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开局
“偷袭珍珠港”
微信红包的传播速度远远超出了研发团队的想象。
随着春节的临近，仅仅是通过腾讯员工自发的扩散，微信支付的服务器便扩容了好几次以支持突然暴涨的需求。不少媒体也开始关注这个还未正式在微信上亮相的新功能，并不吝于各种溢美之词，而红包的数据也被渲染得神乎其神。
2014年1月28日一大早，时任财付通产品总监（后微信支付总经理）的吴毅不得不在自己的腾讯微博上辟谣，“昨晚忙微信红包，没空刷微博，早上起来发现议论纷纷，一些关于微信红包的夸大传闻和数字，实在让我目瞪口呆。微信新年红包其实是小团队10来天的顺手之作，我们的目的只是希望能为新年添加一些好友互动的气氛和互发红包的乐趣。时间紧迫，很多细节未优化好，希望试用的朋友们包涵，我们会继续努力改进”。
而此时，距离除夕还有2天，距离“新年红包”的图标正式在微信界面亮相还有7个小时。
2014年1月28日下午4点，这个被开发者称为“顺手之作”的功能开始以灰度测试的方式在广州等少数城市陆续开放。有了内测时的插曲，微信支付团队不敢掉以轻心，此时微信支付的服务器相较于最初的规划已经扩容了10倍。
微信红包充分发挥了社交应用的裂变价值，在春节这个流量集中的时期，通过抢红包、拼手气等充满节日色彩的设计将流量与场景结合并迸发出了强大的势能。
马化腾曾将微信红包描述为一款“社交金融游戏”，而这六个字也很好地概括了红包产品的本质，道出了它成功的奥义：它以游戏的形式在社交网络上完成了小额资金的交互。
根据后来统计的数据，从除夕到初八这9天里，全国有超过800万人领取了4000万个红包。其中，除夕夜有482万人参与到微信红包的收发中，而流量的峰值出现在除夕零点前后，每分钟有2.5万个红包被打开。
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个数字还不到微信红包日常数据的零头，但在6年前的春节，它如同一声春雷惊醒了沉寂已久的移动支付市场，也惊醒了对手。
“几乎一夜之间，各界都认为支付宝体系会被微信红包全面超越。体验和产品是如何如何得好……确实厉害！此次‘珍珠港偷袭’计划和执行完美。幸好春节很快过去，后面的日子还很长，但确实让我们教训深刻。”时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的马云在其个人“来往”账户上如是说道。
那个春节，支付宝的高管们不得不提前结束假期，纷纷搭乘最近的航班赶回杭州。时任马云特别助理的吴泳铭当时跟家人在夏威夷，因为没有订到航班，于是他直接包下了一架飞机。[38]
作为一个现象级的产品，微信红包在那个春节赚足了人气和口碑。由于发红包和提现均需要绑定银行账户，这也让刚刚上线不久的微信支付以极低的成本打通了最关键的账户绑定环节，有超过3000万用户绑定了银行卡。
微信红包的出现让支付宝如临大敌，但内部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认为，当用户的新鲜劲儿一过，并不会真正留存下来。毕竟在此之前，支付宝与财付通已经缠斗多年，但两者的差距并没有缩小。
数据的走向确实也印证了这种质疑。
春节之后，微信红包让微信支付用户一夜之间突破1亿的说法不胫而走，但事实上这个数字被严重夸大了。微信支付的流量在节后开始大幅回落，红包虽带来了一批新用户，但还未形成黏性，看起来只是一把“虚火”。
直到2014年三季度末，根据艾瑞咨询的统计，在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的市场份额中，支付宝仍占到82.6%，而包含微信支付的财付通仅占10%。这也意味着，微信红包给微信支付带去的流量红利并没有真正沉淀下来。
不过，微信红包的成功让微信支付团队看到了打开局面的可能，而“红包”的生命力也远比想象中更加强大。在随后两年里，微信支付不断加码在这一场景上的投入，陆续演变出了春晚红包、情人节定制520红包、黄金红包等等。
而从中国移动支付的发展历程来看，微信红包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唤醒了广大用户，激励了支付企业，更给刚刚开始萌动的移动支付市场注入了一剂“兴奋剂”。
2014年只是“红包战事”的开端，此后数年，农历春节——这个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成了互联网巨头拼抢流量的盛宴。移动支付市场也从那时候开始，正式进入了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对弈的双雄时代。
不过，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市场而言，微信红包在那个春节点燃的星火还不足以“燎原”。而这也是命运之手的巧妙之处，正当微信红包的热度开始退却时，另一个主角又被推向了舞台中央。
打车大战“一掷千金”
2014年1月5日，一个名叫滴滴打车的软件接入了微信支付。
“打车”是若干被试炼的支付场景之一，而已经获得腾讯投资的滴滴打车顺势成为微信支付的合作伙伴。它们准备联手推行一场营销活动，通过发放补贴以刺激更多的用户使用打车软件并“绑卡”微信支付。
当时的滴滴打车覆盖了全国32个城市，日均约有35万单，已经是市场占有率最高的一款打车软件。但消费者还是更习惯于使用现金，选择通过线上支付结算的比例不足10%。这个交易量对于一款定位to C的支付产品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很快，这个先于“红包”登录微信的场景便被后者的风头所盖过。
补贴活动上线初期的标准是：每一单给司机和乘客各补贴10元，但与春节后微信红包的数据走势一样，外部刺激——补贴一停，数据便迅速回落。项目预算很快就花完了，正当微信支付犹豫是否要追加投入时，它被对手重新拖入了战局。
在微信支付和滴滴打车“牵手”后不久，支付宝也与总部位于杭州的打车软件——快的结盟。2014年1月26日，支付宝在8.0版本中嵌入了快的打车的功能。
经过了微信红包的“刺激”，春节之后，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在打车场景上的战火也顺势烧了起来。
在两周时间里，滴滴打车的订单量上涨了50倍，眼看40台服务器就要支撑不住了。CEO程维连夜求助马化腾，后者随即集结了一支精锐的技术部队，在一夜之间准备了1000台服务器。[39]
滴滴和快的之争迅速变得白热化。
谁的服务器挂掉，用户就会迅速涌向另一家，战况之激烈前所未有。位于北京苏州街银科大厦的滴滴总部，CTO张博和技术团队、腾讯部队奋战了7天7夜，重写服务端架构，才勉强撑过了第一回合。[40]
就这样，两边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支付补贴大战也从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的层面升级到了腾讯和阿里巴巴两家巨头的对弈，投入的补贴金额从百万元量级直接奔向十亿元级的规模。
一家补贴稍有下调，司机和乘客便立刻倒向另一家；一家补贴力度加大，另一家也要马上跟进节奏。战况最焦灼时，上一轮补贴规则的新闻稿还没发出，新一轮的调整又要开始了。后来，快的索性直接放出了“永远比同行多1元”的豪言。
“一开始我们做400万元预算，没想到订单一下子翻了十几倍，那个月花了1个多亿元，签单的时候手都在抖。”程维在事后回忆起这场烧钱大战仍有些心惊。[41]
滴滴和快的这两家企业的对战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直到2015年2月14日，它们在情人节当日宣布合并，才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握手言和，正式停战。
一次常规的营销活动引爆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最激烈、最经典的商战之一，尽管这次补贴大战投入巨大，但对于参战各方来说也收获颇丰，滴滴和快的用户和日活数据极速攀升，移动支付也得以更大范围地普及。
以滴滴为例，2014年1月10日，覆盖全国32个城市日均35万单，到3月28日，这个数据已经变成覆盖全国178个城市，日均521.83万单，总的用户数则在两个月里从2200万增加到1亿。
相比之下，快的稍逊一筹，但也紧随其后，没有形成太大的差距。与此同时，这两家公司的估值也水涨船高，很快便从创业公司晋升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独角兽”[42]，腾讯和阿里巴巴也连续多轮跟投滴滴和快的。
而它们身后的微信支付和支付宝也从中获益，低成本获客、完成绑卡、支付习惯养成……一气呵成。后来，这场打车软件大战也被视为移动支付普及、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一役。
这番大战之后，年仅1岁的微信支付以14亿元人民币的补贴为代价，将微信支付的用户数拉升至1亿。而在5个月前，成立4年的支付宝移动端才刚刚达到这个成绩。[43]
但这次补贴大战也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它让互联网从免费经济加速走向了补贴经济。而后，伴随着O2O模式的发展，这种“先用补贴培养用户习惯”的策略被广泛采用，“巨额融资再大量烧钱”成为O2O模式的惯用路径。
所谓的O2O（online to offline），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早在2010年“千团大战”时便已经火了一把，当时主要是线上为线下导流，让互联网成为线下的交易前台。
后来，它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扩展，只要产业链中既涉及线上，又涉及线下，便可被纳入O2O的范畴。O2O打通线上和线下，充分释放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流量红利，也让商业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此后，生活、社交、出行、消费、医疗等高频（使用/交易）场景成为很多企业的必争之地，线上和线下的多维布局成为常态，互联网巨头们开启了一段“无边界”的扩张期。
2014年，仅BAT三家在O2O领域的布局就超过50亿美元。百度收购糯米网、投资Uber等；阿里注资快的打车、收购高德地图、入股银泰百货等；腾讯则投资大众点评、京东、滴滴、58同城、丁香园等。
而在企业内部，互联网巨头们也把O2O放在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位。
2014年2月26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成立O2O事业部，并对外公布“千军万马”和“四通八达”的O2O战略构想。[44]腾讯则在这一年喊出了“连接一切”的口号，而O2O布局正是其实现这个目标的核心环节。百度也延续了2013年全力押注O2O的态势，CEO李彦宏曾用“付出再多代价也在所不惜”来表达转型O2O的决心。
而这还只是O2O大战的前奏，在此后的两三年里，移动支付和O2O相互推进，前者为后者的商业化和成长性打下了基础，后者对提升前者的渗透率和活跃度居功至伟，它们共同开启了一个移动互联网的盛世。
不过，在这其中，还有一道不可忽略的环节，它不仅让移动支付和O2O之间有了更加紧密的连接，还是这两个领域得以繁荣的基础。它，就是二维码。
风口浪尖上的二维码
与支付宝一样，微信支付在普及二维码支付的道路上也徘徊了很久，直到O2O模式的爆发，一举破解了二维码支付场景的推广难题。然而，伴随这种新型支付方式的普及，原本潜藏的矛盾也变得尖锐起来。
其实，移动支付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历经数代的演变才到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模样。最早是通过手机短信完成交易；到移动互联网时代，WAP网银成为主流方式；等到智能手机普及，NFC支付、二维码支付则开始被广泛应用。
WAP网银：WAP（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是无线应用协议的缩写，一种实现移动电话与互联网结合的应用协议标准。WAP网银，即依托移动通信运营商的网络，基于WAP技术，为手机客户提供账户查询、转账、缴费、支付等金融服务的电子银行业务。
NFC支付：near field communication，简称NFC，即近距离通信技术。因其本质是一种短距高频的无线电技术，所以交互双方需要安装类似芯片的东西，基于同一标准收发信号。“芯片”用来记录账户信息等，而“标准”就好比两个人必须在同一语言体系下才能进行信息的交互。但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手机厂商和通信运营商认可的标准不一，这大大阻碍了NFC模式的发展。
二维码支付：二维码（2-dimensional bar code）是用某种特定的几何图形按一定规律在平面（二维方向上）分布的、黑白相间的、记录数据符号信息的图形。以此替代NFC模式中的“芯片”，因为二维码技术本身并不复杂，所以不存在标准统一的问题。
不同的移动支付模式不仅是底层技术的差异，本质上也是不同利益的划分。比如，NFC模式需要运营商、手机厂商、技术提供商、商业银行等参与，并在统一的技术标准下运行。而这标准的制定还涉及工信部、中央银行、清算机构等多个单位。
所以，基于NFC技术的移动支付在各国都发展迟缓，主要还是因为涉及的产业链太长、牵扯的利益方太多。也正是这个原因，才让二维码支付后来居上。
比如在中国，2006年中国银联便推出一项基于金融IC卡芯片的移动支付方案。与此同时，以中国移动为代表的运营商也在主导开发自己的移动支付产品方案。在NFC的技术标准上，前者基于13.56MHz标准，后者则主张2.4GHz标准。
直到2012年，中国移动与银联签订移动支付业务的合作协议，放弃自主开发的2.4GHz标准，两种技术标准之争才落下帷幕。但那时，移动支付市场已然变天。
而相比NFC模式，二维码支付则要简单许多。首先，手机里下载支付公司的App，或者打印一张二维码即可，不涉及硬件的更换；其次，支付链条大大缩短，由支付公司全权主导，容易形成闭环，且推广效率更高。
到2013年，不止微信支付、支付宝等在推进二维码支付，一些商业银行也开始了“试水”，例如，中信银行就在这一年发布了一款名为“异度支付”的产品，支持包括二维码支付、NFC支付等在内的一些新的支付方式。
但当时，线下商户和消费者对于这种支付方式的安全性、实用性也持观望态度。所以，直到进入2014年，伴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和O2O模式的盛行，二维码支付的形势才稍微有所好转。
但与此同时，来自监管和同业的压力也日渐增大。
2014年3月13日，央行下发紧急文件[45]，以安全隐患为由，叫停了二维码支付和虚拟信用卡等有关业务。尽管监管给出的理由是“风险问题”，但市场上也有一种声音认为，被叫停的原因是二维码支付冲击了现有的支付格局和利益链条，它成为支付公司进军线下市场的利器。
在传统的线下收单业务模式中，发卡行、收单行、银联通常按照7:2：1的方式分成；而在线上收单模式中，仅涉及发卡行和收单行（主要是第三方支付企业），转接清算机构——银联被跳过了。
然而，借助二维码这个介质，线上收单模式被移植到了线下。在当时，传统支付链条中的利益各方对于线上支付的兴起还能勉强容忍，毕竟当时体量尚小。但当自己的大本营——线下市场开始被蚕食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时任银联总裁的时文朝曾将银联“被通道化”现状比喻为篮球领域的“过顶传球”（OTT；over the top），这也是互联网冲击传统经济的常见路径——服务提供商旁路了运营商网络，直接面向用户提供服务，而运营商则沦为单纯的传输管道，管道中传输的巨大价值逐步游离于运营商之外。
不过彼时，二维码支付的趋势已然不可阻挡。
2014年4月，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受央行委托，牵头组织银行、第三方支付、银联等完成了针对二维码支付的安全性分析报告初稿，并提出二维码支付存在的安全风险及防范建议。这一动作让二维码支付监管标准出台的预期迅速升温，一度陷入僵局的市场又活跃了起来。
到了9月，微信低调上线了“刷卡”功能，支付宝则重返线下开始推广“付款码”。重启后的二维码支付保留了被动扫码[46]，即商户通过扫码枪等工具扫描用户手机App上的个人二维码完成支付。这将支付的整个过程放在了第三方支付系统内，进而可以提升支付的安全系数。
监管以默许的姿态表达了立场，二维码支付由此真正开始了一轮大发展。
“双12”的意外之喜
2014年的移动支付市场惊喜不断，到了年末居然又收到一份“大礼”。
长久以来，脱胎于电商生态的支付宝和社交生态的微信支付都以线上为主战场，借助二维码，移动支付得以从线上走向线下——一个更广阔的市场，这也是决定移动支付成败的关键。
相比线上市场，当时移动支付在线下的渗透率还相当低，覆盖场景也非常有限。更重要的是，如前面提到的，线下支付市场已有成熟的利益格局，并且改变线下用户习惯的成本要大大高于线上。
但在这一年，得益于二维码技术的普及和O2O模式的发展，移动支付的商业价值大大提升，这让互联网巨头们有了更强烈的动力去开辟线下市场。
一直以来，互联网世界都遵循着获客—留存—变现的基本原则，理论上前两步做得越好，变现能力就越强。而支付产品刚需、高频的特点为其建立了天然的获客优势，账户属性则让其成为沉淀用户、商户及数据的重要入口。
尤其，二维码支付让互联网公司等得以打通线上和线下，移动流量的红利和海量的数据资源被进一步挖掘。
例如，线下的消费场景覆盖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交易大都具有小额、高频的特点，且可以提供地理位置等多元信息，这些数据让商户、平台和用户的关系更为紧密，也成为新一轮商业竞争中的制胜关键。
补贴策略被继续沿用在线下场景的拓展中。
2014年12月12日，延续“双十一”的思路，支付宝做了一次针对线下的“双12”营销活动，约100个品牌、2万家门店参与。活动规则很简单，就是使用支付宝钱包付款即可打5折，范围覆盖餐馆、超市、便利店等多个日常消费场所。
活动当日，火爆程度远超预期，参与活动的超市几乎全天爆满，杭州还有几家便利店几乎被买空。最后，根据支付宝统计的数据，全国用户在双12这一天总共通过支付宝钱包享受了221万笔5折优惠。
尽管只是一次常规的营销活动，但它的效果却远超支付宝的预期，被视为支付公司正式进军线下收单市场的信号。
“历史将记住2014年12月12日，中国线下收单的市场从此会被颠覆。”当时还在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担任科技副总裁的鲍忠铁，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做出了这个预测。
不知是否是巧合，2014年12月末，在银联内部发表的新年致辞中，时文朝以“卡组织六十余年未有之大变局”来描述银联所面临的局面，并称“对银联而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无疑也是一个最危险的时代”。
来自行业老大哥的一段盛世危言给2014年的支付市场写下了注脚，一个被互联网巨头所搅动的新时代才刚刚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