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及述评
一 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学术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视角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作为一个目标，进行专门性、系统性研究的著作和论文成果仍较少，其大多是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理论成果和经验启示；党的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地位、理论贡献和实践探索；党的主要领导人及其领导地位的确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以及对民主革命时期某一历史阶段、党的某一次重要会议和重要历史事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等研究中对主体问题有一定的涉及，而从主体塑造角度整体论述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问题的研究还不多见。
从著作方面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基本理论与方法》（田克勤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论研究》（王浩斌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李安增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生成与演进研究》（岳强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王建英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与奠基——以延安时期党的领导群体为研究视角》（张远新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党的重要历史人物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宋镜明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体系》（郑继江著，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
从论文方面看，在中国知网上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为篇名检索发现，2004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共30多篇。其中，博士学位论文1篇，没有硕士学位论文。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研究的认识和思考》（田克勤、张泽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5年第1期）、《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需要注意把握的几个关系》（张泽强，《思想理论教育》2014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探析》（陈金龙，《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5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反思》（俞金吾，《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1期）、《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徐松林，《求实》2006年第8期）等。
从这些简单的统计中可以看出，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问题的研究还很薄弱，对于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塑造研究更有待进一步挖掘。笔者在梳理国内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相关研究中发现，主要是围绕其内涵与范畴、主要作用、实现条件、经验总结与评价标准、党的主要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等问题展开的。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内涵与范畴的研究
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内涵的理解。目前，学术界普遍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来定义，认为是指现代中国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人及组织。但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内涵的专门性理论研究还不多见，多数是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问题时有所涉及。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生成的角度对其内涵进行诠释，如郑继江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一批有经验、有领导才能、有极高威望的人，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地产生的，是从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渐成长和选拔出来的政治精英[2]。二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责任的视角来定义其概念，如李张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能够熟练地、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并致力于发展创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3]。还有学者从哲学视角出发定义主体的概念，但这仅具有学科的特殊意义，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概念定义。
第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范畴的理解。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范畴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思考维度：一是从个人与组织的关系角度进行探究，如王增智认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唯一主体，即强调集体主体——中国共产党人。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这一说法本身就已经蕴含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只有将自己的意志上升为集体的意志才能有强大的推动力，个人意志上升为集体意志时就不再是个人的了，已经转化为一种集体的力量，而对于这一意志主要提出者的重大贡献既不能被完全忽略，也不能被完全突出[4]。二是从历史与现实、宏观与微观的视角进行综合分析，如陈云健认为，党的杰出领袖既是一个纵向的历史概念，也是一个横向的时代概念。需要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主题，先从纵向上溯和下溯、再从横向与其他领导集体成员进行比较分析。党的领导集体则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需要从整体的领导集体和个体的领导成员两个角度作综合考察[5]。但是，学者们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与“人”或“组织”相联系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范畴”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内部构成尚存在较大分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单主体说”。主要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是由一种类型构成的，即只有唯一主体。表现为：一是“中国共产党主体说”，如王增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即是中国共产党组织；二是“知识分子主体说”，如俞吾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党内从事理论研究的知识分子和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路线和政策的党外知识分子；三是“人民群众主体说”，如周前程提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
第二，“多主体说”。主要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是由多种类型构成，即多元主体。表现为：一是“双主体说”，如王越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是由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共同构成；二是“三主体说”，如陈金龙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是由领袖群体、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构成；三是“五主体说”，如徐松林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包括人民群众、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思想家理论家和领袖五种类型。
同时，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整体视域而言，其既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也是一个现实的范畴，更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因此，田克勤认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界定，必须兼顾共产党的组织与其他组织、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群体、上级与下级、中央与地方以及基层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关的方面，进行整体把握和综合分析，做出不同类别、不同层级、不同群体的细致分析。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历史地位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具有的主导地位或核心地位，已有较为一致和普遍的共同认识，但就其具体表述上还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力求从整体发展视域上综合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历史地位。学者们认为其现实作用主要表现为：更好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任何脱离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重视较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增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例如，李建勇认为，党的领袖是有着特殊影响的历史人物，他们所具有的特殊品质和所处的社会地位，使其能够集中体现和代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群体、一般群众的创新能力和智慧，因而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起主导作用。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互动关系方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历史地位。彭艳娟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群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具有核心主体作用，决定着实践主体（人民群众）、桥梁主体（理论工作者）的思考方向与行动方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所在[6]。郑继江则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为全党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准确把握时代形势和特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需要解答的时代主题；适时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等方面[7]。
第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不同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历史地位的认识。主要体现在关于党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地位的探讨，如王来金认为，杰出领导人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他们是最新理论的缔造者和创立者，是新型理论实践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思想解放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三个方面。而党的领导集体的作用则主要表现在：他们是创新型理论的共同参与者和发起者，从正反两个方面补充、丰富和完善新型理论；他们是创新型理论的最早宣传者、推广者和实施者；党的领导集体所创造出来的思想氛围和人文环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背景，为新思想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等[8]。同时，还有一些学者从整体上对主体的各构成部分或层级结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上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概括和阐释。例如，姚安泽认为，领袖主体起的是主要贡献的作用，人民群众主体起的是根本性贡献的作用，理论家主体起的是重要贡献的作用，中国共产党起的是决定性贡献的作用。而徐松林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包括人民群众、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思想家和领袖，他们分别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力量、骨干力量、领导核心、加工制作者和灵魂人物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进程中具有各自独特的地位和作用[9]。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实现条件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作用的实现，是由主观与客观、历史与现实等多方面条件的相互作用而共同推动的。这既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中个体的主观条件，也包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所应具有的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体素质，还包括了个体与群体相互作用的发展条件等。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七方面。
第一，应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准确把握时代特征。例如，郑继江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作用的发挥取决于时代发展的要求，因而只有站在时代前列，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回答和解决这些课题，才能实现。陈佩则进一步强调，把握时代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群体所应具备的主要条件，这主要包括了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方向[10]。
第二，具有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例如赖文葵指出，党的杰出领袖或领导人总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总是勇于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总是善于用敏锐的眼光观察历史发展、把握时代主题，总是善于在理论创新中吸收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把继承和发展有机结合，不断创造新的科学理论做出了光辉榜样[11]。
第三，善于集中群众智慧、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例如，梁树发认为，领袖的理论著作，是对人民群众事件经验的总结和升华，能够集中群众的智慧本来就是无产阶级领袖之为领袖的条件。邓剑秋强调，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首创精神，面向和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成就科学理论的根本道路。因此，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尊重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表现出来的首创精神，正确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形成的新经验，使之上升到理论，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应该成为我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一个基本出发点[12]。
第四，正确认识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伟大结合。例如，董圣滨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群体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行者、推行者、理论的创立者及人民群众的先进代表，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和成熟的，能否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中国的具体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13]。
第五，有坚定的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人民、忠于党的政治品格。例如，仇小敏认为，尽管不同时期的领袖成长经历不同、素质不同、个人魅力不同，但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人民、忠于党是共同的政治品格[14]。王睿则进一步指出，就个人来说，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作为三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人物，则都拥有着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15]。
第六，要将主体的意志上升为党的集体意志，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意志的大众化。例如，王来金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过程中，我们党的杰出领导人和领导集体之间是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共同发挥作用的，杰出领导人引领理论创新的方向，党的领导集体形成创新的合力，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才能形成以杰出领导为核心、集体共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局面[16]。陈云健则进一步指出，党的杰出领袖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思想和行动的方向与作用的发挥，领导集体为杰出领袖发挥核心作用提供权威平台和权力支持，离开集体的领袖，理论再正确，恐怕也是人微言轻[17]。
第七，不断培育和完善自身发展的主体条件。例如，王家芳认为，要成长为中国共产党领袖、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主体，需要不断地培育和完善自己的主观条件，主要表现为要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和武装自己的头脑，深刻认识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对我国的具体实践作出客观、准确的判断，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出发，重点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革命家的气派反对教条主义，敢于解放思想，善于实事求是，勇于理论创新；同时，要有尊民、爱民和亲民的风格[18]。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评价标准与经验研究
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对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整体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对此，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中领袖人物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评价及其标准问题。肖浩辉指出，对于领袖人物的评价是一件重要而严肃的事情，一定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态度和方法，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必须用唯物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全局的观点、与人为善的态度、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给予全面正确的评价。其中，实事求是，是正确评价党的领袖人物及其理论的前提；辩证思维，是正确评价党的领袖人物及其理论的灵魂；大局为重，是正确评价党的领袖人物及其理论的关键；与人为善，是正确评价党的领袖人物及其理论的准则；“团结一致向前看”是评价党的领袖人物及其理论的正确方针[19]。而柳建辉、李庆刚则认为，要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党的历史与领袖人物，首先必须建立在全面客观的历史分析和研究基础之上；对领袖人物的评价应采取全面、历史、辩证的科学分析方法；评价领袖人物的功过是非，重点在于着眼未来，“以史为鉴、更好前进”等基本原则[20]。
第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总结。赵子文、夏斯云认为，正确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对于防止“左”右倾主义的干扰，避免重犯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犯过的错误，不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提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等方面有重要意义。他们从十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作了进一步总结，主要包括：健全的党内民主生活为制度保障；充分发挥领导集体的作用为组织保证；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为群众基础；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革命和建设的武器为方向保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应有的科学态度；深入调查研究为应有作风；准确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为实践关键；对于已有经验借鉴地继承并发展为应有风范；党的历史方位及根本任务的适时转变为桥梁或纽带；能否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本所在等[21]。
（五）关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研究
党的主要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研究，一直是学者们比较关心的课题，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这一宏观角度，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塑造的视角来认识和研究的成果则并不多见，大多是主要集中于从毛泽东、周恩来等杰出领导人个体的角度来探讨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贡献。但由于篇幅有限，笔者结合学术界研究情况和本书研究需要，主要选取了李大钊等十位领袖人物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第一，关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研究。李大钊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也是早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一是侧重于李大钊在传播、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贡献，表现为“三方面贡献说”。例如，左玉河、王瑞芳等认为，李大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进行阐释、改造，使之适合中国实践需要，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易于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倡导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通俗化等[22]。二是着重从整体上阐述了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重要贡献，表现为“四方面贡献说”。例如，缪小勇指出，李大钊在最早宣传十月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一批先进青年实现世界观的伟大转变，最先倡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等方面做出了贡献[23]。
第二，关于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研究。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和早期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尽管陈独秀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仍存在不少失误，但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也取得了许多有益成果。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一是“三方面贡献说”。例如，高继民认为，陈独秀的贡献主要体现为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先行作用；在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独立地观察、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大成果——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24]。巴志鹏则认为，陈独秀的贡献主要包括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创建政党培养干部，顺应了时代要求进行理论探索[25]。二是“四方面贡献说”。例如，刘柳认为，陈独秀的贡献主要有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积极开展党的创建和建设工作，阐明了为何要和如何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资源等[26]。
第三，关于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研究。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提出了许多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观点，对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学术界围绕建党前后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研究正在逐步深入。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一是“三方面贡献说”。例如，董一冰、张宁认为，蔡和森的贡献主要表现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总结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种途径；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出了突出的理论贡献；促进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等[27]。二是“五方面贡献说”。例如，李永春认为，蔡和森的贡献主要表现在较早地探索了马列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问题，系统地探讨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问题，提出形成中国党“自己的理论”的任务，初步地总结了早期党的理论探索的得失，最早正确认识毛泽东并加速其思想的转变等[28]。
第四，关于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研究。瞿秋白是继李大钊、陈独秀之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宣传马列主义的杰出代表，在革命斗争中十分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分析，并取得重要理论成果，对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促进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等方面具有重要贡献。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一是“三方面贡献说”。例如，谢建芬认为，瞿秋白的贡献主要在于积极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所形成的丰富著作及其革命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29]。二是“四方面贡献说”。例如，杨明指出，瞿秋白的贡献包括以多种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先驱，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并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基础[30]。三是“七方面贡献说”。例如，张梅毅认为，瞿秋白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主要有，把辩证唯物主义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初步创立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理论，为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做出了开创性的、奠基性的贡献，为党的宣传事业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党的教育事业做出极大的贡献[31]。
第五，关于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研究。张闻天是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与发展中曾发挥重要作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正确传播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一是“两方面贡献说”。例如，袁玉凤认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贡献为主线，主要表现为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做出的重大贡献[32]。二是“三方面贡献说”。例如，刘占奎认为，张闻天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求是、唯实、创新的原则，巩固和加强党的建设，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33]。罗晓君则认为，张闻天的贡献主要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诠释和实践，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持久抗战思想、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及调查研究等方面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贡献，深化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推动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全面认识和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34]。
第六，关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研究。毛泽东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和领导者，也是中国人民军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者，更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一是“四方面贡献说”。例如，庄福龄认为，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有四大创举，表现为对中国革命胜利道路的开辟，在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成功更换了思想路线，创造性地以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为指针来寻求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从依靠民主“新路”到进一步贯彻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转变[35]。二是“六方面贡献说”。例如，钟德涛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主要有，注重从理论和实践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探讨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最早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最早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任务，从哲学上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首创整风运动，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革命道路[36]。
第七，关于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研究。刘少奇既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也是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杰出代表，在党的建设、工人运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一是“三方面贡献说”。例如，喻碧红指出，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做出了伟大贡献。具体表现在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科学概括和系统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和重要内涵、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37]。二是“四方面贡献说”。例如，段刚辉、薛金慧认为，纵观刘少奇的一生，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主要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斗争策略的贡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党理论的阐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的系统总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发展问题的探索[38]。
第八，关于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研究。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也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一是“一方面贡献说”。例如，王涛从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与发展视角出发，指出周恩来为中国共产党第一、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其核心的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组织基础[39]。二是“两方面贡献说”。例如，林倍磊从理论贡献上进行了说明，认为周恩来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40]。三是“五方面贡献说”。例如，陈答才从整体上阐述了周恩来的历史贡献，主要有他是中国最早和最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之一，比较早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长期探索和自觉追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事业，积极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41]。
第九，关于朱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研究。朱德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军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人民军队建设、人民战争战术的发展、党的建设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一是“三方面贡献说”。例如，马毓新认为，朱德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留德学生中的影响，参与创建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军事哲学，初步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42]。二是“四方面贡献说”。例如，李鹏认为，朱德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军队建设和战略战术的形成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上，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43]。
第十，关于任弼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研究。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学者们主要围绕任弼时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和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的贡献，对抗日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贡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贡献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贡献说”。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一是从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视角看待任弼时的贡献。例如，雷国珍指出，任弼时先后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毛泽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之一，毛泽东代表着中共党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等重要思想，为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和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44]。二是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角度看待任弼时的贡献。例如，秦位强指出，抗日战争时期任弼时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表现在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维护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科学解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积极推进毛泽东思想的普及等[45]。三是从推进中国革命发展的视角看待任弼时的贡献。例如，刘华清、李有福认为，主要有出使共产国际并介绍党的抗战路线，创造了飞跃的外部环境，协助领导整风运动和主持起草历史决议，总结并宣传毛泽东思想等方面[46]。
二 国外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外学者虽然已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展开研究，但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问题并不直接切题，也未对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塑造研究进行直接阐述。在已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本杰明·史华慈，1951）、《1921—1959年间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赵国钧，1960）、《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M.赛尔登，1965）、《毛泽东的诗词、人生和思想》（竹内实，1965）、《中国革命的溯源1915—1949》（L. 毕仰高，1967）、《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范力沛，1967）、《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魏斐德，1975）、《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B. 沃马克，1982）、《毛泽东的思想》（S.R.施拉姆，1989）、《1931—1945年中共领导层和毛泽东的崛起》（T.康蓬，1998）等。
国外学者大多是从单一视角来思考和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主要在对党的领袖或主要领导人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重大关系等研究视域中有所涉及和体现。
（一）关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内主要领导人的研究对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相关问题的研究是一直以来的热点问题，国外学者多从政治和学术的双重角度来揭示、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考察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党和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作用与影响。主要涉及，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与党的基本思想、理论、纲领、道路、经验的研究等。同时，也有部分学者涉及了对其他领导人的研究，如周恩来与中共领导权变迁问题的思考、王稼祥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等。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关系研究
这是国外学者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由反对国民党的社会革命到打倒日本侵略者的民族革命这一转向中的核心问题。主要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简洁地概括了中国将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的探索”[47]，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独立自主领导民族抗战，解决了西方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最终成功推进了抗战的伟大实践。这就在实际上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但由于研究视角、方法和资料等的限制，尤其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和主体创作史观的制约，国外学者无法深刻揭示民主革命时期主体塑造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着片面、错误和歪曲的观点，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进行批驳。
三 研究述评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看，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研究已逐渐展开，但将其作为一个目标，进行专门性、系统性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对主体发展的基础理论问题探讨较少。需要从过程性、群体性生成与主体性发展的整体视域出发，对主体发展的各阶段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历史考察，综合把握主体与客体互动的动态过程，凸显主体发展的历时性、共时性和现实性思考。
第一，从研究内容看，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党的领导核心代表或杰出领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地位、条件、贡献和实践等方面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中的其他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研究则较为薄弱、关注度不高；学者们在注重研究某些个人或某一时期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贡献和经验教训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于个体地位的生成与群体的主体性塑造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中个体地位的生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塑造的互动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地位、影响等研究不足；最后，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塑造的问题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塑造与人民群众主体、理论工作者主体等其他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及影响研究不足，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塑造的科学内涵、基本范畴、要素结构、基本特征、历史地位、塑造进程、实现平台、创新成果等基本问题的研究，也仍有待进一步深化。
第二，从研究视角看，学术界主要从历史视角出发，对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或某一历史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和理论贡献等问题进行研究；也有学者从哲学视角出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问题进行了哲学反思，力求探索方法论意义上的主体问题；还有学者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视角分析，对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历史事件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进行思考。但这些研究，大多是从某个单一视角出发的，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塑造的研究则需要坚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进行多视角的综合把握。既要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塑造这一宏观历史的分析和把握，充分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塑造这一动态发展的进程、地位作用、理论贡献、经验教训、规律特点等问题，也需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塑造的横向思考，以充分把握各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群体性特点及其发展情况与其他相关群体的互动关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塑造中的结构性变化、各层级的主要特点及其相互影响等内在关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影响等。
第三，从研究方法看，学术界当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研究主要用历史学或政治学的一般方法展开，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其他研究方法的运用和借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本身是由个人与组织所共同组成的，其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个体的人，还有其所构成的群体组织，涵盖了多个结构层级，如忽视运用多重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塑造的综合分析，则很难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塑造问题。同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来说，如何在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基本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合理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拓展研究空间，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需要在综合运用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入领导学、组织行为学、结构学、逻辑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方法以展开综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