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 跨国人物与国际关系

黑龙江中上游右岸俄裔的历史故事

谢春河

（黑河学院远东研究院）

清末民初，在特定的历史、地理背景下，大批俄罗斯人陆续迁入中国黑龙江中上游右岸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大量他迁或回迁，但仍有数以千计的俄侨永久定居下来，其中多数为俄罗斯妇女，她们与中国男性结婚组成混合家庭。经过大半个世纪的繁衍生息，她们的后代如今已遍布黑龙江中上游沿岸的各市镇村屯，成为地区经济开发、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2006年以来，笔者陆续翻阅了黑龙江省档案馆，漠河县、呼玛县、黑河市及爱辉区、逊克县、嘉荫县档案馆，以及黑龙江沿岸市县其他相关部门存留的黑龙江沿岸俄罗斯后裔的相关档案资料，对晚清至民国时期俄罗斯人流入、迁居、迁出中国黑龙江中上游右岸地区的历史有了较为概括的认识。为了调查当代俄罗斯后裔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及精神面貌，笔者还陆续走访了黑龙江上起洛古河口、下至嘉荫河口的沿岸地区7个县城、10余个乡镇、50余个村庄，对130余人进行了专访。笔者根据普查结果，并结合黑龙江省2011年制定的《黑龙江省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年）》以及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民宗局局长吴良俊等提供的数据，估算现今分布在漠河至嘉荫沿江地带250个村镇中的俄裔大致有8千人左右，其中漠河县400人左右，塔河县800人左右，呼玛县1500人左右，黑河市及爱辉区1500余人，孙吴县200余人，逊克县2100人左右，嘉荫县1500人左右。在俄裔中，除无国籍侨民2名、纯俄罗斯血统7名，其余均为华俄混血后裔。目前，黑龙江中上游（洛古河口至嘉荫河口）沿岸共建有17个俄罗斯民族村，总人口4369名（2015年统计）。详见表1：

一、黑龙江中上游右岸俄裔的历史故事（采自2006-2015）

（一）黑龙江上游“北三县”俄裔

黑龙江上游“北三县”包括漠河、塔河、呼玛三县。俄裔多居住在漠河县北极镇、兴安镇，塔河县开库康乡、依西肯乡，呼玛县鸥浦乡、金山乡、呼玛镇、三卡乡等沿江乡镇。三县俄裔总人口为2700人左右。

1. 北极村俄裔

依同发，男，生于1944年，父母均为俄罗斯人。依同发母亲肖桂兰是俄罗斯人，1919年5月5日出生，俄名尼拉嘎斯嘎·也乌都书亚·黑嘎亚依乌娜。1952年加入中苏友好协会成为会员。1950年被评为劳动模范，获得政府颁发的奖状。父亲依作成，1920出生，俄名依捷玛。1963年在伐木材时被倒树砸死。肖桂兰与依作成生有3子：依同顺（尤力）、依同发（果力）、依同才（果沙），2女：依秀芬（娜吉）、依秀兰（嘎拉）。后来笔者在呼玛县公安局保存的俄侨档案中查到了依同发妹妹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的档案。其妹依秀兰，俄名依娜玛·嘎拉尼克莱·依乌娜，1953年5月27日出生在漠河。1962年解决无国籍问题时，其父亲为了享受待遇，仍然让依秀兰保留了无国籍。1977年2月依秀兰提出加入中国籍申请，1978年5月正式填写申请加入中国籍的申请表。依同发家有3个孩子，老大患痴呆症，老二、老三在县城打工。家种2垧地。依同发与患有痴呆的大女儿享受国家低保。

王维翰，生于1921年，男。母亲俄罗斯人，俄名依格娜斯依诺。父亲王继武，中国山东潍县人。当年俄国人在漠河盗采黄金，向中国内地招工，王继武与其兄王继文一起来到漠河成为采金工人，后娶依格娜斯依诺为妻。依格娜斯依诺在给人熬药治病过程中由于不通药性致病人死亡，受到很大打击，悲愤愧疚中撇下丈夫孩子回国。

李德禄，1925年生，男，老伴王丽芝已于1969年去世，没有子女，目前与离婚的53岁的侄子住在一起，二人相依为命。其父原为山东泰安人，15岁闯关东，在北江口（洛古河口）倒木材。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大批白俄逃往中国边境地区，李德禄外祖母一家就在其中。后来其母多尼娅嫁给了其父，生下8个孩子，在内蒙古哈达定居。1953年举家搬迁到漠河北极村。李德禄兄妹8人如今仅剩下兄妹二人了，妹妹也已72岁高龄，居住在塔河县十八站。

2. 鸥浦村俄裔

呼玛县鸥浦乡为黑龙江中上游沿边地区俄罗斯血统人口主要聚居地。其中，鸥浦村200余户人家中有50余户俄罗斯后裔，约占全村人口总数的30%，典型人物如下：

侯铁玲，男，生于1955年，有一个上初中的儿子，妻子是中国人。侯铁玲的母亲、奶奶均为俄罗斯人，在1930年前后从中国新街基对岸的俄屯迁到新街基，后又迁到鸥浦。其母亲有侨民证，1965年加入中国籍后被收回。其母生有三子一女。侯铁玲的弟弟侯学明也在本村居住。如今，老侯一家三口种有四垧地，同时还以打鱼为副业，日子虽然过得不富裕，但也衣食无忧。侯铁玲曾接受过省电视台《新闻夜航》节目和北京学者的专访。

马俭英，男，生于1953年，老伴为中国人，两个女儿均已成家，大女儿在黑河市航运局工作，二女儿家在鸥浦。马俭英的姥姥、母亲均是俄罗斯人。母亲在生下马俭英的当年就去世了，她由俄罗斯姥姥抚养长大。其母的俄名已不记得了，但奶奶的俄名字还记得，叫乌丽娜，最初居住在俄岸不远的契尔纽耶夫。马俭英的爷爷马俊山是河北唐山人，年轻时到黑龙江来淘金，与逃难而来的白俄姑娘结婚，生有三子一女。马俭英的弟弟马俭成也住在鸥浦。“文革”时期，其老叔内迁到北安去了。在马俭英的记忆里，姥姥是做面包的好手，家中养牛，天天能喝上牛奶。当年姥姥等村里的俄罗斯老人每年都过巴斯克节，届时家家煮红皮鸡蛋，画五彩蛋，并按东正教的习惯先供奉五彩鸡蛋，然后分给孩子们吃。晚上全家人在屋内拉起手风琴，唱歌跳舞到天明。俄罗斯家庭家家都用茴香腌酸黄瓜，酸脆爽口。当地的许多汉人也都跟着学会了。马俭英成年后，姥姥去了哈尔滨侨民养老院，在那里过世，儿孙把骨灰迎了回来。如今，老人们都去世了。鸥浦村虽然有50余户俄罗斯后裔，但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已基本汉化了。马俭英种了6垧多地，日子过得很红火。

蔡秀芝，女，1931年出生于俄罗斯，3个月大时与母亲蔡兰氏（俄名安娜）及父亲蔡庆争返回中国。蔡秀芝生有5个孩子，现在大孙子的孩子都10岁了。后来我在呼玛县公安局查到了她母亲的档案。其母安娜，1912年出生，早年居住在俄国内地，是格鲁吉亚人。“十月革命”期间全家搬迁到西伯利亚。蔡庆争是河北献县人，当年同其哥哥一起到西伯利亚当伐木工人。遇到安娜后两人一见钟情，结婚成家。1931年，苏联远东地区发生饥荒，蔡庆争与安娜带着3个孩子举家回迁，半路上大部分财产被土匪抢走，回到中国时仅剩下1匹小马驹。蔡庆争一家定居在呼玛县鸥浦乡南地营子。蔡庆争的哥哥后来又返回苏联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附近种地，一辈子没有成家。由于当时生活困顿，全家靠为地主种大烟维持生计。稳定一段时间后勤劳的蔡庆争、安娜夫妇开垦了一些荒地，种植燕麦等农作物，家境渐渐好了起来。两人回国后又先后生了4个孩子。1947年蔡庆争去世后，为了维持一大家子的生计，安娜改嫁给当地农民王魁，又生下了一子一女，其中就包括下一个采访对象王春书。

蔡秀芝12岁就随父亲种地、牧马、打草，也由此练就了一身骑马的好本领。如今的蔡秀芝与三女儿一起生活，虽然已77岁高龄，但仍耳聪目明，语音响亮，思路清晰，喂猪、做饭、打扫庭院，什么家务都干。老人尤其继承了俄罗斯民族喜爱干净的优良传统，将屋内屋外收拾得利利索索。

蔡秀芝的二姐夫高德昌的母亲也是俄罗斯人。高德昌在“文革”时逃往苏联，又在那里娶妻生子。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缓和，依恋故土的高德昌又回到中国的塔河定居。高德昌前几年曾经来鸥浦探亲，如今也离开了人世。

富德芳，男，生于1939年，妻子戈秀云是鄂伦春人，生有1个儿子。如今富德芳一家已在白银那安居，但农忙时仍回鸥浦干活。富德芳母亲格吉力娜，1911年5月1日出生，老家在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十月革命”时移居远东。在卫国战争中母亲的3个哥哥参加苏联红军，全部战死。格吉力娜18岁时随家人移居中国大五家子。富德芳父亲富贵山为满族人，世居大五家子，今天大五家子姓富的均是其亲戚。当时格吉力娜嫁给了富贵山，生有2子1女，富德芳是老大，妹妹已过世，弟弟富德军今年63岁，随上海知青的媳妇返回上海，生有一子一女。富德芳种了4垧地，还养了1匹马，生活还过得去。富德芳至今还保留着其母亲格吉力娜1965年9月4日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可入籍证书以及1984年的选民证。

3. 李花站村俄裔

鸥浦乡李花站村共32户人家，其中25户是俄罗斯后裔，占人口总数的85%以上，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民族村。村支书付士奎和村长赵庆敏均是俄罗斯后裔，其中付士奎的母亲，赵庆敏的姥姥、奶奶均是俄罗斯人。令人惊喜的是付士奎的母亲、舅舅至今仍健在。

村长赵庆敏跟我们谈起了李花村的发展史，这是一个俄罗斯“七仙女”开辟李花站美丽而又真实的故事。当年李花站荒无人烟，仅是航行在黑龙江上的船舶停靠的一个小站点，由于此地盛产一种叫稠李子的野果树，每逢春暖花开之时这里就变成了李花的海洋，故取名李花站。李花站上游正祺村对岸有一个俄罗斯小村，名叫古尼错沃，那里住着一户俄罗斯人家，父母过早辞世，留下了7个可怜的姐妹（其中4个为亲姐妹）：阿普拉谢妮娅（小名日力娅，长孙张秀江）、沃西娅（长孙赵庆友）、卡岜（长子王得利）、笑得拉（小名娜佳，长子吴喜禄）、玛丽娅（女儿张玉秀）、卡佳（无后代，“文革”期间死于兴华监狱）、瓦洛佳（王金花母亲）。七姐妹相依为命，度日维艰。当时古尼错沃村住着几个打工的中国人，其中包括赵德奎、吴青山等人。善良的他们经常接济这几个姐妹，双方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姐妹们渐渐地长大了，个个出落得亭亭玉立、漂亮可人，被这几个中国人戏称为“七仙女”。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爆发，中苏军队在边境地带发生武装冲突，此后的两年苏联远东地区掀起了反华浪潮。与此同时，苏联集体化运动引发了饥荒，远东地区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在此背景下古尼错沃村的中国人准备回国。此时俄罗斯七姐妹已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好感，经过商量后她们决定跟随这几个中国人移民中国。渡过黑龙江后，七姐妹跟随赵德奎、吴青山等人来到李花站。沃西娅嫁给了赵德奎，娜佳嫁给了吴青山。“七仙女”的到来同时吸引了附近村庄里的中国单身小伙子的眼球，他们纷纷前来求爱，很快“七仙女”便都与中国男青年组织了家庭，在李花站一带落地生根，繁衍生息。如今她们的子孙不仅仅在李花站有，还遍布新街基、怀柔、鸥浦、金山等黑龙江沿岸的村屯。李花站除支书付家外，赵、吴、张家等均是俄罗斯“七仙女”的后人。

王金花，生于1939年，姓伊万诺夫，名叫娜佳。奶奶嘎巴、父亲伊万诺夫·瓦洛佳、母亲达玛拉均已过世。王金花的妹妹王银花，俄名留巴；哥哥王福友，俄名米勒莱。2007年笔者采访时，兄妹三人都健在。米勒莱住在怀柔，留巴定居在上海。王金花生有2子2女，在本次采访中笔者首先见到了她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即大儿子付士奎，李花站村支书；紧接着到怀柔采访时又见到了她69岁的哥哥米勒莱及担任怀柔村支书的二儿子付士忠。

根据王金花与哥哥王福友的回忆，1942年4月底，苏德战争爆发初期，苏军连战皆败，逐步后撤，为逃避即将到来的战乱，在怀柔对岸80公里左右的地方的三家林业工人从已经开化的冰排上跑到中国，其中王金花一大家子落脚李花站，另外一家去了大连，一家定居到新街基。据王金花讲，除了这三家外，先后逃难而来的还有七八十口人，他们过来之后基本上散居在新街基至怀柔一代。至此，李花站除了“七仙女”的家人，就又多了王金花一家。

王金花的父亲伊万诺夫·瓦洛佳去世后，母亲达玛拉带着年幼的孩子们改嫁给当地一个王姓中国单身汉，因此王金花兄妹改姓王。

据王金花讲，其妹妹王银花（留巴）的丈夫李秉仁在苏联就参加了红军，对日宣战后随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担任中国抗联王均、陈雷部队的俄文翻译。与王银花相遇后一见倾心，对善良美丽的王银花展开了猛烈的追求，终于赢得姑娘的芳心，于是二人结婚，定居中国。他们后来随着革命的需要移居到上海，至今仍享受着革命功臣的待遇。

王金花一家人热情好客，尤其是王金花老人更是跟年轻人一样活泼健谈，表现出俄罗斯民族乐观的天性。他们家至今仍保留着较多的俄罗斯生活习惯，如打面包、制奶油、过巴斯克节等。午饭间，说到兴头上，娜佳老人与村长赵庆敏一起跳起了欢快的俄罗斯舞蹈，真的是让我们大开眼界！

4. 怀柔村俄裔

怀柔村是一个比李花站略大的村庄，全村70余户，其中俄罗斯血统的居民超过了40%。在怀柔村，我们特地看望了王金花的哥哥王福友（伊万诺夫·米勒莱）。老人今年已69岁，结婚比较晚，直到34岁才成家；老伴王玉秀是汉族人，比他正好小10岁，山东莱州人。据老人讲，他生在苏联，总想回去看看。老人有3个女儿，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齐齐哈尔，一个在本地，均已成家，生活都过得不错。在怀柔我们还走访了另一位俄裔刘胜利。他的姥姥是俄罗斯人，奶奶是乌克兰人，“十月革命”时期他们从对岸俄屯逃难到怀柔。刘胜利的父亲刘成仁当年曾保护过抗联三支队的领导人陈雷。

（二）黑河市爱辉区张地营子乡小新屯俄裔

在历史上，黑河市内及爱辉区沿江各村屯是俄罗斯移民主要入住地区。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很多俄侨已经回迁，但仍有不少留居下来，他们的后代已达1500余人，主要散布在黑河市内及爱辉区沿江各村屯。两年来，我们走访了该地区沿江地带的大部分村屯。小新屯位于黑河市和呼玛县交界处，距离市区110公里，东临黑龙江，黑呼公路从村里穿过。小新屯村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20世纪初，一些闯关东的单身汉来到此处谋生。因为该村与俄罗斯的谢尔盖耶夫卡、马尔柯沃等仅一江之隔。他们就往返于中俄之间，或被人佣耕，或做点买卖。时间长了这里成为中俄之间的一个中转站点，于是有人开始定居于此，甚至开起了酒铺，当时人称该村为二道河子。往返于中俄之间的单身汉们以自己的勤劳、善良、淳朴赢得了俄罗斯姑娘的芳心，她们纷纷嫁入该村，组建起中俄混合家庭，小新屯开始人家渐多。如至今生活在小新屯的刘振发的父亲就是最早开酒铺的，也是最早娶俄罗斯姑娘为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来往于黑河和呼玛之间人员日益增多，水路、陆路交通繁忙，有相中这个地方的外来人留下来生活。政府于1955年、1958年分两批从山东迁来移民十多户，成立了现在的小新屯村。

目前全村有农户78户，人口256人，其中俄罗斯族后裔有48户、142人，由五支发展繁衍而来，占全村人口55%。2007年11月小新屯村被黑龙江省民政厅批准为俄罗斯民族村。几年前，电视连续剧《黑龙江三部曲》在小新屯村招聘过演员，村民成功地在剧中扮演俄罗斯人。

小新屯最有名的俄裔是刘文胜家。刘文胜，1893年出生，山东人，1910年前后到俄罗斯谢尔盖耶夫卡、马尔柯沃一带谋生。1929年，中东路事件导致中苏关系恶化，大批在俄罗斯谋生的中国人纷纷回国，刘文胜带着年仅19岁的俄罗斯新婚妻子安娜·安德列夫·牛拉科从马尔柯沃附近乘坐自制木排返回中国，落脚小新屯。他们先是给人佣耕，后来开荒种地，生活状况迅速改善。夫妻二人共育有三女四男，其中三子刘祥山（2007年77岁）、四子刘祥明（72岁）和七女刘月兰（65岁）仍健在。他们的子孙已多达90余口，户口全部在本村，几乎占了全村人口的一小半，是小新屯村五支俄罗斯后裔中最繁盛的一支。据刘文胜的三儿子刘祥山回忆，其母亲安娜在俄罗斯马尔柯沃农村也是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他妈妈曾经告诉他，还有三个舅舅生活在俄罗斯农村。但时隔日久，早已断了联系。近年来，许多中国人到俄罗斯去“淘金”，也许由于特殊的俄罗斯情节，刘祥明的小儿子刘凯也成为其中一员，至今仍在新西伯利亚经商。

刘祥山兄妹还谈起了母亲健在时的一些往事。在他们的记忆中，母亲是一个打面包的好手，家中垒砌有专门用来制面包的烤炉，母亲亲手烤制的大“列巴”香甜可口。每逢开春巴斯克节到来的时候，母亲都制作许多五彩红皮鸡蛋给孩子们吃，同时村中几位俄罗斯妇女会聚到一起，举行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母亲平日还教孩子们一些常用俄语，至今77岁的刘祥山还能随口说上几句。

丁淑华，女，生于1956年，属第二代俄华混血后裔。如不仔细辨认，已很难看出她的俄罗斯血统特征。丁淑华的爷爷丁红山祖籍山东，20世纪初经黑河前往俄罗斯打工并娶俄罗斯姑娘为妻。“十月革命”后的1925年，他携带俄罗斯妻子返回中国，定居在小新屯。他们一共生育三女两男，如今后代已多达三四十人，分居在许多地方。其中丁淑华一家五口至今住在小新屯。他们的另一个女儿在20世纪60年代随俄裔丈夫回迁苏联，至今仍与国内的亲戚保持着联系。谈到自己的俄罗斯奶奶，丁淑华眼角湿润了。活了70多岁的奶奶是1962年去世的，当时她年仅6岁。不过在她的记忆中依稀还有奶奶烤面包的香味。

张荣花，生于1937年，母亲为俄罗斯人，俄名索尼卡。张荣花父亲张本瑞，祖籍山东，20世纪初闯关东来到黑龙江上游湖通镇（在呼玛下游）淘金，其后与移民此地的俄罗斯妇女索尼卡结婚。索尼卡1894年出生于俄罗斯锡蒙诺沃镇，19岁时与在此镇打工的一个中国人结婚。“十月革命”后随中国丈夫跨过黑龙江，移居中国湖通镇。不久，中国丈夫因病去世。为了生存，索尼卡改嫁给善良勤俭的张本瑞。伪满时期，张本瑞全家移居红星村（在湖通镇下游）。1970年，77岁的索尼卡离开了人世。索尼卡与两个丈夫先后生有四男四女。他们的后人散布在呼玛至黑河一带，已有四五十人了，有的还上了大学。张荣花18岁时嫁到小新屯，丈夫李秀峰早年曾开了一个酒铺，日子过得比较富裕。夫妻二人共有3男3女，整个家族生活在小新屯的有20余人。

（三）逊克县俄裔

逊克县所辖边疆镇、干岔子乡、车陆乡为沿江乡镇，与俄罗斯米哈伊洛夫区隔江相望，该区是俄罗斯阿穆尔州人烟比较稠密的地区之一，其区府所在地波雅尔科沃正对着我岸历史上著名的俄侨聚居地边疆村。史料记载，早在1848年，逊克县边境居民就与俄罗斯人开始了民间贸易。清末民初，两岸边民的贸易往来进入高潮阶段。大批闯关东的中国单身汉经逊克到对岸去做生意，很多人在俄罗斯娶妻生子，组成华俄混合家庭。“十月革命”爆发后，他们为了躲避战乱，陆续携带着俄罗斯妻子返回华岸，在逊克沿江地带定居下来；与此同时，大批俄罗斯难民也尾随而至，与当地中国人或攀亲寻故，或互通婚姻，竟然落地生根，留居下来。他们到来中国的时间段基本与嘉荫俄罗斯移民相同。据资料记载，1938年当时奇克和逊河两县共有入籍俄罗斯妇女201人，沿江一带村村都有娶俄国妇女为妻的家庭，尤其边疆村和宏疆村较多。如今生活在逊克县的俄裔多为他们的后代。据逊克县民宗局官方，逊克县全县有俄罗斯血统的人口1025人，而我们的实地调查发现，实际数字要更多，应有1500-1800人，多居住在沿江各乡村。逊克县于2003年底、2005年初先后成立了边疆俄罗斯民族村和宏疆俄罗斯民族村，聚居在这两个民族村的俄裔共计621人。

1. 边疆村俄裔

边疆村位于逊克县城下游12.5公里处，北与俄罗斯米哈伊洛夫区首府波雅尔科沃镇隔江相望。该村原名叫小丁子村，已有100余年的历史了。边疆村共有居民285户，总人口1012人，其中俄罗斯族115户，311人，占全村总人口的31%。根据我们的实际调查，在该村311名俄裔中，纯血统的俄罗斯人有2名，中俄第一代混血儿84人，第二代124人，第三代101人。据当地老乡说，1889年，闯关东的吴双丁一家来到这里，开荒种地、下江捕鱼，就此定居下来。20世纪初，中国与俄国边民贸易频繁，小丁子村得地利之便，成为贸易的一个热点。日转星移，一批批移民跟风而至，渐成村落。1955年，定名为边疆村，但人们习惯上仍称“小丁子村”。2003年底由黑龙江省政府民政厅批准更名为逊克县边疆镇边疆俄罗斯村；与此同时，逊克县县政府对该村原俄罗斯族及其后裔户口为汉族的，经个人申请已全部更改为俄罗斯族。这是黑龙江沿边地区俄罗斯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了。2004-2007年，政府先后投入320万元资金，建立肉牛养殖小区，购置联合收割机，修建白色路面，改造自来水主管线，翻修了学校和村卫生所，建设文化广场，于2006年成为黑龙江省级文明村。

尹秀兰，女，俄名菲克斯道娃·叶卡捷琳娜·尼蕾耶夫娜，1935年生于俄罗斯。其父母均为俄罗斯人，1942年春移居边疆村，1965年加入中国国籍，至今还保留着入籍许可证书。尹秀兰丈夫也是俄罗斯后裔，婆婆是俄罗斯人，公公是山东人，年轻时曾在俄罗斯波亚尔科沃开中国餐馆。尹秀兰一家人是边疆村极少数至今还保留俄罗斯民族习惯的人家之一。据其讲述，其父母、公婆在世时家中几乎完全是俄罗斯的生活方式，养奶牛，制奶酪，为烤制面包还专门搭建“列巴”炉。如今尹秀兰一家人也喜欢吃烤面包，喝“苏泊汤”。尹秀兰还从其父母那里继承了爱养鲜花的习惯，当我们进门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芳香沁人的几十盆花。老人介绍，其中有一种叫“列巴”花，是打面包做“引子”用的。

邱长利，男，52岁，俄名格利别果夫·列昂金·阿列克谢耶夫，是村中唯一无国籍侨民，有侨民证。其父母均为俄罗斯人，祖父是苏联军官，在卫国战争中牺牲。1960年随父母移居边疆村（从何处迁入不详）。

苗忠林，男，76岁。俄名瓦西里，1931年出生于俄罗斯阿穆尔州米哈伊洛夫地区波雅尔科沃镇，1923年随父母移居边疆村。苗忠林父亲是山东平度人，19世纪末经边疆村到俄罗斯波雅尔科沃谋生。他很快学会了照相技术，就走街串巷地给人照相。1909年，年届38岁仍单身一人的老苗准备回国成家，此时苗忠林的俄罗斯母亲、18岁的伊琳娜闯进了老苗的生活，二人很快成家，陆续生下5个子女，苗中林就是他们的四儿子。1923年，为了躲避俄罗斯边境战乱，老苗一家迁入边疆村。那年，苗忠林仅3岁。如今，苗忠林家在边疆村是一个大家族，有近30人。在我们走访的嘉荫等地也有姓苗的俄裔，如徐国华的妻子苗淑君就是苗忠林的妹妹。苗忠林于1949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7年复员，在村中先后担任过治保主任、副大队长等。有8个孩子，其中4个在本村居住。五女儿苗彩珠嫁给了村里的另一位俄裔后代，其丈夫的奶奶丽萨是纯俄罗斯人，很多记者曾采访过她。据苗忠林讲，其母亲是持家的好手，会做地道的俄式饭菜，尤其擅长打面包、做酸奶。“可惜，这么好的手艺没有传下来”，苗大爷叹息着。

赵世奎，一个性格开朗、健谈的老人。他是在俄罗斯出生，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俄罗斯人。“我不到一岁的时候，父亲说在那边（指俄罗斯）不习惯，想回到中国，一家人就坐着马爬犁回到‘小丁子’村。”赵世奎在俄罗斯还有舅舅和阿姨。他母亲一直生活在边疆村，去世时穿的是俄罗斯民族服装，按中国习俗下葬。赵世奎的老伴王彩霞也是华俄后裔。他说：“我们家孩子长得比我们两口还像俄罗斯人。”他有5个孩子，他们和四儿子赵振成一起生活。42岁的赵振成精明能干，经营着10多垧地，家里有全套农机具，还承包了300亩水面养鱼，一年的收入不少，住的大砖房有100多平方米。

2. 宏疆村俄裔

宏疆村位于逊克县车陆乡东12.5公里处，距逊克县城80余千米，是车陆乡沿黑龙江边六村之一。宏疆村共有居民211户，631人，其中俄罗斯族75户，264人，约占全村总人口的36%，2005年被定为俄罗斯民族村。村里的俄罗斯族大部分为俄罗斯第二代后裔，部分俄罗斯族村民在俄罗斯还有亲属，经常联系。他们的衣食住行具有典型的俄罗斯风情，建造欧式民房，在饮食上喜欢牛羊肉，喝牛奶，吃奶酪，更喜欢喝东北人自酿的玉米小烧，唱歌跳舞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逊克县，宏疆村是妇孺皆知的俄罗斯村，村里的俄罗斯后裔还参加过电影、电视剧《西伯利亚流浪记》《补天裂》等的拍摄。

袁吉生，宏疆村原党支部书记，生于1933年，是第一代华俄后裔，其母亲为俄罗斯人，1923年移居中国。袁吉生是远近闻名的致富能手，近年办起了千头规模的养猪场。老人讲，当初由于不懂养殖技术，因瘟疫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后来毅然动员在县粮库当化验员的儿子辞去工作，学习养殖技术，回村做他的技术指导。他还通过农业信息网与专家建立了联系，随时得到著名专家的网上指导，养殖场从此快速发展。现今每年销售仔猪500余头，育肥猪600余头，年收入20多万元，成了远近闻名的养猪大户。袁吉生一家还承包了100多垧地，除种植饲料外，每年还能收20万斤大豆。

（四）嘉荫县俄裔

嘉荫县隔黑龙江与俄罗斯阿穆尔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比罗比詹犹太自治州的11个城镇相望，边境线长249.5公里。经我们调查统计，嘉荫县共有俄罗斯血统居民1500余人，他们多居住在常胜、乌云、向阳、朝阳、红光、保兴等沿江乡镇。

1. 下站河村俄裔

下站河村位于嘉荫县城下游100公里左右，属嘉荫县保兴乡，距嘉荫河口约15公里。这是一个很小的村庄。从公路边一个小型检查站向东延伸出一条通向江边的路，长约1.5公里。20余户人家零星散落在路的两边。其中，丛、盛、董三姓6户人家属于俄罗斯后裔，有丛氏三兄弟、董氏两兄弟以及盛氏一家。他们主要以开店、打鱼、跑山、养殖为业。

我们重点采访了董烈忠一家。这是下站河村最大的院落，北面一排20米长的砖房，东面是一栋带有明显欧式风格的建筑，似乎证明着这家主人的身份。在道南还有很大的一排房子，建筑也颇具特色。董氏两兄弟就住在这院落里。

董烈忠与其妻子白红燕都为俄罗斯后裔。董烈忠的奶奶是俄罗斯人，俄名丹尼娅，20世纪20年代末随家人移居嘉荫县乌云镇，嫁给了董烈忠的爷爷。丹尼娅还有一个弟弟就住在乌云镇对岸的印诺谦提耶夫卡，是一名苏联军官。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苏双方军事交流时还来到乌云看望姐姐。但中苏关系恶化后，就失去了联系。20世纪80年代初，在嘉荫木材厂工作的董烈忠父亲搬到嘉荫下站河木材储运站。他家东面带有欧式建筑风格的房子以及南面的古堡式建筑就是其父亲自设计建造的。可见丹尼娅老人将俄罗斯文化移植给她的子女了。

董烈忠兄弟三人均已成家立业，其中大哥在嘉荫县城工作，小弟弟与他结邻而居。董烈忠自己住在北边的一排房中，开了一家旅店，我们到达的时候，黑龙江省地质队探查金矿的几队员已在他的旅店住有几个月了。弟弟一家住在东面的房子中，并且在道南的房子开食杂店，并兼营捕鱼、养鸡。董烈忠的妻子白红燕的奶奶、姥姥也都是俄罗斯人，她们的名字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最初是移居到萝北名山。

从白红燕的口中了解到，丛姓、盛姓几户均以打鱼和跑山为生，其中丛姓三兄弟是从常胜迁来，其祖母、外祖母均为俄罗斯族人，大致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从乌云对面的俄罗斯村迁入；盛姓一家从萝北迁来，其女主人的祖母是俄罗斯人，于19世纪末移居萝北。从董氏夫妻处我们还了解到，从下站河村往下，俄华混血后裔已经不多了，只是在名山、萝北有一些。

2. 新发村俄裔

新发村位于嘉荫县城朝阳镇东郊，共有200多户人家，其中15户为俄华后裔。

高桂英，生于1950年。其母为俄罗斯人，叫马莉娅，18岁时随丈夫（高桂英同母异父大哥的父亲）来到中国，后改嫁高桂英的父亲高树。马莉娅在俄罗斯的家是一个大家庭，有兄弟姐妹15人，但到中国后失去了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母主动加入了中国籍。老人辞世前烧掉了与俄罗斯相关的所有物品，也包括加入中国籍证书，仅由高桂英保留下了当时的几张照片。马莉娅与前夫及后夫高树共生有1男2女，其中哥哥与高桂英至今仍住在新发村。

王秋红，生于1955年，嘉荫县木材厂退休职工，爱人张文善现仍在嘉荫网通公司工作。王秋红与高桂英一样，属于俄华第一代混血儿，虽已年过五十，但看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且极为善谈。其母亲本名西道诺夫娜，祖籍乌克兰，“二战”中参加苏联红军，在野战医院当护士。1945年初，不满18岁的她随医院来到远东准备对日作战，当时的野战医院就设在赖奇欣斯克，正对着现今中国嘉荫县常胜乡地界。年轻漂亮的西道诺夫娜意外结识了在当地经商的中国侨民王进才，二人迅速坠入爱河。没多久，王进才一位住在中国常胜的老乡突然转来一封家信，说王进才远在河北的父亲病重，无钱治病，孝顺的王进才一时急得六神无主。温柔善良的西道诺夫娜急忙帮助筹钱，然后向红军医院请了一周的假，陪着王进才偷渡黑龙江，来到常胜，把钱交给王进才即将返回老家的朋友手中。当两人准备返回布列亚时，形势急转直下，苏日大战一触即发，占领该地的日本侵略军加强了对界江的监控，数次偷渡均被监视哨发现，以失败告终。西道诺夫娜被迫留在了中国的常胜。两年后两人成家，西道诺夫娜也成了一名俄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加入了中国籍。1958年，西道诺夫娜夫妇迁居到佛山（今嘉荫），当时王秋红才3岁。

高桂英、王秋红回忆起她们的母亲，均流露出幸福的神情。二位母亲都喜欢养牛羊，擅长面点制作。

沈贵祥，生于1941年；其妻为俄罗斯人，生于1927年。他们生有一个女儿，女儿已成家，与二位老人同住。如今俄罗斯妻子丧失了大部分记忆，连她的俄文名字也不记得了，只知道老人就出生在中国，其父母是在19世纪末迁入嘉荫的。

高桂英还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些线索，如同村仇玉岭的父母均是第一代混血儿；嘉荫城里的刘天和两口子、徐国华两口子也均是第一代混血儿。

高桂英、王秋红还希望政府给她们这样的俄华后裔以一定的照顾，希望加入俄罗斯族，得到少数民族的待遇。

3. 朝阳镇俄裔

徐国华，住在嘉荫县城朝阳镇，生于1929年，母亲为俄罗斯人，叫阿克西尼·谢列克娜达；其妻子苗淑君的母亲也是俄罗斯人。二人生有四子五女，如今仍有两个儿子没有成家。徐国华身份属于归国华侨（2004年申请获得）。

徐国华的父亲姓杨（其已叫不出父亲的名字），在俄罗斯波雅尔科沃经商，1921年前后与俄罗斯姑娘阿克西尼·谢列克娜达结婚，1929年生下徐国华。中东路事件爆发后，中苏关系非常紧张，俄罗斯华侨的处境也极其艰难，纷纷回国。徐国华的父亲带着妻子儿女于1931年回迁到奇克特（今逊克县政府所在地边疆镇），当时徐国华不到4岁。夫妻俩经常吵架，不久徐国华的父亲狠心地抛弃了妻儿，仅带着徐国华的大哥回河北老家去了。阿克西尼·谢列克娜达为了生存被迫改嫁给当地一位姓徐的中国人，徐国华也因此改姓。阿克西尼·谢列克娜达一生留下了10个子女。1949年，20岁的徐国华参军入伍，经历了解放战争、朝鲜战争，1952年调到葫芦岛成为一名海军代理排长。

徐国华的妻子苗淑君是逊克边疆乡边疆村人，母亲是俄罗斯人，父亲为汉人，其家也是一个有兄弟姐妹7人的大家庭。1956年2月18日，善良漂亮的苗淑君穿着洁白的俄罗斯传统婚纱与徐国华走进照相馆，拍下了结婚照。从保存下来的这张珍贵的结婚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人当年幸福美满的婚姻。如今的苗淑君老人身患半身不遂卧病在床。但我们告别前提出想要给其拍一张照片的时候，老人竟然强支着起来翻找出最“漂亮”的衣服，拄着手杖走出房门站到了院子里！由此可见她爱美的天性和要强的个性。

4. 常胜乡俄裔

赵洪山，生于1956年，是当地乃至伊春地区的“名人”，伊春电视台曾经对其做过电视专访。赵洪山祖母丽娜，原籍爱沙尼亚，后移居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布列亚河畔，正对着现中国嘉荫的乌云、常胜。1930年前后，苏联的集体化导致饥荒。为了生存，15岁的丽娜及家人跟随着十余户与中国有姻亲关系的苏联农民逃难来到了常胜，定居在桦树林、常家、勤俭村等地。据赵洪山回忆，这一带的丛、富、赵、王、华、刘、李诸姓家庭均是他们的后裔，并有千丝万缕的姻亲关系，构成了一个特有的俄华后裔社会圈子。丽娜现仍健在，听说我们前来采访，她主动地前来与我们攀谈。老人一生养育了6个儿女，虽已79岁高龄，但思路仍较清晰。丽娜老人在俄罗斯母亲的教诲下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习惯做俄罗斯的饭菜，她做的牛奶制品、面包制品、酸黄瓜等都很地道。丽娜还把俄语教授给赵洪山，给儿子起了一个俄国名字叫维佳。

1986年，一封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赵洪山姨夫的信寄到了常家村，信中汇报了姨夫一家的生活状况，同时邀请亲人们前去探亲。赵洪山喜出望外，于是一家人很快办好出国手续，踏上了前往哈萨克斯坦的旅程。这一走竟然长达四年！四年中赵洪山累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商业经验，回到家乡后不久到天津经商，但还是故土难离，最终回到了令他和妻子魂牵梦萦的常家村。夫妻二人在种地之余承包了乡里的自来水管理工作，同时保养康拜因等农业机械，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赵洪山家保留了许多俄罗斯民族传统，家中母子间还经常有意识地用俄语交谈，也喜欢做俄罗斯饭菜。热情好客、豪爽善饮、聚会歌舞是他们一家人的天性！丽娜老人和赵洪山都愉快地回忆起过“巴斯克节”的欢乐情景：“节日期间，男女老少穿上盛装，把煮熟的鸡蛋染成五颜六色的彩蛋互赠或款待客人，人们相邀聚会，载歌载舞，那才叫热闹非凡！”

二、黑龙江中上游右岸俄裔的基本认识

（一）对黑龙江中上游右岸俄裔的历史考量

根据地方档案以及俄裔口述，黑龙江中上游右岸俄罗斯移民多为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之间迁入，他们是在俄罗斯（苏联）特殊历史事件、政治运动和社会经济变动过程中迁入的。以俄国“十月革命”为分水岭，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为前期，移居俄人多以淘金为目的。淘金移民定居下来的数量较少，主要在漠河呼玛一带，如北极村的几位典型俄裔，再如嘉荫下站河村盛家女主人的先祖、新发村沈玉红的先祖均是19世纪末迁入的，很有可能是在当年淘金大潮中滞留俄人的后裔。对此笔者已撰文探讨。

俄人大规模移居到中国黑龙江沿边地带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具体又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十月革命”爆发后，尤其是1922-1926年苏联建立初期，大批白俄流亡到嘉荫边境地带，这是俄裔迁居的主要时期。在我们调查的对象中，丛氏三兄弟的先祖就是此时避难而来的白俄；如我们在逊克县宏疆村进行问卷调查询问“您俄罗斯先祖何时迁居此地”时，10个调查对象中，选择1923年迁入者5人，1925年迁入者5人。在询问迁入中国的主要原因时，10人均选择躲避战乱。第二个阶段是1929-1945年间，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中俄关系紧张，大批华人回国时同时携带了俄罗斯眷属。如嘉荫徐国华就是这种情况。其二，1929-1933年间苏联由于集体化中的错误导致远东地区发生饥荒，很多俄人逃难来到中国，女性多留下来嫁给中国人。如赵洪山、董烈忠的祖辈就是此时迁入的。其三，因为一些个别原因，在1945年前后迁入，如王秋红母亲西道诺夫娜就是追随恋人于此时期迁入的。

移居黑龙江右岸地区的俄罗斯人绝大多数为农民。从其性别来看，迁入的俄罗斯男性绝大多数都已回迁或再次迁往他处，真正扎下根来的几乎全部为女性。对此《嘉荫县志》有如下记载：“1929年中苏断交后，大部（男性俄侨）被驱逐回国，其时部分俄罗斯族青年妇女嫁汉族青年，组成中俄混合家庭，定居下来。日伪统治时期，1935年调查尚有男21人，女127人。”1934年的《满洲日报》也曾形象地记载：“在黑龙江沿岸的满洲国，俄罗斯妇女随处可见，她们每个人都是满洲人的妻妾，像欧浦（倭西门）以及下家营子这种地方的女人全都是俄罗斯人。还有，在一次参观漠河小学活动中，出席活动的13人中，混血儿多达11人。应该说这确实是满洲国与苏联边境上的名副其实的景象。”。俄罗斯妇女能够定居下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与华人结婚成家，作为家庭妇女，已成为中国男人的附属部分，已被赋予了中国人的属性，甚或有的民族成分都已注册成了汉族。也正因为如此，她们定居中国后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几乎没有回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60年代，她们大多加入了中国籍，作为一个稳定的社会群体发展至今。

俄罗斯移民对开发黑龙江边区是具有一定历史贡献的。如俄罗斯移民进入嘉荫基本是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当时嘉荫的许多地方还荒无人烟。上万俄罗斯移民的到来无疑成为嘉荫近代开发的动力之一。如观音山金矿的开采，虽属盗采，但四五千人的衣食住行、各种消费对当地经济的拉动力是可想而知的；再如常胜乡的常家、桦树林子、勤俭等村屯的开发史中，俄罗斯移民尤其是女性移民功不可没。在黑龙江中上游右岸早期历史中，开辟这里的中国人大多数都是闯关东的单身汉，其中相当数量的小伙子在娶了俄罗斯妇女之后才在这里成家立业扎下根。如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当问及“家族中哪一位成员首先与中国人结婚”时，93%选择是女性先辈。这不能不归功于移民于此的俄罗斯姑娘。

（二）当代俄裔的生活居住状况

黑龙江中上游右岸俄裔居住较为分散，大多散居在沿江地带的农村，少部分人迁入城镇。他们经过数十年、数代人的繁衍生息，与中国人通婚，充分进行文化融合，如今已成为水乳交融的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虽然有一小部分人改为俄罗斯族，但已无法将之作一个族群或阶层完全独立出来。俄裔在中国沿边地区生活稳定，与纯中国居民关系基本融洽，生活习惯没有明显差别；除在饮食等个别方面还部分保留俄罗斯民族习惯外，他们已完全融入汉文化中，或者说他们已是地道的中国人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他们大都过上了富足安康的日子。

（三）俄裔的民族归属与国家认同

随着第一代俄罗斯移民淡出历史舞台，俄裔对俄罗斯民族的归属感已逐渐淡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黑龙江中上游右岸8000多俄裔中，登记为俄罗斯族的寥寥无几。以黑河市爱辉区为例，2000年11月1日公布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俄罗斯族12人；2010年11月1日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俄罗斯族27人；而在2011年公布的俄罗斯民族村中，爱辉区3个民族村（小新屯、白石砬子、外四道沟）在册俄裔640人。也就是说，俄罗斯后裔大多数不是俄罗斯族，而其所在村却被定为俄罗斯民族村。这也充分说明中国黑龙江沿岸的俄罗斯民族的历史特殊性和复杂性，对此问题已有学者进行研究。最重要原因的是当年迁入并定居下来的俄人多为妇女，她们嫁给中国男人，也随了丈夫的民族属性。中国家庭户主是男性，传统上妇女对丈夫的依附性又非常强，因此俄罗斯妇女嫁给中国男人后，很多已按着中国的习惯改称汉名，在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进行民族普查登记以及60年代加入中国籍的过程中就有部分随丈夫登记成汉族了。另外，家庭子女的属性都随父亲，因此他们一出生就同属父亲的民族成分了。虽然当年一些俄罗斯移民没有加入中国籍而成为无国籍侨民，但其子女却无一例外地申报成汉族。这样就出现了长相上像俄族人，身上也流着俄族的血，但成分却是汉族的现象。

笔者经过实地调查了解到，很多俄裔还是愿意将自己的民族成分更改为俄罗斯族；但主要原因不是以俄罗斯族为荣耀，而是以享受国家少数民族待遇为出发点，如经济生活方面的补贴、子女升学就业方面的加分等。以逊克县为例，早在1989年6月，逊克县对全县俄裔情况进行全面调查，针对很多俄裔希望更改民族成分的请求，逊克县政府于1989年10月17日向黑龙江省民委递交《关于允许进行俄罗斯民族成分恢复和改正工作的请示》，提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一些原因，我县虽有大批的原本是俄罗斯族的人员，但他们却极少有人改正或恢复自己的民族成分。随着民族政策的进一步贯彻和落实，以及中苏正常关系的发展，目前我县未恢复自己民族成分的俄罗斯族群众纷纷表示愿意恢复民族成分，人口聚居村屯的人员还提出建立民族乡村的请求。在黑族政字（1989）53号文件下发之前，我委为部分俄罗斯族群众办理了恢复和改正民族成分的手续；文件下发后我们立即停止了这项工作，但俄罗斯群众仍经常找县政府及我委，恳切地要求恢复和改正民族成分，并希望能够在人口聚居区建立民族村。鉴于上述情况，按照特事特办精神，我委考虑是否可以在暂停恢复和改正民族成分工作期间，把俄罗斯族的问题作为特殊情况对待，允许他们按政策规定办理恢复和改正民族成分手续”。但由于当时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中国政府决定暂停办理俄罗斯后裔恢复和改正民族成分工作，省民委批示：第一，各级政府要重视俄罗斯族工作问题；第二，恢复和改正问题待上级暂停办理通知取消后再办理。这使逊克县的恢复俄罗斯族工作被迫停止。直至2003年底，在逊克县政府的积极努力下，终于使边疆镇边疆村成为俄罗斯民族村，将俄裔改为俄罗斯族，号称“中国第一个俄罗斯民族村”。但是其他地区的俄裔更改民族成分的现象并不普遍。

这充分说明，在国家认同上，绝大多数俄裔已认为自己的祖国是中国，俄罗斯的祖国观念已经泯灭。这在调查问卷中也得到具体体现。如当问到“您对俄罗斯感情如何”时，我们设了五个选项：A. 是我的祖国，有机会还要迁回去；B. 是我的祖国，当然有深厚的感情，但不会再移居俄罗斯；C. 我的先祖来自俄罗斯，有一定的感情；D. 我现在已是中国人，平时很少想起俄罗斯；E. 我憎恨俄罗斯，为有俄罗斯血统感到不满。在10个调查对象中，1人选B；1人选C；8人选D。当被问及“您对中国持何态度”时，9人选择“中国是我的祖国，我热爱我的国家”，仅有1人选择“没有什么明确的或特别的想法”。

（四）俄裔的文化传承与影响

在俄罗斯移民入居黑龙江右岸的最初几十年间，初步形成了俄裔社会圈，俄族的传统文化、生活方式等在该区域产生的某些影响一直存留至今，如地方语言中的俄罗斯外来语，某些建筑、服饰和生活习俗、饮食习惯等，尤其是饮食习惯和语言习惯。笔者在调查问卷中设了“您或您家人在哪些日常生活中还留有俄罗斯习俗（此项可多选）”条目，给了8个选项：A. 在饮食习惯上；B. 在穿着打扮上；C. 在交往活动中；D. 节日庆典中；E. 在婚姻习惯上；F. 在丧葬习惯中；G. 在祭祀活动中；H. 在房屋建筑和居住习惯中。结果，调查的所有对象均一致选“A. 在饮食习惯上”。语言影响也较为明显，当地外来语中的许多语词来自俄语，如康拜因、苏普汤、格瓦斯、马林果、布留克等。但我们还应看到，伴随第一代俄罗斯移民的辞世，俄罗斯社会群体已然消失，当代俄裔几乎均为俄华混血儿，且以第三代、第四代居多。俄罗斯移民的子孙们已经完全接受了汉文化，除了特殊的外貌、肤色，他们已是地道的汉人。近年，在国家积极推进文化建设、加强中俄边境合作交流的大背景下，黑龙江地方政府为了彰显地域特色、活跃边区文化，先后建立了17个俄罗斯民族村，并积极引导、部分恢复俄罗斯民族文化，如一些民族村开始搞巴斯克节、俄罗斯艺术节等节庆活动，有的还建设了俄罗斯民族文化广场。

但总体上来说，俄罗斯文化传承的元素已越来越少，已不再产生太大的社会文化影响力。或者换句话说，当年的俄侨社会、俄罗斯文化圈已然消失。俄裔们更多表达的只是一些抽象的感觉了。尤其是在宗教信仰上，随着先辈的辞世，几乎所有俄裔都放弃了东正教的信仰。即使是深受俄罗斯文化影响的黑河市，每天都接待数千名俄罗斯游客，同时又有一批新俄侨移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一些老俄侨后代，他们开始有意识地重新接纳俄罗斯文化，但这只是在认同中国公民身份及中国文化的前提下的接纳了。因此，恢复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提法已不现实。不过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俄裔散居区与俄罗斯仅一江之隔，而且部分俄裔还与俄罗斯沿边地区有一定亲缘联系，这为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有利契机。一些有头脑、善经营俄裔活跃在远东地区的各个经济领域，他们为加强中俄经贸关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