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关于创伤与创伤疗愈的基本思想
1985年，我开始负责比勒菲尔德基督教医院（Evangelisches Klinikum Bethel）精神科工作时，德国的心理咨询师还不太重视研究来访者的心理创伤，他们认为创伤并没有那么重要，甚至认为那只是来访者虚妄的想象。20世纪80年代初，爱丽丝·米勒[1]（Alice Miller）出版了几本关于心理创伤的书，但并没有引起业内的注意。在当时，来访者讲述的心理创伤基本都被当作癔想。2010年以来，我们看到、听到了许多关于暴力的讨论，很多受害者也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但也有不少人因担心不被理解而三缄其口。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创伤经历是引起许多心理问题的原因或原因之一，最近也有一些权威的研究显示，心血管疾病及其他慢性病，尤其是中年阶段出现的糖尿病等疾病，也可能和童年时期遭遇的心理创伤有关（Felitti，1998）。
2000年以前，如果哪个心理咨询师非常认真地对待来访者讲述的可怕经历，会遭到其他同行的歧视。幸运的是，如今承认并接受来访者讲述的经历并不需要很大的勇气。虽然来访者讲述的细节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并且有据可循，但我们相信来访者经历了他们讲述的暴力事件，而且相信这些事件对他们的身心带来伤害。
近年来，心理咨询在人为的精神创伤领域的研究，尤其在儿童精神创伤的原因及其恶劣影响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如今的来访者有很多选择，可以比较哪种疗愈方式最适合自己。有些人喜欢循序渐进的温和疗法，有些人则愿意接受一场“疾风暴雨”的涤荡，好让一切伤痛都尽快成为过去。
从来访者身上学习——想象的疗愈力量
治病在人，治愈在天。
——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
来访者常常是我的老师，看到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自己找到别具匠心的解决方法时，我会感到受益匪浅。比如，有的来访者创造了一个让自己很有安全感的内部或外部世界，他们“假想”出了内在的陪伴者，如守护使者、动物形象等来对抗孤独、获得安慰。当来访者看到我们非常尊重和欣赏他们这些有创意的想法时，就会和我们分享他们的内心世界。我从卡尔·西蒙顿[2]（Carl Simonton，1992）那里学到了这种练习方法：幻想一个美好的地方，“创造”对精神有帮助的生灵。这正好和我的那些来访者下意识的做法不谋而合。我一直觉得所有人心里多多少少都蕴含内在智慧。我经常观察到，那些来访者，特别是受到极大刺激的人，往往拥有他们清醒时自己都意识不到的知识和智慧。很多人已经忘记倾听自己的内在智慧，因为这种倾听需要绝对的平静，还需要给理智应有的空间，清楚理智并不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还有一个事实让我感触颇深：每个人都有自我疗愈的能力，心理咨询师最重要的任务是支持这种能力。
如果有心理咨询师说他比来访者自己更了解什么对来访者最好，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妥的。来访者肯定比我们更清楚什么对他们有帮助。心理咨询师应该具备谦恭和倾听的态度。
我们支持来访者倾听自己的内心智慧，就等于支持他们的自我疗愈力，鼓励他们尽情释放自己被尘封已久的潜在力量。
如今，关于创伤疗愈的很多方法中都会用到想象这一方式。我在欣喜的同时也看到了危机：虽然将想象运用到心理疗愈中可能会对疗愈有所帮助，但这并不表示想象在任何时候、对每个人都有用，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对这个人有用的方法很可能对另一个人有害。所以，我强烈建议来访者自己选择是否接受心理咨询师推荐的方法。无论来访者如何选择，心理咨询师都应该予以尊重。
关注内心的稳定以及想象的疗愈力
尽管有些人对“三阶段疗法”持不同意见，但以当今的知识水平，“三阶段疗法”对反复受创者来说依然是最有效的方式。其中，第一阶段是自体强大，在这个阶段不免会接触一点儿过去的伤痛，也就是说，来访者可以讲述自己的创伤经历。直面伤痛通常并不是一个行为概念，当来访者开始回顾过去的经历时，就已经在直面伤痛。自体强大的目的是让来访者在第二阶段有足够的承受力直面创伤，并进入第三步的融入阶段。在整个疗愈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让受创者的内心足够稳定，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回首那段难以名状的黑暗，进而鼓足勇气讲出来。也就是说，要想直面过去的惊涛骇浪，受创者不仅需要外在的爱、关怀与陪伴，同时需要内在强大的力量以及对自己不断增加的同情心。心理咨询师一定要创造这样的环境。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直面过去的伤痛与恐惧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方法，为的是让受创者能更健康地活在当下和未来。
很多人对“让受创者学会自我同情和自我安慰”这种观点表示质疑，认为安慰受创者本来就应该是心理咨询师的任务和职责。但如果受创者自己没有掌握这种能力，他就会越来越依靠他人，想不断在心理咨询师那里寻求安慰，而心理咨询师不可能随叫随到，更不会永远陪在受创者身边，这样双方都会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如果心理咨询师一开始就和受创者沟通，让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把内心安定下来，可以自己找到安慰，这会给他们很大的勇气。也就是说，心理咨询师扮演的角色是有同情心的陪伴者。如果受创者自己没有自愈能力，没有自我安慰的能力和生活下去的决心，他们怎么会在经历创伤后还能生活至今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有明确的答案，而受创者内心幻想出来的美好场景和有益的陪伴者似乎也可以证明我这种假设。
新的方式
其一，苦难是生活的常态，如果一个人不接受苦难，会苦上加苦。我认为这一点反映到受创者的疗愈过程中，意味着我们绝不能否认或低估他们遭受的痛苦，而是要坦然承认。这需要同情心，疗愈的过程也需要同情心，不论是对自己的同情心还是对他人的同情心。同情心不是“独行者”，而应该和专注力、友好、快乐一起出现。
其二，没有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本身就是一条路。这具体是什么意思呢？所有人，至少是大部分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求幸福、快乐、满足。但是大家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清除阻挡你获得幸福的障碍上，他们应付障碍的时间远远大于享受幸福的时间。人们把精力放在处理不幸上，只会越来越觉得不幸，我们注意力的安放之处决定了我们在意什么、拥有什么。所以与感受不幸和不快一样，哪怕幸福的感觉只有一炷香、一盏茶的工夫，甚至只有一瞬间、一刹那，我们也要认真感受每个满足、舒适、快乐和幸福的时刻。我们在心理咨询中要不断强调这一点。
我们会建议来访者放在愉快和幸福上的注意力要与放在忧虑和问题上的注意力大致相等，像对待自己的情绪和无助感那样关注自己的能力和自主感。其实困难并不是时刻都存在的，它只存在很短的时间，但是我们经常会把注意力全放在上面，好像生活只由困难组成一样。
只有重新找回并加强获得快乐的能力，直面创伤的经历时才不会觉得难以承受。但是有很多人对此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应该先应对苦难和折磨，只有这样才能重新快乐起来。我们都有这样的认识或经验：在春风得意时，困难更容易迎刃而解，这也是经过科学论证的观点。所以来访者和心理咨询师都要建立与内心力量源泉的联系，这样才能更容易处理、消化以及容纳过去的困难。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患有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3]的人经常感觉过去的可怕事件历历在目，仿佛现在正在发生。也就是说，受创者往往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心理咨询，才能意识到现实情况早已今非昔比，当下的自己与从前相比早已判若两人。有创伤经历的人有时候确实不太能意识到自己当下已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氛围，也体会不到自己能走到这一步已做出多少努力。他们仿佛深陷在过去的痛苦泥沼中无法自拔。因此，在心理动力学的想象创伤疗愈中，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让受创者有意识地生活在此刻，并发挥他们潜在的可能性。
我认为“没有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本身就是一条路”这句话非常值得推荐。按照这个说法，如果我们本身在追求幸福，那就不应该绕路，不应该迟疑，幸福本来就在你正在走的路上。
同情心和专注力是疗愈的核心要素。为了培养受创者的这些能力，我在书中给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练习。
我们的疗愈方法是建立在综合的心理动力学理论基础上的。以正向移情、负向移情和潜意识为理念的精神分析学确实为心理咨询师提供了好的理解基础，但为了满足受创者对疗愈的要求，应该稍稍修改这种传统的精神分析干预。一些新的疗愈方法应运而生，并且在德国已初见成效，特别是心理咨询师和来访者的关系越来越被重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让来访者认识到自我效能，培养相关的能力。另外，创伤的后果以及由创伤引起的敏感和易受伤害性也越来越得到业界的承认和关注。
多个自我的观念
我们工作的另一个基础是考虑一个事实——我们每天都在变化，我们每天都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新个体。许多人以为自己一直没变过，但即使只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一观点也并不符合事实。因为新陈代谢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身体每天都在更新和变化，精神和心灵层面也是如此。请你回想一下几年前或更久以前的自己，当时的你肯定不会在所有层面，比如理想、爱好和观点上，都和如今的你一模一样。万物皆流，无物常驻，宇宙中的一切都处于流动变化之中。
这种变化过程是那么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以至于我们都没留意到它。很多人害怕变化，他们觉得持久不变才有安全感。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说过：“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这种看法给我们开了一扇窗。当我们学着不带任何偏见观察这种变化时，就会看到其中蕴含的潜力。今日之我已非过去之我，今日之我可以尝试与从前的多个自我建立联系，可以与之对话，安慰并支持“过去之我”。反之，“过去之我”也可以给“今日之我”打气加油。
特别重要的是，要让来访者明白，从现在开始，他们可以为当下和未来做新的决定。接纳“过去之我”，并不需要把过去从记忆中抹去，重要的是给“今日之我”做想做之事的机会。这样就可以把“过去”安放在应有的地方，“过去”属于过去，来访者需要重新上路，并且他们有很多路可以选，幸福本身这条路当然也在其中。
在本书中，我想介绍如何让经历过创伤的人不仅注意到伤痛，同时还能关注自己内在的快乐和幸福的能力，这样才能把伤痛安放在应有的位置。奥地利诗人艾利希·傅立特（Erich Fried）说过：“能用来平衡不幸的只有一种……那就是幸福。”我想说明的是，即使有过极端无助经历的人，也具有能力和自主性，或者恰恰是这种经历让他们具备能力和自主性。
本书为谁而写
我首先想把这本书写给心理咨询师。其次，在今天这个时代，让来访者了解心理学知识也属于心理咨询工作的范围。心理咨询师和来访者配合双方工作的最佳前提是双方都掌握详细的信息。对于受过创伤的来访者来说，了解自己的情况、掌握心理学的知识对自我控制尤为重要。心理咨询师可以把本书推荐给自己的来访者。
特别是，可能对所有人来说，我在本书中编写的想象练习都能发挥作用。另外，在我描写的诸多想象中，有一部分可能会有助于心理咨询师提高自我关怀能力。
有关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理论，我在书中只做简单介绍，因为目前这方面已有充足的文献资料。作为优秀的入门读物，我特向大家推荐布托洛（Butollo）和他的工作人员的书（1999，2013）；菲舍尔和里德塞尔（Fischer & Riedesser）编写的教科书稍微深奥一点儿，但也很值得一读；安德烈亚斯·梅克尔（Andreas Maercker）的相关图书也令人百读不厌。有关PTSD的书真是多到无法“一览无遗”。至于心理自助方面的书，我推荐我和科妮丽娅·德纳-拉乌（Cornelia Dehner-Rau）合著的《创伤疗愈》[4]。
本书可以说是我自己关于创伤疗愈经验的第一手资料，书中列举了大量实例供大家借鉴，希望可以激发读者将以同情心和受创者资源为导向的方法运用到创伤疗愈中。
研究战争创伤的学者和心理咨询师在与疗愈家庭创伤的心理咨询师和研究者合作时发现：受到集体性创伤和家庭创伤的人在不能消化并接受伤痛时，有非常相似的症状。同时，二者又有重要的区别，比如两种创伤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
个体的压力——结构性暴力
本书主要讲述个人心理创伤的疗愈方法，这并不是指全书对结构性暴力[5]只字不提。我觉得一个人要想应对结构性暴力，首先要做到内心平静，也就是有自我管理和应激管理的能力。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有必要清楚个体暴力和结构性暴力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创伤经历中的人为创伤。
我在书中选取的例子和插图要么是不那么难以承受的案例，比如交通事故，要么是不会泄露太多细节的事情，因为阅读可怕的案例本身也可能让读者受伤。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在疗愈中不去倾听暴力和折磨。恰恰相反，为暴力受害者提供心理咨询的心理咨询师应该在他们感觉合适的时候倾听来访者内心的声音。
关于心理疗愈态度及心理动力学的一些思考
只有在来访者信任心理咨询师的前提下，心理干预才会有效。因此，心理咨询师应该想方设法创造一个绝对安全和舒适的环境，让来访者体验到温暖，进而信任自己。心理咨询师们都明白，与来访者建立良好的关系对于疗愈效果至关重要。
我从心理动力学角度理解的“建立内心的稳定”是增强自体功能。弗洛伊德的观点是“受创之我”并不是“通常的我”（1937）。我觉得弗洛伊德所指的精神分析方式中有关自我研究和结构性干预的部分需要加以修改。另外，新精神分析方法中的关系精神分析以及主体间性（又译为“交互主体性”）都在我的工作中起重要作用。在我看来，“创伤疗愈”并不是一种特殊的工作方式，而是心理咨询师按照来访者所能提供的信息和资源采取的应对行动。
疗愈的对象是人，而不是创伤本身，所以应该以人为本！
如上所述，心理咨询师应该和来访者一起，在有限的时间内以研究和开放的心态找出各种有益于疗愈的可能性。当前的研究表明，对来访者真正有用的不是疗愈方法，而是来访者与心理咨询师的关系，以及来访者自己具备的、帮助过他们的资源（Wampold，2010）。探明这一点是我工作的重要部分。
很多来访者还意识不到自己内在的潜力有多大，不清楚自己曾有多少次通过行动保护自己，不知道自己曾付出多少勇气才支持自己走到现在。心理咨询师应挖掘出这些内在的财富，并让来访者自觉地运用。
“想象”疗法具有适应性（Singer，1986）。在第一阶段的心理咨询中，心理咨询师应该给来访者提供能够对抗伤痛的工具，让他们可以平静而巧妙地应对创伤及其引起的心理防御机制。尤其是，在疗愈过程中我们要允许一定程度的退行，运用“内在小孩”或自我状态既有助于来访者自我调节，也能增强其与心理咨询师的联系。菲尔斯特瑙（Fürstenau）[6]30年前就写过如何通过调整精神分析的方法来面对被削弱的自己。2007年，他的书《共情、权衡与启发性干预》[7]的第三版与读者见面了。这本书非常有指导性，我强烈推荐有兴趣的人详读。第一阶段的心理疗愈，在自体心理学的概念里是要强大自体，在客体心理学里是要建立稳定良好的内在客体表征。
心理咨询师要对来访者有充分了解，尊重来访者的需求和他们战胜创伤的策略，这一点很重要。约瑟夫·魏斯（Joseph Weiss）在1994年就指出，来访者在接受疗愈和精神分析时必须感觉非常安全，他们与心理咨询师的相处当然也应如此。魏斯和他的工作团队提出了“主控理论”（control mastery theory），认为来访者也会不自觉地测试心理咨询师是否值得信任。传统精神分析学里有一条很好的规定是，心理咨询师在解释来访者的陈述、表现、联想和梦境时不得弱化来访者的自我。也就是说，要等到来访者经过“建立内心的稳定”阶段和“直面创伤”阶段，其自我得到强大之后，心理咨询师才可以对其陈述、表现等做出解释。魏斯研究的很多病例都是在儿童时期受创的人。此外，奥林奇（Orange）等人指出（2001），精神分析中要求心理咨询师保持中立态度是最值得商榷的理论。我的经验亦是如此，我觉得受过精神创伤的来访者需要能明确地感受、关心他们的心理咨询师。
同情心是基础
马克西米利安·戈特施利希（Maximilian Gottschlich）是奥地利的沟通学家，他在2007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医疗和同情心的书，并在书中指出：同情心是沟通医疗的基础。没有饱含同情心的沟通，虽然可能会出现以效率为导向的健康产业和顶尖的医学研究，但是绝不会产生疗愈的文化。这种文化对人类的未来至关重要……饱含同情心的沟通并不是达到目标的手段，这本身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这一方法和准则当然也适用于心理疗愈。特别是，对受过伤害并因此产生心理问题的来访者来说，有同情心的心理咨询师在疗愈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情心并不是天生具足的，其需要通过练习来培养。另外，心理咨询师的同情心并不只针对来访者，心理咨询师在遇到不顺利的情况时，也应对自己抱有同情。本书在“心理动力学的想象创伤疗愈”相关内容中，会分析如何使用同情心应对受伤的内在自我部分。
同情心并不只是共情。共情是设身处地体验他人的感受，可以是中立的。同情心虽然需要共情，但更强调心理咨询师要对来访者表现出来，以及来访者要在与自己的相处中表现出来，并产生对健康有益的效果。
同情心会引出资源导向和尊重导向。如果只关注伤痛部分（伤痛导向），来访者最终是不会被疗愈的。只有尊重来访者的尊严和人格，他们才可能康复。此外，同情心还表现为共喜悦、同欢乐，比如心理咨询师让来访者看出自己和他们一起高兴。
资源导向
我建议心理咨询师从与来访者进行第一次谈话起，除了满怀同情心地了解来访者沉重的生活往事，还要谈及那些让他们开心的时刻以及他们能做好的事情，也就是要聊他们自己拥有的资源。我称之为询问“存活的艺术”（Reddemann，2012）。心理咨询师应该先对来访者的悲伤和痛苦给予相应的承认和尊重，然后再提这些问题。我们还需在咨询初期向来访者详细说明心理咨询师在整个疗愈过程中参与的部分。如果我们只询问来访者的痛苦经历，就在无形中传递了一个信息：我们只对来访者的“问题”感兴趣，这样来访者也会只关注他的“问题”；相反，如果来访者注意到我们非常看重他的优点，他就会受到间接的鼓励，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去挖掘自己的优点和资源。在这个过程中，同情心打通了心理咨询师和来访者的联系（Reddemann，2012），我们像在进行钟摆运动那样，一会儿向来访者展示自己对其伤痛经历和问题感兴趣，一会儿又留意他们的长处和成功的经历。在直面创伤阶段，我们可以把注意力暂时都放在精神负担方面，而在后期疗愈阶段，应该把关注点向来访者的资源方面倾斜。
心理咨询师与来访者发生争执是没有意义的。来访者自己最清楚在特定的时刻什么方式对他们最适合，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而是要提供各种可能性，并尊重来访者自己的解决方式。如果心理咨询师带着“资源导向的耳朵”去倾听，总会有新的发现，我们要在这方面不断练习。与快乐相比，人们更容易记住痛苦，思维和记忆都被羁绊在其中。所以心理咨询师应该主动引导来访者，不要把赏心乐事都抛在脑后，而是多让良辰美景常驻心间。
但资源导向绝对不能作为心理咨询师不充分关心来访者痛苦的托词。
还有一点至关重要，心理咨询师不能替来访者做他们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而是要和他们一起处理、共同决定。也就是说，心理咨询师在帮助来访者恢复自我功能时，帮助的尺度应该恰到好处，而不是越俎代庖，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我的习惯是每次进行心理干预，都以提问式话语征求来访者的意见，比如“是不是这样”“你觉得怎么样”等。进行提问式干预的目的是让来访者自己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心理咨询师说：“你现在这样做，因为……”或“你还是对……感到恐惧”，就达不到这种目的。重点是心理咨询师要与来访者一起思考当下的情况，否则无形之中会让人感觉双方的关系好像是一个聪明干练、才华横溢的心理咨询师在面对力有不逮、束手无策的来访者，如果是这样，咨询关系就会陷入一种不平衡状态。
因此，建议心理咨询师要在来访者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让他们自己承担心理疗愈工作，自己来决定咨询进度。我们不能把来访者的“我做不到，我一直都不会这个”等话语当作信条，而是要仔细探究下面的问题：“真的一直是这样吗？”“有例外吗？”“这些话对你实现目标有帮助吗？”“你心中是谁在这样说？”“这是自我防御机制中的心力内摄吗？”。如前文所述，桑普森（Sampson）和魏斯1986年在精神分析中证明，来访者也会测试心理咨询师是否真正关心他们的健康。不对来访者进行批判和谴责并不代表认可和赞同。如格雷戈里·贝特森所说，不断强调这其中的区别有时会很费劲，但是对双方都有好处（Gregory Bateson，1981）。
急性创伤
刚发生或几周前才发生的急性创伤，与一个或多个常年无法消化的创伤引起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有本质的区别。
如今，在发生重大的不幸事件（飞机失事、火车事故等）时，除了急救医生，心理咨询师常常也会被派去事故现场参与救治。急救心理咨询师认为，第一时间对受创者进行心灵救助与对其进行身体抢救同样重要。心理急救通常可以避免这些人受到更大的精神伤害，帮助受创者自我疗愈。我认为，凡是能帮助我们的机体释放自我疗愈力量的方法都是可取的。外部的干预过多，不给受创者的机体留足够的时间进行自我疗愈，是不可取的；如果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能通过给受创者及其家属分析情况，并让他们镇定下来，会对他们很有帮助。另外，这对普及应对普通创伤的知识也非常有益。应该让受创者和家属知道，机体在应对创伤时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关闭”和“尘封”所发生的事情，另一种是对其进行深刻思索和探究。在应对急性创伤时，心理咨询师会不断交替使用这两种做法（Reddemann & Sachsse，1997）。受创者一些看似很奇怪的行为，比如冷漠地自我封闭或不断地找人诉说，其实都是其在尝试自救。并且很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对很多人是有用的。也就是说，如果受创者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听任他们自我封闭，也可以听任他们找人倾诉；如果能判断噩梦是消化创伤的必经之路，而不是病态的表现，就不需要让他们通过吃镇定剂来避免做噩梦，因为受创者可能会通过这个过程很好地处理并消化一些可怕的经历。当然，一个充满爱和理解的环境也是大有裨益的，比如受创者身边的每个人都愿意帮助他，但又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他。
本书中介绍的想象练习对“今日之我”的成熟部分尤其有益。我既推荐想象一个“内在安全之所”的练习，也推荐所有与创伤保持距离的类似训练。还有很多其他的想象会对个别受创者有用，重要的是要检测谁适合什么样的想象练习。让受创者在内心的伤痛和安慰之间做钟摆运动是很重要的策略。此外，还有激活受创者内在资源（Flückiger & Wüsten，2014）、增强抗逆力[8]（Najavits，2002）以及提升各种技能（Linehan，1996，Bohus & Wolf-Arehult，2012）等其他的心理干预方式。
[1]爱丽丝·米勒（1923年1月12日—2010年4月14日），瑞士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师、波兰犹太裔哲学家及作者，著作重点在儿童早期心理创伤的成因以及其在成年后的影响。
[2]卡尔·西蒙顿（1942年6月29日—2009年6月18日），美国放射医学和肿瘤医学的专科医生。
[3]创伤后应激障碍是指个体由于经历情感、战争、交通事故等创伤事件，导致症状长期持续的精神障碍。
[4]原书名为德文：Trauma heilen。
[5]结构性暴力的特殊之处在于这种暴力并没有直接的施暴者，暴力隐含在制度、结构之中。
[6]菲尔斯特瑙（1930年5月20日—2021年3月27日），德国精神分析师和心理咨询师。
[7]原书名为德文：Psychoanalytisch Verstehen,Systemisch Denken,SuggestivIntervenieren。
[8]指一个人处于困难和挫折等逆境时的心理协调和适应能力，也译作“心理弹性”“复原力”“挫折承受力”“耐挫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