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说公——选择事业靠山
一个人单枪匹马干不成事，更干不成大事。
要想干成大事，必须得有靠山。领导得支持。
但是，并不是领导支持就能成事。支持你的领导是个什么样的领导至关重要。
公元前361年，中国的历史走到了一个大变革的前夜。奴隶社会行将崩溃，封建社会即将产生。
这个时候，29岁的商鞅西渡黄河，来到了秦国的都城栎阳。《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
一文不名，举目无亲的商鞅这一次没有投靠在秦国掌握国家实权的宰相门下，大约是吸取了雪藏魏国多年的教训，商鞅千方百计托关系找门路，哪怕是拜倒在太监的门下，也一定要直接面见秦国的最高统治者秦孝公。
选择最强有力的事业靠山，商鞅的这一决定，为其后变法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256年之后，公元1895年，历史也到了一个大变革的前夜，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发生、发展、鼎盛、衰落，由商鞅、秦孝公、秦始皇创立的封建社会，也走到了行将崩溃的边缘，新的社会体制同样呼之欲出。
这个时候，同样有一个人怀揣变法之策，来到了一个国家的都城，这个都城就是大清帝国的首都京师，这个人就是37岁的康有为。康有为同样也是通过各种手段，希望能面见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希望能在皇帝的支持下变法维新。
但是，与商鞅不同的是，光绪皇帝只是名义上的帝国最高统治者，他的背后是真正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康有为的错误选择，注定了他即使不犯下其他错误，他的改革最终也会以失败而告终。
探寻做成一件事情的奥秘，不能仅仅依循成功者的脚步。因为如果这样，你便会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一切都是顺理成章，步步登高一举成功。只有对比失败者的脚印，你才会发现，原来成功者每一步落脚何处，都是那么的费尽思量，来之不易。所以，对比商鞅和康有为，我们能够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要了解商鞅变法和康有为维新的成败得失，首先必须对秦孝公的秦国和光绪帝的清帝国有所了解。
一 秦孝公和秦国，光绪帝和清帝国
在社会大变革的前夜，秦孝公的秦国和光绪帝的清帝国，有许多极其相似的地方。其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内忧外患，饱受侵掠之苦。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统治的秦国，占据着西北干旱寒冷的雍州。
而这个时候，在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流域，经过诸侯间的兼并战争，六个诸侯强国已经确立：齐威王、楚宣王、魏惠王、燕悼侯、韩哀侯、赵成侯。
淮河和泗水之间还有十多个小国，长江下游为越国统治。
实力的对比是：中原六国强大，西北的秦国弱小。
公元1875年光绪帝即位统治的清帝国，虽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大国之一，但是，地处太平洋、大西洋的诸多国家，由于工业革命的进步，迅速强大起来。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以及中国的近邻日本，他们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力量，远远超过庞大的清帝国。
其实力对比也是：西洋列国强大，地大物博的清帝国弱小。
（1）秦孝公的秦国岌岌可危
秦孝公的秦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
早在280年之前，秦国的祖先秦穆公执政初期，秦国还只是地处于偏僻边陲的一个小国。在诸侯眼里，它和戎狄少数民族部落没有太大的区别。国力不强大，物产不丰富，人民不开化。
公元前659年秦穆公即位。他礼贤下士，重用人才，整肃军队，发展生产，使得秦国的国力有所增强。
秦穆公五年，与秦国相邻的晋国灭了虞国和虢国，俘虏了虞君和他的大夫百里傒。当秦国和晋国联姻的时候，晋国就把百里傒作为秦穆公夫人的陪嫁奴隶送到秦国。
百里傒到了秦国不久，逃跑去了宛地，在楚国的边境被人抓获。
秦穆公听说百里傒有才能，想用重金赎买他，但又担心楚国不给，就派人对楚王说：
“我家的陪嫁奴隶百里傒逃到了你们那里，请允许我用五张黑羊皮赎回他。”
楚国答应了，于是五张低劣的黑羊皮换回了百里傒。而这个时候，百里傒已经70多岁。
秦穆公解除了对他的奴隶禁锢，跟他谈论国家大事。
百里傒推辞说：“我是亡国之臣，哪里值得您来询问？”
秦穆公说：“虞国国君不任用您，所以亡国了，这不是您的过错。”
秦穆公坚持向百里傒请教国事。两人谈了三天，秦穆公非常高兴，把国家政事交给了他。秦国人称百里傒为五羖大夫。在百里傒能贤臣的辅佐下，秦穆公利用东边邻国晋国的内乱，获得了河西之地，把秦国的势力范围扩大到黄河以西。
秦穆公三十七年，又采用由余的计谋，向西攻打戎王，增加了十二个属国，开辟了千里疆土，称霸于西戎地区。周天子派人带着钲、鼓等军中指挥用的器物去向秦穆公表示祝贺。
至此，秦国在东面挟持着强大的晋国，在西方称霸西戎。诸侯开始不得不正视秦国的实力。秦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
然而，秦穆公的强大秦国并没有持续多久。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在位39年后去世，他的子孙并没有继续他的强国伟业，秦国迅速衰败。
秦穆公的儿子康公也想学父亲，派军队护送晋国太子雍回国登基，没想到在秦晋边界，遭到了晋国军队的攻击。结果，秦国的军队被晋国军队打得大败，拥立未成。
到了公元前603年，秦桓公即位。秦国的灾难开始了。秦桓公三年，晋国攻打秦国，秦军战败，秦将赤被俘。
这时候楚国强大起来。在楚庄王主持诸侯会盟上，秦桓公迫于楚国和晋国等诸侯大国的压力，不得不与晋国订立盟约，割让土地。订完盟约，回到秦国秦桓公就反悔了。于是晋国便率领诸侯联军攻打秦国，把秦国打得大败。诸侯联军掠过秦国的都城栎阳，又打到咸阳，一直杀到泾水边，这才收兵。
秦桓公在位二十七年去世，儿子景公继位。这时候晋国重又强大起来，晋悼公是诸侯盟主，多次率领诸侯联军攻打秦国，最严重的一次竟然又打过咸阳，渡过泾水，直到棫林这才收兵。如果诸侯有意消灭秦国，这次是易如反掌。
到了公元前490年，秦悼公即位。这个时候吴国强大起来，吴王夫差做了诸侯盟主。各诸侯国会盟，没有人在意秦国是缺席还是存在。
秦悼公在位十四年，儿子厉共公继位。
从秦厉共公到秦孝公，其间经历了120年。这120年间，秦国不仅又不断遭受列国侵略的外患，还增添了许多内忧。
据史料记载：
秦躁公二年，南郑反叛秦国，投奔了楚国。秦国失去了一大块土地，国力大损。
秦躁公十三年，西北边的少数民族戎狄之国义渠，也来攻打秦国。孱弱的秦国军队无力抵抗，戎狄的军队长驱直入，一直打到咸阳，打过渭水，这才罢兵。义渠的军队几乎席卷了大半个秦国，人民财富损失惨重。
秦怀公四年，大臣庶长晁围攻秦怀公，逼迫其自杀。秦怀公死后，大臣立秦怀公的孙子为秦灵公。灵公在位六年去世，大臣不立灵公的太子，改立灵公的叔父为王。
这段时间里，秦国的君主毫无实权，完全是大臣手中的傀儡。要立要废，全在大臣一念之间。更为过分的是，到了秦惠公去世出子继位为秦国国君后，有大臣不满，干脆就将秦君出子和他的母亲杀死，并将二人尸体沉入深渊。
就在秦国内乱不断的时候，晋国乘机西渡黄河，夺得秦国河西之地。秦国好不容易取得的与晋国据黄河而守的军事均势丧失。晋国占领黄河以西土地后，可以在那里囤积兵粮，随时对秦国发动进攻。
这个时候的秦国，处在晋国、楚国，以及西方戎狄的三面夹击之下，其国势岌岌可危。
可以看出，这120年，秦国于内，君臣混乱，不遵法纪朝纲；于外，备受诸侯欺辱，甚至北方少数民族部落戎狄，也几乎横扫秦国全境。
秦孝公接过来的，就是这样一个随时可能亡国的秦国。
（2）光绪帝之前的清帝国屡战屡败
清帝国自公元1616年建国，1644年定都北京入主中原，到1662年康熙即位，清帝国逐渐强盛而进入其鼎盛时代。
1723年康熙去世，150年后1875年光绪帝即位。此时，清帝国的国势与秦孝公的秦国如出一辙。
早在1840年以前的道光年间，由于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先后经历了工业革命，其国力迅速提高。1825年爆发了世界性的第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迫使这些工业化国家急于寻找新的消费市场。于是，这些国家开始加紧对外扩张，企图开辟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
而此时的清帝国还仅仅是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的生产方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工业化国家价廉物美商品的输入，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
清帝国整个国家靠农业生产缓慢积累起来的财富，迅速被高速生产出来的进口产品掠夺走，大量手工作坊破产，刚刚萌芽的工业被扼杀。
为了控制这种局面的蔓延，清政府采取了闭关政策。西方工业国家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开始向中国输入毒品——鸦片。
1800年至1820年二十年间，英国每年平均自印度输入中国鸦片4000余箱，可是到了1840年，每年已达35500余箱。英国每年从中国掠走白银达数百万两。鸦片的大量输入，不仅损害吸食者的健康，造成白银外流，而且引起银贵钱贱，直接破坏社会生产，影响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过去白银一两折换铜钱一千文左右，1830年末增至一千六百多文。按规定农民必须用白银纳税，从前稻谷一石可完税银一两，1830年稻谷两石才能勉强完税一两，实际负担大为加重。1838年12月12日（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六），广州爆发万人大示威，抗议英美烟贩阻挠广州地方官吏处决中国烟贩，干涉中国内政，反映了广大人民禁止鸦片的强烈要求。
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帝，痛陈鸦片祸害，主张严惩鸦片吸食者，以抵制鸦片输入。这个主张得到一些开明官僚的支持。
湖广总督林则徐奏称：鸦片为害巨大，若不认真查禁，“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经过朝廷和地方官吏反复讨论，严禁鸦片的主张暂居上风。这年冬天，林则徐奉召进京。道光帝多次召见，授以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
鸦片贸易被严厉取缔后，英国政府立即策划发动侵略战争。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做出向中国出兵的决定。
1840年6月，英国舰队四十余艘，士兵四千余人，到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此次战争共分三个阶段，持续了两年多时间，最后以清帝国惨败，并签订割地赔款的不公平协议而告结束。
第一阶段，1840年6月，英军到达中国海面后，首先封锁珠江口。英军统帅懿律看到广东军民早有戒备，决定率主力北上。7月，英军进犯福建厦门，被闽浙总督邓廷桢率领清军击退。接着，英军北犯浙江，攻陷定海。8月，英舰抵达天津白河口，投递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致清政府的照会，提出赔款、割地、通商等无理要求。
道光帝被英军的武力恫吓所动摇，派直隶总督琦善到天津口岸与英军谈判。琦善向懿律表示将查办林则徐等，希望英军返棹南旋，等候清政府处置。英军乃于9月折回南方。道光帝即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与英方继续谈判。
1840年11月底，琦善到达广州。他一反林则徐所为，撤除防务，遣散水勇，镇压抗英群众。然而，琦善的一味退让并没有换来和平。1841年1月7日，英军突然发动进攻，攻陷了沙角、大角炮台，并提出无理的《穿鼻草约》，其中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两、恢复广州通商等条款。
面对英国人猖狂进攻和无理要求，清政府被迫向英国宣战。至此，第一次鸦片战争进入第二阶段：清军开始反击。
第二阶段自1841年1月29日清政府对英宣战开始，至5月27日《广州和约》订立为止，历时四个月。
沙角、大角炮台失陷后，道光帝决定宣战，任命御前大臣、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调派大军开往广东。
2月下旬，英军先进攻虎门炮台，琦善拒派援军，守将关天培等壮烈战死，炮台失陷。
4月，为了扭转颓势，清廷派另一位重臣奕山到达广州，组织新的抵抗。然而奕山奉行“防民甚于防寇”的方针，又贸然发动夜袭，致使英军乘机反扑，占领广州城郊各据点，炮轰广州城。惊慌失措的奕山急忙派人求和，与英订立《广州和约》，其中规定清军退出广州，向英军缴纳“赎城费”六百万两。
第三阶段自1841年8月英军再犯厦门开始，至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签订为止，历时一年。
在英军取得了占领广州的胜利之后，英国政府感到可以进一步压迫清政府，以获得更多的好处。于是决定废除先前单方面公布的《穿鼻草约》，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
1841年8月，璞鼎查率领援军到达香港，不久即攻占厦门，清总兵江继芸战死。
9月，英军北犯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等战死，定海陷落。
10月，英军进攻镇海，两江总督裕谦坚决抵御，城陷时投水自尽。宁波也陷入敌手。
浙江连失三城，清廷决定第二次出师，派协办大学士、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率军驰往浙江。奕经到达绍兴后，企图侥幸取胜，分兵进攻三城，结果惨败。英军反攻陷慈溪，奕经等逃至杭州。
清廷鉴于两次出师失败，转而一意求和，派盛京将军耆英前往浙江主持对英交涉。但英军决定乘虚而入，按既定计划侵入长江。
1842年5月，英军攻陷乍浦，6月再攻吴淞炮台，江南提督陈化成据台死守，力竭战死，宝山、上海相继陷落。
英军溯长江西上，于7月下旬进攻镇江。清副都统海龄所部顽强抵抗，经过激烈巷战，终于失守。8月初，英舰直抵南京江面，耆英等赶到南京议和。
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清钦差大臣耆英与璞鼎查，在南京签订了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亦称《江宁条约》。
《南京条约》共十三款，主要内容为：
一、中国割让香港；
二、向英国赔款白银两千一百万两；
三、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对外通商，英国可派驻领事；
四、废除“公行”制度，英商可以与中国商人自由进行贸易；
五、中国抽收进出口货的税率由中英共同议定。
条约签订后，双方在广东继续谈判。1843年7月22日，在香港公布《中英五口通商章程》。10月8日，耆英与璞鼎查在虎门签订《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亦称《虎门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被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在该约中，英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特权，同时还制订了海关税则。
至此，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帝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和法国趁火打劫，于1844年分别强迫清政府订立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两国借以取得了《南京条约》中所规定的五口通商、派驻领事等权，此外还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加强了协议关税权。条约并准许在五口建立教堂、医院等，准许外国兵船到中国沿海各口岸“巡查贸易”。后来，法国还强迫清政府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
上述条约的签订，不但使清帝国蒙受了重大经济损失，而且使清帝国失去了一个主权国家的独立权利。
然而，如同秦国被诸侯联军横扫全境那样，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战败，只是清帝国内忧外患的开始。
发现能够用武力致使清帝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俯首听命的秘密之后，1856年（咸丰六年），英国、法国在俄国和美国的支持下，又联合发动了对清帝国的战争。
1856年春天，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法获胜，得以调出较多的兵力转向清帝国。俄国则因战败，企图用侵略战争弥补损失。美国积极向外扩张，采取与英、法勾结，从中渔利的政策。
1856年10月，英国军舰突然闯入虎门海口，进攻珠江沿岸炮台，接着炮轰广州城，并一度攻入内城。当地军民英勇抵抗。英军因兵力不足，被迫于1857年1月退出珠江内河，等待援军。1857年12月，英法联军五千六百余人在珠海口集结，12月28日炮击广州，并登陆攻城。清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率兵顽强抵御，次日失守。
广州陷落后，四国军队合谋继续北上，以便对清政府造成直接威胁。1858年5月20日，英法军舰炮轰大沽炮台。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与敌鏖战。但谭廷襄等毫无斗志，望风披靡，加以炮台设施陈陋，大沽失陷。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26日，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慌忙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威逼恫吓下，于6月26日、27日分别与英、法订立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又要向英、法两国赔款白银六百万两。同时美国和俄国也获得了与英、法同样的好处。
1859年6月，英、法、美等国又以互换条约地点等事由挑起争端，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企图以武力威慑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清政府以大沽设防，命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登陆，经天津去北京换约，随员不得超过二十人，并不得携带武器。
英、法公使拒绝清廷的安排，坚持以舰队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大沽一带防务，自1858年英、法舰队退走后，清政府即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负责。6月25日，英法联军突然向大沽炮台进攻。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守军英勇抵抗，战斗异常激烈。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身先士卒，先后阵亡。激战结果，英法联军惨遭失败，损失舰艇多艘，死伤四百多人，英舰队司令何伯也受重伤。
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英、法统治阶级内部一片战争喧嚣，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占领京城”。1860年2月，英、法两国政府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一万五千余人，法军约七千人，扩大侵华战争。
1860年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五六月，英军占大连湾，法军占烟台，封锁渤海湾，并以此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和美国公使华若翰也于7月赶到渤海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行动。
清政府在大沽战役获胜后，幻想就此与英、法两国罢兵言和。当英、法军舰逼临大沽海口时，咸丰帝还谕示僧格林沁、恒福不可“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兵连祸结，迄无了期”，“总须以抚局为要”，并派恒福与英、法使者谈判。前敌统帅僧格林沁则以为敌军不善陆战，因而专守大沽，尽弃北塘防务，给敌以可乘之机。
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14日，攻陷塘沽。然后水陆协同，进攻大沽北岸炮台。守台清军在直隶提督乐善指挥下，英勇抗击。但清政府本无抗战决心，咸丰帝命令僧格林沁离营撤退。清军遂逃离大沽，经天津退至通州（今北京通县）。8月21日，大沽失陷。侵略军长驱直入，24日占领天津。清政府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议和。英、法提出，除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以及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清政府予以拒绝，谈判破裂。侵略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
9月18日，英法联军攻陷通州。21日，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展开激战，统帅僧格林沁等率先逃走，致使全军动摇，而遭败绩。次日，咸丰帝带领后妃和一批官员仓皇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令其弟恭亲王奕欣留守北京，负责和议。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俄使伊格纳季耶夫又向英、法提供了北京防卫的情况。10月13日，英法联军攻入安定门，控制北京城。侵略军一路烧杀抢掠，在清廷长期经营的圆明园大肆抢掠珍贵文物和金银珠宝，并将园内建筑付之一炬。
10月24日、25日，奕欣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中英、中法《北京条约》。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一、开天津为商埠；
二、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
三、割让九龙司给英国；
四、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资产。法方还擅自在中文约本上增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五、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八百万两，恤金英国五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
俄国自以“调停”有功，逼迫奕欣于11月14日订立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为进一步掠夺中国西部领土制造条约根据。
1864年，俄国据此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割占巴勒喀什池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帝国再次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同时丧失大量的主权和领土。清帝国的皇帝躲在热河避暑山庄不敢返回都城。并在那里郁郁死去。
13年之后，1875年4岁的光绪皇帝继位。光绪帝接手的是和秦孝公一样岌岌可危的清帝国。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商鞅和康有为虽然先后相差2250年，但却是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来到了秦国和清国的都城，想办法要接近最高统治者，推行自己的变革主张。
二 商鞅和康有为不同的进身之道
公元前361年，大约是在做太子的时候，就清楚地看到了国家的衰落，感受到了一个弱国的屈辱，所以，21岁秦孝公刚刚即位，他就向全国发布了一封慷慨激昂的告全国人民书。身在400公里之外的商鞅，听说了秦孝公告全国人民书，离开魏国前往秦国。
然而，如何才能觐见秦孝公面呈自己的变法主张呢？商鞅采取的办法在正经人看来却不怎么光彩：托关系走后门。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是通过秦孝公宠幸的太监景监的推荐，得以面见秦孝公。
景监为什么要替商鞅引见，史无记载。
景监和商鞅过去有私交？似乎不太可能。
商鞅是通过魏国已故宰相公叔座的关系结识了景监？好像又太远了点。
从《史记·商君列传》记载看，商鞅面见秦孝公并不顺利，景监因此还多次受到秦孝公的斥责。尽管如此，当商鞅再次请求景监为之引见时，景监便又冒着被斥责、被治罪的危险，再次为其引见。
如此看来，两人关系不一般。如果不是曾经有着过硬的私交，那只能是钱的力量了。
康有为的觐见则显得光明正大。不仅如此，整个觐见过程，还显现出其过人的思想和才华。
1895年春天，37岁的康有为再一次进京赶考。在科举考场上已经是屡战屡败的他，在早已过了而立之年的时候，这一次应该有点背水一战的味道。
康有为曾经于1882年和1888年两次参加科举乡试，但两次都名落孙山。1894年36岁的时候，好不容易通过了乡试，因此，这一次的进京赶考，可谓来之不易。
康有为成名之前，其屡考不中被当时的人认为是水平太差。但成名之后其屡考不中则体现的便是科举考试的腐朽了。
就在康有为准备在考场上最后一搏的时候，传来了中日甲午战争战败的消息。清帝国被迫签订“二十一条”：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附近岛屿给日本；赔偿军费白银二万万两；日本可在各通商口岸自由从事制造工业，其税收享受优例豁免；日本一切输入货物之课税享受优例豁免。
清帝国当时的一年财政收入是白银8890万两。而日本要求的赔款竟是其三倍，而且要求第一年就要付清10000万两，其余两年还清。
而更严重的则是，“二十一条”中关于工业制造和输入货物的优惠，这一系列条款的签订，等于是彻底毁灭了清帝国刚刚兴起的民族工业。
中日《马关条约》的“二十一条”内容，引起了清帝国举国震惊，康有为这时候和聚集在京城的数万考生一起，拍案而起，反对签订这个条约。
康有为在《中日和约书后》中写道：“呜呼噫嘻！我们有万里之广阔的土地，有四万万的民众，怎么可以容忍这样的条约呢！”[8]
以我大清帝国国土之辽阔，人民十倍于日本，签订这样的条约，“就如同庞大的大象和壮牛，遇见一只幼虎，还没有见到幼虎张开牙齿撕咬，只听见虎声，就伏在地上任其吞噬，古往今来，四海之内没有这样的事情。”[9]
于是，1895年4月22日，以康有为为首的81名准备参加高考的广东举人上街游行，并向清廷递交了第一封请愿书。很快，参加请愿的举人就发展到一千多人。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运动。
这之后，康有为就一封接一封地上书，光绪帝不理睬他就锲而不舍。
据说他的第三封《上清帝第三书》终于到了光绪帝的手里，并且光绪帝读了他的上书大为感动，但是，光绪帝并没有给康有为的爱国热情一个说法。
这之后，他又锲而不舍地上了四封书，这才为自己争取到了面见光绪帝的机会。
商鞅靠拉关系走后门，没准还有点行贿的嫌疑，这才得以觐见秦孝公。
康有为则是光明正大，靠着自己的才能和顺应时局变化的审时度势，得以觐见光绪帝。
孰优孰劣，不言自明；人心好恶，不用试问。
然而，不同的觐见方式，其表现出来的深层次的差别，恰恰是决定他们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1）商鞅更接近管理层，康有为不过是一腔热血
拉关系走后门的事情，不是谁都能干的，首先你得能拉得上关系，你还得知道后门在哪里。
商鞅从魏国来，能够拉上景监这个关系，说明他在秦国的上层有一定的人脉关系。能够清楚地知道景监深受秦孝公宠幸，能够说得上话，表明商鞅对秦国的管理层比较了解，或者事先作了周密的调查研究。
商鞅本身就是卫国的公子，又在魏国宰相家里呆了多年，因此，他虽未为官，应该说对于管理一个国家并不陌生。其地位与管理层差距不大。
这一先决条件决定了商鞅的变法主张，更能符合实际，更符合异国管理层官场的游戏规则，更具有可操作性。
这一先决条件也决定了，商鞅一旦获得实施变法的权力，也容易更快地进入角色，不至于犯幼稚和天真的错误。
康有为则是清帝国偏远的广东南海县的一介书生，对清帝国的管理层一无所知，更不要说在清廷的高层认识什么人了。康有为要想拉关系走后门，找不着北。
远离统治阶层的核心使得他的上书不免显得幼稚，而空有一腔热血。
比如，中日甲午海战，清帝国其实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明明无可救药地彻底战败了，他却还在慷慨激昂地说：清帝国是“如巨象肥牛”，日本是“乳虎”；
清廷的海军北洋舰队12艘军舰于大东沟海战，半日就被日本击沉4艘，其余8艘均遭重创，他却还说清廷军队不等对方磨牙，便“闻声俯伏，甘听吞噬，岂非天下古今所未见有哉！”
中日甲午战争的大规模冲突发生在1894年9月15日，日本首先在朝鲜发难。
当时驻守平壤的清军共三十五营，一万七千人，进攻平壤的日军有一万六千多人，双方兵力相当。可是战役的结果却是清军在六天里溃败五百里，日军占领朝鲜全境。
两天后的9月17日，中日双方海军又在黄海发生大战。
双方军舰首先于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海面激战。北洋舰队参加战斗军舰为12艘，日本海军投入战斗军舰数不详。
战至下午五时半，清帝国北洋舰队四艘军舰被击沉，一艘逃跑触礁，其余三艘重伤，只有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侥幸轻伤返航。
与此同时，在朝鲜战场得胜的日军开始向清廷本土发起进攻。日军在虎山附近的鸭绿江中流架起浮桥，清军竟未觉察。9月25日晨六时，日军越过浮桥，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进攻并占领虎山。接着日军分兵三路向大连湾进攻。日军到达大连湾时，发现清军早已溃散，不战而得大连湾。日军在大连湾休整十天后，开始向旅顺进逼，11月22日占领旅顺口并血洗全城。
1895年1月20日，威海卫港内尚有北洋海军各种舰艇二十六艘。也就是这一天，日军第二军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荣成龙须岛登陆，1月23日全部登陆完毕。
1月30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2月3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并先后向刘公岛和威海港内北洋舰队发动八次进攻。5日凌晨，旗舰定远中雷搁浅，10日，定远弹药告罄，管带刘步蟾下令将舰炸沉。11日，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自杀身亡。威海卫港内舰只、刘公岛炮台及岛上所有军械物资，悉数交给日军。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至此，中日甲午战争以清帝国的彻底战败，割地赔款而告结束。
不管是何种原因，清帝国的军队打不过日本和西方列强，这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康有为就和当时清廷中许多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王公大臣一样，一说开战，无不慷慨激昂，豪气万丈；一旦战败，转过头来指责将士贪生怕死，调度无方。全然不管开战前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也不顾及战败后的善后工作。
总之，他们永远处在义正词严，指责他人的正确立场上。
武汉大学近代史研究专家李剑农教授，就曾这样评价康有为，“他发出来的思想，总免不了玄杳空洞；初闻其议论的人，觉得很新颖，但实际却终不能脱去旧圈套。”
这就是接近并知道管理层运作规律的商鞅，和只知道写文章喊口号的康有为的重要差别之一。
（2）商鞅有成熟的想法，康有为不过是头脑发热
商鞅是带着完整的变法主张来到秦国的。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商鞅推出变法之迅速，所制定的秦律之完备可以得到印证。
商鞅于秦孝公元年自魏国来到秦国，如果考虑到秦孝公的告全国人民书传到魏国需要一定时日，商鞅得到信息，决定赴秦，打点行装上路，跋涉400公里也需要一定的时日，而到了秦国走通关系同样需要一定时日。
所以，《史记·秦本纪》的记载是：“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直到秦孝公三年，商鞅才说通了秦孝公在秦国实行变法。这之后秦孝公还召开会议讨论此事。
可是，一旦决定下来，商鞅马上就拿出了一套完整的变法方案，其中包括严密完备的刑法和大民法。这样的工作，如此众多的法律的立法，如果是今天，没有十年的时间根本不可能完成。
由此可见，商鞅是有备而来。
正因为商鞅为此花费了十几年的心血，所以，要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付诸实施的决心，也就异常坚定。身为卫国公子的商鞅，不惜屈尊就驾，去巴结贿赂一个太监。
康有为则相反。他来清帝国都城京师是来赶考求功名的，拍案而起不过是因为一时的时局刺激。其并没有调查研究，深思熟虑，完成一套切实可行的济世方案。虽然他不断给光绪帝上书，表现在行为和内容上，为热血沸腾，理想主义，文人雅士的脱离实际。
比如，他在给光绪帝的《上清帝第二书》中，就清帝国战败，不得不割让台湾一事，这样写道：
“窃以为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心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慰，在此一举。”
说得有没有道理？听起来很有道理。
可是你不同意割让怎么办？台湾已经被人占了，打又打不过，要又要不回来。清廷也知道失民心事大，这样下去就要亡国，可是怎么办呀？
派海军把台湾夺回来？海军都全军覆没了。
派陆军去坐着舢板横渡台湾海峡？这不是去找死吗！
弱国无外交。没有实力，割让也罢，不割让也罢，于事无补。
当然了，康有为也不是没有开出解决问题的方子，可是细分析这些方子，便觉更加幼稚可笑。
康有为在给光绪帝的这封上书中，给皇帝开出的处方是立刻下三道诏书：
第一道诏书是“罪己诏”。
也就是要光绪帝做自我批评，为战败承担责任。
康有为在他的上书中，天真地描述了这个罪己诏的奇特效果：“忠臣义士读之而流涕愤发，骄将儒卒读之而感愧忸怩，士气耸动，慷慨效死。”
只要光绪帝一道罪己诏，立刻这个病入膏肓的清帝国就能奋发图强，焕然一新。忠臣义士那就别说了，更加努力工作；连那些骄横不法，贪生怕死的将军和士兵，立刻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不好意思，从此士气大振，人人无畏生死，英勇杀敌。
如此说来，一道罪己诏真是济世强国的灵丹妙药了。真能如此灵验，哪里还会有王朝灭亡的悲剧发生？哪里还会有明朝灭亡大清入主中原的事情发生？
第二道诏书是“明罚诏”。
康有为要光绪帝赏罚严明，对那些误国殃民之人要严惩不贷。
猛一听来这一条似乎也很有理，只有赏罚分明，才能上下齐心，富国强兵。可是，中国有一条天理，法不责众。现在国家屡次战败，赏就不说了，就论这罚，怕是每个人都有该罚的罪过。
主战的不问实际情况，一味主战，招致国家战败，国库空虚，生灵涂炭，还有数不清的割地赔款，该不该罚？该罚。
主和的该不该罚？也该罚。大敌当前，一味退让，战事未开，先输了自家锐气，不该罚吗？
康有为开出的该罚罪臣还要多：
“辅佐不职”。国家都成这样了，那个臣子敢说自己尽到职责了？要罚。
“养成溃痈”。有问题你不及时解决，造成贪污腐败，一级追一级，怕是一直可以追到光绪帝。都要罚。
“主和辱国”。只要是主和的都该处罚；“战阵不利”。主战的你打输了也该罚。就这两条，满朝文武没有一个逃得脱。
“闻风逃溃”、“克扣军饷”、“丧师失地”、“擅许割地”、“辱国通款”、“守御无备”等等当然都该罚。
如果按照康有为的这个处罚清单，怕是所有的清廷大臣，上至慈禧太后，下到王公大臣，外括将军士兵，无一人不在该处罚之列。只有康有为这样的什么都不干的书生反倒是因为慷慨激昂的一心爱国，应该奖赏。
此诏一下，怕是不等光绪帝处罚众臣，清帝国的江山先就要起了内乱。
第三道诏书是“求才诏”。
康有为要光绪帝不拘一格，提拔人才。他也描绘了此诏一出的奇特效果：“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比咸致死力，以报皇上。”
康有为的意思是说，只要皇上破格提拔人才，这些人才已经为国耻而激奋，现在又受到皇上知遇提拔的恩情，必然不顾生死，为国家出力。
真的有这么灵验吗？当然不可能。
康有为满怀中国大多数文人的梦想，希望自己能像战国时的管仲、汉初的韩信，三国的诸葛亮，被慧眼知人的君主一下子简拔到万人之上，由于他的奇才，顿时国家大治，自己也耀祖光宗。
然而，什么是济世强国的人才？康有为当然认为自己就是，光绪帝也这么认为，其结果怎么样？
后来光绪帝照此提拔起来的人才，不是淹没在庞大的官吏体系中，就是被这个体系所不容。他们的治国主张，既不切合实际，也流于皮毛于事无补，最终毫无例外地以失败告终。
令人发笑的是，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在知识分子一片亡国的惊呼中，康有为竟然提出了一个移民巴西的主张。他称之为“开巴西以存吾种”。
他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这样描绘自己的主张：
“中国人太多了。美洲和澳洲又不让我们中国人去，再说他们也快遭受战乱了。我考察环宇大地，可以安置我大清国民的地方，只有巴西。其经纬度与我们相近，地域广阔，还有亚马逊河贯穿流过，土地肥沃，人口只有八百万，如果把我们的民众迁居那里，可以成为一个新中国。”[10]
康有为大概是觉得，我大清乃天地之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们想上哪儿就能上哪儿。
不过据说，康有为还真为自己的这个高明主张，去找过负责外交事务的李鸿章。李鸿章大约也是觉得这个想法天真得可笑，可是又别得罪了这个动不动就给皇上写信的人，于是也就一本正经地拿官场上的话搪塞他，说这事得跟巴西公使商量。巴西公使现在巴西国内，等他来了一定研究。
事情的结果当然是石沉大海，除了康有为自己，没有人把这事当真。
纵观康有为的上述救世药方和商鞅变法的方案，其差别很值得玩味。
商鞅是十几年潜心研究，怀揣一整套变革方案一心要把它付诸实施。
而康有为是想起一出是一出。什么问题他都能振振有词地拿出一套解决办法来。
康有为的救世良方其实和几千年来的文人对时政的建议没什么两样。无非就是君主礼贤下士，以身作则，赏罚分明，简拔人才。陈词滥调而已。不过，由于康有为在其文章中每提出一个建议，立刻就有一番效果的描述，读者无暇分辨真伪，一时便被其鼓动。以至于康有为的这些良方虽然没有到达光绪帝的手里，却在清帝国的京师引起了很大的追捧，一时间洛阳纸贵，“索稿传天下，人人墨争磨”。
康有为在清帝国的京师内外，名声大振。
而商鞅的那一套细致实用的变法方案，和与之配套的一整套的法律，却没有多少文采可供传阅，也没有描述美好的效果可以给人振奋，所以，不会有人传阅，也不会像英雄一样受到世人的拥戴。
这就是花言巧语和埋头实干，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不管怎么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商鞅和康有为终于如愿以偿地见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事业靠山了。商鞅见到了秦孝公，光绪帝召见了康有为。这个时候，谁是真靠山，谁是假主宰，便要见到分晓了。
三 秦孝公反复切磋，光绪帝一头雾水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见到秦孝公之后，经过了四次谈话，这才赢得了秦孝公的信任：
第一次秦孝公召见商鞅，商鞅向秦孝公阐述自己的治国之道，可是却发现秦孝公一边听一边打瞌睡，一点也听不进去。
事后秦孝公斥责迁怒景监道：“你的客人是个大言狂妄的家伙，这种人怎么能任用呢！”
景监于是就用秦孝公的话责备商鞅。商鞅说：“我用尧、舜治国的方法劝说大王，他的心志不能领会。”
过了几天，景监又请求秦孝公召见商鞅。商鞅再见秦孝公时，换了一种方式又把自己的治国之道鼓吹了一通，可是还是没能打动秦孝公。
事后秦孝公又责备景监，景监也责备商鞅。商鞅说：“我用禹、汤、文、武的治国方法劝说大王而他听不进去。请求他再召见我一次。”
商鞅第三次见到秦孝公，这一次，秦孝公对他友好一些，可是却仍然没有任用他的意思。
会见结束后，秦孝公对景监说：“你的客人不错，我可以和他谈谈了。”
景监把秦孝公的话告诉商鞅，商鞅说：“我用春秋五霸的治国方法去说服大王，看他的心思是准备采纳了。果真再召见我一次，我就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于是商鞅第四次见到秦孝公，这一次，秦孝公跟他谈得非常投机，不知不觉地在垫席上向前移动膝盖，谈了好几天都不觉得厌倦。
景监好奇地问商鞅：“这一次你是用什么主张打动了大王？”
商鞅回答说：“我劝大王采用帝王治国的办法，建立夏、商、周那样的盛世，可是大王说：‘时间太长了，我不能等，何况贤明的国君，谁不希望自己在位的时候名扬天下，怎么能叫我闷闷不乐地等上几十年、几百年才成就帝王大业呢？’所以，我用富国强兵的办法劝说他，他才特别高兴。然而，这样也就不能与殷、周的德行相媲美了。”[11]
上述这段记载，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启发呢？
（1）商鞅四说秦孝公，成大事必先磨合
做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情，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计划就一定符合实际，一定天衣无缝没有漏洞，因此，磨合是十分必要的。
既然是磨合，必然来自两个方面：商鞅和秦孝公。
商鞅在磨合中不断完善自己的方案，在磨合中与秦孝公达成共识。只有这样，事情才有成功的可能。
在与秦孝公的四次会见中，商鞅不断试探秦孝公的真实想法，并不断调整自己的变法方案，最终双方趋向一致。
商鞅第一次见到秦孝公，满腔热血，恨不能把自己的全部主张，所有创新都抓紧机会一下子全都向秦孝公倾倒出来。可是没想到秦孝公昏昏欲睡。
商鞅都对秦孝公说了什么？真的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用尧、舜治国的方法劝说大王，而大王心志不能领会”吗？显然不是。
如果商鞅对秦孝公说的是尧、舜的治国之道，秦孝公就不会斥责他为“大言狂妄”之人了，因为尧、舜的治国之道几千年来天经地义。
所以，商鞅对景监所说的，“我用尧、舜治国的方法劝说大王，大王的心志不能领会，”不过是一种搪塞之词。既冠冕堂皇，又不至于吓着景监再不敢为他引荐。
从秦孝公的气愤和斥责之词可以看出，初见秦孝公的商鞅，一定是不加修饰地把自己的变法主张，一股脑地端给了秦孝公。比如，废除贵族的权力，改分封为郡县，废井田而实行土地私有，凭战功奴隶也能封侯等等。这些主张在当时都是大逆不道的行径，以至于秦孝公闻所未闻，大惊失色，不觉将之列入离经叛道的“大言狂妄”之列。
商鞅的第一次觐见失败了。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战国时期有许多说客，就是带着这种思想周游列国，推销自己的主张，以求荣华富贵。他们的做法是，自己的主张不变，寻找愿意的买家。这样的结果是，有很多很有思想的先贤，由于自己的主张脱离实际，不免四处碰壁，不能发挥济世救民的作用，郁郁老死。
过分的自信是一种无知。没有人能够天生正确。只有在与人交往中不断汲取营养，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自己的主张，才能在实际操作中立于不败。
商鞅就是这样做的。
也许是从秦孝公虽然已经昏昏欲睡，但还是强忍着听完了陈述的状态中，商鞅看到了这个君王不同一般之处；也许是通过这次失败，商鞅也看到了自己方案中的不足；也许是认识到自己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变革方案，不能竹筒倒豆子，需要做一些软化随俗的包装。
大约是在修正了自己的陈述方案之后，商鞅再一次请求景监为他引荐秦孝公，这一次，情况便发生了改变。
由于商鞅给自己的惊世骇俗的变法内容做了一些包装，也由于秦孝公对商鞅的主张有了心理准备，二次召见，秦孝公心里已经没有了震惊和抵触。
等到第三次见面时，应该说秦孝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商鞅的变法思想，所以他对景监说：“汝客善，可与语矣。”你推荐的这个人不错，我要跟他好好谈谈。
第四次接见，情况就彻底改观了。秦孝公跟商鞅谈得非常投机，不知不觉地在垫席上向前移动膝盖，一连好几天都不觉得厌倦。
能够达到这样的谈话效果，应该说首先是商鞅调整了自己。他不是把自己的变法方案空中楼阁一样的呈现给秦孝公。而是通过四次谈话，逐渐洞悉了秦孝公的想法，抓住了秦孝公急于富国强兵的意愿，把变法方案和富国强兵联系起来，这才取得了现在的融洽效果。
这不仅仅是商鞅谈话艺术的改变，也不仅仅是为激进的变法方案做了软化随俗的包装。商鞅说，“我用富国强兵的办法劝说大王，大王才特别高兴”这句话也许道出了问题的关键。从后来商鞅实施变法时，首先推出哪一项变革，什么事情可以靠后，完全取决于富国强兵这个最终目标可以看出，商鞅是实实在在接受了秦孝公的想法，根据秦国的实际情况，修改了自己的变法方案。
比如，首先推出奖励耕战的举措。耕，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经济实力；战，鼓励百姓为国家作战，提高军队战斗力。
而对于政府的改组、地方行政机构的调整、税收的改革、贵族权力的剥夺等，由于与富国强兵关系不是十分直接，则推后执行。
在四次会见中，商鞅调整了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理论，和秦国的实际相结合了。
人无完人，变革的方案也不会一下子就完美无缺。探讨、磨合、吸收对方的意见，修正自己的想法，这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只有双方不断地做着修正、妥协、弥补、完善的工作，才会在实际的操作中减少失误，伟大的变革才有可能成功。
有人因为商鞅对景监说，他四次觐见秦孝公，四次分别用尧舜之道、文武之道、五霸之道来游说秦孝公，因此而批评商鞅是一个投机分子。说他投秦孝公之所好，自己并没有一定的信仰，不管哪家学说，只要能骗取秦孝公的信任，获取荣华富贵，便拿来做敲门砖。
包括司马迁都在《史记·商君列传》中，也用“太史公曰”如此批评商鞅：
“考察他当初用帝王之道游说孝公，凭借的是虚饰浮说，并不是他自身的学说实质。”[12]
这其实是误会，是过分拘泥于文字表面，而忽略了事情的实质。
一个人不可能怀揣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和社会主义等各种变法之道而看人下菜碟。一个人的世界观一旦形成，决定了他只能顺着这个世界观的引领往前走。能够拯救秦国的，也绝不会是已经过时的尧、舜，文、武的治国之道，只能是商鞅从小钻研的“刑名之学”，走变法革新之路。因此，商鞅对景监所说的话，只不过是一种人与人交流的技巧而已。
变法大事跟一个太监一两句话说得清吗？既然说不清何必多费口舌。即使说得清，以商鞅那些在当时是离经叛道的想法，没准就把景监吓住了，从此断了觐见秦孝公的门路。因此，拿尧、舜，文、武作为解释，既讲得通，也能让景监放心。
商鞅四说秦孝公，秦孝公也在不断磨合中改变自己。
从秦孝公四次召见商鞅前后态度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秦孝公虽然只有23岁，但是心里还是有准心的。然而，他又并不顽固，是一个能够、愿意接受新思想的君主。
商鞅第一次觐见，出来之后秦孝公大骂商鞅是一个“大言狂妄”之人，并为此严厉斥责了推荐者景监。然而，他却又强忍着心里的反感，听完了商鞅的陈述。
为什么大骂商鞅？
说明秦孝公对治理国家有自己的一定之规，而商鞅所说的变法与之相去太远。
为什么昏昏欲睡而不立刻制止商鞅的陈述？
说明秦孝公为了变法图强，能够容忍自己反对的东西，能够忍受自己反感的人。
上述两点，作为君王，实在是难能可贵。
更难能可贵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商鞅又第二次求见，景监又来禀报。
景监前次为推荐商鞅而受到秦孝公的责骂，这次却又答应为商鞅引荐，难道不怕雷霆震怒吗？
奇怪，景监不怕。
更奇怪的是，秦孝公没有雷霆震怒，而且竟然没有拒绝，同意二次接见商鞅。
秦孝公不是骂商鞅是“大言狂妄”之人吗？不是已经下了结论不用这样的人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同意二次接见商鞅？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
秦孝公怒不可遏地对景监骂过商鞅之后，回到后宫静下心来一想，便也觉得，虽然这是个“大言狂妄”之人，但是，他所说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的变革方案，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而在秦国众多提出强国之策的人中，老生常谈的居多，流于表面的居多，直到今日，还没有一个新颖，并听起来切实可行，并可能行之有效的方案出现。而这个“大言狂妄”的商鞅，起码他的方案新颖独特。
抱着这样的想法，秦孝公决定二见商鞅。
一个善于内省的君王，太难得了。
一个能够不断调整自己的最高领导者，是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
通过三次的交谈，秦孝公把自己富国强兵的变革目标明确地传达给了商鞅。商鞅领会了这个意图之后，把自己调整过的变革方案陈述给了秦孝公，于是，谈话便进入了融洽的实质性阶段。一连几日，从早到晚，二人谋划秦国变革大事，不知疲倦。秦孝公数次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席垫移近商鞅。
秦孝公最终接受了商鞅这个闻所未闻，离经叛道的变革方案。在很短的时间里，秦孝公完成了自己思想上的飞跃。
与商鞅和秦孝公四次磨合不同的是康有为和光绪帝。
首先是光绪帝自己缺少准心，对康有为的学说全盘接受。而康有为的主张许多不过是图有华美的辞藻，而少有新鲜独到的措施，且很多是理想主义，一厢情愿，光绪帝却不能辨别，照搬执行。
整个戊戌变法的自始至终，康有为只见过光绪帝一面，相谈不过半日。而此时，光绪帝的280多项变革措施中的许多政令已经发布。所谓其势已成，覆水难收。
（2）没有磨合，光绪帝操国事如儿戏
光绪帝决议变革的时候24岁，年纪与秦孝公相仿。
1895年4月22日，由康有为发起，一千多名举人签名的公车上书，其文书其实并没有到达光绪帝的手中。
清帝国法律，举人没有直接上书皇上的权力，其书言必须由都察院抄录誊写之后转呈。
当都察院的官吏们看到康有为的这封上书后，被其对国家政治的抨击所惊骇，根本不敢转呈皇上。康有为们的上书，就这样被都察院的官吏们压了下来。
好在参与上书的都是文化人，又都在京城等待考试，大部分人自知功名无望，也或有热血之士，所以很快，康有为的上书以编译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开来。举子们读了康有为的上书，热血沸腾。得知上书送进都察院便石沉大海，举子们便蜂拥而至都察院。有人传言说，不肯将上书报呈皇上的是军机大臣孙毓汶，于是，举子们就扬言要抬着棺材去孙毓汶家示威，吓得孙毓汶赶紧告病，不久干脆辞职以避众怒。
由此可见，戊戌变法的发端，竟是这样不冷静的开始。
上书多日不见皇上回音，康有为决定再次上书。他一口气写下了一万八千字的《上清帝第二书》，并打算联络所有在京的举子，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愿。
终于，康有为的请愿，通过光绪帝身边的侍读学士文廷式，传达到了光绪帝的耳朵里。光绪帝斥责了都察院堵塞言路，并责令军机大臣查问此事。
这之后，不仅康有为的上书通过各种渠道到达光绪帝手里，清帝国官吏们的上书也纷至沓来。变革似乎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变革契合了光绪帝内心深处的两种需求：一是不做亡国之君；二是不做慈禧太后的儿皇帝。
然而，处在光绪帝那样一个历史大变革的时代，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变革，而是用什么办法变革？变革什么？怎么操作才能成功！
在这样纷繁复杂的事态中，便显出光绪帝不如秦孝公。其最大不如就是自己没有准心，因而被纷繁的上书谏言所蛊惑。随性胡为，操国事如儿戏。
清帝国关于变革的呼声，有史可查的可以上溯到30前的1865年，而且是始于洋人。当时任清帝国海关税务总长的英国人赫德，就曾经上书清帝国总理衙门，他以一篇《局外旁观论》的上书，力陈清帝国的问题，提出了变革措施。
他在文章中总结清帝国衰落的原因是：
国家“政治的腐败”；
官场“尽职者少，营私者多”，“执法者唯利是图，理财者自便身家”；
军队“老弱愚蠢，充数一成而已。文武各行其是，弃实而务虚”；
官吏“书籍非不熟读，诗文非不精通”，然而一遇实际问题，“问之则不能答，安能剔弊厘奸”。
赫德给清帝国开出的救世良方是：
学习西方之长。“水路舟车，工织器具，寄信电机，银钱样式，军火兵法”等；整顿财政，鼓励洋商与华商合资办企业；加强外交，向各国派驻使节等。
赫德之后，还有英国驻华公使阿利克等，都有类似的言论。
这一时期的变革措施，有1865年创立的江南制造局而兴起的洋务运动，这其实已经开始尝试，将变革的言论转化成变革的行动了。
然而，光绪帝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心目中所形成的变革，完全受康有为文章的左右。
康有为建议光绪帝成立一个“制度局”，制度局只受光绪帝一人领导，向全国派出分支机构，这样可以排除现有官吏体系的阻碍，有利于推行新政。
光绪帝照准，让军机处拿出具体实施办法。
此言一出，立刻上下惊恐，朝野哗然。众人惊呼，“此局一开，百官皆废”。有德高望重的军机大学士等，就扬言如此一来，请辞回家。
军机处一看这架势，也就知道此举难以实行，拖了很久之后，光绪帝查问，便干脆回答没有办法实行。
制度局没有建立起来，康有为已被各级官吏恨之入骨，光绪帝的变革也顿失人心。
建制度局不成，康有为又给光绪帝上书，让光绪帝变衣服以易人心。
“守旧者固结甚深，非易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风俗，新政亦不能行。”
康有为甚至还提出，将清帝国与英、美、日组成联邦国家，这样一来，腐朽的清帝国就能自然而然地变革维新了，其他列强也就不敢再欺辱我们了。
“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和英国为合邦，四国共选出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门管理四国的军队、政府、税收，以及一切外交等事，另外训练军队若干营，以抵御外侮入侵。凡有外事，四国共同讨论出力。如此一来，则俄国人不敢寻衅，德国、法国失去同盟，势必解散。”[13]
如此变革主张，只能用幼稚可笑来形容了。
据说康有为曾经与兵部尚书兼直隶总督荣禄有一段对话。
荣禄问：“以子之槃槃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
康有为回答道：“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
荣禄：“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
康有为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上述对话出自苏继祖的《清廷戊戌朝变记》，其真实性难以考证。不过以当时光绪帝和康有为的言行，似乎把变法维新真就想得如此简单了。好像只要有权力，只要敢想，只要有热血，只要能杀反对变革的人，变法图强便指日可待。
所以，光绪帝在没有见到康有为的情况下，在没有和众臣反复讨论的情况下，就轻率地于1898年6月11日，向全国发布了《明定国是诏》，公开宣布开始变法。
在其后的103天时间里，光绪帝一共发布了280多项变革诏令，平均每天三条。变革范围涉及经济、军事、文教、政治体制各个方面。其中经济变革70多项，文教变革80多项，军事变革20多项，政治变革最多，有90多项。
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发布如此多的政令，没有各部门的讨论，没有朝臣的集体会商，如此变革，只能用两个字来评价：草率。
四 秦孝公真靠山，光绪帝不过儿皇帝
康有为找错了靠山。
光绪帝根本没有掌握着清帝国的实权，他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得到真正的权力所有者慈禧太后的同意。这就使得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实施起来困难重重，失败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这也使得这场本出于公心的变法维新，一不小心就演变成一场血腥的权力斗争，变成维新与守旧两大势力的生死搏杀。
（1）真靠山必须掌实权，光绪帝想见康有为而不能
由于康有为与商鞅不同的出身来历和不同的进身途径，使得康有为远离清帝国的统治，完全不了解高层的变化。
他一心指望的光绪帝，其实完全是慈禧太后手中的玩偶，是儿皇帝。
就在康有为满怀希望不断给光绪帝上书期间，他心目中的大清帝国的皇帝，每天都得不远数十里，从紫禁城跑到颐和园，然后跪在殿外等着慈禧太后的召见，好给这位帝国的真正掌握者请安。如果今天慈禧太后心情不好，或是要给光绪帝一点颜色看看，召见的圣命就会总也不下来，光绪帝就得一直跪在那里，忍受着出出进进，表面恭顺，内心轻蔑的太监们的冷眼。
有一件事情可见光绪帝的可怜。
光绪帝读了康有为的文章，想见康有为，可是无人指使，无奈只好派自己的老师翁同龢去找康有为。
翁同龢当时是清帝国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其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大臣。
翁同龢见到了康有为，说定了召见之事。
为了保险起见，使整个召见过程合乎律制，不使慈禧太后起疑心，翁同龢又让人上了一道奏折，《请召对康有为片》。奏折中说康有为“学问淹长，才气豪迈，熟谙西法，具有肝胆”，请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垂问国事”，并请授予康有为官衔。
一切安排妥当，按说是天衣无缝，顺理成章。可是，吏部尚书许应骙就敢以“本朝法律，非四品以上之官，皇上不能召见”为理由，不给安排。[14]
怎么办？
四品以下官员皇上不能亲自召见，那就给康有为一个四品以上的官职不就行了吗？可是光绪帝不敢。
已经说出去了，康有为在那里满心欢喜地等着呢。
不只是康有为，还有梁启超等一干公车上书的举子们，终于盼来了皇上的回音，都在摩拳擦掌地等着为国家的变革大干一场呢！都等着像传说中的管仲、韩信那样，一下被皇上简拔，顿时权倾朝野，耀祖光宗呢！
不能说不见就不见了。
万般无奈，光绪帝只好按照许应骙说的祖制，让大臣召见康有为。
满心欢喜，意气风发的康有为来到紫禁城西花厅，见到的不是朝思暮想，求贤若渴的光绪帝，而是五个面若冰霜，威严冷漠的帝国大臣：北洋大臣李鸿章、兵部尚书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还有就是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翁同龢。
康有为满心失望。原来预想的是在一片求贤若渴的气氛中，向光绪帝进言的满腹高论，现在变成了一片肃杀中的舌战群儒。
结果可想而知，翁同龢向光绪帝禀报，只是加深了光绪帝对康有为才华的欣赏。而李鸿章却向慈禧太后禀报，“市井讼师之流，不足畏也”。意思是说，康有为不过是类似于混迹于市井，替人打官司的讼师而已，翻不起大浪。这也算是一句好话，起码可以帮助康有为保住性命。这也许是一句真话，像康有为这样不切合实际的书生，难成大事。但是，变革前不能缺少的沟通磨合，却难以实现了。
这之后，虽然在慈禧太后的恩准下，光绪帝得以按照康有为的主张变法维新，但是，其真实的情况却是，虽然光绪帝一口气发布了280多道变革诏令，却很少有能落实执行的。
比如最简单的允许“官民论政”的言论变革，竟也得不到执行。
《大清律例》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妖言惑众要杀头。
现在光绪帝允许官民上书，议论国家大事。按说这条变革新政也不损害谁的饭碗，应该是阻力最小，最容易推行的。何况已经有公车上书的事在先。
然而，诏令发出，几天之内都察院一下收到700多封建议书，结果都察院认为这些建议书内容偏激，有些甚至大逆不道，于是一概压下，不往上报。光绪帝知道这件事之后，一下子查撤了一批官员。其结果不是变革的政令立刻得到执行，而是更多的人反对变革。更多的丢了饭碗，或担心将要丢饭碗的人，跑到真正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那里哭诉。结果是慈禧太后一句让人毛骨悚然的话，“让他闹去，到时候我自有办法”，这才平息了事端。
没有一个有着绝对权力的人作为变革的靠山，任何变革都会无一例外地演变成争夺权力的血腥屠杀。
变革者苦于变革的措施无法推行，因而必须夺取权力。
掌握权力的人担心现有的权力被夺取，便会以更加严酷的手段保护权力，打击试图夺取权力的变革者。
如此一来，血腥的屠杀便难以避免。
光绪帝的变革是在权力者慈禧的同意下展开的。既然江山是慈禧的江山，通过变革能够使国家强大，免受外辱，钱花得更痛快，在洋人面前更有面子，何乐而不为？
因此，不能说慈禧从一开始就准备收拾康有为和变革者。
据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关于清帝国的变革维新问题，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曾经有过交流。
康有为通过各种渠道送给光绪帝关于政体变革的奏折和书籍，光绪帝都无一例外地送给慈禧过目。慈禧不但认真读了这些文字，也对改变国家的命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命总署大臣详细研究补救的策略，变法的内容也是经过慈禧太后同意的。[15]
然而，随着变法维新的推进，权力变成为争夺的焦点了。
光绪帝没有治国经验，加之四岁继位从来没有获得过干事的权力。现在喜逢天恩，好不容易慈禧太后恩准变法，潜意识中是否有担心，哪天慈禧太后又改变想法，收回权力，于是，就恨不得一下子改变所有自认为应当改变的东西。政令便有些过急、过激。
而利益受到损失的部门、官员，便起来自卫，自卫的方法就是拖着不办。
为了推动变革，也为了给那些拖延、抵抗的部门和官吏一点颜色，于是光绪帝下令撤销中央六个部门：詹事司、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并逐退李鸿章，罢免一批消极抵抗的官吏。
光绪帝裁撤部门，罢免官员，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这就是在向慈禧的权力发起进攻了。
光绪帝能随意任免官员，整个国家官僚体系就会倒向光绪帝一边，很快，国家的权力就会被光绪帝掌握。慈禧不能坐视不管。
于是，慈禧发布了三条指令：一，皇上任命二品以上官员必须由她批准。抓住高官。二，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抓紧兵权。三，罢免翁同龢所有官职。剪除光绪帝在帝国重臣中的党羽。
如此一来，光绪帝顿时失去了左膀右臂，连个跑腿送信的人也没有了。
这个时候，权力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没有实权，变革根本无法进行。
于是，康有为建议设立政府以外的另一套管理体系：制度局。中央设制度局，下设12个分局，以此来取代现有的帝国官僚体系。
然而，这个建议很快在大臣和官吏的抵制下流产。
现在的光绪帝，其窘迫难以言表。身边既无耳目，也没有具体办事之人。现有的官吏不是消极抵抗，就是看慈禧太后的脸色行事。
于是，光绪帝决定针锋相对。
二品以上的官员我任命不了，我就任命二品以下的。光绪帝一下子任命了四位年纪只有二十多岁的军机京章，用他们来上下行走，既充当耳目，也具体办事。
由于清廷法律，二品以下官员不能上殿，光绪帝又找来几个心腹太监，作为他和四个军机京章之间的联络人。
至此，权力的争夺已经明朗化了。四个小官来往穿梭，发布皇上的旨意，而满朝重臣却只能听命和执行。如果任其下去，再任命40个小官发放到全国行走，现有的权力体系岂不成了摆设。如果再有几个封疆大吏站出来支持光绪帝，帝国的权力，岂不就在不知不觉中彻底转移了吗？
于是，满朝文武便络绎不绝地跑到颐和园向慈禧哭诉。慈禧也感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京师的街头巷尾也传出了种种议论：六部九卿很快就要全部撤销，康党就要执掌大权，衣服要穿洋人的式样，等等。
1898年9月6日，当光绪帝照例去颐和园给慈禧太后请安的时候，两人终于爆发了正面冲突。而冲突的形式却很独特：慈禧痛骂光绪帝。光绪帝不是像通常一样吓得战战兢兢，而是哭谏不止。
一个痛骂，一个虽然痛哭，但是却不肯退让，而是哭谏要慈禧改变主意，允许他继续这样干下去。
当然慈禧不会允许光绪帝再这么干下去。哭谏也没有效果。康有为感到，不除掉慈禧太后，变法维新无法继续，半途而废的结果当然是受损的利益集团的疯狂报复。
“要尊君权，非去太后不可”。“此时若有人带兵八千人，即可围颐和园，逼胁太后。”
这个时候，康有为想起了兵权。于是，他使人给光绪帝上了一封密折《密保统兵大员折》。在这封奏折中，康有为赞扬袁世凯和他的新军，建议光绪帝召见袁世凯并破格提拔。
光绪帝立刻明白了康有为的用意，于是当天批复，诏谕袁世凯，即刻来京觐见。
然而，毫无政治经验和为人城府的光绪帝，此举正如自己给自己掘墓。在维新与守旧，皇帝与太后剑拔弩张的时候，突然召见外省的掌兵大员，即使没有武力夺权之意，也难免瓜田李下。而真正军权在握的慈禧岂能坐而待毙。
袁世凯的进京，促成了慈禧用武力解决变法维新的决心。
1898年9月13日，慈禧让直隶总督荣禄向北京调兵。同时，朝中的重臣开始往来于颐和园与京师。
光绪帝也得知荣禄调兵进京的消息，知道刀兵相见不可避免，于是派四京章之一的杨锐传出密旨，要康有为等人“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企望之至。”
就是要康有为等人赶紧想办法救命，不然就完了。
康有为接到光绪帝的密诏，立刻让四京章之一的谭嗣同去找袁世凯，让他带兵围颐和园，杀荣禄和慈禧。
刚才还沉浸在皇上召见，升官发财喜悦中的袁世凯，突然听到兵变杀人的指令，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于是他赶紧借口军中无弹药，要回天津准备，借此逃离了北京。
康有为很快便得到“袁不能举兵”的消息，不等他回过神来，京师满城已经都是荣禄调来的甘军。
与此同时，慈禧太后也突然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
翰林院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这样记载了1898年9月20日发生的事情：
“农历八月初四，皇上到颐和园请安，太后已由西直门入城。皇上急忙驾车返回。太后径直进入皇上的寝宫，把皇上宫内的奏章印玺一并收缴。把皇上召来怒斥道：‘我抚养你20多年，你竟然听信小人之言要谋害我！’皇上战栗不说话，良久嗫嗫道：‘我无此意。’太后啐之道：‘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哪能还有你！’于是传下懿旨：皇上生病不能理政，太后临朝训政。凡是皇上推行的一切变革措施，一律废止。”[16]
9月22日，御史杨崇伊从天津带来了袁世凯的密报：康有为等人计划围颐和园刺杀太后。于是。慈禧太后囚禁光绪帝，下令捉拿康有为和变革党。
9月28日，四京章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以及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在京师菜市口被斩首。另有几十位赞成变革的大臣被革职发配。
轰轰烈烈的变革维新，以变法图强的口号开始，以权力争夺的杀人结束。
拥有绝对的权力作为靠山，是变法成功的基础。
（2）靠山不仅要有绝对权力，还要足够牢固
并不是拥有了绝对的权力，就是一个好的变革维新靠山。
比如公元805年的唐顺宗，他有绝对的权力，也百分之百地支持变革。然而天命不给阳寿。唐顺宗在位6个月就去世了，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160天的变革，也就此失败。
唐顺宗的时代在唐朝的中晚期。这个时候，唐朝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二百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弊端，开始在社会各阶层发酵。突出表现就是宦官当政，藩镇割据，腐败猖獗，国库空虚。
早在唐顺宗李诵做太子期间，在他的身边就积聚了一群知识分子，他们不满于官吏的腐败，痛恨于太监欺上瞒下，忧虑各地藩镇的胡作非为，都有强烈的变革愿望。
在这群人当中，最得李诵信任的是“二王八司马变革”中的“二王”——王叔文、王伾。
他们两人，一个是李诵的书法老师，一个是围棋老师，从小侍奉在李诵身边，因此深受李诵的信任。这也为后来二王的变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唐顺宗李诵的变革班子中，还有一些非常著名的人物，比如思想和文采在当时与后代都是绝顶一流的刘禹锡和柳宗元。他们两人和韦执谊、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八人合称“八司马”，由于变革失败被贬异地，担任官职极低的司马而得名。
公元805年正月26日，45岁的李诵即位为唐顺宗。二王和八司马都被委以高官。等待了几十年的变革机会终于来了。于是，他们马上着手进行变革。把酝酿了几十年的变革计划，付诸实际。
然而，从一开始这个仿佛十全十美的变革组合，就被蒙上了一层阴影：唐顺宗李诵身体不好，而且即位不久便瘫痪在床，并失音不能说话了。
也许是意识到时不我待，所以二王八司马的变革雷厉风行。
他们首先查办了贪官李实。
李实是皇族，被封为道王，早年因克扣军饷而引发兵变。公元804年关中大旱，他却强令百姓除房卖地交税。有个民间艺人编了个小曲讽刺这事，李实以诽谤国政的罪名，将这个艺人乱棒打死。文豪韩愈上书弹劾李实，结果遭报复被贬官。
二王八司马首先查办李实，将其贬为通州长史。同时，为遭受李实打击迫害的官员平反恢复地位。
接着，他们开始整理财政，并从宫廷入手。
唐代中期开始，各地节度使为了拍皇上马屁，经常派人进京进贡。后来逐渐形成不成文的惯例，从年进发展到月进，后来干脆就有日进。各节度使以孝敬皇上为名，搜刮民财，其进贡不足其搜刮的十之一二，皇上恶名在外，各节度使中饱私囊于内。既增加了老百姓负担，又扰乱了国家财政，并滋生从地方到宫中的腐败。
二王八司马让唐顺宗下旨，免除各种名目的进贡，同时免除各地百姓欠国家的税钱52万贯，释放宫女300人，乐女600人，减少宫廷侍奉人员，减轻宫廷财政压力。
二王八司马的这一举措，触动了宦官的一个命根子——钱。于是，宦官联合起来反击，他们以顺宗皇帝龙体不佳为由，要求立皇长子李纯为太子，并逼迫顺宗逊位。
唐代中期以后的宦官权力很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执掌着兵权。到唐朝后期，宦官随意诛杀大臣甚至皇上，祸根就是兵权。
唐顺宗的父亲唐德宗，就任命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为中央左右神策营的中尉，掌管皇宫卫队。后来许多正规军将领，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都要求隶属神策营，致使宦官逐渐掌握了全国很大一部分的军事权力。
宦官逼迫唐顺宗逊位的目的，当然瞒不过二王八司马，为了保证变革的成功，根除宦官当政的弊端，二王八司马尝试着从宦官手里夺回兵权。
他们说动唐顺宗下旨，任命老将军范希朝担任左右神策营的节度使，同时统领京西诸镇行营。这等于就是把京城的所有兵权归到了范希朝的手中。同时，唐顺宗又任命八司马之一的韩泰担任行军司马。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把兵权抓在了二王八司马的手中。
宦官们也看出了二王八司马的意图，于是便加紧联络各节度使，逼迫顺宗逊位，同时放话给京城各行营的将领，顺宗皇帝不久人世，各将领不准听范希朝将领，否则后果自负。
宦官们的举措奏效了。唐顺宗的病危使得各将领都不敢听命于二王八司马，更不敢得罪树大根深的宦官势力。于是，便出现了十分荒唐的一幕：作为左右神策营节度使的最高军事长官范希朝去视察军队，竟然没有一个军队将领前来应命。
紧接着宦官伪造圣旨，免去了二王之一的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务，使得王叔文再无上殿向皇上奏事和发号施令的权力，切断了唐顺宗与二王八司马的联络。
7月28日，病入膏肓的唐顺宗在宦官的胁迫下，交出权力同意太子监国，8月4日下诏逊位。
两天后8月6日，宦官们便不断传出监国太子的圣旨，罢免二王，贬逐其他八人去边远地区担任小官司马。不久，二王之一的王伾病故，三个月后逊位的唐顺宗驾崩，另一个变革主将王叔文被赐死。
二王八司马发动的唐永贞变革就此失败。
（3）靠山要有坚定的意志，不能耳朵根软
变革的靠山拥有绝对的权力，身体也挺好，政权稳固，但耳朵根软，经不住谗言的反复侵扰，这样的靠山也靠不住。
北宋年间，公元1022年宋仁宗即位。宋仁宗接手的大宋和秦孝公的秦国，光绪帝的清国极其相似，外患不断，内忧频生。
此时，地处宁夏的西夏国十分强盛，不断南侵。1040年至1042年，西夏国三次发兵大规模攻打北宋，北宋军队虽然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但无奈将军腐败，士兵怕死，面对剽悍的西夏骑兵，无不望风而逃。
大宋国屡战屡败，不得不与西夏国签订和约，割地赔款，以求安宁。
西边尚未安宁，北边的辽国又趁火打劫，一面发兵南侵，一面遣使向宋仁宗强索土地和银两。焦头烂额的宋仁宗知道打不过辽国，更何况还是两面受敌，只好屈辱地答应辽国的要求，并同意每年向辽国进贡。
外患尚未清除，内忧又起。
北宋军队的一个下级军官王伦，在山东聚众造反，很快便应者如云。叛军很快占领山东临沂，又从临沂出发攻占益都。接着南下江苏，很快便占领了连云港、淮安，扬州。一时间东方大乱。
宋仁宗放眼神州，西面有西夏，北面有辽国，南面是王伦造反，东面是大海，真可谓是四面楚歌，亡国不远。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宋国内部变革之声四起，宋仁宗也深切地感到，如不变革，值此下去，亡国不远。于是，朝野众望所归地想起了三次被贬的范仲淹。
范仲淹公元989年生人，1015年27岁中进士，曾在陕西前线统兵抵御西夏，成功地遏制了西夏的南侵而功盖当世。可是由于其秉性耿直，多次上书直言时弊，因此有功不得奖赏，反而三次被贬，到50岁还只是一个地方小官，其政治抱负无法施展。
终于宋仁宗要变革维新了。范仲淹一下子被提拔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的职位。不仅如此，宋仁宗还多次召见范仲淹，商讨国事。1043年9月，宋仁宗特地下诏，命打开天章阁，在这个收藏历代先祖手稿的皇家禁地召见范仲淹，并亲自站起来把纸笔递到范仲淹手中，要他不要有任何顾忌地写出变革的主张。
范仲淹过去几十年间因直言时弊数次被贬，为变革可谓吃尽苦头。然而，如今的宋仁宗，其变革的决心不可谓不坚决，对范仲淹的期望和信任不可谓不深厚。面对君王的重托，面对百孔千疮的大宋国，范仲淹毅然赴命。
很快，范仲淹就向宋仁宗呈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10条改革措施。
1.打破官吏的年资制。
改变过去不管有无功绩，文官三年一升，武官五年一升的官吏制度，改为业绩考核，重业绩不重资历，有业绩可破格提拔。
2.废除高官子弟不经考试便可直接授官的门荫制度。
门荫制度是宋朝官员多且滥的根源。一个翰林以上官吏，如果任职20年，就会有20多个子弟进京授官。以至于宋朝门荫授官的人数，远远大于科举考试授官的人。致使政府开支巨大，官吏愚庸腐败。官场盘根错节，迁一人而动一片。官吏腐败，其势难回。
3.改变科举考试内容。
废除以八股诗文为题的应对内容，改以直言时弊的策论，以选拔具有实际解决问题能力的人才充实官僚队伍。
4.严格选拔地方官吏。
以德、才、绩、廉选拔地方官吏。罢免老、弱、病、庸、贪等不称职官吏。
5.提高官吏待遇，严惩为官贪渎。
鉴于宋朝官吏待遇太低，为防腐败，按级别给各级官吏不同等级的职田，以保障官吏有足够的生活待遇，藉此杜绝腐败。
6.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以提高农业收入。
每年秋后，各级官吏必须督导当地兴修水利设施，保证来年粮食生产不受旱涝侵害。
7.招募民兵，亦战亦农。
招募数万民兵，农忙时务农，农闲时练兵。有外战或内乱则协助官兵为战，无战时保家护院，维护当地安宁。
8.裁并州县，减少衙门设置，减少官吏数量，以减轻百姓负担。
9.朝廷的大赦以及减免百姓的赋税，要言而有信，狠抓落实。
10.严明法令，杜绝朝令夕改，有令不行的顽疾。
范仲淹的十条变革措施呈报上去，宋仁宗看了大喜，经与众大臣会商，除第7条组建民兵未被采纳，其余全部照准。这便是历史上所说的“庆历新政”。
宋仁宗立刻向全国发出诏令，立刻推广执行。
至此可以说，范仲淹的变革开局不错，基础很好，应该是成功有望。
然而，宋仁宗有个毛病，耳朵根子软。
要变革就一定会有人反对。反对者或用激烈的方法正面对抗，或用阴损的方法潜移默化改变君王的思想。
范仲淹废除门荫制度，罢免不称职的官吏，势必引起很大一部分官吏的反对，很快，反对变革的势力就开始积聚起来，向范仲淹发起进攻。
反对势力首先进攻范仲淹的外围，他们通过御史梁坚上书，弹劾范仲淹的好朋友滕子京吞没公款。
滕子京当时驻守陕西，握有兵权。既护卫着大宋西边与西夏接壤的边界，又威慑着反对范仲淹的利益集团。可是，滕子京当年曾经上书，批评宋仁宗生活铺张。宋仁宗表面没说什么，心里一定是不高兴。
范仲淹起来为滕子京辩护，反对变革的御史中丞王拱辰就以不查处滕子京他就辞职，要挟宋仁宗。
反对变革人的理由冠冕堂皇：你不是要查处腐败吗？我们支持。滕子京就是腐败，我看你查不查？你要不查，我就不当这个御史中丞了。
也可能是滕子京当年的上书在宋仁宗心里留下阴影，当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宋仁宗出面调和，把滕子京调离陕西去巴陵郡。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第一句就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说的就是这件事。
这次交锋，虽然未伤变革大计，但毫无疑问是反对变革的人取得了胜利。范仲淹的一个有力支持者受到了贬斥，西边门户洞开，只要西夏方面有动作，朝中再起风潮，宋仁宗就会坐不住，就会渐渐因为看不到变革的效果，而不断承受变革带来的麻烦而失去耐心。
贬谪滕子京去巴陵郡，还使反对变革的人获得了一个重要收获，就是试探出了宋仁宗的虚实：宋仁宗和范仲淹的变革组合，不是无隙可乘的。宋仁宗对范仲淹并不是毫无原则的一味维护。只要找准要害，慢火细炖，大补元气的人参能够熬成破皮烂肉的毒药。
宋仁宗有一个老臣名叫夏竦，因腐败和无能而被弹劾罢官。夏竦就心怀仇恨，伺机报复。他训练一个丫环，让她模仿当时一个名叫石介的名士写字。
石介是范仲淹的好朋友，也是变革的坚决支持者。石介平时就和范仲淹等一干文人雅士，吟诗写字，议论朝政，颇具盛名。
夏竦一天让那个丫环模仿石介的字迹，写了一封信给范仲淹，其中隐含有要扩大势力，发动政变的意思。夏竦把这封信举报给宋仁宗。宋仁宗看了这封信不太相信，但心里不免也起了疑心。
紧接着，反对变革的人就利用各种场合，攻击范仲淹等私结朋党，结党营私，这一下子捅到了宋仁宗的痛处。宋代有几朝大臣专权，皇帝受气的例子。宋仁宗开始不那么坚决地维护范仲淹了。
正在这个时候，范仲淹的门生，也是坚定的变革派欧阳修，写了一篇文章，名字就叫《朋党论》。在文章中，欧阳修论证了要变革必须要有一大批志同道合者为之奔走。小人以私利结交，这是伪朋，君子以兴亡而联手，这是真朋。做皇帝的，应当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欧阳修的文章写得很好，是一篇传世奇文，讲得也很有道理很透彻，可惜不是时候。这等于承认了以范仲淹为首的变革派在结党，也牵连出夏竦的那封诬陷信里所说的扩大势力，证明了图谋政变的事情不是空穴来风。
欧阳修的文章一出，反对变革的人便群起而攻之，宋仁宗所听到的全是对范仲淹的攻击和批评，和对变革一无是处的描述。正在这个时候，西夏又生战事。一时间宋仁宗感到焦头烂额。
怎么会弄成这样？反对变革的人便异口同声地说，罪魁祸首就是范仲淹。
于是，有人给宋仁宗出主意，说范仲淹当年在陕西抵御西夏很有办法。派他去可保西边无事。
于是，从善如流的宋仁宗，从恶也如流，立刻任命范仲淹为陕西、山西巡抚，去抵御西夏。
范仲淹一离开京城，中央大权便又落到反对变革的人手里。他们进一步向宋仁宗进言，引经据典，立言大臣结党的祸患。于是，宋仁宗下诏，痛斥大臣结党，“至治之世，不为朋党”。
公元1045年正月，范仲淹的参知政事、陕西、山西巡抚等职务被一齐罢免，朝廷首辅和封疆大吏一下子被贬为陕西彬县县令。
一干支持变革的人也遭贬斥。
欧阳修贬往安徽滁州，宰相杜衍贬山东兖州，大文豪苏舜钦罢官为民，枢密副使富弻贬山东郓城，新政措施一概废除。
庆历新政仅仅推行了一年多一点，就告失败。
康有为、二王八司马、范仲淹的变革失败，除了自身的原因外，靠山不真，靠山不稳是重要根源。商鞅的靠山秦孝公就是真靠山、稳靠山吗？
（4）具备真靠山诸多条件的秦孝公
变法维新商鞅找对了人。
卫国国君软弱且安于现状，不是可以支持变法的靠山。
魏国的宰相公叔座虽然具有很大的权力，但是，还不足以推动变法维新这样的大事情发动并完成。且公叔座心胸狭隘，容不得比自己强的人。如果商鞅在魏国强硬出头，首先遇到的敌人就会是公叔座。而且公叔座曾经用卑鄙的手段赶走了吴起，明枪好躲，暗箭难防。
虽然后来公叔座死了，临死之前也曾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但是，魏惠王本身智商低下，却又自作聪明，自我感觉良好。跟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谈变法维新的。所以，商鞅离开魏国是明智的选择。
秦孝公似乎是商鞅要找的理想靠山。拥有绝对的权力又身体强壮；有自己坚定的主心骨却又能虚心倾听他人的意见；年纪不大却老成谨慎。所有这一切，都是变法维新这样的大事难事能够成功的必要基础。所有这一切，也都在后来的变法实践中得到了印证。
23岁的秦孝公心里已经完全认同了商鞅的变法主张，从21岁登基商鞅入秦君臣见面，现在已经两年过去了。史书上没有记载，这两年时间秦孝公和商鞅都在干什么。如果没有意外，在这两年时间里，秦孝公和商鞅应该是在不断探讨变法的大政和细节。商鞅也是在不断修改他的变法方案和《秦律》细则。
经过了这样细致充分地准备，秦孝公还是不放心。开弓没有回头箭，在决定迈出变法这重要的一步之前，秦孝公又召开了一次群臣大会，讨论变法大计。
对于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商鞅显然有点不以为然。因此，他在会上对秦孝公说：
“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有结果，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功。况且超出常人的行为，本来就常被世俗非议；有独到见解的人，一定会被一般人嘲笑。愚钝的人事情成功了都弄不明白，聪明的人事情尚未发生就能预见其结果。不能和百姓谋划新事物的创始而可以和他们共享成功的欢乐。探讨最高道德的人不与世俗合流，成就大业的人不与一般人共谋。因此，圣人只要能够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成法；只要能够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旧的礼制。”
商鞅这一席话，似乎已经有点在抱怨秦孝公的办事犹豫了。然而，这也许正是商鞅不如秦孝公的地方，也正是商鞅较其他变革者的幸运所在。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主事不知道成事难。秦孝公意识到此次变法维新事关重大，前所未有。其翻天覆地的变革前所未有，其遇到的阻碍必然也前所未有。因此，必须周密计划，反复修正，还要不断下点毛毛雨，让王公大臣有心理准备，不断讨论让反对意见发表而事先做好应对。
果然，有人起来反对商鞅的见解。
大臣甘龙道：“非也。圣人不改变民俗而施以教化，聪明人不改变成法而治理国家。顺应民风民俗而施教化，不费力就能成功；沿袭成法而治理国家，官吏习惯而百姓安定。”
商鞅反驳甘龙：“甘先生说的是世俗的说法。一般人安于旧有的习俗，读书人拘泥于书本上的见闻。这两种人奉公守法还可以，但不能和他们谈论成法以外的变革。三代礼制不同而都能统一天下，五伯法制不一而都能各霸一方。聪明的人制定法度，愚钝的人被法度制约；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寻常的人被礼制约束。”
另一位大臣杜挚也起来反对商鞅：“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改变成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换旧器。仿效成法没有过失，遵循旧礼不会出偏差。”
商鞅反驳道：“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一切以有利于国家为准则。所以汤武不沿袭旧法度而能王天下，夏殷不更换旧礼制而灭亡。反对旧法的人不应该被非难，而沿袭旧礼的人也不值得被赞扬。”
史书没有进一步记载争论的情况，虽然只有两个人的反对意见记录在案，但是，这两种意见基本涵盖了反对派能够放到桌面来说的理由，剩下的利益之争便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了。于是，秦孝公出来表态，他称赞商鞅：“说得对。”于是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开始变法维新。[17]
上述记载有两点值得我们留意：
第一，一个关于变法大计的群臣大会不可能只讲这么几句话就结束了，显然还有更多的人发表了意见，因为没有特殊之处，所以司马迁没有收入。
商鞅驳斥甘龙和杜挚的话，并不是什么新鲜的高论，在此之前一定也对秦孝公说过，道理大家都明白。所以说，秦孝公决定变法并不会是这场辩论所促成的。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秦孝公的目的很明显：与众臣商量，让大家心理有所准备。
一次变法的准备时间达两三年，并于群臣公开讨论，这在中国封建史上少有。
第二，虽然秦孝公完全赞同商鞅的主张，也庆幸自己得到这样一个人才，也决心全力支持商鞅变法，但是，他没有像前朝后代的君王那样，破格提拔商鞅为相国，而仅仅是任命他为左庶长。这一职务在秦国只是一个中下级官吏。
左庶长之上还有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列侯。
秦孝公的这一举措，充分显示出他的执政能力的老成稳重。
商鞅虽有好的想法，但是没有执政经验，没有威信，没有党羽势力。如果一下子把商鞅简拔为宰相，不说变法如何，就是秦国王公大臣的嫉妒，就会给变法平添出许多障碍。
由商鞅提供变法蓝图，让现任宰相大臣参与推动，更有利于新政的实施贯彻。
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左庶长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中级官吏，一旦商鞅犯了操作层面的错误，造成矛盾激化变革无法推进，则可以处罚商鞅而保新法。不至于树倒猢狲散，殃及变法大计。
秦孝公年轻老成，商鞅找到了变法维新的真靠山。
公元前359年，秦国的变法维新正式开始。
由于有了秦孝公这样一个坚实、坚定、谨慎的绝对权力掌握者作为靠山，商鞅的变法顺利推行。
然而，并不是有了坚实的靠山，事情就一定能够成功。变法的方案是否确实符合实际并切实可行？操作过程中前后次序，轻重缓急的安排是否得当？什么时候应该咬牙坚持决不退让，什么时候又必须装孙子低头妥协，往往一着走错，满盘皆输。
这就好比有一架飞机停在机场，没错，所有的基础条件都具备了，原来不可能实现的飞起来的梦想，现在有了实现的基础了，但是，如果操作不当，后果将是机毁人亡。所有事先准备好的基础条件，都将等于零。
商鞅是怎么操作，而使几千年都没有成功过的变法维新，竟然得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