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青少年人口发展状况
（一）我国青少年的人口构成
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我国6～17岁青少年人口达1.8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3.1%，约占0～17岁人口的66.4%。其中，城镇青少年占我国青少年人口总体的46.9%，农村青少年占53.1%。从6～17岁青少年的年龄分布来看，1998～2009年各年度出生人口规模基本平稳，所占比例都在6～17岁人口的8%～9%左右。各年龄的人口性别比偏高，平均每100个女孩对应118～119个同龄男孩。其中2000年千禧龙年出生人口的性别比最高，男性比女性多25.8%（见表1-1）。根据性别比的城乡差异可以看出，城镇居民在生育时的性别选择偏好更为严重，最集中地出现在2000年，当年出生的男性比女性高出近四成（见表1-2）。但2005～2009年出生的农村青少年的性别比有所提高（见表1-3）。这说明我国生育的性别干预相对严重，可以预见出生在2000年前后的男性会因为严重的同龄人性别失衡而在未来遭遇较大的婚配压力，形成“婚姻挤压”。
表1-1 2015年全国6～17岁青少年分年龄、性别的人口规模
表1-2 2015年城镇6～17岁青少年分年龄、性别的人口规模
表1-2 2015年城镇6～17岁青少年分年龄、性别的人口规模-续表
表1-3 2015年农村6～17岁青少年分年龄、性别的人口规模
（二）我国的少子化现象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在1987年达到顶点（23.3‰）后基本呈现逐步下降的态势，并在2010年达到最低点11.9‰（见图1-1）。较低的出生率会使未来的劳动力规模缩减，提高人口老龄化程度，加重社会负担。目前，我国已处于严重少子化阶段。少子化是指生育率下降，造成幼年人口逐渐减少的现象。少子化代表未来人口可能逐渐变少，对于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根据人口学统计标准，一个社会0～14岁人口占比18%～20%为“少子化”，15%～18%为“严重少子化”，15%以内为“超少子化”。从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来看，我国人口中的0～14岁少儿比例仅为16.52%[2]，为严重少子化国家。在各省份中，除江西、河南、广西、贵州、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等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外，其余省份都进入了少子化阶段。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上海等地的0～14岁少儿比例均在10%左右（见表1-4）。
图1-1 1978～2016年我国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17）。
表1-4 2015年全国和各地区的0～14岁少儿比例
表1-4 2015年全国和各地区的0～14岁少儿比例-续表
通过对比世界银行公布的2017年部分国家和地区0～14岁少儿占总人口的比例可以看出，中国内地的0～14岁少儿占比低于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西方发达国家，高于德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与英国和俄罗斯基本持平，高于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亚洲先进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和澳门地区，低于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见表1-5）。
表1-5 世界银行公布的2017年部分国家和地区0～14岁少儿比例
少儿抚养比是指0～14岁少儿与处于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的比值，它反映了抚育少年儿童的社会负担。发达地区由于较低的人口出生率和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吸引而呈现较低的少儿比例和少儿抚养比（见表1-6）。自1982年以来，我国0～14岁少儿比例由33.6%下降到2016年的16.7%，少儿抚养比（0～14岁少儿人口数与15～64岁人口数之比）从54.6%下降到22.9%（见图1-2）。
2015年中国有4.1亿个家庭户，其中有0～17岁儿童的家庭户有1.85亿个，占45%。各省份有儿童的家庭比例呈现较大的差异。2015年上海仅1/4的家庭有儿童，北京和天津仅1/3；中西部省份以及少数民族人口集聚的省份有儿童的家庭比例较高，例如西藏超过60%的家庭有儿童（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16）。
表1-6 2015年全国和各地区的少儿抚养比
图1-2 1990～2016年我国的少儿比例与少儿抚养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16）。
（三）“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人口出生情况
为了应对我国日益严重的少子化问题和调整持续的低生育水平，2015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宣布全面放开二孩政策。2016年1月1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正式生效，这标志着我国长期以来以独生子女政策为主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终结。我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人口生育政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1979年，我国计划生育政策酝酿形成、部分地区实施，以及“晚、稀、少”政策（晚育、延长生育间隔、少生）实施的阶段；第二阶段为1980～2015年，独生子女政策、部分农村地区“一孩半”政策（第一胎为女孩可生育第二胎）、“单独二孩”政策相继实施的阶段；第三阶段为2016年以来“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阶段。
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背景下，一些学者认为更为宽松的人口生育政策有望刺激家庭生育行为，有效提升新增人口规模。翟振武等（2016）利用2014年全国1‰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汇总数据，预测“全面二孩”政策在2016年的目标育龄妇女约为9100万人。该研究的前提假定是：“全面二孩”政策目标人群的二孩生育计划和“单独”家庭已育一孩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计划在年龄分布上没有显著差异，两者服从较为一致的二孩生育计划的年龄分布模式。他们将通过调查得到的“单独”家庭已育一孩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比例的年龄分布模式应用在目标人群的分年龄人数上，计算得出2017～2021年预计将累计新增出生人口数量约为2541.6万人，对应的总体平均二孩生育比例约为28%（见表1-7）。该研究将上述的估计过程设定为中方案，并按照5%的上下浮动范围分别拟合高方案和低方案的二孩生育计划年龄分布模式，即总体平均向上浮动5%为高方案（总体平均二孩生育比例约为33%），总体平均向下浮动5%为低方案（总体平均二孩生育比例约为23%）。之后，对即便未启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仍可能超生二孩的目标人群的生育后果（由其带来的新增出生人口）进行扣减（假设年平均计划外生育婴儿占比为10%）。如此一来，高、中、低方案测算结果显示，2017～2021年预计将累计新增出生人口数量分别约为2157.8万人、1719.5万人、1293.8万人，平均每年将新增的出生人口数量分别约为431.6万人、343.9万人、258.8万人。结合不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情境下的人口预测结果可以计算得到，“全面二孩”政策启动实施之后，在不同方案下，2017～2021年年度出生人口总量预计分别可达1700多万人至2200多万人（高方案）、近1700万人至2100多万人（中方案）和1600多万人至2000多万人（低方案）（见表1-8）。
表1-7 不同测算方案下的年度新增出生人口数量
表1-7 不同测算方案下的年度新增出生人口数量-续表
表1-8 不同测算方案下的年度出生人口数量
然而，从日后的真实数据看，我国的出生人口数量没有达到预期的规模。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2015年出生人口165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07‰；2016年出生人口178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95‰；2017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43‰；2018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在经历了2016年政策放开初期的“二孩热”后，2017年的出生人口规模随即下降，养育成本高、托育服务短缺、女性职业发展压力大是民众二孩生育意愿相对缺乏的重要原因。2018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创1961年以来的新低，出生率达到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辽宁（6.39‰）、天津（6.67‰）、上海（7.2‰）、北京（8.24‰）、内蒙古（8.35‰）、江苏（9.32‰）和山西（9.63‰）等省份的人口出生率均在10‰以下[3]。此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我国二孩出生数量首次多于一孩出生数量，占出生人口总数的51.2%[4]，2018年二孩出生数量仍然高于一孩出生数量[5]，这一方面是由于年轻育龄妇女数量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年轻人的生育意愿相对较低。
（四）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
伴随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的地区间流动日益普遍，父母外出和青少年本人外出造就了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两个庞大的青少年群体。在本小节，“留守儿童”指的是父母中至少有一方外出且年龄在0～17岁的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则指户籍所在地为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与留守儿童相对应的“流动儿童”是指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不属于同一街道或乡镇的0～17岁儿童。相关数据来自2000年以来的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
从留守儿童规模的变动趋势来看，全国0～17岁留守儿童从2000年的2904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6877万人，增长率为137%；农村留守儿童从2000年的2699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5493万人，增长率为104%。其中，2000～2005年全国留守儿童增速最快，其规模增加了4400多万人，增长率为152%，而农村留守儿童的增长率达117%；2005～2010年全国留守儿童规模减少了353万人，其中农村留守儿童仍然保持增长势头，增加了242万人，增长率为4.12%；而2010～2015年，全国留守儿童规模减少了96万人，农村留守儿童更是减少了610万人，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见图1-3）。
图1-3 2000～2015年我国留守儿童规模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段成荣等（2017）。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年龄结构呈现日趋低龄化的态势。0～5岁学龄前留守儿童和6～11岁小学适龄儿童所占比例较大，12～17岁的初、高中留守儿童所占比例较小。具体来说，0～5岁的学龄前农村留守儿童所占比例在2000～2005年有小幅降低，之后的10年大幅增长，到了2015年该比例已达到40%；6～11岁小学阶段的儿童15年来所占比例有所下降，但2010～2015年又有小幅增长，2015年0～11岁儿童合计占全部农村留守儿童的大约3/4；12～14岁的初中学龄段留守儿童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从2000年到2015年下降了近6个百分点；15～17岁的高中阶段留守儿童在2000～2005年大幅增长之后，开始逐年降低，2015年初、高中阶段的留守儿童加在一起的比例略高于1/4（见表1-9）。
表1-9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年龄构成
表1-9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年龄构成-续表
就居住安排而言，2015年全部农村留守儿童中，父母均外出的，占比48.1%；仅父亲外出的，占比30.8%；仅母亲外出的，占比21.2%。从各个年龄段来看，父母均外出的比例都是最高的（见表1-10）。
表1-10 2015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情况
从2000～2015年流动儿童规模的变动趋势来看，近15年来，我国的流动儿童规模呈现持续上涨趋势，从2000年的2363.5万人增长到2015年的4432.4万人，增幅为87.5%（见图1-4）。结合留守儿童的规模可知，截至2015年，我国的留守儿童约占儿童总数（2.71亿人）的25.4%；流动儿童约占儿童总数的16.4%；因此，我国有大约1.13亿的0～17岁儿童（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人数之和）受到人口流动的影响，约占儿童总数的42%。通俗地讲，在我国的0～17岁儿童中，每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留守儿童，每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流动儿童。这造成了儿童和父母在居住空间上的分离。从儿童的抚养状况来看，2015年64.7%的儿童与父母双方一起居住，19.6%的儿童与父母中的一方一起居住，另有15.7%的儿童不与父母任何一方一起居住（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16）。
图1-4 2000～2015年我国流动儿童规模的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1，2011）；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16）。
从流动儿童的性别分布来看，2000年，流动儿童的男女人数基本持平；2010年，男性比女性高出13.8%；2015年，男性比女性高出15.5%。这说明存在流动儿童性别差异持续扩大的可能（见图1-5）。2015年，就儿童的流动原因而言，最主要的两个原因分别是随同父母或其他亲属迁移和学习培训。其中，对流动男童来说，54.7%的人属于随同迁移（1299万人），28.8%的人因学习培训而迁移（684万人）；对流动女童来说，53.3%的人属于随同迁移（1096万人），30.8%的人因学习培训而迁移（634万人）。
图1-5 2000～2015年分性别的流动儿童规模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1，2011）；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16）。
从留守儿童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就学情况来看，2014～2015年，留守儿童在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在校学生数都呈下降趋势（见表1-11）；2014～2016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在校学生数、招生数和毕业生数都呈上升趋势（见表1-12）。由此可以推测，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减少的部分原因是一些留守儿童跟随父母流动到城市学习生活。
表1-11 留守儿童就学情况
表1-12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