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女真猛安谋克户的“徙居中土”

有金一代既有大量汉族人口的北迁，又有大批女真猛安谋克户的南下，由此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人口相向大迁徙。其导致分布于中原地区的女真人要多于在世居地东北的女真人，进而产生新的民族大融合。

一 女真民族的迁徙

随着女真人战事的节节胜利，占有了原属辽、宋旧土的黄、淮以北地区后，世居松花江以东的女真人开始逐渐地西徙南下。若在时间和空间上加以细化，可将之笼统地分为对辽西徙和对宋南下两部分。

女真人对辽的西徙。金初，太祖起兵伐辽，攻克宁江州（今吉林省松原市伯都纳古城址），收国二年（1116）“分鸭挞、阿懒所迁谋克二千户，以银术可为谋克，屯宁江州”^[41]。不久，又将原居“阿注虎水（安出虎水）的婆卢火部屯种于泰州”（泰州系今黑龙江省泰来县西北塔子城镇），随后又有“拾得、查端、阿里徒欢、奚挞罕等四谋克，挈家属耕具，徙于泰州”。^[42]天辅二年（1118）金兵下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又迁大批女真人户屯田于此。史载：“太祖取黄龙府，娄室请曰：‘黄龙一都会，且偏远，苟有变，则邻郡相扇而起。请以所部屯守。’太祖然之，仍合诸路谋克，命娄室为万户，守黄龙府。”^[43]天辅四年（1120）金兵攻陷上京临潢府，为了对其实施有效控制，不断地把“金源内地”的猛安谋克户迁徙至今西拉木伦河两岸，在这一地方出现了曷吕斜鲁猛安、赫沙阿猛安、斜剌阿猛安、昏斯鲁猛安、奥隈猛安多尪掴山谋克等建制。史载：

蒲察斡论，上京益速河人，徙临潢。祖忽土华，父马孙，俱赠金紫光禄大夫。斡论刚毅有技能。天辅初，以功臣子充护卫……天德初，授世袭临潢府路曷吕斜鲁猛安。

《金史·蒲察斡论传》卷八十六

仆散揆本名临喜，其先上京人，左丞相兼都元帅沂国武庄公忠义之子也。少以世胄，选为近侍奉御。大定十五年……特授临潢府路赫沙阿世袭猛安。

《金史·仆散揆传》卷九十三

徒单阿里出虎，会宁葛马合窟申人，徙懿州。父拔改，太祖时有战功，领谋克，曷速馆军师……（皇统九年徒单阿里出虎助海陵王杀熙宗）。天德二年……世袭临潢府路斜剌阿猛安领亲管谋克。

《金史·徒单阿里出虎传》卷一百三十二

徒单贞，本名特思，忒黑辟剌人也。祖抄，从太祖伐辽有功，授世袭猛安。父婆卢火……海陵既立，以贞为左卫将军……俄授临潢府路昏斯鲁猛安。

《金史·徒单贞传》卷一百三十二

另据《内蒙古出土文物选集》载：“在哲盟曼特旗发现奥隈猛安多尪掴山谋克之印”，以此推之，此猛安当在今奈曼旗一带，地近与临潢府，应属之。多尪掴山谋克，为现奥隈猛安之一谋克，当亦在此附近。^[44]

如此，通过女真对契丹人战事的胜利，为了新领土的稳定发展，金统治者将大批的猛安谋克户迁徙到辽上京临潢府附近地区，即今西拉木伦河两岸地，使女真人成为当地的主要民族之一。

女真人对宋的南下。女真人较大规模地徙居中原有三次。第一次发生在金太宗时，随着女真人对华北地区的占领，大量的猛安谋克户开始迁居黄、淮地区，对此史料有颇多记载。《金史·宗望传》卷七十四载：“宗望罢常胜军，给还燕人田业，命将士分屯安肃、雄、霸、广信之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十八载：绍兴三年（1133，金天会十一年）“是秋，金左副元帅宗维（宗翰）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惟金主及将相亲属卫兵家得留”。对此，《大金国志·太宗文烈皇帝六》卷八亦载：“天会十一年时绍兴三年也……秋，起女真国土人散居汉地。女真，一部族耳。后既广汉地，恐人见其虚实，遂尽起本国之土人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但此次女真人南下仅限于黄河以北，因为黄河以南地区还在刘豫伪齐统治之下。第二次发生在金熙宗皇统年间（1141—1148年），金熙宗复取河南地，“犹虑中土怀二王之意”，始置屯田军，将大批的猛安谋克户迁往中原。《大金国志·熙宗孝成皇帝四》卷十二载：“皇统五年时宋绍兴十五年也……创屯田军，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与百姓杂处，计其户授以官田，使其播种，春秋量给衣马。若遇出军，始给其钱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山之南，淮、陇之北，皆有之，多至六万人，皆筑垒于村落间。”女真屯田之人遍及中原，“大名府路、山东东西两路、河北东西路、南京路河南关西路四路皆有之”。第三次发生在海陵王迁都之时，完颜亮不仅将“金主及将相亲属卫兵家”悉数迁走，而且“恐上京宗室起而图之，故不问疏近，并徙之南”。^[45]《金史·兵志》另载：“贞元迁都，遂徙上京路太祖、辽王宗干、秦王宗翰之猛安，并为合扎猛安，及右谏议乌里补猛安，太师勖、宗正宗敏之族，处之中都。斡论、和尚、胡剌三国公，太保昂，詹事乌里野，辅国勃鲁骨，定远许烈，故杲国公勃迭八猛安处之山东。阿鲁之族处之北京。按达族属处之河间。”《金史·纳合椿年传》中亦载：“贞元初，起上京诸猛安于中都、山东等路安置。”有人对《金史·兵志》所载移居山东八猛安质疑，认为1980年山东出土《乌古论窝论墓志铭》，依其所载，“正隆初，起十三贵族猛安控制山东，而非正史所载的八猛安”^[46]。

如此之众的猛安谋克户南迁，致使女真故土上京会宁府地迅速衰败，特别是海陵王迁都时，恐上京宗室“起而图之”，则“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47]《金史·地理志》上京路条下对此记载道：“海陵贞元元年迁都于燕，削上京之号，止称会宁府，称为国中者以违制论。”随之又在注文中说：“正隆二年命吏部郎中萧彦良尽毁宫殿、宗庙、诸大族邸第及储庆寺，夷其址，耕垦之。”几代人数十年营建的上京会宁府毁于一旦，虽然以后又得以复建，但已不是“国中”，人口、建筑、规模均大不如前，以致金世宗不得不将今绥芬河流域的速频人及牡丹江、松花江下游的胡里改猛安迁入上京。^[48]

二 迁徙猛安谋克户的数量与徙居地

猛安谋克是金朝统治时期女真族的一种重要的政治和军事组织，其具体所指是什么，学界的看法并不统一，有人全面地将其解释为官职、世袭爵衔、户制、军队编制中的两级单位、社会组织中的基层单位五种含义。^[49]史载：“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部卒之数，初无定制，至太祖即位之二年……始命以三百户为谋克，谋克十为猛安。”^[50]由此得知了猛安谋克的性质与需要使用的推算基数。

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形成了女真猛安谋克户遍布中原的局面，也导致了东北故土的女真人大为减少。《金史·食货志》载：“猛安二百二，谋克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内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先生在《金代女真研究》一书中，将此条史料解释为：

正口数和奴婢口数的比例关系，并不正确。因为大定二十三年调查的目的在于推排土地、奴婢、牛具的多少，用来作为重新课税的基础。因此，拥有众多奴婢的人家自然要作假，把奴婢编入正口数来呈报。当时一个猛安中拥有千口奴婢的人家并不在少数，而前引材料中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余，奴婢仅一百三十四万余，相形之下，未免太少……如果一户平均为五口，那么当时正口应为三百余万，至多不会超过三百五十万。

如果能把这300余万猛安谋克户的分布情况搞清楚，金代女真人徙居中原数量与徙居地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金史·李通传》载，正隆年间，海陵王为备战于宋征兵，“遣使分往上京、速频路、胡里改路、曷懒路、蒲与路、泰州、咸平府、东京、婆速路、曷苏馆、临潢府、西南招讨司、西北招讨司、北京、河间府、真定府、益都府、东平府、大名府、西京路，凡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征兵的路府州县也就是猛安谋克的居住地，依此思路去寻找女真300余万人（或350万人）徙居地，不失亦为一不错的方法。

金上京路的女真人。有学者认为金上京路应该包括上京路、蒲与路、胡里改路、速频路、曷懒路、隆州路等地，大致范围包括了今黑龙江省及吉林省的大部，北至外兴安岭，东至黑龙江流域中下游，^[51]这一区域是真正的女真故土。这种划分的理由似应源自《金史·食货志》中的记载，明昌四年（1193）十月，尚书省奏：“今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路，猛安谋克民户计一十七万六千有余”，以每户5人计，应有人口88万余人。这里尚缺少隆州路的人口数字，已知其有10余个猛安，当有3万余户，15万人，如是上京路的女真人口应在100万人上下。而当时的女真人总户数是615624户，仍以每户5人计是3078120人，也就是说大规模地迁徙过后，所谓的“女真故土”只有1/3的女真人。那么其余2/3的女真人去向何方，尚需做进一步考察。

河北地方，是女真猛安谋克户的重点迁入区，而且两地之间的女真人还要根据需要相互移动。此说依据为《金史·食货志》载，贞祐三年（1215）十月，高汝砺言：“河北军户徙居河南者几百万口。”《金史·陈规传》亦载：贞祐四年（1216）“比者，徙河北军户百万余口于河南，虽革去冗滥而所存犹四十二万有奇”。这一记载的背景是，在蒙古军队的强力攻击下，金宣宗迁都河南，同时把河北军户也移居河南。但同样是出于正史，然差距在“几百万口”和“百万余口”之间，能否视为前者的数百万口出自“食货志”，是用于课税租赋“制丰约之节”的，应可信但含糊，况贞祐三年（1215）距大规模猛安谋克移居中原的大定二十三年（1183）已有33年之久，超出了25—30年人口的自然增长周期，贞祐三年的“几百万口”也就约等于大定二十三年的“百余万口”，而后者是“以臣子之分，向上进谏”，从“军户百余万口”“革去冗滥”句可推定系纯指军队的精壮而言，是准备用于对元军队作战的？目的不同所导致的统计误差可能是存在的，“几百万口”和“百万余口”亦只是一个推定，在无别的佐证情况下权作一假说而已。

以三上次男先生的“大定二十三年女真正口300（万）—350万”计，还有百余万女真人的缺口，《金代女真研究》一书的解释是：

如果河北军户的口数是一百余万，那么其余的一百数十万口应该是住在长城以北（上京路除外）或陕西的一部。如果大胆估计一下，可否这样说，即河南及陕西一部分地区住有六七十万口，长城以北住有五六十万口。

总之，金代，特别是以世宗时代为中心的时期，猛安、谋克户的居住地区，除了上京路以外，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北的咸平、东京、北京、西京四路和华北的中都、南京、河北东西、山东东西、大名等七路。据估计，它的口数是上京路九十余万，其他长城以北各路共五六十万，河北各路一百万余，河南六七十万。^[52]

对《金代女真研究》一书的评价，译者金启孮先生说：“三上先生毕生研究《金史》，尤其对金代猛安谋克制的研究，都集中在这本书中。我读后受益甚深，故敢介绍于国人，以为治《金史》者参考之用。”^[53]即便如此，但该书毕竟写作于1937年，其中的一些问题尚可商榷。特别是近年来国内学者成果日多，相关问题研究亦颇有深度。如孙进己、孙泓先生著《女真民族史》，他们对金代女真族的迁徙与分布便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其根据《金史·食货志》“猛安二百二，谋克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的记载，顺理成章地把女真人口每户定为10人。如此，与三上先生女真人口迁徙中原的数量推算迥然不同。《女真民族史》一书对600余万女真人、猛安谋克的具体分布情况做如下阐述：

金上京路有60余个猛安，20余万户，近200万人。

金咸平路及东京路有近40个猛安，约120万人。

金北京路有20余个猛安，约60万人。

金西京路、中都路、南京路有23个猛安，约70万人。

金河北东路、西路，山东东路、西路及大名路有26个猛安，约80万人。

所居路不明的女真猛安有10余个，约数万户（约3万户，30万人）。^[54]

最后，作者总结道：

这样，总计分布在今华北地区的女真以上计有四十万户……这与《金史·食货志》所载“女真猛安谋克六十余万户”，占了三分之二，与东北相比，金末女真人分布在中原者要多于分布在东北地区。

我国著名金史、东北史专家张博泉先生在其所著的《金史论稿》中，引用《金虏图经》记载了另一组数据：

迁入中原的十一个路的猛安为一百三十余，占大定二十三年猛安总数的一半以上。大定二十三年平均每猛安为三千六十七强，三万四百六十八余口，每户十口强。一百三十余千户的口数按大定二十三年计算应是三百九十万余口，也占大定二十三年猛安口数的一半以上。这样应有猛安谋克一半以上的人口被迁到长城以南地区。^[55]

高凯军先生在其《通古斯族系的兴起》一书中，对猛安谋克户南迁中原数量在统计上有新方法：

这三次大迁徙究竟有多少女真人迁出东北地区，史无明确记载。据三上次男和李薇的考证，共有88个猛安，其中70个迁往中原各地，18个迁往内蒙古东部地区（西京路12个，临潢路6个）。按金代猛安谋克制度的一般规定：“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据此可知，88个猛安共有264000户，在按金代通常户平均6.5口计算，共有1716000余口。约占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猛安谋克人口总数6314970口的27.2%。实际数字肯定比这个还会多，因为正隆四年（1159）海陵王为进行伐南宋的战争，曾在处于东北地区的上京、速频、胡里改、曷懒、蒲与等路的猛安谋克中征兵前往参战，战后仍有一部分士兵被留在河北、大名府、洛州等地（南迁而未回归故里的猛安谋克将士的数目肯定会高于1716000口这个统计）。另外，如前所述，《金史·兵志》关于正隆初迁往山东的猛安数不确，把“十三猛安”误记为“八猛安”，少记了五个猛安，也就是少计了约十万人。^[56]

如此，中国学者均认为金代迁往长城以南地区的女真人口在400万人左右，当然他们不是全部出自黑龙江区域，但作为“女真故土”的金上京地方迁出女真人口数量占有相当比重，这一结论应该是不会使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