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金融之春
在主流金融行业恣意勃发的同时，另一股来自民间的力量也开始萌动。
民间金融又被广泛定义为非正规金融，过去大多被认为是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其他金融活动，或未被纳入金融监管的资金融通活动。
如果从早期的票号、钱庄、典当算起，中国出现规模化的金融活动已有数千年。而在这个过程中，私营经济的发展、民间资本的参与都是推动金融体系发展的关键力量。
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民间金融的主体形态和业务模式发生了许多转变，但对于整个金融体系来说，这股民间的力量一直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伴随着2007年中国经济的腾飞，民营经济活跃、消费需求旺盛、电商生态崛起，这些都为民间金融的再次爆发做了铺垫。
这一阶段，一方面，民间力量从体系之外向内努力，希望完成“阳光化”的蜕变；另一方面，监管部门也从体制之内向外拓展，开始推动金融体系的多样化发展。与此同时，一股新的互联网力量也开始在民间崛起。
它们不仅继续扮演了“补充者”的角色，覆盖主流金融机构难以服务到的群体，更多时候它们还起到了“鲶鱼”的作用，开始刺激和推动传统金融行业的变革。
只是，在2013年之前，这些活跃于民间的金融力量远没有预想到，有一天会站到新金融的舞台上，与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巨头同台竞技。
民间力量
2014年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一份《中国民间金融发展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间金融活动日趋活跃，1978-2008年，中国非正规金融市场贷款规模以年均17.8%的增速快速崛起。
随着中国金融体系外延的扩展和类型的丰富，民间金融的界定变得越来越模糊。
一方面，大量生于“草根”甚至“地下”的民间金融有了进一步阳光化、规范化发展的需求，希望从金融体系之外向内转型。而另一方面，监管部门也希望从体制之内向外拓展，开始尝试用更多市场化、多元化的手段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
于是，主流金融体系开闸扩编，民间资本有了被纳入“正规军”的渠道。比如，央行主导推动的小额贷款公司、银监会主导推动的村镇银行等新兴机构开始涌现，再加上已有的融资担保公司，新的民间金融力量开始崛起。
2005年10月，小额贷款公司在山西、四川、贵州、内蒙古、陕西五省（区）开始试点，由人民银行进行业务指导；此外，根据规定，试点以外的其他省政府，也可自行组织尝试，所以，包括深圳在内的一些民营经济发达的区域也出现了小贷公司。
中国的小额贷款公司最早是作为农村地区增量改革的内容之一，带着“有效配置金融资源、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任务而问世的。因此，诞生初期，它在经营范围、杠杆比例、融资来源、贷款类型等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
在央行试水小贷公司的同时，“门禁森严”的银行业也被创新撕开了一道口子。
2006年，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在湖北、四川、吉林等6个省（区）设立村镇银行试点。
在当时，这份文件最重要的突破在于两项“放开”：一是对所有社会资本放开，境内外银行资本、产业资本、民间资本都可以到农村地区投资、收购、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二是对所有金融机构放开。
并且，村镇银行的出现大大降低了设立一家银行的门槛，不仅调低了注册资本，还取消了营运资金的限制。在县（市）和乡（镇）设立的村镇银行，其注册资本分别不得低于人民币300万元、100万元。
对比后来的民营银行，尽管文件中没有提及注册资本门槛，但从实际设立的情况来看，基本不低于10亿元。同时，对于投资入股的民营企业也有诸多要求，例如，最近3个会计年度需连续盈利、年终分配后净资产达到总资产30%以上等。
不仅如此，在村镇银行的各项监管指标上，例如，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支付清算等均做了相应调整。诸如村镇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是比照当地农村信用社11%左右的标准执行。
现在来看，诞生于十多年前的村镇银行无疑是一个极为大胆的创新。它不仅打开了中国银行业市场的大门，使民资和外资低门槛进入银行市场，还在机制和模式上做了诸多重要的突破和尝试。
在分别经历3年小范围试点之后，小贷公司和村镇银行迅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2008年小额贷款公司结束五省试点，正式在全国范围内铺开，银监会和央行联合印发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小贷行业开始快速扩容。
同样，村镇银行在结束试点后，银监会于2009年7月23日发布《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9年—2011年总体工作安排》，宣布3年内将在全国设立1293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中，村镇银行占到了1027家。
也是在这一年，担保行业迎来一次重要的转折点。
因为角色特殊，从1993年第一家担保公司出现以来，其主管部门曾轮换过多次。从最早的央行，到财政部、经贸委，再到发改委、工信部等，先后在不同时间段里主管过担保行业。直到2009年，融资性担保业务部级联席会组建[13]，担保业的主管部门就此落定，这个行业也由此开启一轮真正的发展。
至此，民间资本迎来了一次大规模“转正”的机会，除了身份上的转变，业务上也有了更大的空间。在监管的指引下，这些引入了大量民间资本的新兴机构开始了新的商业化探索之路。
一个不可忽略的细节是，在小贷公司和村镇银行这两类新兴机构起步阶段，外资企业和国际机构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在小贷行业发展初期，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法国美兴集团、国际金融公司、日本永旺集团等数十家机构开始在中国内地设立小贷公司。它们带来了更为标准化、规范化的运营模式，并开启了无抵押的小额信用贷款市场。
在村镇银行方面的情况也类似。尽管从股东结构来看，不少国有大行、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等皆有布局，参与的民营企业更是不在少数，但外资机构在推动村镇银行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例如，建设银行牵手西班牙桑坦德银行（后者目前已基本退出村镇银行），中国银行联合淡马锡下属的富登金融控股公司，批量设立村镇银行。此外，汇丰银行、澳洲联邦银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等外资机构也先后入局，投身到村镇银行的发展中。
在这波“西学东渐”的大潮里，一些更成熟、更领先的信贷技术和管理模式被带入中国市场。
以小贷公司为例，在试点初期，本土机构大都还是以抵押贷款为主，展业方式效率较低。但这一批外资小贷公司，主要提供的是30万元以下无抵押、无担保的信用贷款，包括个人消费贷款，以及针对个体工商户和小企业主的经营性贷款。
典型模式为：线下“铁军”密集扫街、扫楼获客，上传数据，经过标准化的风控体系、自动化的审批模块后放款。在此模式下，不仅大大提高了运营效率，降低了风控成本，还让小贷公司的规模化发展成为可能。
村镇银行的情况也非常相似，尽管相当大一部分村镇银行并没有走出差异化的发展方式（定位和角色跟农信社变得十分相似），但还有一部分村镇银行因为有外资机构介入，并采取了批量化发展的方式，所以在管理和运营上有了不小的突破。
事后来看，这也可看作这类民间金融力量的第一波数字化变革，初代金融科技的应用不仅大大降低了它们的展业成本、提高了效率，还让小额信贷的规模化发展和小微金融服务的“下沉”成为可能。
更重要的是，为这些民间金融机构的“互联网化”发展埋下了伏笔。
新的势力
就在一部分民间金融积极“转正”的同时，一股新生力量开始在民间崛起。
2007年6月，上海拍拍贷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14]在上海注册成立。几位创始人参考了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模式，再结合自己的计算机专业背景和互联网创业的经历，开始摸索一套有别于中国传统民间借贷的新思路——熟人借贷的线上版。
按照最初的设计，拍拍贷希望把线下的熟人关系搬到线上，再引入格莱珉银行的五人联保模式，通过这种人际关系网络控制违约风险。但后来发现此路不通，拍拍贷便转向了更为开放的平台模式。
在平台模式下，有借款需求的客户提交个人信息、借款用途之后，拍拍贷会审核资料的真实性并判定其风险高低，然后将审核后的信息发布在平台上。与此同时，有投资需求的用户则可以从中挑选借款人，自行决定把钱借给谁。
无独有偶，同样受到格莱珉银行模式启发的还有另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公司——中国宜信集团有限公司。
早于拍拍贷一年成立的宜信也在民间借贷的基础上找到了一种新的发展路径——债权转让模式，即创始人唐宁以个人身份放贷给需要资金的客户，然后再将其个人债权转让给有投资需求的出借人，出借人投资到期，宜信公司再帮助出借人寻找下家回购债权或者唐宁再把债权回购。
宜信和拍拍贷创新的业务模式被认为是中国P2P的雏形，彼时P2P在全球范围内也仅仅处于起步阶段。但如果单从它们初期的模式和构想来看，这更像是民间借贷的线上版或升级版。
这两家公司试图利用新的技术和思路让民间借贷业务更加透明和高效，并打破了熟人网络和区域限制，大大扩展了业务的边界。
与大家传统印象里的民间放贷人不同，宜信和拍拍贷的创始人们都是名校毕业的职场精英，并且与互联网有着很深的交集。他们代表了新一代的民间金融力量：受过良好教育、专业能力过硬、有着国际视野……
并且，更难得的是，这两家公司的创始团队都是当时少有兼具互联网、金融专业背景和国际视野的一群人。
例如，拍拍贷的创始人张俊、顾少丰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通信工程专业。在创业前，前者在微软全球技术中心做工程师，管着上百人的团队（也有特许金融分析师认证——CFA二级）；而后者则在微软全球技术中心工作多年，第一次创业后更成为中国Web 2.0时代的代表人物。在做拍拍贷之前，顾少丰创立的播客聚合平台——菠萝网，还被评为2006年中国互联网Web 2.0百强企业。
宜信的创始人唐宁同样有着华丽的履历，他高中毕业后保送北京大学数学系，大三作为交换生赴美国南方大学就读经济学专业，一毕业便进入华尔街的顶级投行工作。2000年回国后，唐宁加入了北大师兄创办的亚信科技，担任战略投资兼并购总监。
这家于2000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算是最早在美上市的中国“互联网概念股”，也是中国信息化发展进程中重要的推动者。1995年亚信科技将Internet引入中国，承建了中国第一个互联网骨干网络ChinaNet，推动了很多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今天中国大约70%的因特网信息，都是在亚信构建的网络上传输。
不仅如此，这里走出了很多对互联网行业影响深远的创业者、投资人。例如，亚信科技的创始人田溯宁（2006年创建宽带资本）和丁健（后加盟金沙江创投），还有现在华兴资本的创始人包凡也曾在亚信供职多年。唐宁也是在这里认识了达内科技的创始人——韩少云，当时他是亚信科技软件事业部的副总工程师。
离开亚信科技后，唐宁做天使投资人参投了不少互联网领域的初创企业，北京达内科技有限公司（现为达内时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这家做IT职业教育起家的公司于2014年上市，不仅为他赚取了千倍回报，更重要的是推动了宜信的创立。唐宁正是在调研达内科技的时候发现，很多学员难以承担学费压力，所以开始为他们提供学费贷款，进而成立了宜信。
所以，与P2P行业后来野蛮生长的境况不同，当它在中国初生、萌芽的时候，最早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大都有着互联网或金融业的从业背景，还有相当大一批在国外生活、工作多年的人，他们带着国外市场成熟的经验和模式回来，希望进行“本土化”的落地。
所以，在早期的一些P2P网贷平台上我们能看到不少技术和模式创新。例如，拍拍贷初期一直坚持纯线上模式，并很早便开始尝试构建模型，用数字化的风控方式替代人工审核。还有宜信的宜人贷和信而富也是行业里比较早建立风险分级体系的P2P网贷平台。
更重要的是，正是这群人的入局，让一些专业的投资人、顶级的风投机构开始关注这个新兴的领域。
例如，2005年便成立的上海信而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其创始人王征宇是美国芝加哥伊州大学统计学博士，回国前他已在美国消费信贷风险管理领域浸淫了十多年，先后供职于Sears和Grey MDS等公司，合作客户遍及全球最顶尖的商业银行、信贷公司。
带着信贷风险管理专家的头衔，王征宇2001年回国创立的第一家公司——首航财务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为国内银行提供消费信贷和信用卡解决方案，不少国有大行、股份行都曾是首航财务的客户。
有着光鲜履历和海归背景的信而富团队自然也得到了资本的青睐，在首航时期，公司于2005年和2007年先后完成了规模300万美元和2100万美元的两轮融资；2010年开始转向P2P模式之后，信而富也陆续获得了包括Broadline Capital、瑞银投资银行（UBS Investment Bank）等机构的投资。
宜信和拍拍贷也一直在融资上顺风顺水，成为了最早一批获得顶级投资机构支持的P2P网贷平台。
其中，前者在成立后不久便获得了凯鹏华盈的一笔投资，后来进入的还有IDG、摩根士丹利等全球知名的投资机构。拍拍贷更是因为连续获得红杉资本的三轮投资而声名大噪，除了红杉之外，其背后也不乏光速中国、联想控股等明星资本的身影。
回头来看，那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阶段，一群已经带上精英标签的专业人士放弃了外企的高薪和稳定的生活，投身到一个全新的领域，希望打开一片新的天地。
线下受挫
这一边，民间金融的线上化如火如荼；另一边，传统的优势领域——线下市场也愈发活跃。
2011年6月23日，张化桥坐上了从香港九龙开往广州的直达快车，这位前瑞银中国区投行部副总经理、连续4年被《亚洲货币》评为“最佳中国分析师”的人即将到任他的新岗位——广州花都万穗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
突然从外资投行的Banker变成了一个“放高利贷的人”，张化桥的这次转型在当时的香港金融圈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在当时的香港媒体眼中，内地的小额贷款公司与香港遍地开花的财务公司并无二致，它们都是“高利贷”的代名词。
当这位个性张扬的前知名分析师决定投身小贷事业的时候，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中国的小贷公司已有3366家，贷款余额2875亿元（截至2011年6月末），而那时距离小贷公司正式在全国范围内铺开试点不过3年时间。
张化桥看到了中国消费金融和小微信贷市场的巨大潜力，以及民间金融规范化、规模化发展的时代机遇。除了全职投身到小贷行业，他也是最早关注P2P模式的人之一。后来，他以投资人、顾问和独立董事等身份参与过不少P2P网贷平台的发展。
但让张化桥始料未及的是，这次创业远比他想象的要艰难得多。
一方面的压力来自监管，尽管经过前几年的试水，监管部门对于民间金融和类金融机构（小贷公司、担保公司）的包容度高了许多，但在金融整体受到强监管的环境下，创新的空间和尺度仍非常有限。另一方面的压力则来自市场，非常不巧的是，张化桥赶上了民间金融市场危机频发的一段时间。
2012年，受宏观经济波动、房产调控政策等因素影响，潜滋暗长多年的民间金融风险加速暴露。从北边的鄂尔多斯，到民间借贷发达的温州，再到中小微企业聚集的珠三角等地，无一幸免。与民营经济关联紧密的小贷公司、担保公司以及部分商业银行，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波及。
尤其，相较于小贷公司成立时间更长、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的担保行业，成了这波危机中受到冲击最早、也是最大的一个行业。
2012年2月，中担投资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华鼎担保有限公司和广东创富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三家民营担保公司，先后爆发风险事件。事后发现，这三家在当地排名靠前的领军企业一直违规操作，以投资理财为名改变企业的贷款用途，最后资金链断裂、企业崩盘。作为民营担保公司中的明星企业，这几家公司接连出事成了引爆担保业危局的导火索之一。
与小贷公司不同，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杠杆率更高，且资金来自商业银行。以中担为例，出事前，它的在保余额超过30亿元，涉及近20家银行和300多家企业。
事发不久，民营担保机构的业务一度被商业银行“一刀切”，全行业业务量急剧萎缩，行业危机开始加速蔓延。蜡烛两头烧，在银担合作收缩的同时，民间金融危机也加速暴露了一些中小微企业的贷款风险。
来自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年末，全国担保代偿余额250亿元，代偿率飙升至1.3%。而2011年全国担保机构代偿率平均为0.42%，2010年仅为0.16%。
而在保余额方面，2012年年末，全国融资性担保行业在保余额21704亿元，同比增加2584亿元，增长13.5%，增速开始放缓。而在北京、广东、浙江等担保机构较多的地区，新增融资担保额甚至首现负增长。
除了大批持牌的融资性担保公司陷入发展的泥潭中，更大的风险则在大量“野生”担保公司中集聚。到2012年年末，随着民间金融危机发酵，一大批违规经营的担保公司轰然倒塌，大量经营不善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开始转型或退出。
在线下遭遇重创之后，一大批苦无出路的民营担保公司抓住了P2P发展的机遇，开始向线上转移。在中国式P2P以“线上+线下”为主流的模式下，担保公司的介入也让初登舞台的网络借贷平台获得了巨大的助力。
随着P2P开启“大跃进”式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担保公司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有些是以合作模式，为P2P网贷平台的资产提供担保；有些则直接参与设立了P2P网贷平台，其中不乏一些国有担保公司。
但在现实操作中，担保公司很难对P2P资产进行逐一尽调和风控，而P2P网贷平台其实也很难确保担保公司的承保能力。但为了各自的需求，这种合作模式依然快速发展起来。
跟担保公司一样，大批小贷公司也赶上了这趟“上网”的顺风车。
当时，一方面，中国互联网生态日渐成熟，电商平台、线上交易已经发展多年，互联网上借贷相关的数据、技术和需求都已准备就绪。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创造”出来了。
而另一方面，小贷公司深耕线下市场多年，其不管是资产类型，还是客户群体都与P2P的定位高度重合，所以一部分公司直接拓展了线上平台，一部分公司则通过与P2P网贷平台合作将自己的资产标的放上了网。
就这样，民间金融的线下收缩与线上市场的蓬勃发展完成了一次交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