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从“问题导向”到“系统化经济学说”

武建奇① 张子麟②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坚持“问题导向”的思维方法，排除“体系导向”的惯性思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长期“探寻”资本主义的“各种发展形式”之后的自然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尚处于“分析阶段”，应为“系统化”积极准备条件。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 “问题导向” 马克思主义

中国经济学学者热衷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化”工作，产出了一大批相关论文和著作。据中国知网查询（截至2020年9月30日），以“体系”“结构”为主题的相关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有110篇，以“逻辑”为主题（包括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时代逻辑、逻辑起点、逻辑主线等）的论文有35篇，以“核心范畴”“研究对象”为主题的论文有30篇。而这175篇论文中，有146篇（83%）是在2012年以后发表的。试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完整体系的“系统化”工作似乎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一个热点，甚至形成讨论热潮。但至今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能够令人信服的中国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结构。对此，笔者有几点想法就教于经济学同仁。

一、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问题导向”的思维方法，排除“体系导向”的思维惯性

方法，在一定意义上比理论还重要，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会有科学的理论。发展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个系统，有根本思想方法论，如唯物史观；也有具体研究方法，如科学抽象法、历史与逻辑统一方法、分析与综合方法等。“问题导向”也是一个重要的具体研究方法，但在教科书上一向关注不够。近年，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问题导向”方法的重要性，在相关会议精神、讲话和文稿中，习近平至少有70篇文献、266次提到要坚持“问题导向”[1]。他提醒我们“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十分重要。

我们认为，习近平同志讲的“问题导向”方法有宏旨大义和具体意义两个方面。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习近平讲，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3]。这是“问题导向”方法的宏旨大义。

“问题导向”方法还有它的具体意义，那就是使用它有利于聚焦主题、深化研究，提高理论创新的效率。“问题导向”与“体系导向”相对应。“体系导向”体系当先，是科研中一种不切实际的思维惯性，过分强调“全面完整”，论述问题面面俱到，难以产生创意新意。实际上，“体系导向”方法是知识传播的方法而不是科学研究的方法，适合于课堂教学和教材编写，教学和教材要成体系，防止片面化。科学研究是个探索未知的创设过程，在全新和未知的领域里摸索，并不存在一个现成的体系、“先验的结构”，而只能是从一个一个的“问题”切入，进行逐步深入的研究，尔后形成相对成熟的知识体系，决不能在还没有搞清学科基本问题条件下过早地去构造体系。科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问题导向”关注问题，把问题的提出、研究和解决放在首位。“问题导向”方法“瞄着问题去，奔着问题来”，只要能解决问题，就不去苛求知识体系的所谓“完整”“全面”，其指导思想是“不求全面，但求深刻”，而“体系导向”过于追求“全面”却难以深刻。所谓科学，就是科研中的分科、分化、分工，数学家和哲学家，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都只在最擅长的领域进行思考、探索，把完整的世界进行分割，让不同学科的学者“局部化”、专门化，牺牲“全面性”是换取各科专家的“深刻”之代价，这是一种“片面的深刻”而非“全面的肤浅”。体系导向讲求全面系统，不能挂一漏万；“问题导向”强调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科学”的方法就是片面的方法，“格物”才能“致知”。体系导向利于知识传播（编教材）, “问题导向”利于知识创造（搞研究）。学术研究需要“问题导向”，一般教学需要体系导向，领导决策需要统筹兼顾——对所有“片面的深刻”进行综合后形成“全面的深刻”。“问题导向”以问题为中心，以问题为龙头，展开思考研究，研究者围绕问题的研究需要什么知识就补充什么知识，在问题意识和问题带动下，扩展学习相关知识，使之形成围绕某一问题的特定知识体系小系统，问题带动研究，研究带动知识学习并创新更多知识，从而推动科学发展。因此，“问题导向”不妨碍、有利于知识体系形成，为“系统化”奠定基础。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专门对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作了清晰的区分。他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4]可见，在科学探究的过程中，研究之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的叙述出来”, “先验的结构”一定是在“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得出的。同样，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大厦，也应该遵循从“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再到“先验的结构”这样一个过程。

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等。应该说，无论是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还是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都表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是先有“问题”再经由“理论”而后形成“体系”，而不是本末倒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看也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早探索，就是从对十个问题的探讨出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个相对完整的版本“邓小平理论”也是从具体问题出发的。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非是一个“先验的结构”，而是马克思长期“探寻”资本主义的“各种发展形式”之后的自然结果

马克思从1843年年底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经过14年“巨大的准备工作”之后才“进入研究工作的完成阶段——对收集的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概括”。1857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才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完整体系结构——“五篇结构”，即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的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生产的国际关系；世界市场和危机[5]。第一篇是价值理论，后五篇是资本主义经济分析。1858年初进一步提出了“六册结构”的设想。在1859年1月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中说：“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5]31之后，马克思还在不断调整这一理论大厦的结构体系，从他1866年给库格曼的信中可知，原来的“六册计划”中又发展出了“四卷计划”，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本论》的结构体系。当然，《资本论》体系结构具有“完整性”与“未完成性”[6]，因为《资本论》是研究资本的完整的独立著作，同时又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六册结构”中的一部分（是其第一册），完整的“六册计划”远没有完成。

不难看出，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过程并不是“体系导向”的，而是从研究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问题开始的。实际上，青年马克思是在“没有体系”的状态下先研究了一个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的现实问题（如《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关于林木盗窃法案的辩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论犹太人问题》等），直到写了大量经济学论文和一批经济学著作（如《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等）之后，在晚年才着手构建他对资本主义研究完整而宏大的“写作计划”，并且反复调整，应该说直到他逝世，马克思理想中的“系统化经济学说”都未完成。因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形成需要潜心的研究、长期的积累、时间的沉淀和历史的检验，它不能没有必要的理论准备。

从一个个具体现实问题的研究到形成明确的理论主张，马克思不仅完成了自身的理论准备，他也批判地吸收了他那个时代其他学者们的经济学理论，这些理论的精华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产生的时代准备。据不完全统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296位署名学者的376本著作和54种匿名作者的著作，还引用了45种报刊和56种议会报告、政府、团体的刊物资料[7]。正如李嘉图在借鉴吸收斯密、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穆勒等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实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马克思同样以其天才的理论创作能力，在扬弃他同时代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实现了对经典资本主义已有研究的超越。伟大的理论呼唤天才的理论家，但是知识准备不足、理论演进不够，再伟大的天才也无法创生出伟大的学说。理论演进的一般规律不可抗拒！

改革开放以来，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实践，形成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等等[8]。这些一个个具体的理论成果都来自对一个个现实问题的思考，都是中国政治经济学走向“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必不可少的分析基础和理论准备，同时还都具有局部突破的性质，有待于条件成熟后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尚处于“分析阶段”，应为“系统化”积极准备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客体的理论反映，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成熟、定型为基础，同时，也以随之而产生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个个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认识的成熟为基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几十年的发展，相应经济理论有了一定的积累，产生了许多创新性的政治经济学成果，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使中国经济学与先前的经济学相比面貌一新，这是一个巨大进步。

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连为一体的，初级阶段的最大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一百年不动摇”，这个“一百年”不是一个确定的量词，而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意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久。如果把“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包括“中国特色”理解为时间上的“一百年”，就意味着从1949年到21世纪中叶“中国特色”就结束了，这显然不合乎中国的实际情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发展阶段，由此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期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到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强国”“领先”等用语只是个国际比较的概念，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改变，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束，因为相对于作为更高级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应有发展水平来说，21世纪中叶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程度仍然是很“初级”的，仍然应该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邓小平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讲到过，“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9]。20多年后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0]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更加明确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11]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其基本经济过程才刚刚开始逐步展开，15年后整个制度体系才得以“更加巩固”, “30年后”优越性才可望“充分展开”，一系列有待研究的新问题还没有充分暴露、正处于酝酿和萌发之中，加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仍处于“分析阶段”，尚不具备进行“综合”“集大成”和“系统化”成熟的客观条件。

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无用武之地、无所作为，相反，我们应该积极努力，有意识地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进一步上升为系统化经济学说做出主观上的努力。具体讲，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作为：

一是关注时代课题。“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是通过思考和回答时代课题来推进理论创新的。”“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 ‘富矿’，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大有可为。”[12]习近平同志的话告诉我们：一方面，经济理论工作者要自觉肩负起研究经济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重任，不断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遇到的一个个难题，为国家建设发展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做贡献；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开放和建设的主战场是理论创新的“富矿”, “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比研究其他领域有更高的效率，可以产出更多的理论成果[13]。“系统化经济学说”的构建需要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这些重大现实问题的率先研究作基础。

二是构建话语体系。话语体系由原理、范畴、用语、话语人地位等多种要素构成，话语体系决定话语权。话语体系首先是个“道理体系”，能被人们认可的某个话语体系的话语人被置于话语中的“道德高地”上，使其从“话语道德”上占有先机，其他人只能“跟进”，这就是话语体系的力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一个科学、权威的话语体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有很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被看作“工人阶级的圣经”，令资产阶级感到恐惧，因为它是讲道理的。由于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是由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已经形成有利于西方的世界话语体系和话语权，西方占领了国际交流、对话、谈判中的“道德制高点”，很多方面西方经济学讲的都是“政治正确”的“大道理”，我们很多的“理”都只能是屈从于西方理论的“小道理”，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就必须讲出我们的“新道理”，构建我们的话语体系，加上我们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我们就自然会逐步获得国际交往中的话语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建成“系统化经济学说”必须是一个“讲道理”的话语体系，有着巨大的话语权。

三是重视范畴革命。早在10年前笔者就提出中国经济学发展要树立批判意识，强化学术性质，重视理论的“科学形式”，注重经济学的“范畴革命”[14]。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二十年就彻底变换一次”[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形成了若干有价值的思想，应把这些思想“硬化”成一些易于把握、便于传播和能够积累的理论“硬核”——科学范畴。范畴、概念、术语是思维的基本单位，也是理论的“基本颗粒”[16]。范畴是知识网络的枢纽，理论创新引发范畴革命，新一轮理论创新又发轫于范畴革命。一个个范畴不仅点缀着知识的脉络走向，同时也织起了理论的逻辑体系。马克思通过对以往经济学中的价值、成本、利润等一系列概念的范畴革命形成了科学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范畴，使其成为贯穿政治经济学理论始终的核心范畴，剩余价值这一术语一以贯之，其生产理论、流通理论和分配理论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都由剩余价值概念演绎产生，都可以通过剩余价值这个核心范畴得到解释，从而成就了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今天的中国经济学还存在“有思想而无范畴”“有理论但缺少逻辑”的现象，还没有完善到可以用一个核心范畴统帅全局、演绎出整个理论、一个理论是上个理论的逻辑结果又是下个理论的逻辑前提的程度，在这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还任重道远。

四是做好“系统化”准备。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经济理论新成果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习近平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提出的殷切期望，但同时也是一个远大目标。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化经济学说的产生过程表明它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诸多主客观条件的成熟，同时，“系统化”本身也有一个提出、调整、完善、定型的长期过程而不是一次性成形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在定型过程中的时候，“系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也必然处在“定型”过程中，需要经济学理论工作者运用唯物史观的根本方法，坚持“问题导向”，深入社会实践，研究时代课题，及时总结已经形成的经济学新理论，不断调整完善，为系统化经济学说的形成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人民网．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 [EB/OL]. http://jhsjk.people.cn/.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9-290.

[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N]．人民日报，2016-05-19（2）.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2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

[6]顾海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结构的变化 [N]．光明日报，2014-01-29（15）.

[7]徐国喜．谈谈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引证 [J]．社会科学战线，1981（1）:67.

[8]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N]．人民日报，2020-08-25（02）.

[9]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57.

[10]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14.

[1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N]．人民日报，2019-11-06（01）.

[12]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N]．人民日报，2020-08-25（02）.

[13]武建奇，张子麟．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 [N]．河北日报，2020-09-16（07）.

[14]武建奇．谁为公有制理论大厦添砖加瓦：有感于西方产权理论的私有制辩护性质 [J]．当代经济研究，2009（12）:26-29.

[1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4.

[16]武建奇．马克思的产权思想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3-4.

① 武建奇，河北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② 张子麟，石家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