指出，传媒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制度的实施加快了其市场化进程，并且使其在运作理念、方式和经营管理等方面产生了较大的改变。主要表现在受众本位明显，新闻本位得到强化，市场主体地位确立。同时作者指出，在市场化过程中，传媒存在结构失衡、体制不完善、忽视公共利益等问题。最后，作者提出了采取体制创新、媒体生态和谐化等政策建议[7]。李杉、阮毅（2014）阐述了传媒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制度出台的条件，认为这一制度是在确保意识形态不变的情况下，政府为解决财政压力而推出的[8]。张玲（2014）分析了传媒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制度的实施情况，指出这一制度的实行使报业进入市场化阶段，媒体经营开始提上日程。而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媒体进入了多种经营阶段，并获得了经营权、发行权等。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媒体进入了集团化阶段，做大做强成为媒体发展的重点[9]。
（三）对传媒组织的集团化进行研究
覃修龙（1990）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报社在企业化经营中存在的问题，认为事业属性的存在，使报社在分配、经营、管理上都存在不能适应企业化模式发展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10]。范以锦（2005）分析了报业集团实行采编和经营“两分开”制度，认为这一制度是市场规律的必然选择，实行这一制度需要对传媒集团的领导体制和营运模式等方面进行创新，同时作者指出，采编和经营不能完全断开，而是应该实行有效的联动。作者还阐述了实行“两分开”的有效路径，即建立有效的考核体系、分配机制；研究了南方报业集团的“两分开”体制，模糊、淡化员工事企身份的差别，避免人才的流失[11]。张金海、罗书俊（2010）研究了传媒集团化制度推行历程，认为这一制度的实行使传媒集团成为两种体制的混合体，即事业性和产业性并存，事业法人治理和企业法人治理并存。同时作者还指出，采编和经营“两分开”是在体制内创新，不仅增加了改革的成本，而且还延缓了集团化的改革进程，认为传媒集团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产权[12]。郭全中（2015）分析了传媒集团的转型模式及实现转型的路径。作者提出了传媒集团的“五跨型”发展模式，即跨行业、跨地区、跨媒体、跨所有制和跨国界，以典型案例分析了各种模式中传媒集团的发展情况。同时，作者还从观念、战略、体制和机制等方面阐述了传媒集团转型路径的选择，认为在传媒集团转型过程中存在“融合”理念、“等靠要”、内容为王、以自我为中心等观念和认识上的问题。作者还提出了内容经营、产品经营、产业经营、平台转型、资本运作转型等传媒集团转型方向。针对体制和机制问题，作者指出，传媒集团转型中存在严重的国有体制、大企业病、利益博弈等问题，进而提出应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长期激励约束机制等对策[13]。
（四）对传媒组织转企改制的研究
李东晖（2008）分析了文化体制改革时期报业集团在体制、投融资、税收政策等方面所做出的变革，阐述了报业集团实行的“两分开”制度及其运行模式，并以辽宁日报集团为个案，研究分析了该集团实行“两分开”制度中呈现出来的三分离与三统一等特点[14]。范志国、陆冉冉（2009）研究了转企改制时期，处于集团化、产业化过程中的传媒组织，强调了它们的企业属性，着重分析了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多元化、差异化及合作竞争的战略，并从硬件和软件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即构建学习型动态网络组织、塑造领导者角色、建立合理的人才素质结构等[15]。包东喜（2011）分析了在文化体制深入发展时期传媒集团的制度建构，他以H报业集团为研究对象，论述了这个集团经营体制、经营方式、财务体制等经营制度的演变历程[16]。李华、马怡雯（2007）选取电视传媒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从事业单位转型为企业的过程中，应做好观念、思路、管理方式、经营模式及竞争战略等方面转变的准备[17]。
另外，一些研究者专门针对传媒组织的广告经营状况进行了研究。黄蓉芳（2000）对传媒组织企业化经营中的广告行为进行研究，认为传媒组织为获得更多的广告收益，对受众实施了广告强权，主要表现为：随意增加广告版面，恶意镶嵌版面，广告散文化和新闻化。作者认为，这种广告强权行为将会影响传媒的声誉，不利于其提高经济效益[18]。林升梁（2012）对改革开放后《人民日报》的广告经营情况进行实证研究。作者采取等距抽样、内容分析方法，每年选取四份《人民日报》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在这三四十年的历程中该报广告数量的变化趋势、产品类别变化趋势、企业性质变化趋势、广告版面位置和大小变化趋势等。作者认为，在这个长时段的演变中，《人民日报》的本质属性和根本任务未变；广告版式以新闻办报为特点；广告表现手法运用少。作者的结论是：《人民日报》广告市场化程度不高，游离在产业之外[19]。
二 传媒组织的产权制度
目前，学术界对传媒组织企业化过程中某个阶段的产权形态进行研究，主要集中在传媒集团化时期和剥离转制时期。研究的内容涉及某个时期存在的问题和分析解决问题的途径。黄玉波、张金海（2006）针对传媒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剥离转制所采取的部分剥离进行研究。作者认为，只有由部分剥离转向整体转制，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作者指出，传媒的整体转制首先是确立集团的法人主体问题，然后是构建母子公司企业法人体系[20]。王声平（2006）对传媒的多元产权形态进行研究，认为其存在产权虚置、产权结构单一、产权主体缺位等问题。作者指出，应对非经营性和经营性传媒进行产权多元化改革[21]。常永新（2003）针对传媒集团的产权制度改革进行研究，认为传媒集团产权结构存在以下问题：产权主体缺位，产权关系模糊；委托人残缺；行政干预严重。作者认为，对传媒集团的产权制度进行改革可以放松管制，进行分类管理，逐渐采取公司模式等方法[22]。
同时，研究者主要是选取某个传媒个案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企业化的某个时期的产权制度的变革情况。张志安（2004）以《惠州晚报》为个案，研究了报社在转企改制时期，因吸收业外资本而破产的过程。作者认为，《惠州晚报》破产原因主要有：媒体持股比例太低，使业外资本掌控媒体，编辑权、经营权和人事权等都由公司掌握；报社内的人事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者职责不清[23]。张秉礼、赵晓亮、朱学文（2004）分析了《东南商报》在转企改制中进行经营性资产剥离的情况。首先是按现代产权制度的要求，评估资产，将其量化，这是“两分开”的前提。其次是对无形资产进行经验性和专业性评估。再次是确定投资比例，与合作伙伴合作。最后是建立运作体系，筹建公司。作者提出，对于剥离后的经营和采编部门应该进行相应的改革，才能确保传媒组织有效运行[24]。
此外，研究者专门对某种介质的传媒的产权制度变革情况进行研究，主要是针对报纸传媒和广电传媒进行研究。鞠宏磊（2006）阐述了广电传媒产权制度，认为广电传媒产权制度的特征为：国家所有的频谱制；设备由国家投资，享受国家财政资助；各级政府及行政部门既是创办者，也是管理者；按级别形成四级纵向结构。作者还指出，广电传媒不完善的产权制度产生的弊端有：国家权益虚置；缺乏内在发展动力和权力被滥用；行政管理机构角色多重，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条块分割的市场结构不利于市场资源配置[25]。陈晓芳（2008）分析了集团化时期报纸传媒的产权状况，认为其存在产权主体不明确、约束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作者还用典型案例分析了报纸传媒借壳上市后所存在的股本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进而作者提出了通过组建国资管理机构改革传媒产权制度的对策。同时作者指出，报纸传媒还可通过构建国有控股、参股和独资等多层次的产权结构，来解决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26]。
三 传媒组织治理
一些研究者主要对传媒组织在企业化过程中的治理结构演变情况进行研究。殷琦（2012）分析了传媒组织从计划经济时期到改革开放后治理结构演变的情况，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治理结构是一个由单一治理模式向多元治理模式变迁的过程，他论证了中国传媒治理结构变迁的规律、道路及转型中所选择的方向。作者阐释了计划经济时期传媒组织治理的特征是单一治理模式，治理主体是国家，市场和社会对组织失去了作用，取而代之的是行政权力。这一时期，传媒在治理上呈现出命令—控制式科层制特点。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时期，传媒治理进入了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的转变时期，使传媒处于国家—市场二元治理时期。由于传媒二元治理存在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使传媒治理需要加入社会力量，于是传媒治理呈现出国家—市场—社会三元治理模式[27]。殷琦（2008）从与传媒组织运行密切相关的主体入手，从一个较新的视角阐述了传媒组织治理结构的变迁，指出采取这一理论分析法的可行性有两个方面：一是能够促使传媒组织的监督机制有效运转；二是有利于传媒多重治理目标的实现。同时作者指出，引入这一理论需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媒体利益相关者的范围及利益相关性；二是与传媒组织运行密切相关的主体进入传媒参与治理时，需要进一步完善治理机制；三是应该在传媒组织内建立起相应的制度，以保护与传媒组织运行密切相关的主体的利益[28]。
另外，一些研究者对传媒组织在企业化中的治理关系进行研究。常永新（2003）分析了传媒在集团化时期治理关系中的问题，主要内容涉及传媒集团的产权主体问题、委托—代理关系和作为代理人的管理者的激励机制不完善问题。作者把传媒集团的治理模式分为政府、内部和外部三级，认为三者相互结合，有利于传媒的有效运转。李舒（2012）分析了传媒组织与掌握政权的政党之间的关系，认为传媒组织会影响政党，政党也会影响传媒组织。在传媒组织对政党影响方面，作者指出，传媒组织能够影响政党组织、政党的执政功能的发挥，还能够影响政党的执政环境，包括舆论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在政党对传媒组织治理影响方面，作者指出，政党的行政化治理模式被引入了传媒组织内，管理主体多元方式也在传媒组织内出现。进而作者又分析了由于党对传媒的长期干预，致使传媒要承担双重责任[29]。
四 传媒组织监管制度
一些研究者主要对传媒组织企业化过程中的监管制度变革情况进行研究，研究的视角较集中，主要是从媒体宏观制度角度来分析，内容涉及在传媒企业化中政府如何对媒体进行规制、规制的演变情况、规制的模式和规制中存在的问题。也有研究者从微观视角分析了媒体组织内部的规制情况。还有研究者从某个时期政府对媒体的规制情况进行研究，论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研究者主要研究传媒组织内部监管制度，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姚德权（2006）分析了中国新闻出版业四层监管模式，论述了这种监管模式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监管职能缺位；监管能力不足；监管过度或越位；监管成本高、效率低。同时作者分析了监管缺陷成因，即监管存在制度障碍和监管主体障碍[30]。张莉（2012）从制度视角分析了广电传媒的管制，认为相较报业等纸质媒体，广电媒体的管制较严格。这主要是由广电传媒资源的特性及其双重身份决定的。另外，作者还论述了政府对广电传媒采取了反复的政策，放松后又收紧，使广电传媒竞争不足[31]。叶燕民（2011）认为，可在报纸传媒组织内部的看片、谈价和付款三个环节建立起三角制衡机制。作者还论述了这种制衡机制的作用及其注意事项[32]。
其次，对监管制度分阶段评析。胡正荣、李继东（2005）研究了我国传媒的规制变迁，将改革开放后到21世纪初分为三个阶段，认为主要存在的问题有：一是媒体的双重身份使其面临两难选择；二是在规制中各利益集团的博弈导致实施成本加大。同时作者认为，媒体规制变迁中存在媒体“寻租”、公权滥用、信息不对称、政商共谋等制度困境。作者还分析了我国传媒规制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性及其制度困境[33]。郭海英（2013）对传媒行业规制体制建成期、转轨期和综合发展期几个历程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传媒行业政府规制体制的基本格局，传媒的领导体制及传媒业政府规制体制的形成。此外，作者论述了传媒行业规制体制约束与规制困境，同时也提出了传媒规制变革的思路与模式[34]。童兵（2011）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党管报纸的历史沿革，认为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开始就逐渐形成了这一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制度得到沿袭，改革开放后，这一制度继续推行，同时也推出了具体的管制规则和方法[35]。
再次，对传媒组织监管制度变迁中行为主体权力配置问题进行研究。常永新（2003）指出，政府对传媒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和控制权，认为政府承担了管理者、监督者、所有者和生产者多重角色。另外，作者指出，政府对传媒的干预是造成传媒市场运作效率低、行政壁垒森严、区域市场封闭的主要原因[36]。李兆丰（2002）分析了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监管体制下媒体呈现出控制权分享和控制权收益分体的格局。这使集团化过程中同区域、同级别、同类媒体的传媒集团化进行得较顺利，而在跨部门、跨区域间的传媒集团化则较为困难，即使是在同一部门，行政级别不同的传媒集团化也不容易。其根源在于各利益主体都有着控制权[37]。
最后，针对传媒组织监管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景朝阳（2003）针对传媒身兼双重身份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对传媒进行分类监管的建议，即把传媒分为公共传媒和经营传媒两类。作者论述了对传媒分类管理所发挥的作用：①有利于保障传媒宣传“喉舌”功能的发挥；②有利于传媒市场规范化；③有利于传媒提供高质量的信息[38]。柏杨（2007）论述了传媒监管的类型化和法治化，他从三个角度对传媒进行分类，并提出了对传媒监管法治化的路径选择，即用法规规范行政主体的行为及其职能范围；监管内容的法定化；监管程序的法定化[39]。李红祥、汤伟武（2011）论述了我国媒体融合下的分业监管模式，认为这种模式存在较多问题，即容易出现监管缺位与监管重叠；机构庞杂，成本较高；不同媒体主体钻监管的空子，易导致监管疏漏等。作者提出了在媒体融合下实行分业监管模式基础上的协调合作机制[40]。
就研究者对传媒监管研究的成果来看，虽然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都涉及了，但是，一些研究者缺乏充足的论据去说明自己的观点，且在一些论述中存在想当然的说法。
综上所述，对传媒组织企业化制度变迁的研究，就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是针对某一个时段的企业化，或者对某一企业化制度实施过程中宏观制度与组织制度的变革情况进行研究。为了解决当前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时期传媒组织在转型中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探讨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1世纪初期，传媒组织企业化制度的动因、主体、特征、问题及演变的规律，选取有效的路径，促进传媒组织的转型，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