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额尔古纳河流域蒙兀室韦的西迁

一 黑龙江区域蒙古族人西迁史

关于黑龙江区域蒙古族人的西迁，蒙古学学者道润梯步在其新译简注的《蒙古秘史》中，开篇“成吉思合罕之根源”即讲道：“渡腾汲思而来，营于斡难河源之，不峏罕哈勒敦。”^[10]其所讲就是蒙古部离开额尔古纳河右岸密林，渡过腾汲思海（今呼伦湖）到鄂嫩河的不儿罕山（不峏罕，今肯特山）。

13世纪初崛起于斡难河源头的蒙古人就是唐代蒙兀（蒙瓦）室韦的后裔，这已是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据典籍记载，唐代蒙兀室韦原居黑龙江上游以南、额尔古纳河中下游以东的大兴安岭山区。《旧唐书·室韦传》载：“其北大山之北有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东流注于海。”这里的大山应该是大兴安岭，望建河即今额尔古纳河，俱轮泊即今呼伦湖。拉施特在《史集》中亦说：“已经知道，［前述］［蒙古］各部族源起于遁入额儿古涅-昆的两个人；由于生息繁衍，其氏族人数渐众。蒙古一词成了他们氏族的名称，这个名称［现在］也移用于和蒙古人类似的其他民族，因为从蒙古人时代起——蒙古人也是突厥民族之一——这个词开始泛用［于其他民族］。由于神对他们的佑助，在四百年左右他们［繁衍出］许多分支，人数超过了其他［民族］；由于他们的强大，这些地区的［部落］也渐以他们的名称著称，以致大部分突厥人［现在］都被称为蒙古人。”^[11]在额尔古纳河生息繁衍的这支蒙古人，后来离开了这里。迁徙的部落有捏古思、兀良合惕、弘吉剌惕、亦乞剌思、斡勒忽讷惕、豁罗剌思、额勒只斤、弘里兀惕、斡罗纳兀惕、晃豁坛、阿鲁剌惕、乞里克讷惕、嫩真、许慎、速勒都思、亦勒都儿勤、巴牙兀惕和轻吉惕等，这些蒙古部落逐步西迁到蒙古高原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的不儿罕山（今肯特山）。按照《史集》的说法，在此前后西迁的似乎还有尼伦集团的20个氏族或部落，但该书没有做出过多的解释。

二 自额尔古纳河西迁至斡难河源头的诸说

关于蒙古人自额尔古纳河西迁至斡难河源头史实学界有很多说法，归纳其主要如下。

（1）7世纪说。蒙古学学者道润梯步在其《新译简注〈蒙古秘史〉》著者序中持此观点，他按蒙古谱系进行了排列，认为自成吉思汗上溯500年应是蒙兀室韦西迁的日子。他在《新译简注〈蒙古秘史〉》的序中写道：

从成吉思合罕二十二代前的远祖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时起笔，直至斡歌歹合罕十二年时止笔，叙述了大约五百年左右的历史发展过程。它一方面具体地阐述了蒙古社会氏族制时代的生活状况，各氏族怎样发展成为部落，又怎样由部落发展成为部落联盟的进程。另方面生动地描绘了在氏族制内部，怎样发生并发展起了奴隶占有制。掠夺奴隶的战争又怎样推动部落联盟的形成和发展，最后又怎样取代了部落联盟的旧形式，建立起统一的奴隶占有制国家的历史。^[12]

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蒙古族简史》编写组编写的《蒙古族简史》赞同此说，并据此将7世纪推定为蒙兀室韦西迁斡难河源头的时间。^[13]

（2）8世纪说。冯承钧先生在其翻译的《多桑蒙古史》第二章“蒙古人之古代传说”中写道：

蒙古人不知文字，口传其祖先名称与其历史事迹。据说成吉思汗诞生之二千年前，蒙古人为鞑靼地域之其他民族所破灭，仅遗男女各二人，遁走一地，四面皆山，山名额儿格涅坤（Erguéné-Coun），犹言险崖也。其地肥沃，避难二人之后裔名曰帖骨思（Tégouz）与乞颜（Kiyan）犹言急流者。后人繁盛，分为部落。因地限山中，悬崖屹立，不足以容，乃谋出山……约当8世纪中叶时，其已出额儿格涅坤山之数部落，移居斡难、怯绿连、秃忽剌（Tougoula）或秃剌等河沿岸者，其长名孛儿帖赤那（Bourté-Tchina）此言苍狼。^[14]

这里“苍色的狼”与“惨白色的鹿”相配的故事，在《蒙古秘史》《史集》等典籍中也有记载，而“此种故事，亚洲凡开国之主多有之”^[15]，其所凸显的无非“君权神授”。

（3）9世纪末10世纪说。南京大学的陈得芝先生撰文认为《旧唐书·室韦传》记载室韦的方位是：“其国在京师东北七千里，东至黑水靺鞨，西至突厥，南接契丹，北至于海。”据此推断，至少734年突厥灭亡之前蒙兀室韦依然住在额尔古纳河一带，他们进入蒙古高原当在840年回鹘汗国崩溃以后，从时间上推断蒙兀室韦迁居斡难河源头应在9世纪末10世纪初。^[16]范文澜、蔡美彪先生在《中国通史》中也力主此说：

八四〇年，统治着北方草原的回鹘汗国，被黠嘎斯攻灭。回鹘部民被迫向天山南北一带迁徙。大约在稍后的一段时间里，居住在额尔古纳河附近的一些蒙古部落便逐渐向西，迁移到原属回鹘统治的广阔草场，直到怯绿连（克鲁伦）河、斡难（鄂嫩）河和土兀剌（土拉）河三河的发源地不儿罕山（大肯特山）一带。此后蒙古各部落即在西起三河之源，东至呼伦贝尔地带的广阔草原上游牧。^[17]

日本学者小林高四郎在其《成吉思汗》著述中亦称，蒙兀室韦“从九世纪末到十世纪，向西方石勒喀河上游、贝加尔湖以南，斡难、客鲁涟及图拉三河源头迁移，游牧于不儿罕山附近”^[18]。

（4）11世纪上半叶说。五代后晋人胡峤虏居契丹7年（947—953年），归中原后写就《陷虏记》一书，成书时间应在10世纪中叶。其书中清楚地记有“篾劫子”（蒙古）在契丹东北，“其国三面皆室韦”，表明那时的蒙古人还在额尔古纳河故地。王国维先生的《辽金时蒙古考》对于此说佐证道：

《五代史记·四裔附录》引胡峤《陷虏记》：契丹东北至袜劫子，其人髦首，披布为衣，不鞍而骑，大弓长箭，尤善射，遇人辄杀而生食其肉，契丹诸国皆畏之。契丹五骑遇一袜劫子，则皆散走。其国三面皆室韦。按此袜劫子，日本箭内博士（亘）《鞑靼考》以《辽史》之梅里急、《元朝秘史》之蔑儿乞惕当之。然元初蔑儿乞惕住今色楞格河流域，远在契丹西北，与此记东北之说不合，其左右亦绝无室韦部落。惟《唐书》之蒙兀室韦，则西有大室韦，北有落俎室韦，东亦与兴安岭东之室韦本部相望，与三面皆室韦之说合。^[19]

宋叶隆礼所撰《契丹国志》是采辑诸多书籍而成，其中多引用11世纪中叶赵志忠的《阴山杂录》，里面曾有“契丹正北至蒙古里国”的记载，这从地理方位上已经显示出蒙兀室韦开始了西迁过程，而此时正当11世纪上半叶。

（5）10世纪说。孙秀仁等先生在综合上述诸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蒙兀室韦西迁始于10世纪说。他们在《室韦史研究》一书中写道：

我们认为蒙兀室韦于七世纪西迁说，和诸书所载不合，难于成立。十一世纪上半叶西迁说，又似过晚。所据《契丹国志》、《胡峤陷北记》等所载，大抵不是契丹人的直接记述，而是从契丹归宋之人间接听来的，这其间应有个过程。因此两书记载的可能是为旧闻，而不是新闻。因此，参照诸说定蒙兀室韦西迁斡难河源之时为十世纪为妥（也不取九世纪之说）。^[20]

西迁进入草原的蒙兀室韦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在畜牧业长足进步的同时，皮革、毡毯、刀枪弓箭、甲胄马具、帐幕车辆等手工业也发展起来。12世纪末，铁木真崛起即大汗位，称“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汗国。东及大兴安岭，南至金王朝境地，西接阿尔泰山，北至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域，统为蒙古汗国辖地。1233年蒙古灭东真国，1234年蒙古灭金，1271年元朝建立，1279年元灭南宋，经过了长期的战乱后中国又出现了大一统局面。

至于究竟有多少蒙兀室韦族众从额尔古纳河西迁至三河源头，真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不过西迁时蒙兀室韦的社会尚处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对于族众来说迁徙与否是没有选择的。另从后来形成的蒙古兵制看，是“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皆签为兵。十人为一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21]，如此一种亦兵亦民的组织方式应该由来已久。所以说蒙兀室韦的西迁，即便不是“罄族”“尽族”，应该在原居地所剩部族无多。当然这也只是一种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