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鲜卑故地的历史遗迹

黑龙江区域迁移出去的鲜卑族众建立的北魏政权，除了文献典籍记载、后人的研究成果之外，另有黑龙江区域的鲜卑遗迹和文化遗存加以证实。只有文献学、民族志和考古发掘相互印证，才能使我们的研究难题有了探索的可能，结论也更加接近历史或完全与历史吻合。

一 典籍文献记载下的鲜卑

我国的典籍文献记载鲜卑历史的很多，这与其辉煌历程有关。如《后汉书》《三国志》《魏书》《通典》《翰苑》《太平寰宇记》等都有鲜卑族史的相关记载，为后来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基本素材。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

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语言习俗与乌桓同……汉初，亦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未常通中国焉。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载：

鲜卑亦东胡之余也，别保鲜卑山，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丸同。其地东接辽水，西当西城。常以季春大会，作乐水上……鲜卑自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未有名通于汉，而（由）自与乌丸相接。

《魏书·礼志》载：

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

《通典·边防》载：

鲜卑，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因号焉……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匈奴，北单于遂走，留者尚十余万落。鲜卑因此徙居其地而有其人，由此渐盛。

《太平寰宇记·乌洛侯》载：

乌洛侯亦曰乌罗浑国，后魏通焉，在地豆于之北。太武帝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魏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人多祈祷。太武帝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石室之壁而还。

实际上，早在晚清时，我国学者张穆、魏源、何秋涛、曹廷杰、丁谦、屠寄、徐宗亮等在边疆史地著述中，就对鲜卑的历史有所涉猎。至于现代致力于鲜卑史或民族志的研究的学者，日本满蒙学派白鸟库吉应算一个，其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东胡民族考》中说：“该书系统的对我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的鲜卑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东胡与通古斯并非同一族系，进而遍考东胡诸族之部别、地名、姓氏、语言等等。”^[1]1962年，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民族学家马长寿先生出版了《乌桓与鲜卑》一书，书中专门有章节论述拓跋鲜卑的起源与迁徙、拓跋部和以拓跋部为中心的部落联盟的形成等，是鲜卑学史上的里程碑之一。林惠祥先生的《中国民族史》及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民族史》里面，都有专门章节对鲜卑民族进行研究探讨。1986年，干志耿、孙秀仁先生的《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一书出版，系统地研究了东胡、山戎和鲜卑的关系，拓跋鲜卑的文化遗存和社会，早期鲜卑的物质文化特征，鲜卑文化之再发现，等等，是一难得的民族史学著述。1993年张博泉先生的《鲜卑新论》、1994年米文平先生的《鲜卑史研究》和陈志贵先生的《乌桓·鲜卑文化史》、2003年田余庆先生的《拓跋史探》等相继出版，把鲜卑民族史研究推向了高潮，也开拓了鲜卑研究的新领域。

而关于典籍记载所反映的几个关键词，即“鲜卑，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魏先之居幽都也”“刊祝文于石室之壁而还”等，是开展研究工作的基本素材，在此基础上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来自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工作，鲜卑文化遗存的发现使探索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的一系列难题成为可能。

二 考古发掘的鲜卑文化遗存

黑龙江地方的考古发掘有独到之处。现有的考古成果证明，在黑龙江上游的大兴安岭嘎仙洞文化遗址、扎赉诺尔鲜卑墓葬群均有拓跋鲜卑文化遗存，在呼伦贝尔草原的呼伦湖周围和海拉尔河、伊敏河两岸，则更是广泛分布着大量的汉代鲜卑文化遗址遗迹。同样或类似的墓葬群在内蒙古地方也多有发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延续和发展。这种鲜卑历史文化遗址遗迹的地理分布，正与该民族的迁徙路线相吻合。

1952年和1956年，内蒙古考古工作队在乌兰察布盟察右旗二兰虎沟调查发现的古墓群，先被推断为东汉时期的匈奴文物，后被专家们认为“是扎赉诺尔的延续和发展”。特别是西晋时期拓跋鲜卑文物的发现，更验证了史料典籍的记载无误。《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一书中记载：

西晋时期的拓跋鲜卑文物，最重要的发现是1956年在凉城县小坝子滩沙虎子沟出土的一批窖藏金银器，有“晋鲜卑归义侯”金印、“晋乌丸归义侯”金印、“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兽形金饰牌、兽形金饰件和兽形饰金戒指等等。这些兽形纹饰，颇似狼狐，应是一种图腾。其中一件四兽形金饰牌的背面錾刻有“猗金”三字，得知他为西晋时拓跋鲜卑的“大人”猗所有。史籍记载拓跋禄官时分拓跋鲜卑为三部，“以文帝之长子桓皇帝讳猗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和陂北”。^[2]

1961年和1963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陈巴尔虎旗的完工和扎赉诺尔地方清理了一东汉时期的鲜卑墓葬群，表明黑龙江区域的古代文化与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古代文化存在密切的联系。对此，《黑龙江区域考古学》一书做了专业的阐述：

完工墓群为土坑竖穴墓，底部和四壁铺木板、桦树皮，除随葬器物之外，还用牛、马、狗头骨以至完整的马匹等殉葬。墓主人为家族长老，为仰身直肢葬，周围丛葬其他成员的骨骼……扎赉诺尔墓群均为土坑竖穴墓。桦木棺，木棺多系四角立柱，棺板两端做出榫头，插入立柱的卯眼，一般均无棺底，棺盖则以桦树枝铺叠一至三层。除随葬死者生前用的生产工具、武器及生活用具外，并以马、牛、羊的头和蹄殉葬。普遍实行单人葬，并有男女合葬和母子合葬墓。

随葬器物中石器减少，铜器增多，有釜、动物牌饰、螺旋形饰等。骨器有镞、弓弭、带扣、衔、鸣镝等。木弓和桦树皮弓囊富有特色。特别重要的是出土许多铁器，如环首刀、镞、矛、马衔等。扎赉诺尔墓葬所出规矩镜、“如意”纹饰、木胎漆奁等，是中原地区东汉时期的产品，可作为这个墓群的断代标志。

比较完工和扎赉诺尔两处墓地的器物和葬俗，表明二者有继承关系，完工墓群年代较早。^[3]

同时，该书还指出完工和扎赉诺尔墓葬群的发掘，验证了《魏书·帝纪·序纪》所载“拓跋鲜卑的祖先推寅时代，从大鲜卑山‘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大鲜卑山即今大兴安岭，鲜卑从大兴安岭向西南迁徙，进入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湖至今仍是那一带的大湖泊，该湖所在的草原地带至今仍有广阔的沼泽地带，也就是史籍上所谓的‘沮洳之地’”^[4]。

1979年及1980年先后在海拉尔南伊敏河流域的伊敏车站和车站东的孟根楚鲁的11座墓葬中，发现了不少拓跋鲜卑的遗物，其羊、马的殉葬习俗与扎赉诺尔的M10、M29的情况相同，出土的百余件铜、铁器较完工、扎赉诺尔时期发达。考古工作者认为：

伊敏车站和孟根楚鲁出土的遗物，与完工、扎赉诺尔的出土遗物，文化性质是相同的……其上限都在东汉晚期，也正是第二推寅（邻）南迁至“大泽”的时期，不过比完工、扎赉诺尔墓葬的年代略晚。^[5]

正是根据这些考古发掘的成果，研究者才认为：“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最初的起源可能是相同的，但越到后来，分别越大。”^[6]还有人认为：“史籍所载，‘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这是东部鲜卑。‘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这是北部鲜卑。”而陈巴尔虎旗的完工和扎赉诺尔墓葬群与乌兰察布盟察右旗二兰虎沟墓葬群比较，“表现出器物类型上的悉同和文化上的同一性，证明两部鲜卑是同源的”^[7]。然后在其各自的南下或西进中，每到一驻足地，往往以“鲜卑山”称之。他们迁到哪里，哪里的山就被称为“鲜卑山”，系因族名山，而非因山名族。故而专家指出，“鲜卑山如此之多，与汉、魏时鲜卑人的到处迁徙有关。在辽东、辽西二郡内之鲜卑山，应当都是后起的，非鲜卑原始分布之所在”^[8]。

即便如此，拓跋鲜卑的初始地并非完工、扎赉诺尔，典籍上把鲜卑民族的“初始地”记载为“幽都之北”，那么这个“幽都之北”具体所指系哪里？对这一问题历史上有很多说法，但其真正揭秘亦不过是30年前的事情。

关于这个“幽都”，《魏书·礼志一》中有如下记载：

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曰：“天子焘谨遣敞等用骏足、一元大武敢昭于皇天之灵。自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惟祖惟父，光宅中原。克翦凶丑，拓定四边。冲人纂业，德声弗彰。岂谓幽遐，稽首来王。具知旧庙，弗毁弗亡。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祜。敢以丕功，配飨于天。子子孙孙，福禄永延。”敞等既祭，斩桦木立之，以置牲体而还。后所立桦木生长成林，其民益神奉之。咸谓魏国感灵祗之应也。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

对于这一史实，《魏书·乌洛侯传》中亦有类似记载：

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

三 鲜卑旧墟石室（嘎仙洞）的发现

典籍中记载的鲜卑“幽都”“旧墟”“石室”，实际上就是被当地人称作“嘎仙洞”的一天然山洞，其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处。地理经纬度为北纬50°38′，东经123°36′。海拔高度为520米左右。1980年7月30日，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米文平等经过多次考察，终于在大兴安岭北部山岭中的嘎仙洞内石壁上，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的刻石文字，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遣中书侍郎李敞到此地致祭所刻祝文，由此得以确认嘎仙洞为典籍中记载的鲜卑“幽都”“旧墟”“石室”。米文平在《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一文中写道：

拓跋鲜卑旧墟石室，很早见于我国古代文献。但石室位置究在何处，多少年来，中外学者屡有考证，诸说纷纭，迄无定论。近一年来，我们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对大兴安岭北部丛山密林中的嘎仙洞，经过多次调查，反复考证，终于在1980年7月30日，于洞内石壁上找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石刻。内容为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派遣中书侍郎李敞来这里致祭时所刻之祝文。经拓印，大部清晰可辨。可以确证，嘎仙洞即北魏拓跋鲜卑祖先居住的旧墟石室。这是在大兴安岭北部边疆地区，迄今已知最早的有确切纪年并见于文献记载的少数民族遗迹。它无可争辩地证实，我国古代民族鲜卑人自古以来就住在这里。石室的发现，结束了历史学界长期以来对拓跋鲜卑发源地和大鲜卑山方位的争论，解决了北方民族史上多年未决的一桩学术公案，为研究东胡系诸部族的地理、历史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准确的地理座标和科学的依据……这一带林海苍茫，峰峦层迭，古木参天，松桦蔽日。嘎仙洞在一道高达百米，巍然陡立的花岗岩峭壁上，离平地25米。洞口略呈三角形，高12米、宽19米，方向朝南偏西30度。洞内宽阔，南北长92、东西宽27—28米，穹顶最高处达20多米。宏伟有如大厅……

在洞内西侧距洞口15米的花岗岩石壁上发现石刻祝文：“刻词为竖行，所占面积高70厘米，宽120厘米见方，共十九行，每行十二至十六字不等。字大小不一，约3—6厘米。全文二百零一字。汉字体势介乎隶楷之间，隶意犹重，古朴苍然，清晰可辨。”^[9]现将其全文录下，与前引《魏书·礼志一》相对照，可见其大体之相同意：

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

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库六官

中书侍郎李敞傅用骏足一元大武

柔毛之牲敢昭告于

皇天之神启辟之初祐我皇祖于彼土田

历载亿年聿来南迁应受多福

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边庆流

后胤延及冲人阐扬玄风增构崇堂剋

揃凶丑威置四荒幽人忘遐稽首来王始

闻旧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

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祜

归以谢施推以配天子子孙孙福禄永

延荐于

皇皇帝天

皇皇后土

皇祖先可寒配

皇妣先可敦配

尚飨

东作帅使□凿^[10]

鲜卑旧墟石室（嘎仙洞）的发现，“是我国东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它在考古学上的重要价值可以归结为三点：1.确定无疑地证实了《魏书》记载的真实性；2.为研究黑龙江地区历史地理和古代民族分布提供了一个新的座标；3.解决了鲜卑族的发源地问题”^[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