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曹锟贿选与吴佩孚的倒台
1 .曹锟贿选
钟伯毅 民国11年直奉战后，奉军败退关外;直系之权势如日中天。民国10年5月，孙传芳首先通电恢复法统。纷行响应，呼吁统一，要求南北总统(徐世昌、孙中山)同时下野，主张召集民国6年解散之国会，速订宪法，并请黎元洪复任总统。各地人士意见虽不一，而赞成之声浪盛极一时。恢复法统之理由甚为正大，虽主张联治省宪之湖南当局亦不得不通电赞成。广东方面虽不同意，而亦苦无反对之理由。6月，黎元洪以废督裁兵之条件，同意复出。8月1日，旧国会依法自行集会于北京。余等纷纷北上参加，咸抱希望，冀早日制订中华民国宪法，吴佩孚等直系将领与各界人士亦通电吁请国会专意制宪，此时固绝未料及日后有总统贿选与议员纷纷南避之混乱局面也。
余抵京未久，适值王宠惠内阁因财长罗文干被迫辞职改组，黎元洪嘱赵恒惕保荐阁员一人，赵初属意于余，旋以彭允彝方因角逐湖南省务院长一席未成，失意北上，亟谋内阁之一席，余闻讯即自动退让，盖余素甘淡泊，并不十分热衷于名位也。是年11月底，北京政府发表彭允彝为教育总长。其即出诸湘赵之推荐。
当时湖南实行省宪，划疆自保之独立地位，对于黎元洪遥为支援，此中不无微妙之关系，因此余尝请黎容忍湖南自主，已如前述。黎且因此保留阁员一席与湘人。此中之维系联络，金永炎颇具作用。永炎，鄂人，极得黎之信任。为人慷慨，胆识之士，余素倾服者也。黎元洪一度欲延余担任其秘书，余以国会议员身份不便兼任，故婉辞之。以后黎元洪颁余二等嘉禾章、三等文虎章各一枚，酬余奔走国会重开与总统复任之辛劳也。文人而获此等奖章者甚罕。
国会重开后即积极起草宪法，余等同志亟谋省宪之容入国宪，且组省宪同志会，以促成此事，已详述于前节。8月下旬且通过各省于不抵触国宪时得自制省宪，与地方制度章内应规定自制省宪的原则，两案。11月23日国会所提出之地方制度修正案即为依据此等原则者，此一时期实为全国联治运动之最高潮。
国会积极制宪之同时，有人主张应先行解决总统任期问题，此种主张自受实力分子之指示，于是制订宪法之外，又有总统任期乃至贿选之发生。其实凭直系之实力与声望，曹锟原可顺利当选总统，但曹氏左右急欲拥之登位，因此造作种种丑剧，贻笑千古。
曹锟虽非雄才大略，却知人善任，推诚相与，每能使部将效忠不二。故吴佩孚虽然明知曹锟并非可事之君，但仍生死以之。而曹之对吴亦始终信任弗渝，曹锟左右不乏对吴忌刻中伤者，然曹于重大出处仍能授吴全权。萧耀南尝亲语余云:彼与曹锟原无渊源，军校毕业后分发北京咨府工作。其时贝勒载涛主持军咨府，派萧至第三镇见习而隐负监视之任务。临行授萧密电码译本，嘱彼按月拍电报告第三镇自统治以下之活动情形。萧抵达第三镇后，自度军阶低微，无从刺探高级将领之情形，乃向统制曹锟自陈一切，并将密码本交与曹锟，任彼按月发电报告。从此曹对之信赖备至，萧也始终不渝。
余亲见曹锟两次。首次直奉战后，吴佩孚凯旋，曹锟降阶相迎。时余随吴前往。第二次为民国11年12月曹锟称寿，吴景濂率议员赴保定贺寿，余亦参加。余对曹印象不恶，此人忠厚沉笃，但无学文见识可言。
曹锟属下可分为津、保、洛三派。其实曹锟之弟曹锐及直隶省长王承斌驻天津，曹锟以直鲁豫巡阅使驻保定，吴佩孚则以两湖巡阅使兼直鲁豫巡阅副使驻洛阳，因而有津保洛之分，彼此意见略有分歧，津保均急欲曹出任总统，不择任何手段，而其中尤以曹锐、王承斌、孙传芳、熊炳琦四人为核心，极力推动此事。吴佩孚对曹虽始终忠心耿耿，但未必热心支持贿选，津保方面于选举总统紧锣密鼓积极进行之际，吴既不赞同，又不便公开反对，其处境之尴尬诚可同情。余时赴洛阳往访，每于餐时相晤。吴佩孚待客亦有其习癖，除非首次来访，例不敬酒，而独饮独酌。席间之话题如转至总统选举问题，吴辄默然流泪而不作答，可见其内心之痛苦。但吴亦从未积极阻止贿选之进行。
国会方面，吴景濂以众院议长身份，为曹派议员所极力争取，对于贿选最为卖力。国会此次重集，原以制宪为首务，但曹系议员顾虑宪法制成后，彼等实力不足控制总统当选之最低法定票数。为求万全之计，竟坚欲先举总统、后制宪法，因此大受舆论之攻击，而不为国人所谅。而直系军人逼迫黎元洪，演出劫车夺印之闹剧尤其丧失国人之同情。
黎氏被逼去职之先，阁潮更迭，民国12年6月6日张绍曾受直系压力率内阁总辞后，黎已陷于四面楚歌之窘境，乃于离京前夕(民国12年6月13日)发表李根源为内阁总理、金永炎为陆军总长。内阁任命正式发表之先一日，金永炎来访余，欲挽余与覃振(理鸣)入阁，分任总长。余恳切推辞，并告以无论公谊私交，余均随黎总统同进退。覃振亦未接受。14日，张绍曾内阁之若干直系阁员高凌霨等又自动宣告复职，并摄行大总统职务。
直系如此悖逆行为，国会议员于失望之余纷纷出京。然总统选举日期已近，推动选举之津保各方人士益形焦急，竟出诸贿购选票之下策，每票5000元;至议员中之有影响力者如能多拉几票，则另有馈赠。
议员之反对贿选者占少数，大约为下列四派: (1)真正同情黎元洪者;(2)真正之孙中山嫡系议员;(3)院系议员之听从卢永祥号召者;(4)若干奉天议员。四系议员大多出诸自动，并无严密组织。反对贿选议员出京后，第一步赴天津，此处有人负责招待接应，第二步赴上海，卢永祥表示愿意负担国会在沪集会之费用，并对议员南下旅费亦略有资助，但为数不如外界传闻之巨大。余在沪时，按月领得津贴200元，但卢永祥方面旋即表示冷淡，故此项津贴仅发两三个月，未及即无形取消。
直系当局招徕议员之方法亦有其高明之处。一方面于报端发表种种似是而非惑人听闻之理论，一方面以重金贿诱。5000元之数就当时情形言为数不小，如再能拉拢数人，则所获津贴更丰。而其最高明之方法莫如任令国会议员自由出入北京。于是北京、上海两处领款者有之，赴津沪以后再潜返北京投票者有之，领贿款而未投票者有之，但此等仅为极少数分子，多数议员均入其彀中，盖颠沛流离，饱尝困顿之余而仍能不变节操者诚难矣哉。如前章所述湘省李执中先生，设非余等至友之力劝，几即晚节不保矣。而最令人痛心扼腕不忍追述其姓名者，乃若辈平素标榜“党性”，自命进步之国民党议员竟亦纷纷受贿。即以湘省议员言，40人中峻拒贿选者不到三分之一。由此可见拥曹策略之效果。
当时余仆仆于京津道上，图多拉几位议员出此陷阱。王承斌、孙传芳、熊炳琦三人闻讯邀宴，正面摊派谈判。余与三人原均熟识，孙传芳且专为此事赶来津，当日之天津已成拥曹之大本营。彼等告余，“此次选曹大帅出任总统，无论何种反对，势在必成，先生已洞晓。余等深盼先生能惠然合作，先生与吾等袍泽关系非浅，近日如公开反对，则先生平素之立场何在？”彼等又欲以金钱贿讬，且曰:“曹大帅成功后，必有以酬答先生之辛劳。目前先请哂纳区区小数供交际联络之费用。”彼等软硬兼施，又要当场答复。余不得已，乃正色告之曰:“诸君美意诚足感人，然此次选举之种种作为，就诸君之立场言或有不得已之苦衷，为曹帅计，则此举适足以灭其前途耳。”余告诉彼等，论情度理，俱应先制宪法，后选总统，而曹帅仍必能当选。至于驱逼黎黄陂之种种，余更坚决反对。余且以私谊恳切苦劝彼等，并告之曰:“吾不虑君等之不成功，而实焦虑君等成功后之下场。”彼等则请余从长考虑。此会乃不欢而散。
民国12年10月5日曹锟以480票当选。然就职仅一年，即因奉直二次再战，冯玉祥回师北京，即被囚于延庆楼。古语有云:“不仁者而居高位，灾及其身。”曹锟不自度德量力，终遭覆败;亦咎由自取乎？
贿选一幕有一小插曲。即在选举之前(10月3日) ，浙籍议员邵瑞鹏持5000元贿款支票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控诉，虽无结果，其诉状当时则颇为传诵。邵君工诗文，勤读书，稍有书生之迂腐，然守正不阿，后在河南大学执教。
南下国会议员原拟在沪正式集会，终未能实现。但曾发布宣言，列名者200余人，余列名在前，表示积极也。曹锟当选总统后，余等又于上海县西城外湖北会馆一度集会，宣布其当选非法。此为7月间事。孙中山先生亦在粤下令讨伐曹锟并通缉猪仔议员。
黎元洪于9月间始自天津赴上海，致未能把握时机，迨其抵沪，浙粤诸省实力方面已不热心。余等尝集会欢迎，与会者仅10余人，汪精卫亦出席，且代表孙中山发言，委婉表示，劝黎勿出。盖孙中山方面虽热心反对曹锟出任总统，却并不积极支持黎氏复出也。黎元洪见各方冷漠如此，乃悄然赴日疗疾。次年5月始返天津。
反对贿选之议员，既乏实力派之支持，因此未能收任何具体效果。惟一收获为民国13年直系倒台以后，段祺瑞执政时期之善后会议不准受贿议员参加。
2 .曹吴之倾倒与北京善后会议
钟伯毅 民国13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为曹吴势力盛极而衰之关键。吴佩孚自为此次战役中之主角，但曹锟属下若干将领，未尝不图弭大战于无形也。直督王承斌此时已自成势力，不再归吴指挥。王籍隶奉天，原为旗人，与奉军将领多有旧谊，因此谋和甚力，与边守靖、曹锐相结托，极力从中疏解，时人乃目津保势力为主和派，与洛吴之主战派相对峙。政界元老也纷纷出面调停。曹锟虽为奉军宣言讨伐之第一对象，而于谋和高潮时期，尚图以超然身份调解与张作霖、吴佩孚之间，至今犹令人失笑。大战前夕之北方政局明驰暗张，错综万状。此仅其一端而已。
至于直奉双方之调遣军队，作战经过与冯玉祥之倒戈促使吴佩孚仓皇南遁等情形，各种记载多以备述。惟直系之失败自有其各种因素。虽无冯玉祥之倒戈，曹锟亦未必能操胜券，有识之士于战前即已谓吴佩孚未可乐观也。盖直军武器不如奉军犀利，更缺新式大炮，奉天有新式兵工厂，弹药补充不虞匮缺，此其一也;吴佩孚动员20万大军而饷款无着，缘直方于事先和战未决，迨仓促出兵巨额饷款一时无法筹集，财政总长王克敏初犹寄望于金佛朗案之解决，但吴佩孚坚持不借外债之原则，军饷遂无从筹措。战争期间，吴鉴于形势恶化，尝筹得一笔款项，以之悬赏，因于山海关一度奏捷，但终无法长期维持，此其失败原因之二也。出师之日将士已各怀私心，竞于争取奉天军民长官之要缺，因此，如冯玉祥、王承斌辈对于作战路线之安排均怀失望，此其三也。日本方面对与奉天利益自极为关切。直奉战事起，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先后向曹锟、吴佩孚探询直军战胜后日本是否得保持其在奉天之利益。吴佩孚标榜民族主义已为所忌，而其答复日方曰:“届时一切均循外交正规途径交涉，无不可以商谈者。”日方以为吴佩孚空言推托。于是塘沽码头不许直军舰船停泊，海军之联络接应乃为切断，此其四也。
吴佩孚失败后其遭际颇狼狈。大军20万溃败之余仅剩残卒一万许，随之趁舰浮海南下。抵山东烟台，为鲁督郑士琦所拒，未得登陆。不得已乃绕道吴淞口，入长江，溯江而上，沿途地方首长多神情落寞惟恐受吴之牵累。南京齐爕元能登舰慰问，已极难得。吴原冀在汉口，组护宪军，图东山再起，而鄂督萧耀南与汉口地方绅商均表反对。不得已而走鸡公山，又受各方逼迫，不能久居，民国13年12月欲离去时铁路又为拆断，种种难堪与开封、洛阳时之风云得意，诚有天壤之别。吴佩孚终于车抵广水时，经人疏通，始抵汉口，萧耀南劝其入驻法租界，吴拒之，乃乘舰赴广州。未几，段祺瑞复命海军第二舰队来捕，吴得杜锡圭之报告，先期乘舰溯江而上，经武汉直驶岳州。此时仅小舰两艘，一名决川，一名浚蜀。亲随多叛离，船上所需米煤给养亦煞费张罗。赵恒惕闻吴抵岳州后即表示愿任保护，供应给养，并遣余登舰慰问。时在民国14年2月，吴佩孚驻此凡半年，始终居舰上，未尝登岸。余往慰问时，见吴佩孚神色自若，毫无颓丧之态，此亦常人所不能及之处。余盘桓数日，方辞别。归途曾登洞庭湖君山一游，偿数年来之宿愿也。君山景色宜人，又有彭玉麟之遗迹可瞻仰。
吴佩孚此次落魄南奔，能通电欢迎，愿任保护者仅川湘两省而已。两省以倡联省自治，稍有自卫之力量，故得不必事事窥伺北京之动静，否则，亦不敢收容吴氏。如此局面，固非吴佩孚反对压迫联治运动之日所能预料也。世局之变幻有如此者。
直系鼎盛时期，反对势力之奉天张作霖、广东孙中山与浙江(皖系)卢永祥颇相结托，曾有“三角同盟”之谣传。其内中默契如何，虽非局外人能揣测，但直系失败后北京政局之变化中则不无蛛丝马迹可寻。黄郛摄阁未一月，即为皖系所取代，段祺瑞自津入京，号曰执政。段氏出山，乃得力于张作霖之坚邀，段氏执政内阁邀孙中山一系之杨庶堪(沧白)出任农商总长。未几，孙中山本人且应段之邀亲自北上。
段祺瑞接受执政名义，而未任总统实为明智之举。盖国会贿选以后声誉扫地，段欲建立新法统，则总统犹为旧国会之产物，惟执政之地位可不受旧法统之限制。善后会议乃段氏谋建造新法统之努力。其努力虽无何可观之成绩，但其见解之卓越则不可抹杀。
孙中山虽应邀北上，然其见解与段祺瑞未尽一致。段祺瑞积极筹开善后会议，而孙中山于北上时即以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号召。段氏则主张先行召开善后会议，由与会人士商讨决定国民会议之是否召开。孙氏复主张国民会议，与会分子包括农工商学各界代表，皖段与奉张均表反对。双方之意见既如此相左。而段孙两人左右随从之中，亦不乏阻挠煽构于其间者，因此段孙始终未见面。许世英原为负责邀孙北上者，此时又奉命筹办善后会议，故其处境最感为难。
孙中山抵京后病势日趋严重，余尝代表湖南赵恒惕赴铁狮子胡同孙氏行辕问疾。未几，中山即谢世。祭吊出殡之日，盛况空前，此种场面为北京所罕见。当时经过，各种记录多已备载。惟若干小节，颇饶趣味，而或为时人所忽略或隐讳者，可稍予追述。一为中山之灵柩，乃苏联政府所赠送之玻璃棺材，可以透视，此在中国为空前者。而由他国政府致送棺材亦属罕闻，当时正值国民党联俄容共时期，俄共此举之用心与影响均可想见。二为移灵柩碧云寺，此寺原为魏忠贤之生祠。因此章太炎乃有传诵一时之讽刺性挽联。三为移灵时，由党人抬中山棺柩，此举亦可称空前。犹忆汪精卫为第一人，其余尚有石瑛、居正等，共计16人，轮流抬棺自铁狮子胡同行辕步行至中央公园开吊场所。抬棺人员之选择自有政治意味，因此据闻事先党人之中且起争执。四为孙科之毫无戚容，当移灵赴西山碧云寺时，执拂者近千人，均步行出西直门，然后登车，如山西商震(启于)、李鸿文等且来送葬，咸衣长袍马褂着布鞋步行送葬，独孙科一人坐汽车中，西装革履而毫无哀戚之神气。五为段祺瑞之诧称足疾，未往致祭，未免礼貌欠缺。
段执政于民国13年年底发布善后会议条例，并召集出席员，定于翌年(民国14年)2月1日正式召开。其间奔走筹备最力者为许世英。善后会议开幕后，许担任秘书长。出席人员除军事首长与特殊资望之人士(如杨永泰、黄郛等)之外，每省平均有代表3人。各省区之中，又以湖南、云南、山西等独立省代表之发言较有分量。湖南代表为陈强(留日士官生)、萧堃(宝庆人，蔡松坡同乡，梁任公之弟子)与余。云南代表三人之一为周钟岳，山西代表中有一温寿泉(同盟会会员，较阎锡山资望尤深)。可惜与会人员之姓名泰半佚忘。参与贿选者一律不准参加，此点并无明文规定，但确为当时之事实，亦所以符合舆论人心之要求也。议长为赵尔巽、副议长汤漪。2月1日开幕，13日开首次大会，至3月16日会期届满，又延长会期至4月21日。
余与周钟岳两人尝提出一案，内容为由联省自治如何过渡至实行国宪者。由余起草，钟岳亲加润删。签名联署者极多，包括西南各省，奉军与国民军各系人士。孙中山嫡系则全部拒绝签字。按当时孙系人士又分两派:一派拒绝参加善后会议，另一派虽参加而仍反联省自治之主张，故拒绝联署。此案提出即获通过，副本仍保存。近年在台遇徐静老(世英，号静仁) ，偶言此事，静老大感兴趣，索阅经年，今始归还。因特检出以供贵所抄录留存。
善后会议所商得之具体结果为成立临时参政院、财政善后委员会、军事善后委员与国宪起草委员会，并通过上述诸机构之组织条例。前三者有善后会议出席人员各自认定一种参加。国宪起草委员会则由各省重行推派代表参加。其时黄郛、杨永泰担任财政善后委员会正副委员长，邀余加入，余乃参加财政委员会。
国宪起草委员会由林长民担任委员长。湘省原定推余参加，后由李君(赵恒惕之妹丈)实际加入并积极参加起草宪法。李君学识甚佳，对于此一宪草亦有贡献。是年8月国宪起草委员会在北京开议，年底宪草拟成，咨送执政府。但世局日乱，执政府已摇摇欲坠，林长民后且死于民国14年12月郭松龄倒奉之乱军中，宪草之实施自更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