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甲輯
《澳門筆匯》發刊詞
《筆匯》是澳門筆會同人的刊物。它能夠同讀者見面，首先，應該感謝各方友好的關懷、協助和支持！
我們認為文藝並不從屬於政治，但文藝如果離開了倫理和教化，無法激起讀者的共鳴，那就會失去其價值和功用。
我們主張創作自由，文藝家寫什麼和怎麼寫，只能由文藝家在生活、藝術的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關鍵是內容要導人向上向善。
好的文藝作品，應與人生相關連，主要是真、善、美的體現。顯然文藝除了教育作用外，還有認識作用和審美作用等。人們在日常緊張生活之餘，也要娛樂，要欣賞花鳥蟲魚、山水、木石、書畫以及抒情的音樂、歌舞。文藝就是從精神上滿足人們的需要，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提高人們的精神境界。
澳門不是文化沙漠，這是多年來海內外有識之士所公認的，故不宜妄自菲薄。澳門文藝在祖國的陽光雨露下成長，與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實踐證明，生活是創作的泉源；作者如果不是在象牙之塔裡孤芳自賞，顧影自憐，凡是熟識生活，理解生活，在這個錯綜複雜的萬花筒社會中，都可以發掘出深刻的主題，創作出思想性和藝術性較高的作品。
《筆匯》是一份綜合性的文藝刊物。文字力求短小精悍，莊諧並收，辛甘兼備，有談天說地，也有畫龍畫犬；上下古今，遺聞軼事，大小由之，信手拈來，雜感隨筆，詩歌戲曲，力求辦到姹紫嫣紅，芬芳馥郁。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筆匯》創刊的目的主要是以文會友。一切能激發起愛國愛鄉愛澳的感情、能培養和樹立優良道德風尚以及幫助人們陶冶性情的各種題材，均受歡迎。在藝術創作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均可以自由發揮。
《筆匯》創刊之日正是月之一日，“一”這個數字頗有意思。三十一年前，郭沫若寫了一本《百花齊放》，“百花”的含義是包羅一切的花。然而他的詩寫的不只一百種花，是一百零一種花，及一百零一首詩。郭老說：“我倒有點喜歡一零一這個數字，因為它似乎象徵一元復始，萬象更新。這裡有‘既濟，未濟’的味道，完了，又沒有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完了，又沒有完，這就是現實生活。各種事物，莫不如此。我們把“一”當作新的起點，從“一”開始，從一做起。有了“一”，就有“二”、“三”以至無窮。刊物是不定期的，倘使人力、物力充裕，希望一年能夠出它兩、三期。
但也不能估計得這麼“輕鬆”。港澳社會辦文藝刊物大都是“傻子”、“發燒友”所為。君不見不少刊物，朝生暮死，曇花一現。
魯迅寫過一個寓言，說孩子滿月，賀客盈庭。有人道：“這孩子將來是要升官發財的。”於是換來一番感激之聲。也有人道：“這孩子將來是要死的。”於是換來舉座合力痛毆一頓。“升官發財”是吹捧，“死”則是真話。吹捧受喝采，真話卻遭打罵。
我們不要吹捧，要真話，即使《筆匯》只能面世一期就終了，即使《筆匯》創刊之日，人們紛紛指出，這份刊物“將來是要死的”。我們對之坦然，欣然。“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屈原：《離騷》）！
香港·澳門·中國現代文學
——在“澳門文學座談會”上的講話
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開始的我國現代文學，到現在已經六十多年了。這是一部披荊斬棘、不斷前進、波瀾壯闊的現代和當代文學史。
香港和澳門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港澳長期接受祖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哺育和影響，具有光輝的愛國傳統。這次東亞大學（今澳門大學）中文學會主辦“澳門文學座談會”，我相信將會為推動中國文化在澳門的發展做出貢獻，具有深遠的意義。在此，請讓我衷心祝願座談會取得圓滿成果，祝願年輕的澳門文學隊伍日益茁壯成長。
偉大文學家魯迅在一九二七年曾應邀到香港講演，他在《語絲》上先後寫到《略談香港》、《再談香港》等篇，後收集在《而已集》內。當時港督金文泰稱作金制軍，一派前清遺老的色彩。中國人在香港犯了事被抽藤條。過關時，魯迅的書籍、衣物被翻得亂七八糟，結果還是要遞上“熟性費”十元才了事。
茅盾多次到香港播種
直到一九三八、一九四一和一九四六年，大批國內文化人先後來到香港，使香港貧瘠的精神生活，才起了很大的變化。在座各位主講者都是省港澳的知名學人，我是來向大家請教的。今天想簡略地談一些個人對有關的事和人的看法。
一九三八年，香港已有大小報刊三、四十份。那時候，薩空了主持《立報》，金仲華當了《星島日報》的總編輯。這兩份鼓吹抗日的報紙，對香港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氣。當年作家茅盾第一次到香港，住在九龍太子道。他在香港主編《文藝陣地》，同時負責《立報》副刊《言林》。《文藝陣地》是一份堅持現實主義的文學刊物，理論和創作並重。曾在該刊發表的張天冀《華威先生》和姚雪垠《差半車麥稭》，傳頌一時，引起國內外的注意，被譯成英文在外國雜誌刊出。茅盾刻劃抗戰的小說《第一階段的故事》，是在《立報》上連載的。後來《文藝陣地》因為香港當局檢察官把“抗日”改成“××”，宣傳抗戰、反對投降的文章常常被迫開天窗即“口”之類，《文藝陣地》才轉移到上海租界排印。
這期間，為了《魯迅全集》的出版，茅盾親自走訪居港的蔡元培，請他為《魯迅全集》作序。茅盾在百忙中，還為中華業餘學校義務講課。該校董事長陶行知，校長吳涵真，教師有金仲華、劉思慕、林煥平和樓適夷等。茅盾每周講一次文學，培養文學青年，傳播文學種籽。
一九四一年，英國由邱吉爾上台組成戰時內閣，對日本法西斯的態度較為強硬。其時香港愛國文藝界頗為活躍，文藝協會在香港成立了分會，創辦了《文協月刊》。同時辦了“暑期文學講習會”，為期一個月，招收了三、四十位學員。許地山主持香港大學文學院，夏衍、范長江等創刊《華商報》（晚刊），該報有一個文藝副刊《燈塔》，第一個連載是鄒韜奮的《抗戰以來》。文章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報導國民黨消極抗戰、積極反共、迫害人民的大後方生活。第二個連載是茅盾的《如是我見我聞》。茅盾還在韜奮主編的《大眾生活》上發表揭露特務罪行的《腐蝕》連載小說。接著是夏衍描述廣東青年積極參加抗戰的《春寒》連載小說。
此外，茅盾在香港主編的《筆談》，出版了七期。戴望舒主編的《耕耘》，出版了兩期。還有三十二開度、短小精悍的《文藝青年》以及由端木蕻良主編的《時代文學》等。其間也出版過一份英文的文學刊物，由馮亦代主編，名《中國作家》。編委除戴望舒、徐遲、葉君健外，還邀請了愛潑斯坦和艾倫等美國友好人士協助。
抗戰爆發後，主要是上海淪陷後，不少愛國電影工作者南下，促進了香港電影新的變化。一九三七年，由鄺山笑、林坤山等人發起，成立華南電影賑災會，進行救亡工作。第一砲是各家電影公司合作，拍攝了描寫中國人民奮起抗戰的《最後關頭》。
其間有馬國彥導演的《前進曲》，洪仲豪導演的《回祖國去》和《女戰士》，關文清編導的《邊防血淚》，黃達才導演的《中國青年》，馮志剛導演的《焦土抗戰》，侯曜編導的《血肉長城》，蘇怡編導的《大義滅親》和《傀儡美人》，侶倫編劇、黃達才導演的《民族罪人》等。
後來蔡楚生、司徒慧敏來到香港，先後拍攝了《血濺寶山城》和《游擊進行曲》，給香港電影帶來了新的氣象。
一九四〇年，李楓出任大觀影片公司宣傳主任，編寫了《小老虎》和《小廣東》。湯曉丹編導《民族的吼聲》，並改編《霧重慶》、《夜上海》。劉芳編導《流亡之歌》，盧敦從移植陳白塵《魔窟》而編導的《烽火故鄉》等，都有較大影響。
一九四〇年九月至一九四一年二月，香港曾經出版過一份三十二開的《文藝青年》半月刊，由楊奇、彭耀芬、陳漢華、麥烽等人發起創辦。因為經費困難，籌不到一筆按金登記註冊，只好宣稱是在韶關出版，實際是在香港秘密印刷和公開發行。創刊時，鮮明地提出三大目標：“一、作為文藝戰線的尖兵；二、作為文藝青年學習及戰鬥的園地；三、團結廣大的文藝青年羣。”
該刊深受廣大文藝青年歡迎，銷數不斷增加，每期發行三千份，在當時香港是文藝刊物發行數的首位。該刊出版了半年，由於皖南新四軍被國民黨部隊圍剿事件發生，全國出現政治逆流。刊物發表了《新四軍解散事件討論大綱》，遭當局搜查印刷廠，印刷廠被迫不肯再承印。《文藝青年》為了保存力量，終於停刊。
《文藝青年》停刊後，彭耀芬寫了一篇《香港百年祭》的新詩寄到新加坡發表，“百年”指從鴉片戰爭的一八四〇年到一九四〇年，當局藉口“有違犯本港戰時法例之嫌疑”，下令“驅趕”作者出境，押彭耀芬到澳門。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彭耀芬潛回被日軍侵佔的香港，轉往新界參加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港九獨立大隊，艱苦的生活中不幸因肺病辭世。
許地山蕭紅辛勤耕耘
許地山，福建龍溪人，生於台灣，筆名落華生。曾留學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宗教。後又轉入倫敦牛津大學，研究梵文、民俗學和印度哲學。他是“五四”後著名的“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和主要成員。他早期的代表作《空山靈雨》、《綴網勞蛛》和《命名鳥》等，頗受宗教哲學的薰陶。一九三五年，他應邀到香港主持香港大學中國語文學院，把文學院革新為文學、史學和哲學三個系，廢除原來四書五經的課程，僅講授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古文。他每周擔任的課程達二十小時，開授的科目也很多。課餘還教一些學生學普通話和梵文，真正做到了“誨人不倦”。除教學外，他還擔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常務理事、新文學學會理事等職，並曾一度主持抗敵協會香港分會，走出書齋，積極投身社會實踐。他在文協主辦《文藝周刊》的稿酬，全數撥入文協作經費。那時文協屬下的刊物不下十餘種，周圍的青年團體組織有好幾個。
許地山在群眾集會上當主席，經常發表講話。為畫家徐悲鴻、林風眠等籌備展覽。積極贊助粵語片電影紅星李綺年把自己的照片展覽義賣，將籌得的款項捐獻抗戰。許地山最後一本著作《國粹與國學》，以精闢獨到的見解，批駁當時所謂“學者”做學問的浮誇之風，也對當時的迷信和復古論予以迎頭痛擊。他不幸因心臟病於一九四一年八月四日逝世於香港，終年四十八歲。
蕭紅，女，黑龍江呼蘭縣人，原名張乃瑩。她幼年喪母，在哈爾濱市立第一女中念書，閱讀了不少文藝作品，開始愛好文學。二十歲時，為了反對父親包辦婚姻，逃離家庭，開始過流浪生活。一九三二年秋，與蕭軍同居。一九三三年寫了《兩個集》、《跋涉》《看風箏》、《旋風》等短篇。次年十月與蕭軍一起到上海，同魯迅相識，可以說是魯迅的入室弟子。一九三五年底，中篇小說《生死場》出版，是文學界最早反映東北人民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生活和鬥爭的作品之一，轟動文壇，顯示了她的創作才華，奠定了她在文學生涯中的基礎，曾收入魯迅編的《奴隸叢書》。魯迅親自給小說寫的序言中指出：“北方人民的對於生活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精神是健全的……”蕭紅在一九三六年去日本養病。“七七”開始後，回國投入抗戰工作，寫了短篇《手》、《牛車上》等。一九三八年應李公僕之約，從武漢去山西臨汾，在民族大學教書。一九三九年寫了《回憶魯迅先生》、短篇《朦朧的期待》、《山下》和長篇《呼蘭河傳》的前幾章。
一九四〇年蕭紅在病中寫了長篇《馬伯樂》第一部。同年去香港，與端木蕻良同居。寫了紀念魯迅的大型啞劇《民族魂》，刊於楊剛主編的香港《大公報‧文藝》副刊上。儘管這時她的身體已經很衰弱，但仍以極大的毅力完成《呼蘭河傳》。一九四一年秋，在病中又完成了中篇《小城三月》，刊於《時代文學》上，用淡墨似的筆觸描繪了故鄉小鎮的風情。這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在兵荒馬亂中遷往思豪酒店。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三日，她因為嚴重的肺病在跑馬地養和醫院匆忙地做了一次手術。十八日轉入瑪麗醫院。十九日夜十二時，於臨終前留下遺囑：“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得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時，一生在流浪中度過的蕭紅永別人間，終年三十一歲。二十四日，遺體在香港跑馬地背後的日本火葬場火化。翌日黃昏葬於淺水灣，地近麗都花園的海邊，當時連碑石都來不及設立。一九五六年，香港文化界人士發現淺水灣的蕭紅墓已經被人填平，每到夏天，又在上面搭了帆布棚，變成賣汽水的攤子，男女泳客隨意踐踏。經過香港文化界人士和廣東作家協會的努力，於一九五七年八月三日，將蕭紅的骨灰重新安葬於廣州東郊的銀河公墓。
近年來，國內外都很注意有關蕭紅的研究，其中中文大學中文系講師盧瑋鑾（小思）的《一九四〇年蕭紅在香港》以及《蕭紅在香港發表的文章—〈蕭紅已出版著作目次年表〉補遺》，先後在《明報月刊》和《抖擻》刊出，具有較高的資料價值。蕭紅病逝前，在香港一直受到詩人柳亞子的關懷和照顧，兩人以兄妹相稱。柳亞子的兒子柳無忌，七十年代是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傳記文學教授。一九七二年，三十三歲的葛浩文在他的指導下以蕭紅傳記作為博士論文題目，接著又把蕭紅兩部長篇小說《生死場》與《呼蘭河傳》譯成英文，頗有分量。
中共營救數百文化人
一九四二年一月初至二月底，中共領導的東江游擊隊營救了留港的三百多名抗日文化人脫離虎口。他們中有知名的韜奮、茅盾、宋之的、章泯、胡風、戈寶權、于伶、鳳子、周鋼鳴、金仲華、喬冠華、胡繩、千家駒、胡仲持、沈志遠、張鐵生、楊潮、許幸之、特偉、丁聰、黎澍、徐伯昕、袁水拍等。此外還營救了一千多名民主人士，如何香凝、柳亞子、劉清揚、鄧文釗等。
另一批二十二名抗日文化人偷渡到澳門，由澳門坐小艇到北水，換船到台山都斛。他們是夏衍、端木蕻良、司徒慧敏、蔡楚生、金山、華嘉、郁風等，只因病留下馮裕芳（化名丘老師）在澳。他們在澳門耽擱了十天，原先打算經湛江轉入內地，由於日本船忙於搬運從香港掠奪的贓物，所以澳門到各口岸的交通一律中斷。
當年劇作家田漢寫過一首《再會吧，香港》，膾炙人口：
再會吧，香港！
你是旅行家的走廊，
也是中國漁民的家鄉；
你是享樂者的天堂，
也是革命戰士的沙場。
這兒洋溢著驕淫的美酒，
積流著英雄的血漿；
這兒有出賣靈魂的名姬，
也有獻身祖國的姑娘；
這兒有迷戀著玉腿的浪子，
也有擔當起國運的兒郎；
這兒有一擲萬金的暴發戶，
也有義賣三年的行商。
一切善的在矛盾中生長，
一切惡的在矛盾中滅亡。
香港被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了三年零八個月中，一批批文化人撤走以後，部分堅持下來的作家繼續做了不少工作，《星島日報》副刊《星座》的主編戴望舒就是其中的卓越者。他在一九四二年為日本憲兵逮捕，罪名是從事抗日活動。在獄中，戴望舒寫了《獄中題詩》以明志，他所表現的民族氣節，使人敬佩。直至抗戰勝利前夕，他才被營救出獄。後來他患了嚴重的氣管炎，據說是由於長期關在潮濕的牢獄裡所引致的。他不幸於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八日病逝北京，終年四十五歲。
一九四六年，因為國共兩黨戰爭，大批文化人由國內再一次轉移到香港。當時《華商報》最早復刊，夏衍負責該報副刊《熱風》。接著楊奇主持《正報》、徐鑄成主持《文匯報》、費彞民主持《大公報》先後出版。
一九四七年三月，邵荃麟主編的《大眾文藝》創刊，而司馬文森主編的《文藝生活》新一期，由穗遷港出版。同年，黃新波、黃寧嬰、華嘉等人組成“人間書屋”，分別出版《人間文叢》、《人間詩叢》和《人間譯叢》。這期間，全國文協港澳分會也恢復了工作，創辦文藝函授學院，由黃寧嬰、華嘉負責。第一期有港澳和南洋各地的文藝青年四、五十人報名。後來發展到逾百人，增聘司馬文森、黃秋耘、韓北屏、洪遒、陳蘆荻等為講師，還編印了一份《文藝信箱》。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郭沫若在葉以群的陪同下，南下香港。最初住在當時的六國飯店，後來遷到九龍山林道一幢大廈樓上。郭老應夏衍之約，在他主編的《華商報》副刊上，連載抗日戰爭回憶錄《洪波曲》。所寫的是上海、南京失守後，準備保衛大武漢而終於棄守的那一階段。
一九四八年“五四”，以郭沫若、茅盾為首的六十多位文化界知名人士，簽署了一份紀念“五四”致國內文化界同人書。這份文件鼓勵知識分子繼承“五四”的愛國主義精神，踏著反飢餓、反迫害的英勇步伐，呼應解放區人民的鬥爭，同時表示了海外知識分子的心和大家的心聯在一起。文件還批判了在帝國主義指使下搞什麼新“第三方面”和“自由主義”運動，是行不通的。
這一年十月，方方以“野草”的筆名在《正報》上連載的《三年游擊戰爭》完稿，全書出版發行，郭沫若親自在封面上題字和作序。郭老熱情地讚揚該書是“以歷史創造者而兼歷史紀錄者”。“水有源頭樹有根，讀了這部書，你才能了解新四軍和八路軍；讀了這部書，你才更能了解工農階級子弟究竟是些什麼樣人。”
郭沫若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離開香港赴解放區。留港時，除寫作外，還經常到社團以及達德學院和南方學院文藝系講課。
茅盾於一九四七年底自上海到香港，在九龍彌敦道住了一年。他曾參與《小說》月刊的編輯，並於一九四八年九月至十二月主編在香港復刊的《文匯報》的《文藝周刊》。這期間先後應邀在達德學院文學系講“關於創作”和在《文匯報》談“新聞與文學”，對廣大讀者提高文藝創作水平和欣賞能力，起了教育和指導的作用。
一九四八年，邵荃麟主編一種以文藝批評為主的《大眾文藝叢刊》，內容涉及方言、詩歌、音樂、美術等方面。生活書店辦了一個函授大學，邵荃麟和葛琴是文學系講師，每星期發一次的講義，選些中外短篇小說作分析講解，海內外學生達數百人。
在電影製作上，先後拍攝了《野火春風》、《戀愛之道》、《結親》、《水上人家》、《羊城恨史》、《冬去春來》、《靜靜的嘉陵江》、《珠江淚》以及《滿江紅》等。與此同時，開展了對電影的評介，如《華商報》由于伶主編的《舞台與銀幕》雙周刊，《文匯報》由柯靈主編的《影劇周刊》，《大公報》由章泯、洪遒主編的《影劇》周刊等，大大促進了香港愛國電影事業的發展。
民族形式大眾化方向
一九四八年夏，建國劇藝社、中原劇藝社和新音樂社聯合公演六幕二十場歌劇《白毛女》。在排練期間，由於工作的艱辛和營養不良，一位女演員因此而小產；一位工作人員在裝台時不慎從天橋跌下，折斷了手骨。《白毛女》的演出，把整個香港文壇轟動起來，也引起了國際人士的重視，評價很高。
年前，國內報刊先後刊登了反駁“文革”時期戚本禹寫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和〈姚克其人〉兩篇文章，不但為影片《清宮祕史》平了反，也為編劇姚克恢復了名譽。姚克原名姚莘農，是一位學問淵博的戲劇家、文學家。三十年代，他與魯迅過從甚密，魯迅的《野草》英文本是由他翻譯的。一九四八年香港永華影業公司拍攝的《清宮祕史》，由朱石麟導演，劇本是姚克按照他早年的創作話劇《清宮怨》改編，很受觀眾歡迎。
值得大書特書的是黃谷柳在《華商報》副刊《熱風》連載小說《蝦球傳》，作品分《春風秋雨》、《白雲珠海》和《山長水遠》三部，曾改編為電影，口碑載道。當時谷柳的生活環境十分困難，在九龍聯合道租了一間不到四平方米的小臥室，只能擺一張床，沒有桌和椅。谷柳在前門通往廚房的走道的一端，於房東安放“神位”的牆壁下，擺了一張小板檯，又拿了一小捆木柴與鄰居換回來一個肥皂箱。就這樣坐在肥皂箱、伏在小板檯上創作。一直到《蝦球傳》第一部《春風秋雨》問世，賣去了版權，取得稿酬後，才有錢購置桌、椅和一些日用的必需品，遷到九龍城郊牛池灣村平房居住。
《蝦球傳》通過無產者少年蝦球的曲折經歷，描寫了香港、國民黨統治區和游擊區的廣闊生活圖景。在風格上打破了“五四”傳統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與大眾化的方向發展，深受夏衍的賞識。谷柳離開香港前，寫過電視劇《此恨綿綿無絕期》和中篇小說《劉半仙遇險記》等作品。他於一九七七年一月二日在廣州逝世，終年六十八歲。
當時同《蝦球傳》風格近似、也是在《華商報》連載的，還有江萍的《馬騮精》。他以寫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在香港活動的“劉黑仔”事蹟稱著。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華商報》遷回廣州，同內地報人聯合經營《南方日報》。大批文化人也隨著工作上的需要分散各地。但香港的文藝隊伍在艱難困苦中仍然有所發展。文藝界同人先後印行了《紅豆集》、《新綠集》、《南星集》、《新雨集》、《五十人集》、《五十又集》等合集。先後出版過《文藝伴侶》、《文藝世紀》、《鄉土》、《海洋文藝》、《文美》、《開卷》、《八方》、《香港文學》等雜誌。而梁羽生和金庸等受到在澳門舉行的“吳公儀、陳克夫比武”的啟發，開創了新派武俠小說，被稱為成年人的童話，是“百花齊放”中的一花。
從歷史上說，澳門文學比香港文學源遠流長，但從現狀來說，澳門文學比香港落後，它長期不單受內地文學還受香港文學的影響。
澳門文學抗異族壓迫
澳門文學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同反抗異族的壓迫相結合。
具有三百多年歷史的澳門望廈普濟禪院（俗稱觀音堂）的開山祖師大汕是一位富民族思想的文學家。大汕法師字厂翁，號石濂，又號石廉，別署石蓮，諢名石頭陀，自稱覺浪（道盛）大師的衣缽子弟，廣東南海九江人。生於明思宗崇禎六（癸酉）年，即一六三三年。當時滿人入主中國，大汕義不肯臣，乃拜辭老母，曾駐錫長壽寺，以僧人的面目創建普濟禪院掩護反清活動。他不落髮，不剃頭，亦不拘泥佛誡，文章不避綺語。他為人博雅諧趣，好談兵法，懂得製兵器，凡星象律曆理數篆隸丹青之屬，無不精通，尤長於詩詞。他寫的《儂夢尋歡》竹枝詞卷，有“儂夢尋歡路萬重，歡在江南亦夢儂，歡夢來時儂夢去，歡儂依舊不相逢”，“忍看花田雙燕飛，行人春日換替衣，最憐昨夜花田月，如見夫君春正歸”等句，刻劃兒女私情，佯狂玩世。他曾率徒遠赴安南（越南），廣交達官騷客，大做木材買賣，紅極一時。晚年因開罪吳江名士潘稼堂，被拘捕放逐，在押解途中病死，時為康熙十一年，即一六七二年。
大汕著有《離六堂集》十二卷，該書雕版之精，為清初粵中刊本之冠，乾隆時列入禁書；《海外紀事六卷》，記述他在安南說法時該地的風土習俗，為研究華僑史的珍貴資料，原刻本現存日本東洋文庫。
普濟禪院最珍貴的文學遺著是金堡的《丹霞日記》。金堡法名今釋，字澹歸，號道隱，浙江仁和人。生於一六一四年即明萬曆四十二（甲寅）年，死於一六八〇年即清康熙十九（庚申）年，時年六十七歲。他是明思宗崇禎進士，歷官御史、臨清太守，以廉能正直敢言見稱。出家後，眷懷故國，寫下不少著作寄託滿腔孤憤。雖然圓寂，仍因此而遭到毀墳滅骨的“處分”。清朝統治者的兇殘，更加突出金堡的民族氣節。他做過大官，是個詩人，也是個書法家，他的草書寫得很好。《丹霞日記》記述了他在丹霞寺中的日常生活，對研究南明史的人，很有參考價值。
澳門還有一座逾百年歷史的大三巴牌坊，原是天主教的三巴寺。清初詩人吳歷曾在此當過修士。吳歷是常熟人，字漁山，號墨井，性恬淡，擅長寫畫，學習過西洋畫的素描。晚年在大三巴做神甫，著有《三巴集》、《澳中雜詠》等。
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八年），字默深，才華橫溢，知識淵博，是清代向西方追求真理的先驅者。他曾經到過澳門，在澳門寫過一首《澳門花園聽夷女洋琴歌》。
這首詩歌之前有長序，其中說：“澳門自明中葉為西洋市埠，園亭樓閣，如游海外。怪石古木，珍禽上下，多海外種。其樊禽之所，網其上以絧絲，縱橫十丈，高五丈。其中沼樹木，飛浴啄息，空曠自如，忘其在樊也。”此雖未明言游澳中何園，看來很可能是白鴿巢公園。
魏源接觸到花園的主人葡人委理多（VEREADOR）（按，委理多應譯為議會議員，非人名）他被邀請到樓上，見一座洋琴，“如半几，架以銅絲”。他希望委理多彈奏，委理多辭以不曉，然後拉其妻出來表演。
後來魏源寫了一首詩送給主人，而主人也回贈洋畫一幅。詩云：“天風吹我大西洋，誰知西洋即在澳門之島南海旁。怪石磊磊木千章，園與海濤隔一牆，牆中禽作百蠻語，樓上人通百鳥語，鳥聲即作琴聲譜，自信傳自龍宮女。蟬翼纖羅髮鬌鬖，廿弦能作千聲彈。有如細雨吹雲間，故將兒女幽窗態，寫出天風海浪寒，似訴去國萬里關山難。倏然風到帆歸島，鳥啼花放牆聲浩，觸碎珊瑚撫瑟聲，龍王亂撒珍珠寶。有時變節非絲竹，忽又無聲任剝喙，雨雨風風海上來，蕭蕭落落燈前簇。突然千聲歸一聲，關山一雁寥天獨。萬籟無聲海不波，銀河轉上西南屋。鳥乎，誰信隔海九萬里，同此海天雲月耳。膝前况立雙童子，一雙瞳子剪秋水。我昔夢蓬萊，有人長似爾，鞭騎么鳳如竹馬，桃花一別三千紀。烏乎，人生幾度三千紀，海風吹人人老矣。”
當時沙犁頭附近還是汪洋大海，故有“園與海濤隔一牆”句。委理多曾叫他的兩個兒子出來，因而詩中說“膝前况立雙童子，一雙瞳子剪秋水。”全詩對琴聲的描述，使人想起了白居易的《琵琶行》。至於寫作年月，根據“海風吹人人老矣”，估計應是道光二十九年春夏之間。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興起，民族資產階級為了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封建勢力的束縛，使自身的資本主義利益得到保障，於是產生了一股希望清政府厲行革新的社會思潮。一八九二年，住在澳門下環街龍頭左巷的鄭觀應刊行了一部《盛世危言》，可以說就是當時這個社會思潮的代表作之一。
鄭觀應生於一八四一年，廣東香山人。他在《盛世危言》中列舉了帝國主義侵略的嚴重危機，力陳清朝頑固保守、政治腐敗的種種弊害。他崇拜西洋新的科學與技術，認為這是西洋富強的由來，也是外商所以能佔勝的原因。他主張中國要立憲，建議院，使政治發生根本變化，在這基礎上再以商戰為中心，發展國家經濟。他由此談到整頓文化、教育和道德。他寫過這樣兩首詩：“匡時敢謂竟無人，曲突如何未從薪？堪嘆羈縻先議款，哪知邊牧又揚塵。天涯真慨王孫草，澤國誰收楚草萍？此日東南防禦急，諸公莫戀故鄉蒓。”“亡羊補牢尚未遲，農工商是富強基。強鄰環伺猶堪慮。當軸因循豈不知？賈誼上書唯痛哭，班超投筆莫懷疑。瘡痍滿目淒涼甚，深盼回春國手醫。”由於歷史條件和階級的局限性，鄭觀應晚年失意，憤世嫉俗，最後差不多完全轉學丹道。即使這樣，《盛世危言》這本書對推動後來的維新變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澳門早期新文學活動應該是自“九一八”救亡運動以後逐步開展起來的。最早是愛國人士陳少陵從星、馬回來，開設第一間供應新文藝書刊的“小小書店”（不是現在的“小小書店”）。著名學者繆朗山教授，組織過多次專題報告會，輔導青年學生閱讀愛國文藝作品。之後，“七君子”之一史良來澳宣傳抗日救國，救亡團體如“四界救災會”、“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起來讀書會”、“焚苦讀書會”、“大眾歌詠團”、“前鋒劇社”、“曉鐘劇社”、“綠光劇社”等紛紛成立，演話劇、唱救亡歌曲、寫宣傳抗日的漫畫和文章，輸送了一大批愛國青年到國民黨的“七政大”從事文藝宣傳工作。
太平洋戰爭期間，先後出現了“藝聯劇團”和“中流劇團”做半職業性演出，由於當時電影片源中斷，故演出上座率頗高。作家端木蕻良路經澳門時以能夠看到《明末遺恨》，認為深受鼓舞。接著，達用國語講習所同學會組織“修社”，團結業餘青年閱讀文藝書籍，出版不定期油印文藝刊物。從廣州、中山遷來澳門的學校學生，成為學生運動的骨幹，各校同學通過體育活動和文藝演出，提高愛國覺悟，不少同學畢業後投身到敵後游擊區，如東縱的東流劇團和珠縱的流星隊等，他們以文藝為武器，進行抗日鬥爭。
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在澳門設立“領事館”和特務機關，成為統治澳門的“太上皇”。漢奸、大天二惡霸橫行，煙窟林立，刀光劍影。詩書雅集的雪社社長、崇實中學校長和國民黨地下黨書記梁彥明、林卓夫，先後被日本特務槍殺於街頭。不少正直的報人、文化工作者接連收到敵偽寄來的恐嚇信。有一間報社因為宣傳抗日被特務衝進來，將字架推翻。翌日，該報出一大版全澳街道圖，減少排字困難，度過難關。
在敵人的魔爪下，文藝工作者的鬥爭特別複雜和艱苦，鬥爭的形式也有許多新的發展。留澳養病的民主人士馮裕芳，化名丘老師，以講授世界語作掩護，團結了不少文藝青年組成“文藝閱讀小組”，積極介紹愛國文藝書刊。金應熙寫了不少歷史小品，借古諷今，針砭時弊。陳霞子因為報社經濟極端困難，他一身兼數職，既編副刊，又執筆為文。報社沒有稿費支付，找不到作者寫稿，他就一個人寫多種多樣題材的小說以及雜文專欄，每日數達萬字，用不同的筆名，差不多將整個副刊包下來。他擅於聯繫實際，結合自己熟讀的“四書五經”，通俗生動，笑談真理，反戈一擊，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富有特色。戰後他在香港創辦《晶報》。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九日，因患癌疾逝世，終年七十五歲。
抗戰勝利後，作家茅盾曾應柯麟醫生的邀請，來澳小住。作家張天翼和于逢也因病在鏡湖醫院留醫了半年。他們居澳期間，對文藝愛好者和作者做了不少有益的輔助。一群愛好文藝的青年，還合資主要是捐贈舊書，在板樟堂街開設“惠記書店”，後遭當局壓制，不足半年關閉。目前香港有不少作家、翻譯家、漫畫家、戲劇家、歌唱家都是來自澳門，推動澳門當年的文化活動。
五十年代文藝青年出錢出力辦的油印刊物《紅豆》以及《新園地》、《學聯報》、《中華教育》等，培育了不少寫作的新苗。《新園地》自一九五八年八月納入《澳門日報》副刊後，春華秋實，碩果纍纍。年前自東亞大學中文學會創立，支持《澳門日報》開闢了《鏡海》文藝周刊，出刊《中國語文學刊》和《澳門文學創作叢書》，這都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我相信經過大家共同不懈的努力，澳門文藝的百花園，必將燦爛盛開。謝謝各位！
紀念兩個文化團體
“化作春泥更護花”
今年，是修社成立五十周年紀念。
作家羅曼羅蘭說：“黃昏禮讚白晝，暮年禮讚人生！”半個世紀了，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只不過彈指一揮間，但在一個人的生命中，重洋滾滾，大浪淘沙，有如揭開了塵封的記憶，教人情牽海內外，思緒萬千。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二十五日，日軍先頭部隊已佔領了香港。這時澳門處於被封鎖的半孤島狀態，米珠薪桂，生活艱難。日本侵略者通過駐澳領事館和特務機關，成為統治者的“太上皇”。
“烏雲壓城城欲摧”，當時澳門的抗日社團，如四界救災會、旅澳青年鄉村服務團、婦女互助會、婦女慰勞會、婦女後援會、起來讀書會、大眾歌詠團、前鋒劇社、曉鐘劇社、綠光劇社等，都先後被迫偃旗息鼓。
一九四二年初，話劇界知名人士張雪峰、李亨等組織藝聯劇團，經常公開演出，以補充戲院片源的不足。與此同時，達用國語（普通話）講習所的同學，在業餘時間組織修社，交流學習普通話心得，也有歌詠活動。藝聯劇團不但演《生死戀》、《茶花女》，還演《家》、《明末遺恨》等。修社除了唱抒情曲如《秋水伊人》、《月兒彎彎照九州》，也唱具有愛國意識的歌如《再會吧，南洋！》、《先有綠葉後有花》等。有些社員學會了看簡譜，在家裡開晚會，高歌《長城謠》、《太行山上》等，確實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我不是修社社員，而我同該社骨幹許樹芬、朱克慧（碧）、劉光普、李葵（寶祺）、黃炳泉、陳金芬、葉金彩（濤）、梁纓等過從較密，也參加過該社的活動，可以說是“社友”。
修社的領導曾經指出，歌曲是時代的號角。是的，假如我們有生活體驗的話，當我們唱起每一個時期流行最廣泛的歌曲的時候，那個時期的生活面貌，就會重新呈現在我們的面前。
我無法想起我最初是如何開始唱抗日歌曲，我只記得第一次使我不能自已的是《松花江上》。那是在“九‧一八”的紀念晚會上，一位修社女社員應邀，站起來引吭高歌，蒼白的臉孔忽然嚴肅起來：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瞧見她遙望著遠方的眼睛潤濕，晶瑩有淚，在座不少同學也為之泫然。這情景，一直縈迴在我的腦海。
多年前，我看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我不喜歡吹捧什麼“大救星”而情有獨鍾於其中的《松花江上》。一看到舞台上穿陰丹士林藍布旗袍、頸上纏著圍巾的女角出場，一聽到“我的家”的歌聲，就不期然有“夜深忽夢少年事”的感慨，心頭有說不出的激動。
抗日戰爭後期，我曾在鄉間教書，其時不少農村已有游擊隊活動。一天深夜，屋外傳來斷續的敲門聲。我立即爬起床同老校工一起，從門縫窺探，發現門外站著幾個人影。他們柔聲地喊道：“老師，開門呀！我們是突圍出來的，掉了隊……”
老校工不待他們說完，警惕地回答：“誰知道你們是什麼人？”
然後，在黑黝黝的天幕下，我聽到他們輕輕地哼著我曾經聽過修社社員唱的歌：
“光榮北伐武昌城下，血染著我們的姓名；
孤軍奮戰羅霄山上，繼承了先烈的殊勳。”
歌聲傳來了一股暖流，歌聲有如一個光明的火把。我立即把門打開，緊緊地摟住打日本鬼子的親人，眼淚禁不住奪眶而出。
“千百次抗爭，風雪飢寒。
千萬里轉戰，窮山野營。”
這些年來，我在生活和工作的重壓下，簡直透不過一口氣。但我當年在修社學到和聽到的愛國歌曲，在我的心坎裡像一股暖流，一個火把，使我在漫漫的長夜中充滿了信心和力量，駸駸歲月，難以忘卻。
五十年了，我懷念修社的奠基人許樹芬兄。他在修社是眾人的“大哥”，對工作熱忱積極負責，對年輕人身教言傳。他一生默默耕耘，任勞任怨，為修社的團結和發展，嘔心瀝血，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可惜天不假年，於一九八五年匆匆辭世。
五十年了，我懷念修社的拓荒者朱克慧大姐。她是我中學時同班同學，我們一起演過戲，一起在工作上吃過苦。她的活動力很強，人際關係很好，在婦女群中很有威望。她後來到了美國，一九八九年，抱恙從美國回澳定居，不幸於一九九〇年病逝。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修社是搖籃，在風雨中培育年輕人成長；修社是春泥，讓播下的種子開花結果。
我珍惜走過的路，我珍惜半個世紀肝膽相照的友誼，我對青春無悔！
祝攀登藝術高峰
歲月如流，澳門美術協會成立已經卅五周年了。
卅五年來，美協在澳門同胞的關懷和支持下，團結澳門各種流派的美術界人士，培養美術人才，長期積極開展美術活動，參與各項社會宣傳服務工作，做出了有益的有成效的貢獻。美協同人對美術事業的執著追求，在文化藝術團體中，贏得了崇高的威望。
我對繪畫是門外漢，但我以為在生活中，學會欣賞書畫作品，是很好的藝術享受。
油畫，可以說是西洋畫中主要的畫種，有如音樂中的鋼琴、體育中的足球。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著名畫家和科學家達芬奇曾經寫下了頗多關於繪畫的筆記和論述。他的不朽代表作《蒙娜麗莎》，是個動人的女性形象，以詩一般的微笑，打動了無數欣賞者的心。《蒙娜麗莎》成為世界上令人難忘的肖像畫之一，主要是畫面上體現了達芬奇的“空氣透視法”、“隱沒透視法”和“線透視”的理論。正如達芬奇指出：“透視學是繪畫的繮轡和舵輪。”
被稱為文藝復興時期的三傑，除了達芬奇之外，還有拉斐爾和米開朗琪羅。拉斐爾最擅長的繪畫是聖母像，他所繪的聖母，並不長在仙宮，而是充滿著現實生活的氣息。米開朗琪羅以《大衛》、《創世圖》、《最後的審判》等聞名於世。他為了完成西斯廷教堂的天頂畫《創世圖》和正面大型壁畫《最後的審判》，歷時十一年，這種氣魄，成為世界繪畫史上的美談。
中國畫，不僅以絢麗的民族色彩，而且以悠久的歷史，舉世傳揚。
早在原始社會，中國畫已隨著人們的生產勞動開始萌芽。從出土的“仰韶文化”中，可以看到大約六千年前彩陶器上的紋樣和裝飾，顯示出中國遠古時先人的繪畫技藝風貌。至於殷墟甲骨上發現的文字和從殷周鐘鼎上所看到的各種花紋，則是從殷周兩朝流傳至今的繪畫與雕刻。到了戰國時期，漆器、帛畫和宗廟祠堂的大壁畫，內容相當豐富。
中國古代繪畫是一個極其珍貴的文化遺產和藝術寶庫，尤其是以人物為題材的作品，散發著濃郁的生活氣息，我們應該很好地加以繼承和發展。《韓非子》載：宋人用象牙雕刻楮葉，花了三年時間。後來放在真楮葉中，人們竟分不出真假，足見藝術水準之高。
遵照“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精神，現代中國畫吸收了古和洋的優點，在技法上不斷革新，充實了中國繪畫的表現力，使傳統藝術獲得了新的生命。
今日馳騁在港澳藝壇上，澳門美術工作者人才輩出，特別是漫畫、水彩、中國畫和裝飾圖案等，其中不少佼佼者。他們積極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區徽的設計工作，他們的作品經常被國內外美術雜誌選刊，這都是同美協長期的幫助、扶持分不開的。澳門地方雖小，人口不多，但不宜妄自菲薄。
祝美協會務蒸蒸日上，祝美術家們勤於創作，勇於探索，敢於攀登藝術高峰。
創作自由震撼人心
我此行到北京，非常倉卒。
去月二十六日收到廣東作家陳殘雲和秦牧從北京打來的電報，說中國作家協會在北京舉行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是個很重要的會議，增選我為澳門地區的會員代表。
我最初是準備覆電告假的，因為我自己有“思想鬥爭”。這幾年，沒有寫過什麼像樣的東西，更不要說出版著作了，我是“無面見江東父老”。不料二十七日又收到省作協書記鄭江萍和詩人韋丘的急電，促我早日成行，還說各地代表已陸續抵達京西賓館報到。我這個不夠格的“代表”至此才下決心參加完珠海紀念蘇曼殊的座談會後赴京。又不料機票相當緊張，煞費思量。幸而《澳門日報》旅遊貿易部有辦法，通過石景山旅遊中心直接同北京飯店掛鈎。
那天早上八時半離澳，坐石景山的小車，四個小時到達廣州。在機場午飯，班機開下午三時，坐了兩個鐘頭另四十分鐘。當晚在北京飯店晚飯。我第一個感受是：北京，很近；不冷，室外零下三度，室內達二十六度，當天老總借給我的毛大衣，足夠暖身。
晚飯後，北京飯店經理派小車載我到京西賓館報到。
京西賓館門禁森嚴，正門站著兩位解放軍，我報上名來，並奉上“會員證”，才放行進入第二幢大樓，門口又站著一位解放軍，可見這個會議確實不簡單。
抵達後，省作協祕書長曾煒為我安頓一切。第一句話就說等了很久，埋怨我為什麼不將具體時間電覆，以便接機。接著陳殘雲、韋丘和香港作家金依等前來探望。翌日，《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袁鷹和女作家黃慶雲、郁茹等也前來問好。我一個人住一間大房。據了解，很多各地著名作家都是兩人或三人住一間。
那天上午大會發言，由艾蕪當執行主席，點名提我為上午會議的主席團成員；會議召開前，作家劉白羽、康濯等予以接見。我何德何才，受此厚遇，能不汗顏。應該說，這是澳門地區全體寫作人的光榮。
會議一開始就進入高潮。胡啟立代表中共中央致賀詞，賀詞內容字字珠璣，特別是明確作家創作自由，振奮精神、震撼人心，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學運動、四十年代“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及幾年前鄧小平對文藝的講話後又一次劃時代的文獻，給文藝帶來了第二個春天。
我首先是瞠目結舌，好像難以置信，歡喜到說不出話來。“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這些年來，以“階級鬥爭”為綱，以“大批判”開路，作家吃透苦頭。幾乎可以說每次政治運動都先向抓筆桿的開刀，作家、知識分子最倒楣，“雙百”方針得個“講”字。
中新社記者訪問我，我說，五十年代，毛澤東說搞建設要農輕重，用幹部要德才資。但是實行的一直是重輕農、資才德。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真正得到落實。至於文藝的“雙百”方針，除了一九五六年的短暫時間，基本上沒有貫徹，僅剩下無產階級這一“花”。現在重提創作自由，作家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充分體現了國家的安定團結，體現了對知識分子的愛護和信任。
會上，我看到很多國際上有威望、年已白髮蒼蒼的老作家，飽含著激動的熱淚；中青年作家也紛紛表示要努力創作。中國知識分子有骨氣，可敬可愛。在美國和海外，不少華裔作家要尋根，要做“龍的傳人”。即使是一些在十年浩劫中備受打擊的知識分子，來到港澳和海外，仍堅定地熱愛祖國，不嫌“母親”過去的失誤。
我相信創作自由貫徹以後，題材多樣化，主題多樣化，人物多樣化，風格多樣化，定有很多突破和出新。
談“暴露文學”
廣東省作家協會寄了一本《醒來吧，弟弟》短篇小說集給我，裡面有《傷痕》、《班主任》等名作。老伴隨手翻翻，說是“暴露文學”。
所謂“暴露文學”，有人稱之為“潮頭文學”、“受傷者的文學”和“感傷主義的文學”。其實“暴露文學”一詞，二十多年前已有過，這就是轟動一時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橋樑工地上》等，當時備受來自極左方面的污衊和壓制，使作者長期遭到了不應有的打擊。
有人懷疑“暴露文學”無建設性。我認為打準了弊端，揭開了瘡疤，擠去膿血，痛則痛矣，但創造了新肌重生的條件，怎能說這不是建設性的呢？
還有一種錯誤的意見，認為社會主義只能歌頌光明，不准揭露陰暗；只能講成績，不准提缺點和錯誤。他們既沒有認識批判也是社會主義文學的主要職能，也沒有認識暴露和歌頌的辯證關係，他們不相信人民政權的穩固。這樣一來，導致了作家迴避嚴峻的生活真實，不敢大膽接觸和揭露現實生活中的尖銳矛盾，只有虛假的“浪漫主義”，缺乏批判的現實主義。人民希望作家說出他們心中的話，作家不敢寫；人民希望作家回答他們心中的問題，作家卻“顧左右而言它”。作家離開了人民，不關心人民疾苦，後果堪憂。
周揚說：“有兩種暴露，一種是對敵人的暴露，這就是徹底的批判和無情的打擊；另一種是對自己人的暴露，這就是自我批判，同前一種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這種暴露，對於社會主義文學來說，是十分需要的。”
為了治病，不能諱疾忌醫，負責任的醫生不怕說明真實的病狀，開出苦口良藥的處方。如果沒有暴露和批判，社會主義文學勢必缺乏戰鬥性。作者應該敢於暴露社會主義中各種消極現象、各種弊端和陰暗面，當然這種暴露要注意分寸，分清主次，不宜顛倒現象和本質，也不應小題大作，盡量避免產生副作用。
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過渡時期。在過渡時期中，要承認我們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許多方面還不完善，我們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許多環節還有缺陷，這些都同加速實現“四個現代”的要求不相適應，是束縛生產力、阻礙生產力的發展。
揭露陰暗面，絕不是醜化社會主義制度，兩者不能混淆，而是有助於克服舊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殘餘，有助於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
暴露文學其實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三十年來，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學走著一條艱難曲折的道路，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不足的主要是批判的現實主義作品太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得不到認真的貫徹，對作家的條條框框以及束縛思想的東西過多。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於無聲處》大受廣大群眾熱烈歡迎，且獲文化部頒獎。《人民文學》舉辦的一九七八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班主任》、《神聖的使命》等名列前茅。這些作品反映了“四人幫”橫行時期的陰暗，人民群眾遭受封建法西斯的摧殘和迫害，並從不同側面刻劃人民群眾同“四人幫”的英勇鬥爭，作品獲得群眾喜愛。事實充分說明批判的現實主義深受群眾歡迎，是有堅強生命力的。
話說“說話”
說話，是人與人之間用以表達思想、相互溝通的方式。從這個意義來說，似乎不該有人說了等於不說，或者說了一大堆話，結果是“言之無物”。然而在實際生活中，我們卻常常受此困擾。
我有一個愛說話的朋友，大家敬而遠之，名之曰“懷舊派”。他有興趣要人家聽他講過去的“光榮”史，卻絲毫沒有半點興趣去聽人家的說話。他不管說什麼，總是結合他過去的“威水”回憶。比如說寫作，他就天南地北說他早在童年已開始投稿，受過某大作家的賞識。說演劇，他就說他早在小學時已演過《茶花女》的阿芒。說音樂，他就說他拉小提琴的技藝怎樣超卓。最驚人的是他連體育也有一手。早在二十年代，跑步勝過劉長春。倘若你反應得稍為熱情，他一天半天也可以說下去。
我也有一個說話裝腔作勢的朋友，愛照搬一大串名詞術語，用現代的公式，代替自己的語言和思想。他一開口就是“同世界觀有關”，照例“通過乜乜等一系列活動，使我們的思想在原有基礎上提高了一步”，什麼“成績是主要的，缺點總是難免”，有如我們小學時一些作文卷，開頭起句是“自從七七盧溝橋事變以來。”當時我們學校有一位老師，他有兩句口頭禪是“良好的開端”和“有機組成部分之一”。有一天，同學們在去聽報告的途中，甲問：“今天誰作報告？”乙道：“良好的開端。”甲衝口而出：“原來是有機組成部分之一！”同學們為之捧腹。
有些領導人，言必稱“中央”，擺出堅決擁護中央的架式，其實是拉大旗作虎皮。比如一條橋建成，他就嘩啦嘩啦說：“在中央領導下，在省委關心下，在建築部指揮下，橋建成了。”老百姓交了稅，公僕是應該領導的；萬一橋垮了，恐怕不會有人說：“在中央領導下……”這一大套！
有人替那些喜歡濫用名詞術語的人，編了一則笑話：有一個人從鄉間進城，看到街上有很多東西，但他沒有帶錢，只好看看。他回去後對朋友說：“我由農村過渡到社會，了解了滿城物質。基本上缺乏經濟，一般說來只好客觀客觀。”貌似鸚鵡，但言語無味，套話連篇，同殭屍相去無幾。
我生平最怕人家搬報章雜誌的文章作演講詞，好像是修道院念經文的修道士，老是念念有詞，腦袋似屬多餘，而只是舌頭起作用。遇到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演講家”，講的人吃力，聽的人也吃力，倒不如在家裡看電視、聽收音機廣播社論痛快。
言為心聲，說話和讀書一樣，最重要的是一個“活”字，魯迅是堅決反對讀死書的。因為“讀死書會變成書呆子，甚至於成為書痴”，這樣的讀書，“即使自己覺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實是已在逐漸地死去了。”魯迅主張看了書之後“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觀察”。同時，魯迅也明確地提出不能完全依靠批評文章的評介。他說：“我並非要大家不看批評，不過說看了之後，仍然看看本書，自己思索，自己做主。”
魯迅的話十分明確：第一，不要使自己“只能看別人的思想藝術，不用自己”；第二，不能讓自己的“腦子裡給別人跑馬”，讓批評家的文章牽著自己走；第三，自己一定要發揮獨立的思考能力。這樣的讀書，才是真正的讀書；這樣的說話，才是真正的說話。
同愛說話，說話囉囌相反，也有些不愛說話，說話時字斟句酌，謹小慎微，差不多半分鐘才吐一個字的半“啞巴”，我也很怕同半“啞巴”的人談話，精神深感威脅，眼看自己寶貴的生命一分鐘一分鐘浪費，有如慢性自殺，倒不如“留番啖氣養命”。
說話有藝術，這藝術主要是真誠，暢達而又簡潔，主題突出，辭彙鮮明生動。能夠做到這樣，才算是真正的能言善道。
菊花禮讚
古往今來，有多少詩人用自己的名句，對菊花縱情咏嘆！屈原甚至說要“夕餐秋菊之落英”。惜菊如此，豈獨屈子為然哉！
最近港、澳、星、馬四個地區都從國內運到豐富多彩的菊花，舉行“菊花展覽會”。馬來西亞的“菊展”由貿易和工業部長夫人主持剪綵；香港啟德遊樂場和澳門盧廉若公園的“菊展”，更是盛況空前。在色彩燦爛的菊花叢中，只見萬頭攢動，摩肩接踵，儼是“花光十里”的氣派，熱鬧非凡。
菊花在中國有幾千年歷史。野菊原本寒傖得很，顏色單調平凡，經過歷代勞動人民的培養選種，才變得五光十色。新中國成立後，每年都有一些新的品種。這次所展出的二千多盆、六百多個品種中，大部分都是來自中山小欖和順德，還有一些是從北京、蘇州、杭州等地發掘出來的。因此，是一次難得的賞菊盛會。
從前，人們曾經嘆惜過“種花一年，看花十日”。在《今古奇觀》中，古代文人借小說裡人物之口，說過這樣的話：“凡花一年只開得一度，四時中只佔得一時，一時中又只佔得數日。它熬過了三時的冷淡，才討得這數日的風光……況就此數日間，先猶含蕊，後復零殘，盛開之時，更無多了。”這些話說得不錯。正因為這樣，“菊展”中，更加使人們像踏進了一個夢幻的境界似的，感到格外陶醉、迷戀和讚嘆。
菊花，它那芬芳豔麗的色香與充沛的活力，令鬚髮霜白的人，聞雞起舞，不知老之將至；令青少年倍感朝氣蓬勃，活力無窮。它給人們帶來無限喜悅，使人們在勞動之後，更好地養精蓄銳，迎接明天新的戰鬥。
在澳門，愛好種植菊花的人士不少。我認識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他很愛勞動，園子裡幾十盆全是菊花，都是他一個人照料著。他白天澆水除草，一遇到雨暴風狂的晚上，他還得爬起床冒風雨把菊花搬到避濺水的地方。老人為之自豪的，不僅是他培植出來的菊花，他的勞動成果，而且主要是他的崇高的民族氣節。
三十多年前，老人本來是在國內一個運輸單位工作。“七七”事變後，他不甘赧顏事敵，就遷到澳門定居下來，自食其力。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人知道他在運輸工作上有專長，通過漢奸幾次要他出來做事，都給他嚴詞拒絕。老人的花室掛滿了知名畫家的菊花寫生，也掛滿了吟詠菊花的詩詞，其中有一首老人自己寫的詩：“歷年辛苦為花忙，老圃長留晚節香。”這兩句，倒是對他自己很貼切的寫照。我想，清香的菊花一定樂於有這麼一位老主人，因為這位老主人的靈魂，也和菊花一樣高潔。
我讚美菊花，我讚美在惡劣環境下堅持民族大義的一切愛國者。惟有黃花晚節香，我是這樣以此自勉！
詩與我
汪詩人來電話，說“五月詩社”發特刊，拉我打邊鼓，我為之駭然。長期以來，都是我向汪詩人提出“惠賜鴻文”，如今，汪詩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只好俯首遵命。
我愛誦詩，但不會作詩。年輕時，寫過一些基本上是“聞雞生氣，見月傷心”之類的新詩，之後大都丟了，即使偶或找出來，也悔其稚作，汗顏不已。
入學前，父親教我讀李白的《靜夜思》，第一次接觸舊詩絕句“床前明月光”，明白如話，感情真摯，清新的筆墨點染出一幅使人陶醉的意境。
念初中時，語文老師頗開明，常常介紹學生閱讀新文學作品。記得有一次作文，我搜索枯腸也寫不出一個字，情急之下，以新詩應命，一句一行，竟獲通過。自此，我錯誤地認為寫詩是“慳水慳力”的良方。
一九五〇年，澳門籌祝國慶大會出版特刊。截稿前夕，缺了一篇，老編囑我補白。倉卒中，我又想起“慳水慳力”，以新詩上陣。“長長的愛／是不須要長長的話的！”端出西蒙諾夫的詩句作扉語。刊出後，不料被一位老師看中，安排在大會的演出節目上朗誦。事後，觀眾雖然沒有擲蛋，我總算有點自知之明，再不敢造次。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家，儘管每一個時期詩壇的面貌各有不同，詩的題材和形式千差萬別。周之風雅、楚之騷辭、漢之樂府和唐詩、宋詞、元曲，以至“五四”的新詩，蔚為大觀。創作的浪漫主義氣息，英雄豪邁，兒女情懷，悲涼慷慨，纏綿婉轉，刻劃現實生活中美好的事物，鞭撻一切不合理的醜惡現象，表現中華民族的優秀精神。我愛舊詩文，平日在家，由於不會唱歌跳舞，絕少接觸卡拉OK，常常以背誦舊詩文特別是白居易作品，作為文娛活動。白居易的《琵琶行》和《長恨歌》，敘事抒情，字字肺腑，不加雕飾，音韻悠揚。
“詩言志”。近年，我喜歡聶紺弩的打油詩，它的“聶”體詩作，自成一格，震撼靈魂，感悟人生，意在言外，精煉含蓄，蘊藏哲理。“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男兒臉刻黃金印，一笑心輕白虎堂。”能不拍案叫絕！
“千年古國貧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開國應興文字獄；坑儒方顯帝王威！”這是翻譯家楊憲益的氣話。他有一首戲答嚴文井送蛤蚧酒詩：“早知蛤蚧壯元陽，妻老敦倫事久忘。偶遇紅顏猶崛起，自慚白髮尚能狂。久經考驗金剛體，何用催情玉女方。聖世而今斥異化，莫談污染守綱常。”更妙的是詩後的小註：“少時讀清人筆記謂某理學家每作日記必書某夜與夫人敦倫幾次。某新詩人常言新詩界的第幾次崛起，故戲用此詞，并非如此色迷心竅也。”我先前以為“憤怒出詩人”，現在才知道敦倫、崛起都能產生大作，信可樂也。
澳門小城，作家不多，然而詩人頗眾。早於一九八八年成立的“五月詩社”，凝聚和培育了一大批有相當造詣和內涵的詩人。我喜歡朦朧詩，“花非花／夢非夢／夜半來／天明去”，有霧的倫敦比沒有霧的倫敦美。可惜至今為止，還未讀懂現代詩。但我有信心，只要堅持，將能讀懂。
“五月詩社”很有朝氣。際此二千年大變革，盼在探索詩歌前進的道路上，繼承優良傳統，“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在開拓中堅持創新，在發展中不斷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