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多维度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具有相当丰富的深刻意蕴，对其进行客观多角度分析，有助于正确深入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本质。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正确认识和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前提。也即马克思主义要真正被当作认识工具和方法来运用，当作理论基础来坚持，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做的工作。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系统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理论品质和功能效应，就需要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科学解读马克思主义、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客观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和基本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人民群众的主观世界，使人民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在讲“中国化”问题之前，首先明确讲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和立场的问题，认为经典作家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并尖锐地指出了我们党的马列主义修养还不高，这就需要学习，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毛泽东还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国际化，而不是相反。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点，所谓的“中国化”就会走入歧途，“中国化”就会失去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本真精神的不断深入理解和科学解读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现实性、时代性、实践性，它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者立足当前实际，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要求和任务目标，有重点、有目的地理解和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准确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点，使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曲折的发展进程。直到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强调，必须弄清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内涵和具体所指。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指出，30年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这里把“三个基本”拓展为“四个基本”，就表明不断深入理解、科学解读和诠释马克思主义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过程。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实际以及中国实际发展的认识是一个漫长具体的过程，而不同的时代也都有其不同的建设主题、中心任务、主要矛盾，因此人类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过程始终是一个“返本、探真、求是”的过程，而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点的认识也同样始终存在着一个“分析、判断、选择”的过程。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孕育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过程

就一个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个不断“生成”和“发展”的永无止境的过程。

从历史角度分析，近代以来出现的“西学东渐”就是一个慢慢发展的过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顷刻就完整准确地传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中国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许多马克思主义实践者前赴后继、努力奋斗的结果，是他们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并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经历了艰难曲折。我党也走了不少弯路，付出过一些代价。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与西方国家其他各种先进的或落后的思想、学说一同传入中国的，这一情况导致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社会和意识领域中并没有占领统治地位。当时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在面对多种“主义”的选择时，陷入了选择的困境。经过我党艰苦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各种理论和学说中受到重视，成为指导我党思想和实践的理论基础，这是在经历了理论上的真理与谬误的反复斗争和较量，历经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的数次殊死搏斗而逐渐地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更是一个经历了艰苦卓绝探索的历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要理论成果，都是在经历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艰苦探索和理论上反复实践之后，逐渐地形成并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因为这是一个结合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实践创造性地运用、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更富有原创性，因此也更加艰难。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经历了几十年的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在付出惨痛代价的基础上实现的；邓小平理论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历经“文化大革命”，遭遇巨大困难和挫折时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则是我们党在新世纪面对新形势，创造性地研究和解决加强党的建设、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问题时提出来的。这一切都经历了艰苦探索和创造性发展的过程。我们只有在充分理解了这一过程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和创新性，才能真正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内涵及其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逐步把握和深入理解中国现实国情的过程

准确把握和清楚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立足于中国实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根本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性工作就是全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原理、方法具体分析中国国情。如果对中国国情没有准确地把握，就不可能认识到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关键问题和难点问题，也就根本不可能提出正确的适合于我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毛泽东同志正是做这项首要性工作的光辉典范。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通过参阅中国古代历史资料，对古代的“实事”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和透彻的了解；通过亲自去中国城市和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实事”有了全面的把握和深刻的认识；通过参加艰苦复杂的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实践，对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的“实事”也有了总体的把握和独到的见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分析》这两则文章就是他最早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唯物史观理论理性分析中国问题、重新认识中国问题的最好证明。《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自始至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问题进行分析的理论成果，这也是对中国特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理论探索。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最终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分析中国基本国情，提出中国目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要始终根据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国内和国际形势，根据当前中国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的主要矛盾，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和实践主题，制定出体现不同时代要求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纲领。在当代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创新性等一系列新理念和新思路，都是我党在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深刻分析我国国情和国际形势的前提下提出的。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在理论上的升华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国情、社会建设和改革实践，灵活处理中国社会建设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把中国的建设经验提升、发展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以形成具有普遍实践指导意义的科学的方法体系。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要在中国实践中合理运用马克思主义，并在其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使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率先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详细调查和研究了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实际情况，然后综合分析得出结论，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著作。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还发展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体系，撰写了《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经典。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证明：要真正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要摒弃教条式的思维观念，要结合具体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其首要条件是客观地、理性地分析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根据中国历史发展中和革命实践中的种种实际问题，根据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形势，做出合理的判断，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对策。

邓小平强调，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科学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创新性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形成了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核心，包括社会主义本质、发展阶段、根本任务、政治保证、发展动力、外部条件、领导核心、力量来源、祖国统一等多方面内容的完整理论体系，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局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新阶段。

江泽民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不断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以使理论能够为我们的工作提供指导。正是如此，江泽民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成就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中共十七大概括的“十个结合”进行了进一步阐发，其中首个结合即是“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而科学发展观正是这种基于实践经验总结基础上的理论性创新。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

就理论渊源或思想来源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照搬照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者在中国的“另起炉灶”或随意创造的全新理论，而是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

第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毛泽东能够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在一起，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离不开他把坚持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注重实践和知行合一等近千年来积淀形成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科学性地、创造性地与马克思主义融会贯通起来。而邓小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推到一个新的阶段，也与他秉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科学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融合息息相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就潜在地包含着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正是科学发展观改造和提升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

第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进行双向选择和相互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逐步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多元性。它是包容性极强的文化。中国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选择和主动选择，是由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内在本质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和科学思维方式有着与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相同的因素，体现在具有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进行改造、提升和引导的功能上。例如，马克思主义能够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空想性质的“大同社会”理想提升为具有科学性的、逻辑性的、历史必然性的共产主义理想，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吸引力；能够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等级尊卑关系的群体本位价值观提升为消灭剥削压迫的阶级平等观和民主与集中相统一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从而大大提升了包括知识阶层在内的广大群众的理想追求；能够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提升为唯物辩证的科学思维方法，从而使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真正接触和学习到科学的思维方式。

第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选择、继承、整合。先进文化总是要从传统的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料和精神营养，才能扎根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上。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我们党得出的基本经验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也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取代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民族传统文化采取一种科学扬弃的态度，对传统文化进行选择、继承、利用、整合，最终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两条战线斗争和反对各种错误倾向中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是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紧密相连的。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深深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党的历史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失败与挫折、艰辛与曲折的历史。党不仅在与敌人进行着武力的斗争，还在与党内的各种错误倾向进行斗争，在战胜和克服这些错误倾向中把党的事业向前推进。党内的各种错误倾向在理论上集中表现为无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出现了“左倾”或右倾错误思想及政策。在战胜和克服了“左”或“右”的错误倾向后做出的科学经验总结，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很大进展。

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是指党在两个方向上开展反错误倾向的斗争。反对右倾错误的斗争是一条战线，反对“左倾”错误的斗争又是一条战线，既反“右”，又反“左”即为两条战线斗争。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其中，所谓“左”，是指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中，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国情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尽管党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方位不同，理论创新的历史条件不同，但这些理论成果都是在与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

第一，毛泽东思想是在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党内奉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苏联经验绝对化等错误思想倾向，表现为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统治，这几乎曾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使党多次经受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正是在同这些错误倾向做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毛泽东思想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在大革命初期，在反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毛泽东思想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同盟军问题。在反对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思想确立了中国革命的政治、军事、组织路线，并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民主革命新道路。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思想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第二，邓小平理论也是在既反“左”又反“右”的错误倾向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其中包括了从1956年到1966年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教训总结，也包括总结“文革”时期全局性、长期性的“左”倾错误的历史教训总结，还包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指导反对“左”和“右”的错误倾向的经验总结。1975年，邓小平在主持党、国家和军队日常工作时，就与“四人帮”及其极左错误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邓小平敢于冲破“文革”禁区的勇气，反映了邓小平反对极左错误倾向的思想指导。在“四人帮”被粉碎后，邓小平在反对和批判“两个凡是”的斗争中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方针，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还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正是因为突破了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错误观念，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搞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课题。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同样是在排除“左”与“右”的错误干扰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要自觉解放思想，及时果断地摒弃和改正那些不合时宜的错误思想、做法和体制认识，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式、书本式理解，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等。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江泽民强调要在思想认识上克服来自两方面的干扰，既不能局限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看不到其弊病和改革的必要性，也不能照搬照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而应在总结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和借鉴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基础上，开拓出一条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来。同时，在政治建设上，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要着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第四，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这是30年改革开放经验的深刻总结，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必须要毫不动摇地排除来自各方面的错误倾向和干扰，既不封闭僵化，也不改旗易帜，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前进，以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

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人民寻找中华民族崛起路径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思想和方法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实践，其根本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和繁荣富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有其真理性的存在意义，客观地反映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本质内容及其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绝不只是单纯探求真理的纯科学式的认识活动，它最终是要反映到实践中来的，它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繁荣富强这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艰巨历史使命而进行的理论探索。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广大中国人民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以巨大热情投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创造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绝对不是一时的兴趣，更根本的是要解决近代以来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历史难题，甚至有可能是面临国家生死存亡等根本性问题时的一种历史的、必然的选择，是为了探索救国救民之路，探求中华民族崛起，使社会主义中国富强、人民幸福安康并能够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唯一路径。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心系国家、忧国忧民，应该为中华民族重新崛起抛头颅、洒热血。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无一例外都是从青年时期起就树立起了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还有方志敏、赵一曼、江姐等无数革命烈士始终抱定宗旨，坚定信念并不惜牺牲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为中华崛起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次成功探索。在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广大中国人民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了起来。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江泽民同志强调：“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广大中国人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中国化的新进展，使中国日渐强大、富裕起来了。可以说，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改造广大人民的主观世界和中国社会的客观世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繁荣富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