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青铜器从简单走向丰富

通过对夏朝后期青铜器以及铸铜遗址的发现和类别形制的分析，可以发现，夏代青铜器有几个特点。

首先，贵重的青铜器基本上都是出在形制较大、随葬品丰富的奴隶主贵族大墓之中，表明当时贵重的铜器手工业产品皆为奴隶主贵族所有。当时的青铜铸造掌握在奴隶主贵族手中，夏代王都二里头遗址铸铜作坊应当是由王室官吏经营管理的。

其次，夏代青铜器的种类主要是礼器和兵器，表明在奴隶制度下的夏代铸铜手工业生产主要是用来满足奴隶主贵族的需要。

在我国奴隶制国家里，奴隶主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目的是使奴隶主的利益通过祭祀得到祖先和神灵的保护，又通过战争来扩充土地，掠夺更多的财富，并用武力来镇压奴隶的反抗。

因此，在奴隶主控制下的铸铜手工业必然是用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主要生产奴隶主贵族作为祭祀用的礼器和打仗用的兵器。

再次，从铜器出土的数量、种类和器形看，夏代铜礼器的组合十分简单，主要是以铜爵为主，在发现铜礼器的11座墓中，就有9座有铜爵，而且有两座墓中发现铜爵各两件。

在墓中铜爵都是单独出现，只有一例是爵与斝相组合。另外也有单独一件斝或一件盉的，也见有一座为鼎、斝、觚3件相组合的。

另外，夏代青铜器造型一般比较简单，不少小件的生产工具和兵器，如扁体四棱的铜锥、短小扁薄的铜刀、锥形和圆叶形的铜镞、上端无銎的铜凿、铜锛等，均应是仿制石骨蚌器而做成。

礼器 我国最早的礼器出现在夏商周时期，主要以青铜制品为主。礼器是陈设在宗庙或者是宫殿中的器物，常在祭祀、朝聘、宴飨以及各种典礼仪式上使用。除此之外，礼器还用来显示使用者的身份和等级。

同时，夏代铜礼器的器壁极薄，其型制仍处于原始的雏形，如束腰平底爵、圆腹平底空心锥足鼎、束腰平底或圜底空心锥足斝等，均是同类铜器中最早的形式。夏代铜器未见铭文，大多数都为素面，只见有部分铜器上有简单的纹饰。

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夏代青铜器总计约有60多件。按其用途大致可分为礼器或容器、兵器、生产工具、乐器和装饰器5类。

从种类看，已较铜石并用时代有了极大的丰富。其中青铜礼器包括有鼎、斝、盉、爵4种。

遗址有青铜网格纹鼎一件，圆形，敛口，折沿，鼓腹，平底；环形立耳，3条四棱空心锥足。腹饰带状网纹。器壁较薄，壁内一处有铸残修补痕。口径15厘米，底径90厘米，壁厚0.15厘米。此鼎是我国最早的铜鼎，对于研究青铜鼎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再有铜斝3件，均做敞口，束腰，鼓腹，侧附半环形耳，三空心锥足，口沿立两矮柱。根据底部的不同可分为两式：

一式为圜底斝，圆腹，圜底，口沿柱做齿状。口径14.5厘米至14.8厘米，腹径8.9厘米，高27厘米，壁厚0.2厘米；短颈，腹外撇，底部外凸，较细，口沿没小柱。腰部饰细凸线纹4周，并相间圆圈纹3周。

另一式为平底斝，体瘦高，腹外撇，宽平底，半圆形空心锥足，口沿两柱做三角形锥状。

从整体观察，斝的器鼓腹部分似乎归属于三足部分，3个锥形足与器腹相通，这是由于那时期铸造技术还没有解决内范悬空的能力，其实是一种缺陷，但也成为育成期铜器特点之一。在口沿部分设置一对柱，柱为三棱形，整体似钉。内口沿有一圈范线，口沿也经过加厚。其鼓腹部位出现圆突的圆形装饰，这是火纹的滥觞。

遗址还有铜盉一件，肥头瘦足，头做圆顶平底，顶部有椭圆形口，口下有扁平带镂孔的半环形，对应一侧有管状流，下有3条三棱形空心锥足。此盉是铜盉中的最早形式，时代属夏代晚期。

盉 是古代盛酒器，是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用水来调和酒味的浓淡。盉的形状较多，一般是圆口，深腹，有盖，前有流，后有鋬，下有3足或4足，盖和鋬之间有链相连接。青铜盉出现在商代早期，盛行于商晚期和西周，流行到春秋战国。

另有铜爵11件，均做出了长流尖尾，束腰平底，侧有扁平形，下有棱形实足。

器体较矮，流比尾略低，底腰呈椭圆形，三足规格不一，两足三棱形，一足四棱形。流尾长14厘米，高12厘米。

还有一件流尾略上昂，足做较细的三棱锥形，微向内敛，上有镂孔。流尾长14厘米，高15厘米。

还有的流尾细长，略微向上，口沿处两柱作锥形，腹明显外撇，三足做细长的三棱锥状。腰侧扁平扳饰条形镂孔，腹部一面有两道宽凸线，中间排列5个乳钉。

还有两件流细长上昂，腹外鼓。上部有长形镂孔，腹部饰有镂孔4个，其四周隆起如兽眼。

再来看看两件铜角，为带管状流的爵。一件发现于河南洛阳洛宁，凹弧形敞口，两尖尾上翘，体扁圆形，束腰平底，宽扁半环形和管状长流，底下有三棱形锥足。

另一件敞口呈凹弧形两端尖锐，口沿有加厚唇边，器身狭长呈扁形，底部有假腹，腰侧有扁形，腹上有一斜置的管状流，流上有钩形棱脊。假腹下设有3个三棱形锥足，其上有一周圆孔装饰，好似联珠纹。

兽面纹 我国古代青铜器上常见的花纹样式之一，是古人融合了自然界各种猛兽的特征，同时加以自己的想象而形成的，其中兽的面部巨大而夸张，装饰性很强，常作为器物的主要纹饰。兽面纹有的有躯干、兽足，有的仅有兽面。

爵和斝、盉构成了所谓夏代酒器组合，萌生期铜器器壁普遍较薄，这样可以节省贵重的青铜原料。

而有一件管流爵三足残缺，与一般铜爵不同，此器一侧斜置一流，流上有两个曲尺形装饰物，没有一般的狭流，敞口，两端呈翼形，靠近管流一侧略高。口沿略厚，防止使用时破裂。

这件铜爵器鋬特大，平底，设置了有一排圆孔的假腹。腹上饰有弦纹和乳钉纹，这时期的乳钉纹很特殊，为实心，区别于后期与此相似的空心连珠纹。管流口部水平线低于器口，这样液体会自主溢出。从痕迹来看，管流前端断缺，可知管流应该更长。

河南洛宁发现的管流爵，却没有设假腹，足与器体连接处有突出的铜块。湖北黄陂盘龙城另发现一件兽面纹单柱管流爵，管流设置在流口部，前端也有所残缺，可知管流爵并不用于吮吸饮酒，应用于灌酒或倒酒之功用，这给早期爵的用途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从这些青铜器管流观察来看，可以看到范线，证明采用分范铸造法，已经比较先进。夏朝青铜乐器只发现铃一种，装饰品有铜牌饰和圆形器两种。

铜铃均做上大下小的筒形，平口，顶附半环钮，侧有竖扉棱。近口部有凸弦纹一周。

铜牌饰均做长圆形，中间做成一面略凸的镂孔，两侧各附两个半环钮，以不同的绿松石片镶嵌排列成精巧的兽面纹。中部束腰，近似鞋底形，兽面纹鼓目，卷云竖眉，圆鼻。

有的做圆角梯形，兽面弯眉，圆眼，尖鼻，嘴长利齿，身饰鳞纹，形象威武凶猛。

铜圆形器做圆形，镶嵌绿松石。有的做圆泡形，周沿较平，中间隆起，沿上附对称的小圆孔，并镶嵌绿松石，隆起部分有草席痕。

有的做正圆形薄片，一面以长方形绿松石镶嵌形似钟表刻度的图案，中间两圈各12个“十”字形。

乳钉纹 古代常用的纹饰之一。也是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之一。纹形为凸起的乳突排成单行或者方阵。另有一种，乳钉各置于斜方格中，以雷纹作地纹，称为“斜方格乳钉纹”、“乳钉雷纹”、“百乳雷纹”。盛行于商周时期，殷周之际，乳钉突出较高，周初有呈柱状的。

这些器物属于夏代晚期，都是用绿松石镶嵌装饰的铜牌饰打磨非常精细，颜色较为统一，显然经过精心筛选。在粘贴时很可能采用动物胶，比较牢固，几千年来只有很少一部分脱落。

透过脱落的部分可以观察到，松石片非常薄，这要花费很大工夫才可以做到。绿松石装饰工艺一直沿用整个青铜时代，常见于形制较小或者礼仪用器之上，是异常精美的装饰。

铜牌饰都位于墓主胸口左侧，应是较为珍贵的装饰品。另外，铜铃则位于墓主腰部，个中是否有联系，尚待研究。

夏代的青铜兵器有戈、戚、镞3种。

仪仗 古代用于仪卫的兵仗。指帝王、官员出行时护卫所持的旗、伞、扇、兵器等。现指国家举行大典或迎接外国首脑时护卫所持的武器，也指游行队伍前列所举的旗帜、标志等。仪仗在神农始为仪仗，秦汉始为导护，五代始为宫中导从。

其中一件铜戈援中有棱脊，锋成三角形，援面由脊向刃斜抹，近刃处有一道细沟，十分锋利。内较窄，与援直角相接，中部有一圆穿镶嵌绿松石的凸起云纹。

另一件铜戈呈窄条形，援内相连无明显分界，戈身从内向援逐渐变窄，向前聚成尖锋，援中起棱脊，援面从脊开始向两侧斜抹，近刃处有一道细沟。锋刃十分锋利。内较平，前部安柲，中部有一个方穿，穿后有4道凸起的竖线，线后有4个较长的横齿。

铜戚做长条形，横切面呈长椭圆形，刃部略外侈，形似长条窄身斧，内扁平，上有一方穿，内与身之间有向外伸出的齿形阑。

铜钺做长方形，一端略宽为平刃，另一端中间略微凸起，饰带状的网纹一周，其下有一圆穿孔，宽6.1厘米，刃宽7.6厘米，残长3.5厘米，厚0.5厘米。

二里头的这件大钺援部接近正方形，有别于上下援部曲弧的形式。这样的大钺仅发现数例，大钺作为礼仪用器，仪仗用器，应该用柲穿束立起。

靠近内部之处设有两个长方形孔，用以拴系皮条，来捆绑长柲。如此重量的大钺想必其柲也是很粗大的。

夏遗址发现铜镞10余件，大致可分为：尖锥形镞，横切面呈梯形；圆叶形镞，铤做三角锥形；双翼镞，圆脊，翼后有倒锋，长圆铤。圆脊，翼无倒剌，铤圆形粗大，身做三角形，棱脊，两翼内凹，棱形铤。

夏朝青铜生产工具数量多，有锛、凿、刀、锯、钻和鱼钩6种。

遗址发现铜锛两件，均做扁平长方形，一面刃。还有4件铜凿，均做长条形，一面刃。一件剖面呈梯形；一件通体呈方柱形，顶端有锤击痕。

此外，遗址还有铜刀9件，铜锯一件，扁平长方形，一端较窄，下侧带锯齿；铜钻一件做锥形，尖部锋锐；铜锥一件，体扁平，向一侧弯曲，四棱向聚成尖锋；铜鱼钩一件，由细圆锥的尖部弯曲而成，另一端凹下可以系线。

遗址发现的绿松石龙形器，在龙的腰部有一单翼铜铃，铃口内有玉质舌，夏代晚期铜铃已发现数例，都有单翼，是这一时期的特点。

经检测，二里头遗址青铜器的含铅量都比较高，这也可以作为断代依据之一。

除二里头以外，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发现的约公元前2100年至前1900年的陶寺文化中晚期夏朝铜齿轮形器，与玉璧叠摞在陶寺晚期小墓墓主手臂上，墓主胸前处有小玉璇玑。

铜齿轮形器设有实用传动功能的29个齿牙，引发了当时表现朔望月轮回功能的推测；也有人认为其为钏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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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铜齿轮形器的发掘者梁星彭、严志斌介绍，出土铜齿轮形器的墓主胸前放置一件小玉牙璧或称璇玑。

过去学术界曾经将牙璧视为天文观测仪器“璇玑”。后经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研究认为，牙璧不可能是天文观测仪器，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将牙璧视为天文仪器。但是陶寺牙璧乃玉璧出牙，有别于玉璧，一定有特定的象征意义。

有学者提出，“死者的胸脯上放了一个璇玑，其意为能通天、入地，璇玑就代替了人的心机。”

还有学者提出，牙璧的功能象征日晕，较大者应是人们遇旱时用以象征太阳神进行祷雨的神玉。

夏鼐先生则认为是“礼仪或宗教上的装饰品”。牙璧虽不可能作为天文观测仪器的机械传动或制动装置，但是应当有天文象征意义。于是认为陶寺佩戴铜齿轮形器的墓主生前的职业可能是从事天文历法相关工作的小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