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新乐府

元白集中俱有《新乐府》之作，而乐天所作，尤胜于元。洵唐代诗中之巨制，吾国文学史上之盛业也。以作品言，乐天之成就造诣，不独非微之所及，且为微之后来所仿效（见《白氏长庆集》卷一六《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自注）。但以创造此体诗之理论言，则见于《元氏长庆集》者，似尚较乐天自言者为详。故兹先略述两氏共同之理论，然后再比较其作品焉。

《元氏长庆集》卷二三《乐府古题·序》略云：

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予少时（寅恪按：此序题下题丁酉二字，知是元和十二年微之年三十九时所作。其《和李绅乐府新题》诗，作于元和四年，是时微之实已三十一岁，不得云少时。此乃属文之际，率尔而言，未可拘泥也）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

同集卷三〇《叙诗寄乐天书》略云：

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

又同集卷五六《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云：

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白氏长庆集》卷二八《与元九书》略云：

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首。

寅恪按：元白二公俱推崇少陵之诗，则《新乐府》之体，实为摹拟杜公乐府之作品，自可无疑也。

《白氏长庆集》卷四五《策林·序》略云：

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

其第六十八目《议文章》（碑碣词赋）略云：

古之为文者，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喻。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虽雕章镂句，将焉用之。伏维陛下诏主文之司，谕养文之旨，但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卢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

第六十九目《采诗以补察时政》略云：

臣闻圣王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将在乎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

寅恪按：元白二公作《新乐府》在元和四年，距构《策林》之时甚近。故其作《新乐府》之理论，与前数年揣摩之思想至有关系。观于《策林》中《议文章》及《采诗》二目所言，知二公于采诗观风之意，盖蕴之胸中久矣。然则二公《新乐府》之作，乃以古昔采诗观风之传统理论为抽象之鹄的，而以唐代杜甫即事命题之乐府，如《兵车行》者，为其具体之模楷，固可推见也。

虽然，微之之作，似尚无摹拟《诗经》之迹象。至于乐天之《新乐府》，据其总序云：

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则已标明取法于诗三百篇矣。是以乐天《新乐府》五十首，有总序，即摹毛诗之总序。每篇有一序，即仿毛诗之小序。又取每篇首句为其题目，即效《诗经·关雎》为篇名之例（微之之作乃和李公垂者。微之每篇首句尚与诗题不同，疑李氏原作当亦不异微之）。全体结构，无异古经。质而言之，乃一部唐代《诗经》，诚韩昌黎所谓“作唐一经”者。不过昌黎志在春秋，而乐天体拟三百。韩书未成，而白诗特就耳。乐天元和之初撰《策林》时，即具釆诗匡主之志。不数年间，遂作此五十篇之诗。语云，有志者事竟成，乐天亦足以自豪矣。此外，尚有可论者，严震白氏讽谏本及日本嘉承（相当中国北宋元祐时）重钞建永（相当庆历时）本，于“首句标其目”之下有“《古诗十九首》之例也”一句，铃木虎雄《业间录校勘记》云：

有者，是也。

寅恪按：《毛诗大序》《关雎》后妃之德也。孔颖达《正义》云：

《关雎》旧解云，三百二十一篇皆作者自为名。

旧说之是非，别为一问题，兹可不置论。唯据其说，则《诗经》篇名，皆作者自取首句为题。乐天实取义于此。故《新乐府·序》文中“诗三百之义也”一语，乃兼括前文“首句标其目”而言，铃木之说殊未谛。夫乐天作诗之意，直上拟三百篇，陈义甚高。其非以《古诗十九首》为楷则，而自同于陈子昂、李太白之所为，固甚明也。

复次，关于《新乐府》之句律，李公垂之原作不可见，未知如何。恐与微之之作无所差异，即以七字之句为其常则是也。至乐天之作，则多以重叠两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或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此实深可注意。考三三七之体，虽《古乐府》中已不乏其例，即如杜工部《兵车行》，亦复如是。但乐天《新乐府》多用此体，必别有其故。盖乐天之作，虽于微之原作有所改进，然于此似不致特异其体也。寅恪初时颇疑其与当时民间流行歌谣之体制有关，然苦无确据，不敢妄说。后见敦煌发现之变文俗曲殊多三三七句之体，始得其解。关于敦煌发现之变文俗曲，详见《敦煌掇琐》及《鸣沙余韵》诸书所载，兹不备引。然则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流行之歌谣。实与贞元、元和时代古文运动巨子如韩昌黎、元微之之流，以太史公书，《左氏春秋》之文体试作《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莺莺传》等小说传奇者，其所持之旨意及所用之方法，适相符同。其差异之点，仅为一在文备众体小说之范围，一在纯粹诗歌之领域耳。由是言之，乐天之作《新乐府》，实扩充当时之古文运动，而推及之于诗歌，斯本为自然之发展。唯以唐代古诗，前有陈子昂、李太白之复古诗体。故白氏《新乐府》之创造性质，乃不为世人所注意。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与陈李辈之改革齐梁以来士大夫纸上摹写之诗句为标榜者，大相悬殊。其价值及影响，或更较为高远也。此为吾国中古文学史上一大问题，即“古文运动”本由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成功之一事。寅恪曾于《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中论证之。而白乐天之《新乐府》，亦是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良当时民俗传诵之文学，正同于以“古文”试作小说之旨意及方法。此点似尚未见有言及之者，兹特略发其凡于此，俟他日详论之，以求教于通识君子焉。

关于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较，又有可得而论者，即元氏诸篇所咏，似有繁复与庞杂之病，而白氏每篇则各具事旨，不杂亦不复是也。请先举数例以明之。

《元氏长庆集》卷二四《上阳白发人》，本愍宫人之幽闭，而其篇末乃云：

此辈贱嫔何足言，帝子天孙古称贵。诸王在阁四十年，七（“七”当作“十”。见《旧唐书》卷一〇七《玄宗诸子传》，《新唐书》卷八二《十一宗诸子传》）宅六宫门户闭。随炀枝条袭封邑，肃宗血胤无官位。王无妃媵主无婿，阳亢阴淫结灾累。何如决壅顺众流，女遣从夫男作吏。

可与同集卷三二《献事表》所陈十事中：

二曰任诸王以固磐石，三曰出宫人以消水旱，四曰嫁诸女以遂人伦。

参证。此为微之前任拾遗时之言论，于作此诗时不觉连类及之，本不足异，亦非疵累。但乐天《上阳白发人》之作，则截去微之诗末题外之意，似更切径而少支蔓。或者乐天复受“随炀枝条袭封邑”句之暗示，别成《二王后》一篇，亦未可知也。又如《元氏长庆集》卷二四《法曲》云：

汉祖过沛亦有歌，秦王破阵非无作。作之宗庙见艰难，作之军旅传糟粕。

又云：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乐天所作，则析此诗所言者为三题，即《七德舞》《法曲》《时世妆》三首。一题各言一事，意旨专而一，词语明白，鄙意似胜微之所作。盖《新乐府》之作，其本旨在备风谣之采择，自以简单晓畅为尚。若微之之诗，一题数意，端绪繁杂。例若《元氏长庆集》卷二四《阴山道》既云：

费财为马不独生，耗帛伤工有他盗。

之以回鹘马价缣为非矣。其诗后段忽因丝织品遂至旁及豪贵之逾制，如言：

挑纹变力倍费，弃旧从新人所好。越縠撩绫织一端，十匹素缣功未到。豪家富贵逾常制，令族亲班无雅操。从骑爱奴丝布衫，臂鹰小儿云锦韬。群臣利己要差僭，天子深哀空闵悼。

不免稍近支蔓。而乐天《新乐府》则于《阴山道》题下《仿毛诗小序》云：

疾贪虏也。

全诗只斥回鹘之贪黠，而又别为《缭绫》一题，其小序云：

念女工之劳也。

全诗之中，痛惜劳工，深斥奢靡。其意既专，故其言能尽。其言能尽，则其感人也深。此殆乐天所谓“苦教短李伏歌行”，遂使“每被老元偷格律”者耶？

以上所列为元诗中之一篇杂有数意者，至于一意而复见于两篇者，则如《秦王破阵乐》既已咏之于《法曲》云：

汉祖过沛亦有歌，秦王破阵非无作。作之宗庙见艰难，作之军旅传糟粕。

复又见于《立部伎》中，而有：

太宗庙乐传子孙，取类群凶阵初破。

之句，即其例也。

至乐天之作，则《白氏长庆集》卷一《伤唐衢二首》之二云：

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

寅恪按：一吟咏一事，虽为乐天《秦中吟》十首之通则，实则《新乐府》五十篇亦无一篇不然。其每篇之篇题，即此篇所咏之事。每篇下之小序，即此篇所持之旨也。每篇唯咏一事，持一旨，而不杂以他事及他旨，此之谓不杂。此篇所咏之事，所持之旨，又不复杂入他篇，此之谓不复。若就其非和微之篇题言之，此特点尤极显明。如《红线毯》与《缭绫》者，俱为外州精织进贡之品，宜其诗中所持之旨相同矣。但《红线毯》篇之小序云：

忧农桑之费也。

篇中痛斥宣州刺史之加样进贡，而《缭绫》者之小序则云：

念女工之劳也。

篇中深悯越溪寒女之费工耗力，是绝不牵混也。又如《李夫人》《井底引银瓶》《古冢狐》三篇，所咏者皆为男女关系之事，而《李夫人》以：

鉴嬖惑也。

为旨，自是陈谏于君上之词。

《井底引银瓶》以：

止淫奔也。

为旨，则力劝痴小女子，勿为男子所诱。

《古冢狐》则以：

戒艳色也。

为旨，乃深戒民间男子勿为女子所惑者，是又各有区别也。又如《紫毫笔》所指斥者，乃起居郎与侍御史之失职。《秦吉了》所致讥者，乃言官之不言。虽俱为讥斥朝官之尸位，而其针对之人事，又不相侔也。即此所举，亦足概见其余矣。至其和微之诸篇则稍有别。盖微之之作，既有繁复与庞杂之病，乐天酬和其意，若欲全行避免，殆不甚可能。如微之于《华原磬》《西凉伎》《法曲》《立部伎》《胡旋女》《缚戎人》六篇中俱涉及天宝末年禄山之反，而乐天于《法曲》《华原磬》《胡旋女》《西凉伎》等篇中亦均及其事，是其证也。然乐天大抵仍持每篇一旨之通则。如《法曲》篇云：

苟能审音与政通。

《华原磬》云：

始知乐与时政通。

是其遣词颇相同矣。但《法曲》之主旨在正华声，废胡音。《华原磬》之主旨在崇古器，贱今乐，则截然二事也。又如《华原磬》《五弦弹》二篇，俱有慨于雅乐之不兴矣。但《立部伎》言太常三卿之失职，以刺雅乐之陵替。《五弦弹》写赵璧五弦之精妙，以慨郑声之风靡，则自不同之方面立论也。又如《华原磬》《立部伎》二篇，并于当日之司乐者有所讥刺矣。但《立部伎》所讥者，乃清职之乐卿。《华原磬》所讥者，乃愚贱之乐工，则又为各别之针对也。他若唐代之《立部伎》，其包括之范围极广，举凡《破阵乐》《太平乐》皆在其内，而乐天则以《破阵乐》既已咏之于《七德舞》一篇，《太平乐》又有《西凉伎》一篇专言其事，故《立部伎》篇中所述者，唯限于散乐，即自昔相传之百戏一类。此皆足征其经营结构，实具苦心也。

又微之所作，其语句之取材于经史者，如《立部伎》之用《小戴乐记》《史记·乐书》，及《蛮子朝》之用《春秋·定公八年·公羊传疏》之例，而有：

终象由文士宪左。

及：

云蛮通好辔长駷。

等句之类，颇嫌硬涩未融（“辔长駷”之“辔”字似即由《公羊传·定公八年注》之“衔”字而来）。乐天作中固无斯类，即微之晚作，亦少见此种聱牙之语。然则白诗即元诗亦李诗之改进作品，是乃比较研究所获之结论，非漫为轩轾之说也。

至于《新乐府》诗题之次序，李公垂原作今不可见，无从得知。微之之作与乐天之作，同一题目，而次序不同。微之诗以《上阳白发人》为首。上阳宫在洛阳，微之元和四年以监察御史分务东台，此诗本和公垂之作，疑是时李氏亦在东都，故于此有所感发。若果如是，则微之诗题之次序，亦即公垂之次序。唯观微之所作，排列诸题目似无系统意义之可言，而乐天之五十首则殊不然。当日乐天组织其全部结构时，心目中之次序，今日自不易推知。但就尚可见者言之，则自《七德舞》至《海漫漫》四篇，乃言玄宗以前即唐创业后至玄宗时之事。自《立部伎》至《新丰折臂翁》五篇，乃言玄宗时事。自《太行路》至《缚戎人》诸篇，乃言德宗时事（《司天台》一篇，如鄙意所论，似指杜佑而言，而杜佑实亦为贞元之宰相也）。自此以下三十篇，则大率为元和时事（其《百炼镜》《两朱阁》《八骏图》《卖炭翁》，虽似为例外，但乐天之意，或以其切于时政，而献谏于宪宗者）。其以时代为划分，颇为明显也。五十首之中，以《七德舞》以下四篇为一组冠其首者，此四篇皆所以陈述祖宗垂诫子孙之意，即《新乐府·总序》所谓为君而作，尚不仅以其时代较前也。其以《鸦九剑》《采诗官》二篇居末者，《鸦九剑》乃总括前此四十八篇之作。《采诗官》乃标明其于乐府诗所寄之理想，皆所以结束全作，而与首篇收首尾回环救应之效者也。其全部组织如是之严，用意如是之密，求之于古今文学中，洵不多见。是知白氏《新乐府》之为文学伟制，而能孤行广播于古今中外之故，亦在于是也。

元白二公作《新乐府》之年月，必在李公垂原作后，自无可疑。微之诗未著撰作年月，但其《西凉伎》云：

开远门前万里堠，今来蹙到行原州。去京五百而近何其逼，天子县内半没为荒陬。

寅恪按：《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云：

元和三年十二月庚戌，以临泾县为行原州，命镇将郝玭为刺史。自玭镇临泾，西戎不敢犯塞。

《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云：

原州，广德元年没吐蕃，置行原州于灵台之百里城，贞元十九年徙治平凉，元和三年又徙治临泾。

是行原州凡三徙治所。其第二次之治所为平凉县，属旧原州，据《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原州中都督府在京师西北八百里，与元诗“去京五百而近”之语不合，必非所指。至行原州第一次之治所为灵台县之百里城，第三次之治所为临泾县，则皆属泾州。据《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泾州在京师西北四百九十三里，与元诗“去京五百而近”之语适合。然微之诗断无远指第一次即广德元年所徙之灵台而言之理，是其所指必是元和三年十二月即第三次所徙之临泾无疑。然则微之《新乐府》作成之年月，亦在元和三年十二月以后，与乐天所作同为元和四年矣。此微之作诗年岁之可考者也。

乐天《新乐府》虽题为：

元和四年为左拾遗时作。

似其作成之年岁无他问题。然详绎之，恐五十首诗，亦非悉在元和四年所作。见下文《海漫漫》及《杏为梁》两诗笺证，兹不于此述之。盖白氏《新乐府》之体，以一诗表一意，述一事，五十之数，殊不为少，自宜稍积时日，多有感触，以渐补成其全数。其非一时所成，极有可能也。今严震刊《白氏讽谏本新乐府·序》末有：

元和壬辰冬长至日左拾遗兼翰林学士白居易序

一行。初视之殊觉不合，以元和壬辰即元和七年，是年乐天以母忧退居渭上。乐天于前二年即元和五年已除京兆府户曹参军。其所署官衔左拾遗，自有可议。且兼翰林学士之言，似更与唐人题衔惯例不类（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四五八页岑仲勉先生《论〈白氏长庆集〉源流并评东洋本白集》）。但据《白氏长庆集》卷五三《诗解五律》云：

旧句时时改，无妨悦性情。

可知乐天亦时改其旧作。或者此《新乐府》虽创作于元和四年，至于七年犹有改定之处，其“元和壬辰冬长至日”数字，乃改定后随笔所记之时日耶？否则后人传写，亦无无端增入此数字之理也。姑识于此，以待详考，并于后论《海漫漫》《杏为梁》诸篇中申其疑义焉。

关于篇章之数目，白氏之作为五十首，自无问题。元氏之作，则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九六《新乐府·上》载微之《新乐府》共十三篇，其言云：

元稹序曰，李公垂作乐府新题二十篇，稹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五而已。今所得才十二篇，又得八骏图一篇，总十三篇。

寅恪按：今《元氏长庆集》卷二四载《新乐府》共十二篇，序文亦作“十二”，适相符合，无可疑者。郭氏所见本，其“十二”之“二”，殆误作“五”，因谓其未全。又见乐天所作中有《八骏图》一题，而《元氏长庆集》卷三亦有《八骏图》一诗，遂取之以补数。殊不知微之《八骏图》诗，乃五言古诗，与微之《新乐府》之悉为七言体者迥异，断不合混为一类。观于《元氏长庆集》卷三〇《叙诗寄乐天书》云：

至是元和七年矣，有诗八百余首，色类相从，共成十体，凡二十卷。

又同集卷五六《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云：

予尝欲件析其文，体别相附，与来者为之准，特病懒未就。

则微之编辑自作之诗，必分别体裁，无以五七言相混淆之理。《元氏长庆集》之编辑，其旨亦同微之，然则郭氏编入之误，不待详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