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路径及优化判断标准，必须与我国的实际资源禀赋特征以及国际经济地位变化相结合。在展开讨论之前，本章先对以下几个常见问题进行解释：

一是关于产业结构，有没有各国都适用的相同的最优比例。如果有，各国都往这个最优目标迈进就行了；如果没有，那么参考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来指出我国产业结构的落后之处和改革方向便是无稽之谈，不具有逻辑上的科学性。我们认为，借鉴别国的经验，不是单纯地参考别国的产业结构比例，而是学习它们产业政策是如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也就是说，每个国家的产业结构，都有和自身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相适应的相对比例，没必要一味地扩大第三产业的产值或者降低第一产业的产值来接近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比例，这样做只是使经济质量从形式上看起来提升了。

二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是否应该完全一致。各产业的产值比例和各产业的就业比例，相互影响的动力在于资源的趋利行为，资源的流动将调整产业间的资源配置，因此，相等的应该是各种资源的要素收益率。而各产业的生产技术特征不同，尽管要素间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相等，但要素最优组合比例却不会相等。如有着同样的产业增加值，并不意味着有同样的就业人口。如此一来，那些通过实证得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存在偏差的结论，并由此提出产业政策努力方向的研究结论，也值得商榷。

三是只依靠市场自由竞争能否实现产业结构布局的优化。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扮演什么角色，产业结构是否正在优化，其最终的判断标准能否满足人们不断增长且越来越丰富的生活需求，以及能否有利于一国的世界经济地位长期提升，这关系到国家的崛起和民族的振兴。相对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国都发展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通过国际贸易得到的财富分配，比各产业齐头并进要好。但这里忽视了各产业技术含量的差别，掌握和垄断先进科技的生产者，会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占据价值链的顶端地位，永远以发达国家的身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科技研发的困难和风险，以及获利的长期性、不确定性和外部性，往往使私人资本敬而远之。另外，关乎民生的基础产业，如农业，其获利能力往往较弱，当趋利资本逃离这些产业，会导致基础产业萎缩，尽管短期内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满足国内需求，但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基础产业自给自足的生产能力是一个国家必备的能力。所以，国家要维持农业生产能力的底线，又要不断推进科技水平的上线，不能完全依赖私人资本的自我调整。

四是就业结构的优化标准，应该根据是否满足理想的动态产业结构对人力资源的需求来确定，人力资源供给结构的优化先于就业结构的优化。供给侧改革的深层问题是人才资源的供给侧改革。同行业内部不同单位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都面临着许多困难，更不用说跨行业的劳动力流动。因此，新增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优化是缓解人才供求矛盾的重要途径。人才需求能否快速得到满足，是检验教育和培训行业能力的关键指标。

结合传统的产业分类方法，本书将总体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内部的优化升级作为研究目标，重点分析就业结构对产业升级的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