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方法

本书试图以案例研究的方法，以H大学机械学院的“定制式”试点班为个案，采用学校组织的视角，研究该试点班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实施过程，梳理并分析高校“定制式”人才培养的运作过程，并以此透视高校人才生产的实践逻辑。

研究方法是进行研究与数据收集时所采用的具体手段、工具与策略，在同一个研究中，可以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本研究要在短时间内同时考察高校人才培养的过程与其背后的实践逻辑，案例研究是比较好的选择。正如范德芬所说，如果我们以过程的视角看待组织的政策实施，那么采用质性的人类学的方法无疑是有益的。

1.案例研究

要了解高校人才培养的实践过程需要到学校中去，在实地中观察、访谈、体会。虽然一个或几个学校的情况不等于中国所有学校的情况，但它毕竟是中国的学校。正如费孝通先生再三表明的，研究中国的实践，实证调查是需要的，而且只能这么做。组织研究者斯科特认为，我们对组织和组织成员的了解绝大多数是建立在田野研究的基础上。这种旨趣也是与实施研究相得益彰的。如帕伦博和卡利斯塔认为，实施是植根于地方情境的现象和过程，鉴于案例研究的性质就是探索难以从所处情境中分离出来的现象时采用的研究方法，因此，实施研究总是包含对个案的研究。[26]

随之而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高校组织的特征有别于对一般人群的研究，也有别于对社会集合体如家庭和社会团体的研究，根据前述第一章中对组织理论的探讨，可以大致分析出几点高校组织田野研究的独有特征。

第一，组织层级之间存在嵌套和网络关系，这就要求取样要足够多样和充分，如默顿所说，如果我们的研究对象是独立的个体，研究者在一个研究对象上的困难并不会影响他的研究结果，但如果研究的对象是建立在共同关系基础上的，“一个明显持有恶意的信息提供者将会极大的威胁研究结果”[27]。不过，这种网络关系也可以让研究者受益，如果能把握住组织中的关键的信息提供者，或信息提供者合作意愿非常高，研究者将更有收获。而且，网络关系对组织个体的行为施加了影响，使他们的行为变得稳定化，这使笔者的观察比较容易。

第二，高校组织具有相对较高的正式程度。学校组织具有科层制的外观，日程是富有常规的：管理人员有办公室，教师有教室，他们的活动具有惯例性；特定的时间会举行相应的活动；学校拥有大量的文件和数据；正式化也限定了组织成员的背景、工作环境和行为，学校成员往往需要朝向共同的目标。对研究者来说，如果许多情境中的变量都是固定的，这是有好处的。

第三，不同层级的人员具有不同的决断权和自主权。层级模型中存在“质的断裂点”，使得组织中的资源和信息控制是分化的，并不意味着权力越高，就能控制所有资源和信息的流通。虽然制度层有更多的发言权决定研究者在哪些领域有权获得哪些资料，但在田野研究过程中，不同层级的人员都有自己的方式来帮助或限制研究者获得信息。因此，即使高层人员已经给予了研究者充分的自由进行组织研究，但当研究者从高层进入较低层级的管理层与技术层体系时，很可能还会碰到有意的阻挠，反之，即使高层人员在某些方面设定了限制，研究者也同样可以从另外的途径获得资料。

2.个案选择

本书案例选择的是一所地方院校H大学机械学院的“定制式”试点班。地方院校是相对于中央直属院校而言的，之所以选择地方院校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第一，地方院校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承担力量，高校大众化扩招的“二本”“三本”等主要是在地方院校进行培养的，因此地方院校也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主要思考者与实施者。第二，按照现代大学多元服务的定位次序，地方院校职能的优先顺序应是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科学研究等，与此相适应的，其分类定位的发展方向应以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为主要目标，然而由于历史、地位、声誉等传统的影响，地方院校在优质生源选拔、科研经费获取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在知识创新体系中有时也不可避免地处于边缘位置。因此，地方院校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条件，争取更大的资源支持，纷纷效仿中央直属重点院校的办学模式与人才培养方案，以升格为研究型大学作为美好的愿望。但是地方院校办学历史较短、基础相对较差的显性条件又制约了其科研创新与培养精英人才的能力的发展，这一方面使得地方院校在同中央直属院校的同位竞争中很被动，同时也导致其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缺乏相对优势而加剧就业难的局面。第三，地方高校不是“挂在天上”的，而是要落脚在一个地方，高校体制改革过程中，地方院校的资源与资金支持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地方高校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地方的支持。因此，地方高校必须思考为所在地区作出更大的贡献，学校的教学和科研主要应为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重视立足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来培养人才，重视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学校以及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注重从人才培养的各方面、全过程积极改革与探索人才培养模式，为地方发展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科研重点聚焦在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应用性学科领域，为地方发展主动献策献智。而国家实施的一系列区域性发展战略，如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等区域性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地方院校的定位与发展提供了诸多机会。我们有理由说，与中央直属院校相比，在高校改革中，地方院校有更大的动力和需求积极面向市场，为适应社会的需求而调整。

另外，案例研究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案例的代表性与结论的推论问题，任何从个案出发针对高校、教师、人才培养等所做的整体性概括和判断都将是局限的，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非均衡社会中，高校、教师、人才培养活动等深受千差万别的地方教育生态的影响。不过推论并不是案例研究要思考的首要问题，案例研究的逻辑推演方式与大型的量化研究不同，它是一种归纳研究，其方法背后有类型学上的逻辑意义。本研究认为，任何一个个体都不可能代表整体，但个案可以代表一个类型，可以归纳建构一种理论。同时，我国高校的同质性让案例研究视角更为“省力”，考虑到我国高校的一般状态，案例研究将是一种较为省力的方式，研究者指出我国的高校存在大量同质性的运作方式和实施措施。这种同质性也极有利于我们通过典型案例深入考察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的实际过程，从而认识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才培养结果与目标偏离的生产机制。

H大学机械学院的“定制式”试点班是本研究的关键案例（critical case）。鉴于时间和精力有限，本研究只选择了一个案例。H大学是一所H省省属地方性大学，位于H省的省会城市H市。截至2008年，H省的生产总值在全国各省（区、市）中仍属中等水平，但其增长速度却位列最后，与曾经辉煌一时的中国“重工业基地”相比，发展确实需要提升。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一再发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号召。[28]而振兴东北，亟须突破人才瓶颈问题。

作为培养人才的高等学校，至2007年，H省有68所省属普通高等学校，在校本专科以及研究生共634902人。H大学作为一所省属最大规模的理工院校，全日制在校本科生、研究生常年稳定在26000人左右。近年来，该校努力申报国家级科技园，力争跨入“211”大学行列。H大学的机械专业，在业内也算小有名气，这不仅因为现在的机械学院拥有价值不菲的“数控训练中心”，更是由于合并学校前的三校在机械方面都有较强的实力，特别是“H科学技术大学”与“H电工学院”，不仅有较强的装备与高水平的师资，而且为机械行业培养了一批响当当的领军人物。在这样的背景下，合并后的H大学的机械学科必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学科，而也是正因为它的不平凡，在合并后相关学科的整合重建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院系所的组合、划分与建立，人员的调配等方面着实引起不少的争论与冲突，对这些矛盾与冲突的处理结果也并不尽如人意，正如I-ZQ所言：“……机电不分家，别的学校的‘机’与‘电’合并时，我们却背道而驰，本来一家的机电却要另起灶炉……”机电一体的机电学院分割成了“机械动力学院”与“电气与电子学院”。

经历了合并与分裂的机械学院，积极寻求革新人才培养模式，这种革新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上层学校在合并转制后归属的改变，以及合并后学校定位的重新调整与归属改变引起的服务转向的压力，另一方面来自整合院系、发展学科的动机，还有就是摸索解决扩招后适应“一本”“二本”“三本”不同批次的学生的培养模式，对解决学生就业问题的考虑。

恰逢其时，在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号召下，地方政府出台多项优惠政策，机械行业企业也积极响应，筹划从“模拟”向“数控”的转型与提升。2003年，同亚集团率先进口数控机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更引起人们热议的是：招聘不到合格的编程与操作操控人员，原本计划新增80名数控机床的操作与编程人员的问题，历时半年没有得到解决。人才问题再次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议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年H省的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并不乐观，对比之下再次凸显了高校毕业生的“学用偏离”的结构性矛盾。

2003年由省教育厅、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等部门牵线，促成30多家企业与H大学见面，共议培养人才的事宜，其结果是在H大学确立三个“定制式”试点班，为企业“量身定制”其需要的人才。本研究选择的案例就是这三个试点班之一的“机械学院‘定制式’试点班”。机械学院的“定制式”试点班从2003年开办，由于采取“2+2”的模式，截至2008年，共有4批毕业生，本书选择的即是2008年毕业的试点班。之所以选择“定制式”试点班作为分析高校人才培养结果偏离目标这一问题的样本，是考虑到“定制式”试点班作为一种“量体裁衣”的人才培养模式，可以认为该模式的制定是完全考虑了用人单位的需求，并且按照用人单位的需求而进行的人才生产，如果有所偏离，那必定是生产过程中实践环节的问题。出于这样的考虑，本书认为“定制式”试点班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理想类型”，它可以控制外界市场需求不确定的因素。样本班共有64人，毕业后任职于签约企业的有17人，这不足三分之一的约定达成比例，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高校为企业“量身定制”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结果与预设目标之间的“偏离”。

3.收集数据与方法

从研究目的来看，本书属于描述性与探究性研究。这一类型的研究，更关注一个特定情境的总体，关注形成这一总体的多种因素，并试图去展示其间的互动作用。因此，比较适宜的收集数据方法是采用持续的互动方式，收集更多的数据类型。本研究的调查与数据收集工作从2007年9月开始，与用人单位初步接触，从2008年8月开始，集中访谈用人单位的负责人与毕业生，历时3个月，收集到用人单位对人才需求的规格、数量等情况，以及对录用毕业生的评价；2008年10月到2009年3月，陆续对H大学机械学院的“试点班”进行田野调查，访谈负责人与基层教师，收集有关“试点班”生产运行的相关资料；2009年10月对学校进行了第二次调查，补充了关于“试点班”运行过程中的一些资料。在这持续3年的关注与调查中，本研究的数据来源有四类。

（1）文本。学校中有多种多样的文件和记录：图表、官方文件、会议记录、规章制度、程序说明、学期小结、个人小结、小组报告等。但是，研究者并不能纯粹依赖文献，诸如行事历、工作报告这样的文献记录，是在高度政治化的情境中书写的，最好要将其还原到最初产生这些文献的情境中去理解，而不能仅看其字面上的意义，这样也可以考察文本生产的合法化机制。

（2）研究者的观察。对研究群体的观察是田野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方法的主要优势在于，研究者能记录发生的行为，而不必依赖信息提供者。观察分为系统观察和非系统的观察，参与性和非参与性的观察。由于时间与其他方面的原因，本研究主要采用非系统、非参与性的观察。这种观察虽然不能提供身临其境的情景性资料，但鉴于学校工作的日常性与常规性，本书认为可以由非系统的观察推知全景的情境。

（3）访谈关键的信息提供者。本研究的访谈对象主要有五类，包括H大学校领导中“面向东北老工业基地‘定制式’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班”项目负责人2名，机械学院的教学负责人[29]2名，试点班教师[30]5名，企业负责人与车间主任等23人，试点班2008年毕业生17人。他们主要提供了如下几方面的信息：第一，有关试点班的设立初衷、过程、结果以及规则、规范、事件等；第二，被访谈者对试点班的态度、行为、关系、判断等；第三，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情况与对毕业生的评价，以及校企合作意向等。这些信息使研究者得以对试点班从设立到结束的整个生产过程有深入的了解，并明确在这个过程中相关行动者的行为、态度、判断与理念。访谈对象与获取资料情况见表2-1。

表2-1 访谈对象与获取资料情况

（4）资料类型与分析。案例研究要特别注意资料的收集以保证研究资料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特别注意资料收集的三大原则：使用多种证据来源，建立案例研究数据库，组成一系列数据链。

根据上文的理论框架，高校人才培养实践过程的四个阶段，笔者追踪了实践过程中若干关键的节点，以再现高校人才培养过程的轨迹。为了理清各阶段的考察要点以及数据来源，特将各阶段所收集的资料列入表2-2。

表2-2 各阶段的考察要点与数据来源

在案例研究中，资料和理论之间应该进行持续的相互激荡。资料收集、分析、理论之间的互动是非常紧密的。陈向明认为，关于质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资料分析的模式：一种是线性的，自下而上对资料进行抽象的模式；另一种是循环往复的互动模式。[31]本书的数据来源极为多样，在处理时颇费时间，在分析中更多是采用循环往复的模式，用资料与问题之间的互动来凸显研究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