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为新 面向未来

——关于五四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研究观念的反思

王泽龙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当前，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面对传统文化复兴思潮下厚古薄今的历史观与文学史观的问难与挑战，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学研究生态环境的困窘。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之间的矛盾从新文学发生之日就客观存在，古今文化传统的争论在过去100年基本上没有停止过，每当社会矛盾激化，或者文化自信过头，就会带来对五四新文化、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质疑或批判。事实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不同时代、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价值观念选择都可以从它们矛盾百结的关系形态中找到自己的思想资源与观念认同依据。中国古代文化、古代文学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传统，传统是一个复杂丰富的存在，我们往往把它简单化了。比如，我们一说思想传统就是儒家思想文化，可是儒家思想文化也有不同时代、不同门户的思想形态。余光中曾打比方说，如果我们把儒家文化看成“孝子”的话，讲到魏晋风骨的时候，它的思想传统又是叛逆的，是“浪子”传统，那我们今天是要“孝子”还是要“浪子”？况且，传统就是一条河流，它是变动不居的，传统不是被动的存在，它是一个被阐释、被不断建构的过去，它时时刻刻都可以突入当下话语，参与当代思想与话语的建构。

“五四”以来新文学已有百年历史，有了自己的传统，相对古代文学的远传统而言，它应该是近传统、新传统，谈到继承传统时不能把新旧传统割裂开来，不能把“五四”传统绕过去。“五四”时代对古代传统的态度也是一个复杂的存在，有激进的陈独秀、李大钊，也有改良的胡适、周作人，还有保守的吴宓、胡先骕等。就是每个人自己也不一样，像胡适，早期对白话文的态度就是与文言文势不两立，打出的旗帜是用活文学反对死文学，倡导白话诗的口号是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后来，当“五四”新文学站稳脚跟后，他便开始带领学生整理国故，吐故纳新，做传统文化典籍的鉴别、吸收、创新工作。很多时候，这一批革新派口头的叫喊与实际的行动也不完全一致，胡适写诗，并没有实行话怎么说就怎么写，非常讲究节奏，采取的是自然口语节奏，包括语气词、时态词、感叹词等虚词的自觉运用，重造现代诗歌的新节奏，注重自由诗体的实验。鲁迅在“五四”时期应该说也是接近于激进派的，他发文章要年轻人不读中国书，只读外国书，可是他却在大学课堂上给学生讲中国小说史。“五四”的主流当然是反传统，这个反对不是抛弃，不是对立，而是扬弃，是为了革新传统，激活传统，让僵化衰落的旧文化焕发活力，获得新生的机制与思想资源。“五四”的意义就在于面向世界，打破禁锢，解放思想，给日渐衰落的民族与僵化的传统注入新鲜的血液。

我们的新文学当然主要是接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建立了新的文学范式或文体，这个选择并不就是“五四”新文学家的心血来潮。20世纪之初的文学的革新运动是一次世界性的潮流，从欧洲的拉丁化文字改革到欧美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勃兴，共同接受了科学思潮的洗礼，文学的出版传播，大众的日常生活、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传统的东西包括传统文学都不得不为科学浪潮推动，科学的日新月异带来的是世界的一体化和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封闭越来越不可能，文学也必须选择融入世界，与世界对话。其实，“五四”之前我们的先贤前辈们就开始了面向世界的探索与选择，“五四”成了中国传统文学开始全面转型与变革的界碑，自觉倡导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正宗地位，争取文学样式与世界文学的同步一致。我们的大散文概念被重构，小说地位提升，诗歌获得文体解放变格律体为自由体，戏剧输入外来形式，这些将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学范式都大大改变了，直至今天。“五四”新文学运动就是中国文学面向世界的一次改革开放，一次全面的、新型的文学选择，是中国文学从思想内容、文学思维到文体样式、文学语言各个方面的一次全面转型与变革，上述几个方面又互相联系，这都是科学思潮推动中人类社会变革的必然选择与结果。一百年前我们的选择已经落后，幸运的是我们的前辈帮助我们做出了正确英明的选择。

一个世纪过去了，再看看今天的世界，我们惊叹：科技的信息化、智能化掀起了社会文化变革的新一波浪潮，我们处在一个几乎不能封闭自主的时代，信息的开放、知识的共享、市场的国际化等，正在再一次打破封闭自为的经济、文化知识的传统生产体制与观念，在信息化的互联网时代，信息优先、知识创新成为引导人类生产活动与文化知识交流活动的决定性因素，人类生产活动越来越不可孤立，信息知识越来越占据文化先导，影响价值观念。在信息一体化潮流中人类的劳动产品（传统意义的产业分工）在新的分工与合作中，只有信守合约、公正交流，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新空间。这样的科学化浪潮，将再一次打破我们固化的面向传统的尚古观念与后向思维枷锁（陶醉于古老文化荣耀的自大与盲目自信都会成为我们创新的障碍）。互联网时代的商品生产与知识生产使文化的交融、价值观念的互补成为社会发展、适应人类新的生存的必然选择。科学依然主导一切，改变一切，文学也不例外。就像一百年前，现代报刊的兴起与广泛传播，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学样式，比如古代格律诗歌的韵律规则，是建立在注重口传耳闻的传播基础之上的，现代传媒的出版与接受的视觉化特征，使“诗必须歌”的特点被大大弱化；现代报刊有关科学书籍翻译中科学公式的横行书写，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字的竖行书写排列方式，使现代诗歌的横行排列、自由书写成为可能。受科学思潮影响，现代汉语语法体系对西方语言科学体系与逻辑观念的认同，使得文学的思维方式与语言表达纷纷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文学样式的变革。比如，现代汉语虚词的大量入诗，改变了汉语诗歌的节奏，扩展了汉语诗歌的句式，丰富了汉语诗歌的表现，带来了汉语诗歌美学趣味的变化，等等。[1]

当然，文化的交融，不是否定文化的个性与民族的特性。比如，“五四”以来的各体新文学就具有鲜明的汉语文学的特性。我们的现代诗歌的白话，是中国白话文学传统的一个更新。雅言与俗语从来就是古代文学的不同文脉，从《诗经》的国风、汉乐府民歌、元曲中的曲子词、明清话本小说中的开卷诗词、唐以来大量佛教文献的韵文翻译、明末清初《圣经》中的圣歌译文、新式学堂的学堂乐歌等，采用的基本是白话。即便是古代文人，也用两套笔墨写诗，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等，在文学史上流传至今的大量诗歌就是古代的白话诗。当然也不能说现代的白话诗就是古代白话诗的简单变种，从根本上说，现代诗的语言大量接受了西方的影响，除了现代词汇以外（像大量的名词、虚词、双音节词），主要的是语义（语言的组织即语法体系）接受了西方的影响，直接影响了自由诗体的形成。即使这样，汉语言的视觉、听觉语言形象特征在现代诗歌中仍然鲜明突出，比如音韵节奏的和谐，对称形式的基本规则，双声联绵词的使用等都是汉语言与汉语诗歌传统的鲜明特色。就像文学史上被公认的某一些西化诗歌流派或诗人，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深刻烙印。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诗歌，以卞之琳、废名、朱英诞为代表的京派诗人，他们一方面接受西方后期象征主义瑞恰慈、艾略特、叶芝的主智诗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凸显出与中国古代宋诗讲究理趣的传统潜在联系，这种理趣与知性诗学的内在关联，主要表现为情理合一与情知合一的会通，“以议论为诗”和“非个人化抒情”诗歌书写方式的相仿，平淡之美与平中见奇审美旨趣的共同属性，等等。中国现代诗歌的古代文学资源深潜式影响与作用是我们不易觉察的，也与我们长期形成的对中国现代诗歌西化观念的固化认知有较大关系。

中国现代小说在文体、叙事、趣味、语言等方面都与古代史传、话本小说、民间故事、寓言神话等有相通之处，体现了传统叙事文学的鲜明烙印。中国现代散文从大散文中剥离出来，将抒情叙事散文作为典型的散文之正宗，但是，古代大散文的观念与笔法、文体风格等无不鲜明地渗透在现代散文中。戏剧虽然接受了以对话为正宗的西洋范式，但是传统戏曲的观念、艺术趣味也无不在经典戏剧中留下鲜明痕迹，比如人物的脸谱化与现代戏剧人物形象的塑造，戏剧冲突中讲究情节的巧合，突出命运的悲剧，大团圆的结局，等等。可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个中西传统融汇后的创新体，是一个没有拒绝传统又积极改造传统、面向世界的新形态。当然这个再造，还在艰难的探索之中，我们大家都要肩负起责任。

传统对我们的影响更多的是潜在的滋养，我们对外来的借鉴是自觉的选择与创新的诉求。我们的文学的未来，依然只能是沿着“五四”新文学的方向，像鲁迅倡导的那样：既不失“固有之血脉”，又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国文学只有进一步汇入世界文学大潮中，才能“别立新宗”，我想这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研究走向成熟的康庄大道。

［原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1] 参见王泽龙、钱韧韧《现代汉语虚词与中国新诗形式变革》，《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