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

——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

张江华[1]

在费孝通所有的著作中，《乡土中国》的阅读率无疑是最高的。这本薄薄的小书从最初问世到现在，已过去60多年，不仅吸引了一代代的年轻学子因阅读这本书而有志于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而且让许多已有所成的学者因不断重读这本书而获得新的灵感与启示。其读者群也不仅仅限于社会学、人类学领域，同时还扩展到学术界之外的社会各领域与各阶层。

这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这本书文字的深入浅出、所列举事例自然亲切固然是它赢得各式各样读者的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应该是费孝通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现象的准确捕捉与把握，因此，即便费孝通所提出的概念“没有经过琢磨，大胆朴素”，但重新阅读总能给人以启迪：我们不仅可以发现许多当代社会学、人类学理论与观点的源头，也会发觉费孝通所提出的许多概念蕴涵着可以进一步挖掘的潜力，经得起现代的重新诠释，从而使得这本在费孝通本人看来还“不成熟”（费孝通，1985：I）的著作常读常新，具有经典的意味。

关于这一点，尤以对“差序格局”概念的重新解读体现得最为明显。几十年来，不同的阶段不断有人试图对该概念做进一步的厘清与阐释，也不断有人将其与国际上新的理论进行衔接以更好地对中国社会及其变迁进行研究。尤其是近几年，几位国内外重要的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不约而同地撰文表达了对这一概念内涵及其学术意义的新的理解。这一切不但表明“差序格局”这一概念在费孝通整个学术体系中的重要性，而且说明对该概念仍有探索的空间。

本文试图由此出发，进一步探讨该概念引出的一些问题，借费孝通诞辰100周年之际，希望能够对总结、继承与发展费孝通的学术思想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