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先秦
夏、商、周
夏启建夏
在禹晚年的时候，各部落首领一致推举伯益为继承人，但大禹却暗中扶植自己的儿子启。等到禹死后，启将继承人伯益杀死，夺取了天下。夏启继位之后，采取了“父传子”“家天下”的世袭制，摈弃了远古的“禅让制”。世袭制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直到公元1911年清朝统治被推翻为止。
少康中兴
夏启做了国王以后，把父辈的一些有功之臣杀死，征服了曾经反对过他的邻邦，便认为自己的王位已经坐稳，整天吃喝玩乐，不理朝政，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当他年老的时候，五个儿子都想继承王位，宫中发生了内讧，最后，启立大儿子太康继承了王位。太康昏庸无能，继承王位后，经常丢开国家大事不管，到很远的地方去打猎。东夷部落的首领后羿看到太康长期外出打猎，就乘机起兵攻占了夏朝首都安邑，太康也死在了外地。
后羿攻占了安邑后，为掩人耳目，不敢自立为王，于是就让太康的弟弟仲康当傀儡王，自己则在幕后控制国家大权。后来，后羿又被手下寒浞杀死。后羿死后不久，仲康也死了。仲康死后，寒浞担心篡不到王位，就将仲康的儿子相赶出了王宫，同时命人在路上把他给杀了。这时，相的妻子已经怀孕，她在宫中大臣和宫女们的帮助下逃回娘家，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少康。
少康长大后，招抚夏朝的老臣，壮大自己的势力，终于打败了寒浞，恢复了夏朝，史称“少康中兴”。
商汤灭夏
商族发展到商汤时，已经变得非常强大。夏朝末期，夏王桀大兴土木，奢侈淫逸，征伐邻国，残杀异己，横征暴敛，怨声四起，大臣关龙逢曾多次劝谏夏桀，最后却为夏桀所杀。商汤于部族内布德施惠、轻赋薄敛、扶困救穷、勤政廉明，周边诸侯都归顺他，百姓也亲附他，他统治时期社会稳固。他又任用伊尹、仲虺为左右相，伊尹为奴隶出身，对民众疾苦十分了解，为相后，又推行改革，安定社会。此后商汤入据中原，先击败韦、顾等邦国，后又击败昆吾，并与夏军决战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夏桀大败奔溃，南窜于南巢（今安徽巢湖附近）而死，夏朝灭亡。
人祭和人殉
商朝的社会是由贵族、平民和奴隶构成的。奴隶处在社会的最底层。据殷商甲骨文和金文记载，奴隶有隶、臣、妾、奚等分别，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俘和宗族灭亡者。贵族不仅无偿占有奴隶的劳动，而且可以随意地施以杀戮。最为典型的杀戮就是杀人祭祀和活人殉葬。商王和贵族在祭祀祖先、天地、鬼神和山川河流的时候，不仅要宰杀牲畜，而且还经常屠杀战俘和奴隶。此外，统治者死后，都要用活人殉葬，少者一两个人，多的有数十人或数百人，他们企图在所谓的“阴间”继续奴役这些奴隶。人祭和人殉在整个商朝都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这说明当时奴隶们的处境是十分悲惨的。
武王伐纣
商朝自帝武乙开始就已日渐衰败，到纣王时，已经经历了帝武乙、文丁、帝乙三世衰微。纣王虽不讲文治，但却讲究武功，他多次向东讨伐东夷，俘获了大批奴隶，使商朝一度又出现了强盛的势头。
然而，纣王却异常荒淫残暴。他贪恋酒色，后宫美女如云，其中最受纣王宠幸的是一个叫妲己的女子。纣王对她百依百顺。为了能讨妲己欢心，纣王特意修建了“酒池肉林”，在酒池里装满美酒，旁边立木悬肉，并命令许多男女脱光衣服在其间追逐嬉戏，他和妲己从中取乐。他又在朝歌（商朝首都）修建鹿台和巨桥谷仓，用以存放珍宝财物和征集天下粮食。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纣王就发明了一种叫“炮烙之刑”的酷刑用以镇压人民。他疏远贤臣，亲信奸佞，残杀忠良，使得朝政异常黑暗，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纣王的暴行终于让他众叛亲离，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而西面的周部落经过周文王50年的用心经营，日渐崛起，对没落的商朝虎视眈眈。周武王继位后，周部落的势力已经十分强大，约公元前1048年，武王在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大会诸侯，刺探灭商之可能性，即历史上有名的“孟津观兵”。两年后，周武王率领大军渡过黄河，直逼商都朝歌。在距朝歌70里的牧野，周武王命军队停了下来，并于黎明前集合队伍誓师，其誓词史称《牧誓》。武王在誓词中发布了总攻朝歌的命令，声讨纣王罪行以激励将士斗志。
纣王听说周军已经打到了国门，仓皇武装守卫国都的军队，连同奴隶总共17万（一说70万）人，开赴牧野迎战。周武王虽然只有兵车300乘，将士5000人，但个个神勇无比，无不以一当十。纣兵虽多，但却都是些乌合之众，没有战斗力，奴隶们早就受够了纣王的气，现在又听说武王待人宽厚，纷纷阵前倒戈，为周军做起了向导，杀回了朝歌。武王乘胜以主力军队猛烈突击，商军很快就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已去，急忙穿上了特制的玉衣，登上鹿台，自焚而亡。
井田制
井田制是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它沿袭和发展了殷商的井田制。西周实行土地国有制，周天子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为有效地对全国进行统治，他将土地及生活在土地上的民众分封给各诸侯，史称“授民”“授士”。诸侯又将分封给自己的土地封赏给属下。经层层封赏，直至士，但不准买卖所封土地。井田制即产生于层层“授士”的背景下。后人对井田制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为土地形式。即由封地疆域构成土地的方块状，田中又有沟渠、道路，纵横交错而将其分割成整齐的“井”字。二为经营方式，即被“井”字分割的九块方田中，分为公田和私田。居中一块为公田，周围八块皆为私田。私田由庶人（即农奴）耕种，但须先为奴隶主贵族的公田耕种后，才能在私田劳作。实质是对奴隶的盘剥。随着春秋后期土地私有制的出现，井田制便慢慢瓦解了。
分封制
西周的诸侯在他的封国内，把大部分土地分封给属下的卿大夫作为“采邑”，卿大夫再把“采邑”的土地分封给属下的士作为“食地”。这就是西周的分封制。从西周建国起，就开始施行这个制度，但是大规模的分封是在武王克商以后和周公摄政期间。相传周初先后分封的国家有71个，姬姓独占53个，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鲁、卫、晋、齐、燕等诸侯国。经过分封，西周的疆域比商代大有拓展，各方诸侯都以周天子为天下之主，形成了“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统治格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王权相对前朝更为集中，这对巩固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是西周的周公确立的。他首先确定了同姓的诸侯和周天子为宗法关系，是周天子的叔伯兄弟；异姓诸侯和周天子为姻亲关系，是周天子的甥舅表亲。又确立了嫡长子世袭继承制，以“立嫡不立贤，立长不立幼”为基本原则，按血统的亲和疏来确定权力的分配。所分封诸侯，以及其下的卿大夫、士也有本支的大宗，均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庶子为小宗，实行再分封。这样，权力始终掌握在嫡长子手中，而嫡长子只有一个，使得继承有了唯一合法性，避免了众子相互争夺的局面。此外，周公又将“以德配天”“天命无常”作为维护周朝统治的基本思想，用宗法制度将政权、族权和神权三者统一起来，使周王朝的统治具有不可侵犯的神圣地位。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以封邦建国为基础的国家机构，使得周王朝政令畅通。从而，也使周王朝成了一个严格的等级礼治国家。
礼乐制度
周公又“制礼作乐”，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将上至天子，下至庶人的各种宗法封建制度合法化、礼仪化，以便平衡权力的分配制度。所谓“制礼”，实际上是将一种等级制度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他将君臣、父子、兄弟、夫妻以及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加以严格的区分，确保了周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所谓“作乐”，则是将乐舞与礼仪相结合、相配合。祭祀、出征、会盟、饮宴、婚丧等都各有相应的礼仪和乐舞，而且根据等级的不同，又有严格区分。如祭祀，天子祭天地，祭五祀；诸侯祭山川、五祀，不能祭天地；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先人。又如死，天子死曰崩，卿大夫死曰薨，士、庶人死曰死。其礼仪制度对于各个等级的礼仪、居室、服饰、用具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违反规定，便视之为非礼。周公用这种烦琐的礼仪来灌输各个等级的人群，使其能够安分守己，各尽其职，循规蹈矩，永不犯上。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烦琐的礼仪逐渐成了社会发展的桎梏，但在当时，这种礼仪制度却成了各族人民的生活准则，也构造了此后几千年古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实质内核，对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对树立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丰碑，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国人暴动
西周到了厉王这一代时，国内的各种矛盾变得尖锐、复杂。厉王十分暴虐，他霸占了一切河流、湖泊、田野、山林，禁止百姓利用天然资源谋生，凡利用了这里面的资源，都必须交纳税赋钱物。
那时候，住在城里的平民称“国人”，住在野外的农夫称“野人”。周都镐京的国人非常痛恨厉王的这种霸道的行为，顿时怨言四起。有一个叫召伯虎的大臣听到国人的怨声，就向厉王进谏说：“大王，百姓对您的那项法令的怨言颇多。如果不废除的话，恐怕将会闹得不可收拾。”可厉王根本不听劝告：“这有何难！我自有应对之策。”于是颁布了一道法令，禁止国人议论朝政，并派了许多手下去监视百姓，发现有咒骂国王、发泄不满的人，就马上逮捕处死。人们只好强压怒火，把牢骚深埋心底，即使路上碰见了熟人，也不敢打招呼。
公元前841年，国人们对厉王的暴政终于无法忍受了，成千上万的奴隶和平民联合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暴动。厉王带着几个随从，连夜狼狈逃窜，一直逃过黄河，最后来到彘（今山西霍州市）才算免了性命之忧。愤怒的起义群众冲进王宫，没有搜到厉王，不肯就此罢休。有人探知召伯虎把太子靖藏在家里，于是就要他把太子靖交出来。召伯虎被逼无奈，把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靖交了出来。假太子当即遭到毒打，一命呜呼。厉王已经出逃，“太子”已经身死，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国人们便推贤德仁义的共伯和来京城代行天子职权。当年称为共和元年，历史上的“共和行政”也从这年开始。
共和十四年，厉王在彘死去。消息传来，召伯虎这才通告天下：太子靖并没有死，他还活着。共伯和和召伯虎等大臣说服了各路诸侯，拥立太子靖继承王位，称为周宣王。宣王眼见国势衰败，立志复兴。在召伯虎等人的辅佐下，他勤于政务，一度实现“中兴”。
烽火戏诸侯
西周末年，周幽王昏庸无能，整天只顾吃喝玩乐，从不理朝政。当时，他命令大臣到各地选美女送到宫里。选来的美女当中，有个叫褒姒的，长得非常漂亮，深得周幽王宠爱。
褒姒是个平民百姓的女儿，被抓来以后，常常思念自己的亲人，不习惯宫中的生活，整天愁眉苦脸，从没露过笑脸，这可急坏了周幽王。为了讨得她的欢心，他想了很多办法，但却没有一个办法奏效，周幽王不知所措。
一天，朝廷里来了个叫虢（guó）石父的大臣，此人善于逢迎拍马，他给幽王出了一个鬼主意：命人点起烽火，引来各路诸侯，到那时，兵马乱作一团，褒姒看了一定会笑。周幽王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于是命人点起烽火。四方的诸侯以为北方的敌人犬戎打过来了，便带领人马，一齐奔向骊山援救。可是各路大军赶到骊山脚下，才发现这里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周幽王和褒姒正在城楼上一边喝酒，一边让舞女跳舞助兴。诸侯们知道被骗后，一个个怒气冲天，满腹怨气地带领士兵往回走。可是，由于兵马太多，突然一进一退，便乱成一团，十分狼狈。褒姒看了，终于笑了起来。周幽王第一次见到褒姒的笑容，心里万分高兴，当场赏了虢石父1000斤金子。
不久，犬戎真的对周幽王发动了进攻，大军一直打到骊山脚下，周幽王连忙命人点起烽火。狼烟又升起了，可是，这次却没有一兵一卒前来救援，因为诸侯们不再相信他了。结果，骊山一带被犬戎的军队攻占了，周幽王被杀了，褒姒也被抢走了，接着犬戎又攻下了都城镐京。周幽王死后，儿子平王继位，于公元前770年迁都到东面的洛邑（今河南洛阳）。这就是东周的开始。
商汤
汤是传说中部族首领帝喾之子契的十四世孙。又名天乙、唐、大乙等。是夏朝末年商族的首领，统治中心在亳地（今地有河南商丘、山东曹县、河南偃师三说）。汤施行仁政，很得百姓拥戴，经常有周围的小国慕名前来归附。随着势力的日益壮大，商由夏的属国变成了足以与之抗衡的对手。当时，夏的统治风雨飘摇。统治者夏桀骄奢淫逸，对百姓进行残酷的盘剥和压榨。民间怨声载道。商汤的崛起成了必然。
汤先是停止向朝廷纳贡进行试探，当夏桀调动九夷之师，准备讨伐汤时，汤马上“谢罪请服，复入职贡”，稳住夏桀，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不久，夏桀诛杀重臣、众叛亲离的消息传来，汤再次停止纳贡。这次，九夷之师不起，夏桀的指挥失灵了。汤见时机成熟，果断下令起兵。他先是灭掉了商附近的夏属国葛国，接着又发动战争，剪除了夏的三个重要同盟国韦、顾、昆吾，使夏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接着，汤率领战车七十辆、敢死队六千人，联合各方的军队，以迂回之术绕道至夏都以西，突袭夏都。夏桀仓促应战，同商的军队在鸣条（在今山西运城市安邑镇北；一说在今河南封丘东）一带展开决战。商汤军队奋勇作战，击败了夏桀的主力部队。夏桀败退，率残部仓皇逃奔南巢（今安徽巢湖市西南），不久病死。夏朝灭亡。汤回师商都，召开了盛大的诸侯集会，在三千诸侯的拥护下，成为商代的第一位君王。就这样，在夏王朝的废墟之上，一个新的奴隶制王朝——商建立了起来。商朝开国，以宽治民，国力日益强大。《诗经》颂篇中有“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诗句，即反映了商汤时的盛况。商汤在位三十年。
周文王
周文王是商末西方诸侯之长，姓姬名昌。商纣时称西伯昌，建国于岐山之下。季历之子，祖辈古公亶父，与殷商同祖。季历一生南征北战，年老时被商文丁封为西伯，并与文丁联姻。季历死去后，昌继位。两王以亲戚共处，平安二十余年。殷纣登基后，封天下九侯，昌袭封西伯，治理岐山之下的周地。昌以德施政，在位的五十年里，勤于政事，重视农业发展，倡导笃仁、敬老、慈少、礼贤下士的风气，深得诸侯的尊敬。随着国势日渐壮大，很多河东小国纷纷归附，把昌当作伐纣的“受命之君”。周臣散宜生亦多次劝昌自立，昌都认为时机不成熟。
在周崛起的同时，商王朝已经开始不安。纣王的亲信崇侯虎暗中向其进言，言昌到处行善，树立威信。纣王于是趁昌来京畿进谏时，将其囚禁起来。昌被困羑里达七年，以演易六十四卦终日。后来，周臣闳夭等人以名马、美女及珍奇珠宝献给纣王，将昌营救出狱。
据《尚书大传》载，昌重回周后，做了七件事：“一年救乱，二年克敌，三年践位，四年建侯，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即第一年调解了虞、芮两国的土地纠纷；第二年伐犬戎、西戎等国，剪除商的附属力量；第三年攻打密须，排除西北方的后顾之忧；第四、五两年，伐黎、邘两国，直接构成了对商都的威胁；第六年灭崇国，将都城从岐山迁至渭水平原。势力扩张至长江、汉江及汝水流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都已被钳形包围，处于孤立的境地。不久，昌死去，其子发继位，即周武王。他完成了昌讨伐商纣的遗愿，最终建立了周朝。武王登基后，追尊昌为文王。
周武王
周武王发是八百年周朝的开国君主，是历史上的三代（夏、商、周三代，夏朝为大禹，商朝为商汤王，周朝为周武王）圣王之一。他是周文王的次子，其兄伯邑考被纣王所杀，故而继承了王位。武王为其谥号。
周国原是西方关中兴起于周原（今陕西岐山北）地方的一个小国。商纣王时，武王之父昌被封为西伯，周武王继位后，追尊其为文王。文王在位五十年，周国力量已有很大的发展，周人开始跨出了潼关，进入山西。
武王即位后，决心完成父亲的遗愿，全力投入灭商的准备。武王任用文武双全的姜太公为军师，周公旦为宰辅，召公和毕公为顾问，精心策划灭商大计。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灭掉了商朝。
灭商后，武王为了巩固新政权，收服人心，采取了很多政治策略和措施。他不但没有对殷商遗民采取任何残酷刑法，而且还采用了以殷治殷，分而治之的办法，让他们安居乐业。在全国的统治上，他采用了封邦建国的方略，以便于对全国的统治，这一方法在当时对武王巩固和加强全国统治起到了巨大作用。他还同其弟周公旦讨论要在洛邑（今河南洛阳市内，当时被认为是天下之中）设立东都，以便于对东方加强控制。只可惜，武王为了巩固政权，日夜操劳，心力交瘁，在新王朝刚刚建立两年后就病逝了，这一计划也未能得以实现。
武王灭商建周是一场革命，他用新王朝代替了腐朽的旧王朝，拉开了西周八百年基业的序幕，同时，也使自己挤进了为后人称颂的三代圣王之列。
周公旦
周公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因为其采邑在周地，故人称周公。周公一生历经文王、武王、成王三代，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灭商之后，武王因对国事操劳过度，两年后就去世了，临终前托孤周公，周公留在镐京代替年幼的成王执掌朝政，成了周王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
周公代替成王执政后，为了治理好来之不易的周朝天下，尽职尽责，殚精竭虑。尽管如此，周公代替成王治理国家还是引起了朝廷中很多人的不满，甚至有人怀疑他有野心。东方的武庚见周室内部动荡，觉得有机可乘，于是联合东方氏族徐、奄、盈、熊、薄姑等邦国，又拉拢管叔、蔡叔和霍叔等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统一不久的西周再度受到分崩离析的威胁。
周公采取果断措施，亲自领兵东征，向以武庚为中心的殷人发动进攻。经过三年苦战，“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平定了“三监之乱”。接着，还乘胜一举消灭了参加叛乱的17个东方小国。平定“三监之乱”后，周朝的统治更加巩固了，疆域不断扩大，其势力东到海滨，西到甘肃，南到淮水，北到河北、辽西，扬威四方。
周公极具政治远见，为了统治新征服的区域，周公扩大分封诸侯范围，在各个战略要地和经济文化中心封邦建国。王室子弟、亲戚、功臣以及先王贤人后裔都被封藩。但所封之国，均国小力弱，十分便于控制，同时，又派姬姓王族的子弟或者功臣贵族去统治，实现了对东方各国以及殷商贵族的有效管理。受封诸侯，要对周天子尽守土之责，年年进贡，缴纳方物，朝聘述职，随王祭祀，对捍卫王室统治起到了很大作用。诸侯国内的大部分土地又分配给卿大夫做采邑，卿大夫再将土地分给士，由士直接统治广大人民，层层分封，形成了一个宝塔式统治结构，星罗棋布、大小相间，对安定社会、发展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是基于周公这种稳定的社会结构，西周在成王、康王两代，稳步发展，形成了历史上的“成康之治”，使周朝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有的文明大国。
前1105年，周公病重，临终前嘱托他死后一定要把他葬在成周的地方，以示他离不开周朝。周公死后，成王以最隆重的天子之礼将他安葬于文王的墓旁，还特许鲁国用祭祀天子的礼乐来祭祀周公。
周公一生笃仁笃信，一心辅佐武王和成王，为周朝的稳定和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周公勋业与品德并伟，事功与人格共辉，成为后世竞相效仿的典范，其功绩和精神将与历史共存，永照人间。
甲骨文
甲骨文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汉字形态。它起源于殷商时期，因刻在龟甲兽骨上面而得名。甲骨文最早发现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的小屯村，这里曾经是殷商时期的都城。甲骨文所记载的多是当时统治者在祭祀、征战、打猎时所作的占卜的相关内容，其中包括占卜的日期、事件及其结果。因此甲骨文又被称为“殷墟卜辞”或“甲骨卜辞”。甲骨文的发现才不过100多年的时间。清末担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是中国第一个发现和确认商代甲骨文的人。王氏死后，他所收藏的甲骨片传给刘铁云（即著名的文言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刘铁云经过进一步收集、整理，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甲骨文著作《铁云藏龟》。著名文学家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共13册，收甲骨4万多片，是迄今为止收集资料最丰富、最全面，经过科学整理的一部大型甲骨文著录。迄今为止，从收集的15万片甲骨中共发现超过4500个甲骨文单字，其中有1700个左右已被破解。
金文
铸刻在青铜制的钟或鼎上的一种文字。这种铭文，有的是凹下的阴文，有的是凸出的阳文。前者称“款”，是刻的意思；后者称“识”，是记的意思。所以金文也统称为“钟鼎款识”。后世的“款识”或“款式”即由此而来。关于金文的起源，传统的说法是：起于商代，盛行于周代，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1987年公布的新说法则是：一向被认为出现于甲骨文之后的金文，实际上早在甲骨文之前就已存在。
金文的内容以记事或表彰功德的居多，如关于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这些活动或记录，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是今人了解过去的一扇窗口。据统计，金文现约有3005个字，其中可知的有1804字，比甲骨文略多。金文的文体基本上属于籀篆体，由于其全盛时期在周，而周又以平王东迁分西周和东周，因此金文也因地域割据而有了不同的特色。如齐、鲁、邾、莒、薛、滕诸国，以齐国为盛，其特点为书体高长，笔画呈直线；楚、吴、越、徐等国，以楚最盛，书法柔美浑圆；秦、晋、虞、虢诸国，以秦最盛，其书体近似小篆，有古朴雄浑之风。金文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出土的一尊鼎送进宫中，武帝因此改元元鼎。以后又陆续有所发现。到了宋代，欧阳修、赵明诚都善书，对金文亦做过研究和记载。今天人们能够看到的金文作品，以周宣王时铸成的毛公鼎铭文（铭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最长者）及大盂鼎铭文、散氏盘铭文为上乘之作。
“后母戊”大方鼎
“后母戊”大方鼎是现今发掘出来的最大的商代青铜器。它因腹内铸有“后母戊”三个字而得名，一般认为这个鼎是商王祭祀母亲“戊”用的祭器。“后母戊”大方鼎呈长方形，长110厘米，宽78厘米，高133厘米，重875公斤。这个巨型的青铜器，造型雄伟，花纹华丽，结构复杂。大鼎腹部铸有蟠龙纹和饕餮纹，脚部刻有蝉纹。整个鼎具有非常强烈的神秘感。
勾股定理的发现
勾股定理，即直角三角形中夹直角两边的平方和，等于直角的对边的平方。这是几何学中最重要的一条定理，用途很广。据《九章算术》记载，勾股定理是距今3000多年前周朝的商高发现的，后来汉朝的赵爽对此做过注释，因此，在我国勾股定理又称“商高定理”。在西方国家，勾股定理叫作“毕达哥拉斯定理”，但毕达哥拉斯发现这一定理的时间远比我国商高为迟。
春秋
春秋五霸
随着周天子的权力日渐衰落，诸侯国为争夺实际统治权，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先后取得霸主地位的诸侯王有五个，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春秋五霸”。春秋五霸有多种说法，一说指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另一说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公元前7世纪，齐桓公领导下的齐国东征西讨，消灭和降服了中原地区的一些弱小国家，国力强盛，确立了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因此齐桓公被称为春秋五霸之首。
曹刿论战
公元前684年春天，齐国重兵进犯鲁国。当时，齐强鲁弱，鲁国大将曹刿与鲁庄公坐一辆战车来到长勺迎战，到了长勺安营扎寨。第二天，探子回报：齐军旌旗森严，刀戟如林，一派杀气腾腾，准备厮杀。齐将首先下令进军。刹那间，鼓声动地，杀声四起。鲁庄公正准备擂鼓出营迎战，曹刿拦住说：“主公且少安毋躁，时机未到。”
齐军数万大军冲到鲁营寨前，见鲁营没有反应，好像没有要出兵的意思，于是便平静下来。稍过一阵，齐军又战鼓大作，可是曹刿仍阻止鲁军出战。待齐军三鼓擂过，曹刿才回头对鲁庄公说：“时机已到，可以出击！”鲁庄公下令擂战鼓出寨迎敌，方才鲁国兵将面对齐军骄横的气焰，早就憋着满腔怒火，此时一听战鼓擂响，便如同下山猛虎一般，呐喊着掩杀过去。齐军猝不及防，顿时大乱，漫山遍野地溃逃。鲁庄公大喜，便下令追击，曹刿又拦住说：“不行。”说完后他跳下战车，仔细地观察着泥地上齐军脚印和车辙，又站在车前横木上远眺一番，随后说：“可以追击了！”战役结束，鲁国大获全胜。
班师的路上，鲁庄公向曹刿询问得胜的原因。曹刿回答：“打仗依靠士兵的勇气，齐军擂一鼓的时候，士气正旺，第二鼓有所低落，第三鼓则精疲力竭，而我军严阵以待，士气逐渐充盈，所以能够战胜齐军。同时，齐国是大国，狡诈多端，我们要防备他们佯装败走，埋下伏兵，因此我要观察一番，发现齐军车辙狼藉，旌旗倒下，这是真正败逃的迹象，所以才下令追击。”
管仲改革
春秋初年，齐国虽然号称大国，但由于齐襄公残暴肆虐，荒淫无度，政治上已处于十分腐败的境地。齐襄公晚年时，朝廷政治更加腐化，以致激起众怒，被大臣所杀。一时间，齐国内乱，朝中大臣分作两派，一派要拥立公子纠为王，而另一派则要拥立公子小白为王，而当时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都不在朝中，于是，两派都想方设法以最快速度迎接各自拥护的公子回朝为王。管仲追随公子纠，他为了阻止公子小白回国，在途中设下埋伏，欲用箭射杀公子小白，但公子小白假装中箭，骗过了管仲，迅速回国继承了王位，称齐桓公。齐桓公为振兴齐国，唯才是举。好友鲍叔牙深知管仲有经世治国之志，于是在齐桓公面前大力推荐，齐桓公求贤若渴，不计前嫌，任用管仲为相。管仲对齐桓公的知遇之恩万分感激，尽心尽力辅佐齐桓公，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他先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认为只有物质生活改善了，才谈得上“礼节”和“荣辱”。他首先打破了“井田制”的限制，主张废除“公田制”，分田到户，并按照土地好坏、面积大小征收不同等级的实物税，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他还主张利用濒海的优越条件，发展渔盐贸易，设置盐官、铁官积极引导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另外，他还设立“轻重九府”，根据年成的丰歉，收售谷物，既可平抑粮价，又可增加国家收入，达到通货积财的目的。这些措施的施行，为齐国后来称霸诸侯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此外，管仲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改革。他大胆实行“叁其国而伍其鄙”，将血缘宗族的“国”划为二十一乡，分为工乡、商乡和士乡（士、农合一），又规划士农工商“四民”的住处，不许任意杂处和迁徙，从而加强了统治力量；他还推行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平时生产，战时从军，增加了兵源，增强了军事力量；同时，针对齐国军备不足的问题，管仲采取了用兵器或铜铁赎罪的政策，以扩充军备。
管仲实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使齐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使齐国日益强盛，迅速具备了称霸的条件。
齐桓公被困死
晚年的齐桓公，异常骄奢淫逸，听不进任何规劝。此时，朝里有易牙、竖刁和开方三个佞臣当道，妖言惑众。
后来，齐桓公竟想尝人肉的味道，易牙见有机可乘，将亲生儿子煮熟献给桓公吃。竖刁更是厚颜无耻，为了亲近桓公和夫人，竟挥刀自宫。开方本是卫公子，却背叛父母，投靠桓公为臣，15年不回祖国孝敬双亲。这样，三人很快就得到了桓公的信任，他们把持着朝政，大权在握。
管仲是个非常正直的人，他眼见这三人的可耻行径，不能坐视不理。一天，管仲上奏桓公说：“大王，古往今来，哪一个人不疼亲生儿子？哪一个人不爱护自己的身体？又有哪一个人不孝敬亲生父母？现在，他们竟分别干出了杀子、阉身、背叛父母的勾当，将来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呢？望大王千万不要重用这几个人，否则会有无穷后患呀！”桓公听不进管仲的好言相劝，仍重用这三个奸臣。
没过多久，管仲去世，桓公又身染重病，这三人便趁此机会鼓动王后和太子策划宫廷政变，夺取王位。桓公就被他们关入深宫，周围高筑围墙，与外界完全隔绝直至饿死。桓公临死前，才幡然醒悟，他悔恨交加地说：“管仲真是真知灼见，如果当初听他的话，也不至于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现在我哪有脸去见死后的管仲呀？”说完就一命呜呼了。
宋襄公打败仗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伐郑，在涿河之滨与精锐强大的楚军遭遇，一场血战正在酝酿之中，宋军先到一步，已经排成战列，剑拔弩张。此时，楚军兵马还在乱糟糟地渡河。右司马子鱼一见，连忙跑到宋襄公面前说：“两军相比，敌强我弱。兵法有云：兵半渡可击之，现在趁楚军立足未稳，我军乘虚猛攻，定能以少胜多，打垮楚军。”宋襄公拈着胡须慢吞吞地说：“你急什么？寡人听说有道德的君子不杀害受伤的人，不抓白头老者，不乘人之危，推人于险。楚军还未站稳就打，这违背仁义！”于是就不听子鱼的话。
没多长时间，楚军的兵马一船一船地登陆，摇旗列阵，喧呼可闻。右司马急得流着汗，苦苦劝谏要大王为人民着想，不要因为怕违背仁义而误国。宋襄公不耐烦地把眼一瞪斥责道：“滚回队伍，再说一句就按军法从事！”说话之间，楚军战列已毕。宋襄公方才下令鸣鼓出击，只听杀声陡起，楚国大军像山呼海啸一般冲杀过来。宋军魂飞魄散，大败而逃。宋襄公在乱军之中屁股也挨了一箭，不到三天就一命呜呼了。
晋楚城濮之战
公元前634年，鲁国因和曹、卫两国结盟，曾一度受到齐国的进攻，便向楚国请求援助。而被迫屈服于楚的宋国转而依附晋国。楚国为了不让自己在中原的优势地位受到动摇，便出兵攻打齐、宋；晋国以救宋为名，出兵中原。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率军渡过黄河，攻打曹、卫小国，以诱楚军。楚军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依然全力攻宋。晋文公施用“退避三舍”的妙计，最后双方在城濮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车战。楚军在实力上占有优势，但是由于晋军善于“伐谋”“伐交”，并在战役指导上采取了扬长避短、后发制人的正确方针，最后终于将楚军击败，称霸中原。
秦晋崤之战
秦穆公当上秦国国君后，秦国逐渐强大起来，图谋东进，力图在中原地区建立霸权，但是遇到了晋国的阻挡。公元前628年，秦穆公得知郑、晋两国国君新丧，于是不听手下人规劝，执意要越过晋境偷袭郑国。秦派孟明视等领兵向郑国进军，次年春越过晋国南境，抵达滑。郑国商人弦高与秦军途中相遇，机警的弦高一面冒充郑国使者犒劳秦军，一面秘密遣人到郑国送信。孟明视以为郑国对此早有防备，于是决定率军回国。晋国派大将先轸率军秘密赶至崤山，并联络当地姜戎埋伏于隘道两侧。秦军在回师途中遭到晋军和姜戎的夹击，身陷隘道，既不能进也不能退，最后全部被歼灭，三位大将被俘。第二年秦穆公亲率大军渡河焚舟要与晋军决战，晋军采取了避而不见的策略。秦穆公到了崤之战的战场，祭奠阵亡的将士，然后回师。
鲁国“初税亩”
公元前594年，鲁国正式废除了过去按井田征收赋税的制度，改行“初税亩”，就是不分公田、私田，凡土地占有者均须按亩交纳土地税。对井田之外的私田征税，就说明已经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这是农业税制的一次重要变革。
礼崩乐坏
春秋时期，随着宗族政治的日趋解体，传统的礼乐制度也难以继续维持，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在各国的政治斗争中，经常会发生以下犯上的夺权事件，不遵循旧有礼制的现象也会时常出现。一些从诸侯手中夺取了政权的卿大夫，不仅僭用诸侯之礼，甚至也僭用天子的礼制。有鉴于此，孔子继周公之后再次加工和改造了礼乐制度，努力要将社会重新纳入礼乐的规范，但是他的理想并没有实现。到了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加速使传统的礼乐制度被彻底破坏。各国纷纷进行变法运动，法律制度普遍建立，从而将礼乐的地位取而代之，成为维护新的政治秩序的工具。此时残存的礼乐，已经流于形式，名存实亡了。
郑庄公平叛
春秋时期，有著名的“五霸”，其实在“五霸”之前，就有郑庄公称霸于诸侯。郑庄公名叫寤生。虽然他是一国之主，但他的母亲武姜却不喜欢他，时时偏护他的弟弟共叔段，总想把小儿子推上王位。
郑庄公封给弟弟共叔段一个叫“制”的地方，武姜并不满足这个封赏，要他给弟弟改封一个叫“京”的地方，郑庄公没有拒绝，欣然同意了。于是人们称共叔段为“京城大叔”。
共叔段依仗着母亲对他的宠爱，认为哥哥拿他没有办法，就不断扩充势力，欲与郑庄公对抗。大臣们见了非常着急，都来劝说郑庄公，让他加以防范，以免羽翼养成，造成后患。郑庄公却说：“看看再说吧。”似乎对共叔段的野心并无限制。不久，共叔段便把自己的势力扩充到西部和北部的边境地区，进一步暴露了他反叛的野心。他集结兵力，修治城郭，打造武器，征调士卒和战车，就要偷袭都城了。他还与母亲武姜商量好，里应外合，谋取国君之位。对于这些情况，郑庄公似乎并不在意。他依旧按规定的时间去洛邑朝见周天子。共叔段认为郑庄公不在都城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便来袭取都城。他还假借郑庄公的名义，说是来帮助守卫都城的。
谁知郑庄公在都城附近埋伏了大量的战车和士兵，阻击了来袭都城的共叔段。见阴谋暴露，共叔段便退兵回到京城，不承想郑庄公已经派兵占领了京城，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便逃到鄢地去了，郑庄公派兵追到鄢地。共叔段在逃亡的过程中，被迫自杀了。这样，共叔段谋反行为大白于天下，而郑庄公的行为是为了保卫国家的权力。
其实，共叔段在母亲武姜的纵容支持下，早已有了篡位的意图，对此，郑庄公并不是不知道，但在最初的时候，共叔段并没有暴露他的罪行，同时又有母亲的保护，他只得慢慢忍受，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后来，共叔段的叛意已露端倪，但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如果郑庄公此时采取行动的话，仍会落得个凌母欺弟的不义名声。直到共叔段谋反日期已定，并且正式开始行动了，郑庄公才断然采取行动，一方面开展宣传攻势，另一方面用武力给予镇压，让国人了解共叔段的真面目。结果是，共叔段众叛亲离，兵败自杀，而郑庄公又显得宽宏大度，仁至义尽，这便是郑庄公的高明之处。
三家分晋
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长期争霸，不断发生战争。许多大国内部也存在几股强大势力，争夺权力。晋国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当时，晋国的权力实际上由智、赵、韩、魏四家把持。而这四家中，又以智家的大夫智伯瑶实力最强，野心最大，一心想把另外三家吞并。他以国防的名义，让另外三家各拿出一百里土地和户口来归公。三家大夫明知道智伯瑶存心不良，但由于三家心不齐，韩、魏两家马上屈服了，先后按智伯瑶的要求交出了土地和户口，唯独赵家大夫赵襄子不同意。智伯瑶对此非常气恼，命令韩、魏两家出兵和他一起进攻赵襄子。
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率兵退守晋阳（今山西太原一带）。智伯瑶紧追不舍，包围了晋阳城。但久攻不下，僵持达两年之久，智伯瑶对此一筹莫展。有一天，他去晋阳城北察看地形，看到滔滔的汾河水，不由得计上心来：用水来灌晋阳城。此计果然生效，瞬间晋阳城水流成河，眼看就要失守。
危急关头，赵襄子的一个门客想出计策：游说韩、魏两家，让他们反戈一击，和赵家联合，一起将智伯瑶击败。于是，赵襄子向两家派出使者。韩、魏两家此时也正在为自己以后的命运担忧呢，经使者这么一说，当即和赵家联手，反过来引水淹了智伯瑶。智家从此灭亡。
公元前403年，当时的天子周威烈王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从此晋国就被三家所瓜分。
一鸣惊人
春秋时期，楚国的储君也就是楚庄王在登基后，为了观察朝野的动态，也为了让别国对他放松警惕，当政三年以来，没有发布一项政令，在处理朝政方面没有任何作为，朝廷百官都为楚国的前途担忧。楚庄王不理政务，每天不是出宫打猎游玩，就是在后宫里和妃子们喝酒取乐，并且不允许任何人劝谏，他通令全国：“有敢于劝谏的人，就处以死罪！”
楚国主管军政的官职是右司马。当时，有一个担任右司马的人，看到天下大国争霸的形势对楚国很不利，他就想劝谏楚庄王放弃荒诞的生活，励精图治，使楚王成为继齐桓公、晋文公之后的诸侯霸主。然而，他又不敢触犯楚庄王的禁令，去直接劝谏；他绞尽脑汁也没有想出使楚庄王清醒过来的办法。
有一天，他看见楚庄王和妃子们做猜谜游戏，楚庄王玩得十分高兴。他灵机一动，决定用猜谜语的办法，在游戏欢乐中暗示楚庄王。第二天上朝，楚庄王还是一言不发，这位右司马陪侍在旁。就在庄王准备宣布退朝的时候，他给楚庄王出了个谜语，说：“奏王上，臣在南方时，见到过一种鸟，它落在南方的土岗上，三年不展翅、不飞翔，也不鸣叫，沉默无声，这只鸟叫什么名呢？”楚庄王知道右司马是在暗示自己，就说：“三年不展翅，是在生长羽翼；不飞翔、不鸣叫，是在观察民众的态度。这只鸟虽然不飞，一飞必然冲天；虽然不鸣，一鸣必然惊人。你回去吧，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楚庄王觉得大臣们要求富国强兵的心情十分迫切，自己整顿朝纲，重振君威的时机已经到来，半个月以后，楚庄王上朝，亲自处理政务，废除十项不利于楚国发展的刑法，兴办了九项有利于楚国发展的事务，诛杀了五个贪赃枉法的大臣，起用了六位有才干的读书人当官参政，把楚国治理得很好。国内政局好转，于是便发兵讨伐齐国，在徐州战败了齐国。又出兵讨伐晋国，在河雍地区同晋军交战，楚军取得胜利。最后，在宋国召集诸侯国开会，于是楚国便代替了齐、晋两国，成为天下诸侯的霸主。
晏子使楚
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晏子虽然身材矮小，长相丑陋，却饱读诗书，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为人机智。
有一次，晏子作为齐国的代表，前去楚国京城谈判。当楚王得知晏子要来到楚国的京城时，挖空心思，好不容易想出了一个办法，想利用晏子身材矮小的特点侮辱他，于是令人在京城城门旁边挖了一个小洞，让管礼宾的小官带晏子从此洞进城。晏子一行人到了，楚国管礼宾的小官按照事先设计的方案，领他从小门进去。晏子不进，看看周围等着看笑话的人群，十分惊讶地说：“啊呀，今天我恐怕来到狗国了吧？怎么要从狗门进去呢？”楚国管礼宾的小官被说得面红耳赤，讨了一脸没趣，只好引他从大门进了城。
晏子走进楚宫，楚王腆着肚皮，高高地站在台阶上，傲慢地瞟了晏子一眼，问道：“你们齐国难道就没有人了吗？”“臣不知大王这‘无人’是什么意思？”楚王说：“寡人想知道，你国中有多少人？”晏子从容地回答：“齐国都城临淄有七八千户人家，房屋一片连着一片，街上行人肩膀擦着肩膀，脚尖踩着脚跟，张开衣襟就像乌云遮天，挥把汗水有如暴雨滂沱，怎么能说齐国没有人呢？”楚王拉长了脸哼了一声，又问：“既然这样，你们齐国怎么单单派你出使呢？就派不出比你更强的人来吗？”晏子笑嘻嘻地答道：“怎么派不出呢？可是我们齐国委派使臣是有规矩的，有才干的贤人派去见有才干的国王，无能之辈才派去见无能的国王。我晏子是齐国最无能的一个使臣，所以就被派来见您了。”楚王听了，又讨了个没趣，只得暂时收场了。
到了吃饭的时候，武士们押着一个犯人从堂前经过，楚王故意问道：“这犯人是哪国人？犯了什么罪？”武士回答：“是齐国人，犯了盗窃罪。”楚王看了看晏子说：“齐国人怎么都善于做盗贼？”一句话引得楚国大臣哈哈大笑。这时，晏子从席上站了起来，严肃地说道：“大王，人们常说，橘子生于淮南，结的果实又大又甜，如果生于淮北，果实又酸又小。这是什么原因呢？不过是水土不同的缘故罢了。同样的道理，齐国人在齐国不做盗贼，到了楚国就做了盗贼，这大概也是贵国的水土不同吧！”楚王没有想到晏子这么厉害，只得认输，他对晏子说：“我原想取笑大夫的，没想到反而被大夫取笑了！”
卧薪尝胆
“卧薪尝胆”的故事源于春秋末期吴越争霸之时。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率军在夫椒大败越国，越王勾践被迫讲和，之后忍受奇耻大辱，带着妻子儿女到吴国去给吴王夫差当奴仆。3年以后，勾践被释放回国，他立志洗雪国耻。为了坚定报仇的决心，不忘昔日的苦楚和耻辱，他睡在柴草堆上，每天早起后、睡觉及吃饭前，都要尝尝苦胆的滋味，提醒自己永远不忘掉志向。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奋发图强，推行一些休养生息的政策，终于使越国兵精粮足，国富民强。公元前473年，赵王勾践率军大败吴国，夫差被俘自杀。
董狐
董狐，春秋时晋国太史令。春秋时曲沃（今山西闻喜）人。周大夫辛有的后裔，世袭太史之职，亦称史狐。董狐秉性耿直，刚正不阿。其秉笔直书的事迹，开创了我国史学直笔传统的先河。据《左传·宣公二年》载，晋灵公十四年（前607年），晋灵公刚即位，由于年龄太小，不能料理朝政，于是让大臣赵盾、士会和荀林父三人辅佐。灵公年长即位后，昏庸无道，残暴荒淫。赵盾多次死谏，晋灵公不仅不予采纳，反而怀恨在心，视赵盾为眼中钉。他便派大力士刺杀赵盾。大力士来到赵家时，见赵盾光明磊落，忠心为国，便不忍下手，于是自杀身亡。晋灵公仍然不醒悟，又派人请赵盾饮酒，暗地里派兵士埋伏在四周，让他们见机行事，杀死赵盾，结果被赵盾的卫士察觉，赵盾再次脱险。随后，赵盾和儿子赵朔被迫出逃，在逃跑的途中，遇见族人赵穿。赵穿得知事情原委后非常生气，于是去找晋灵公理论，结果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对赵穿恶语相向。赵穿无奈，命卫士一拥而上杀死了晋灵公。赵盾听说这件事后，立即折返晋国，拥立晋灵公的儿子为王，即晋成公。
晋成公继位后，赵盾很想知道史官对此事的评价，于是召太史令董狐询问。董狐把大事记录拿给赵盾看，只见上面写着“秋七月，赵盾弑其君”，并已向朝廷做了公布。赵盾质问董狐说：“谁都知道先君不是我杀的，你们这些史官怎么让我承担罪名呢？”董狐回答说：“你身居相位，逃亡而没有走出国境，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来后理应讨伐乱臣却又没有这样做。那么不是你的责任，又是谁的责任呢？”赵盾听后叹息道：“《诗经》上说‘因为我怀恋君主，所以给自己带来忧伤’。大概指的就是我这样的人吧。”孔子后来评论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意谓董狐没错，是一位好史官，据法直书而不加隐讳；赵盾也没有错，是一位贤明的大臣，为了法度而蒙受恶语，真是可惜啊。如果赵盾逃出了国境，就不会有弑君之名了。后世因董狐按写史之“书法”纪事，直言不讳，称之为“董狐笔”。今天的翼城县东五十里处有良狐村，为董狐故里。
鲁班
鲁班，姓公输，名般，字若，春秋末年鲁国人，约公元前507年出生在一个工匠世家。传说鲁班家境贫寒，他自幼跟随家人参加了许多土木建筑工程劳动。劳动中，他总是虚心请教，刻苦钻研，用心观察家人和那些老师傅高超的操作技巧。经过长期的勤学苦练和生产实践，鲁班渐渐掌握了家人所有的技艺，而且还青出于蓝，成为当时鲁国有名的能工巧匠。
传说有一次，鲁国国君要建造一座巨大的宫殿，需要很多梁柱，就命令鲁班在15天之内做出300根。鲁班便让徒弟们带上斧头上山伐木，他们起早贪黑，眼看时间过半了，可他们却只砍了不足100棵，鲁班很是着急，便亲自到山上察看情况。他正急匆匆上山，突然手被一片草叶划了一条大口子，鲁班不解：一片草叶竟然如此锋利？他仔细观察了草叶，发现叶子的边缘有很多小锯齿，他豁然开朗，受此启发，他回家将铁片做成锯齿状，然后用它伐木，果然事半功倍。这就是锯子的雏形。
鲁班还发明了木匠画线用的墨斗。最初他画线总是拿一把尺子或是其他直的东西当工具，但有时候木材太长，这些工具就不好用了。后来他看见母亲裁衣服画线时用的粉袋，便有了灵感，做成了墨斗，可麻烦的是每次画线都要母亲捏住另一头。最后还是母亲想了个主意，让他在墨斗上加了个小钩子，于是代替了人力，从此，他一个人就可以画线了。因此，这个小钩子也叫作“班母”，直到现在木工师傅们还在使用着。
他还曾对古代的锁进行了重大改进，锁在我国奴隶社会已有使用，其形若鱼，但结构简单，极易打开，鲁班经过研究后，将锁的机关设在里面，只有借助特定的钥匙才能打开，这样就大大地提高了锁的安全性。
鲁班一生发明无数，从生产、生活用具到作战用的工具都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宝贵的遗产，为我们今天的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孔子
孔子是我国春秋时期最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孔子的学说成为中国两千年来封建文化的正统，对后世的影响极大。
孔子的先世本为宋国贵族，后因政治避难迁于鲁国。传说孔子出生时，怪异难看，鼻孔朝天，且头顶凹陷，看起来像是一座山丘。于是，父亲给他取名孔丘。但在3岁时，父亲去世，孔子与母亲过上了清贫的生活。孔子虽然年幼，但却非常懂礼貌，而且对各种祭祀活动很有兴趣。每有祭祀活动，他总要让母亲陪他去观看，回来后便按照祭祀的程序，模仿学习。因此，孔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已对各种祭祀礼节了然于胸。随着年龄的增长，孔子开始接触各种学问。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和追求，不仅向名人学，也向平民学。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
期间，孔子曾在鲁国做过委吏（司会计）、乘田（管理蓄养）等小吏。中年时，孔子成为鲁国知名的学者，开始广收门徒，前来听其讲学的人总是围得像堵墙似的。前515年，齐宣王问政时，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未被重用。后率弟子周游列国，宣扬礼教仁政的政治思想，但倍受冷落。后于前484年，返回鲁国，晚年致力于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文献，删改鲁史编成《春秋》，创立了编年体史，直至公元前479年病逝。
孔子学说的核心和主旨就是一个“仁”字，这在他思想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他提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他还说“仁者，爱人”，“仁”即博爱，仁者要对世人有同情心，要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
孔子游历遍天下，徒生众多。他死后，其弟子将他的言行编成书，定名《论语》，其中很多佳作、佳句广为后人流传。
战国
战国七雄
公元前403年，晋国分裂为三个国家——韩、赵、魏，与此同时，其他诸侯国的奴隶制度也在逐步瓦解，新兴地主阶级开始夺取政权，我国历史开始进入封建社会的新时期。春秋后期的十几个大国，通过不断地征战和兼并，最后只剩下齐、楚、燕、赵、韩、魏、秦七个大国和几个小国。这七个大国被称为“战国七雄”。
这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开始形成。为了保存和扩展自己的势力，各个国家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侵占别国的土地，削弱别国的势力，相互之间不断发生战争，战争规模越来越大。由于这个时期接连不断发生战争，所以称为“战国时期”。
合纵连横
“合纵”与“连横”是战国时期两种不同的结盟主张。战国时期，秦国逐渐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并有着吞并其他国家的野心。为了抵抗秦国的侵略，齐、楚、赵、韩、燕、魏六国便提出了“合纵”抗秦的主张，意思是六国联合起来，共同抵御秦国的进攻。因为六个国家都在秦国以东，纵贯南北叫作“纵”，所以人们把这种联合称为“合纵”。“连横”则与“合纵”相反，意思是联合秦国，对付其他国家。因为其他六个国家在东方，秦国位于西方，从东到西叫作“横”，所以人们把这种主张称为“连横”。
在实际的政治中，往往“合纵”“连横”并用，“合纵”胜利后改用“连横”，“连横”受阻又变为“合纵”。各国把“合纵连横”当作一种政治手段，苏秦和张仪两人是当时声势最为显赫的“纵横家”。
李悝变法
李悝（公元前455～前395年）是魏国人，子夏弟子。魏文侯在位时，他的政治改革的精神主要是李悝具体实施的。李悝出身于贫苦人家，对于民间疾苦和国家政治对民生的影响，有着很深的了解。在战国争雄的时代，富国强民的最大障碍，是西周以来实行的世卿世禄的政治世袭制度。这个制度，不仅空耗民财，而且对国家选择人才也非常不利。于是，在政治上，李悝实行了“食有劳而禄有功”和“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的政策，以实际的功劳决定官职的任用，这就从根本上铲除了旧时代的政治沉渣，大大增加了国家的活力。在经济上，李悝推行的是“尽地力”和“平籴法”。所谓尽地力，就是通过改进耕作方法，使农田的产量增加；所谓平籴，就是为了避免“谷贱伤农，谷贵伤民”，每逢丰年，政府就大量购进余粮，有了荒年，政府平价售出余粮，通过这种方法来使粮价保持平衡，鼓励农民多种粮。
李悝变法运动的最大成就是在法律方面。在李悝之前，郑国的子产、晋国的赵鞅，都公开过国家刑法。李悝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写下了《法经》六篇。这六篇是《盗法》《贼法》《囚（网）法》《捕法》《杂法》和《具法》。前两篇是定罪，中两篇是量刑，后两篇是针对特殊情况制定的相应对策。李悝的《法经》给秦汉以后的历代法律确定了基本框架。特别是在秦国，后来由商鞅制定的《秦律》，更是对《法经》的直接继承和改进。
由李悝策划的魏国的变法，不仅使魏国达到了富国强民的目的，也使接下来的各国的改革有了良好的开端。
吴起变法
战国时期，楚国的楚悼王（公元前401～前381年）是一位善于纳贤的国君，他经常听到别人称赞吴起贤能，所以吴起一来到楚国就被授予相印，封为相国。吴起上任后就审定律令，明确法规，将一些无关紧要的职位都裁掉了，他撤销王族远门旁支的供养，用来培养作战的士兵。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斥退那些驰骋游说的人，使兵力强盛。这样一来，楚国的国势大增，向西出兵讨伐秦国，向南平定百越，向北吞并了陈、蔡，击退了三晋军队。楚国的强盛使诸侯各国都感到不安。
可是好景不长，几年以后，楚悼王就死了。那些悼王在世时就想谋害吴起的王室贵族就趁机联合起来，向吴起发动攻击，情急之下，吴起慌忙跑到悼王的尸体旁，伏在他身上。于是想杀吴起的那些人用乱箭射死了吴起，但同时也把悼王的尸体射中了。等到安葬了悼王以后，太子肃王继位，他命令尹把因射杀吴起而连带射中悼王尸体的人全部杀掉。这样因射杀吴起而被处死灭族的竟有七十多家。
商鞅变法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三年，一说为前356年，即秦孝公六年），商鞅入秦，向秦孝公进强国之策，陈说变法图强的道理，深得孝公赏识，当即封为左庶长，商鞅开始第一次变法。
这次变法主要有四个方面：一、实行编户制和连坐制。新法规定，生者登记，死者注销以控制农户和征收赋税，按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进行编制，建立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制度，一人犯罪，同一伍，同一什的人不检举、不告发的与犯人同罪；告发者有奖。二、废除旧的贵族世袭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按军功的大小封给官位和爵位，无论宗室与贵族，如无军功，一律消除其贵族身份，不能享受相应的待遇。这项改革，大大加强了国家的中央集权，同时，大大打击了旧贵族势力，因而，也使得很多旧贵族对其怀恨在心。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商鞅把农业看作本业，而把商业看作末业，他认为农业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保障。因此，新法规定，凡粮食和布帛生产多的人，可免除劳役和赋税；弃农经商，懒惰至贫者，全家为官府的奴婢。商鞅抑商，旨在防止商人损害小农经济。
新法推行几年后，秦国百姓安居乐业，无一私斗。秦国的经济、政治、军事都有了空前的发展，使原来落后的秦国，一跃而成了六国的第一强国。
公元前352年（秦孝公十年），商鞅因变法业绩显著而升为大良造，相当于宰相地位。公元前350年，商鞅进行第二次变法，进一步改革经济和政治。主要措施有废井田，开阡陌。承认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解除了井田制对封建经济的障碍；废除分封，设立县治。将全国的乡、邑合并为三十一个县，由国家直接派出官吏，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将国家的政权和兵权都集中到了朝廷；统一度量衡，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成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度量衡的基础和标准。
第二次变法后，秦国更加国富兵强，称雄于六国。但变法后不久，旧贵族公子虔就故意犯法，刁难商鞅，商鞅再一次毫不留情地镇压了旧贵族势力，割掉了公子虔的鼻子。两年后，魏军马陵之战失利，秦军乘机伐魏。商鞅假意叙旧，写信邀魏公子饮酒，魏公子如约而至，不料却中了商鞅的计，秦军大败魏军，只得将河西地归还秦国。商鞅也因此受封於、商等十五个邑，号为商君，此后，人们称之为商鞅。
商鞅的两次变法不论是对当时的秦国还是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的保甲制度就是根据商鞅的编户制和什伍制演变而来；他的郡县制也为后来的历代王朝所沿用。
但所有的变法都必然会影响旧势力的利益，商鞅在变法的过程中也与大批旧贵族结下了冤仇。因而，在秦惠王登基后，当初被严惩的贵族公子虔为报宿怨，诬告商鞅谋反，而秦惠王也向来对商鞅不满，于是，立刻下令将商鞅逮捕，处死后将其车裂。
围魏救赵
公元前354年，魏国大元帅庞涓率数十万重兵包围了赵国首都邯郸，赵国陷入了战火之中，赵王升朝向文武百官问计，有位大臣赵王献计：不如由主公写一封求救信，再备上金银，然后派使者向齐国求救。
赵王想了想，也只能这样了，于是急忙派使者向齐国求救，齐国国君接到信和财物后就派大将军田忌和军师孙膑率军赶去赵国解围，田忌随即点兵准备来日向赵国进军，军师孙膑劝阻说：“要解开杂乱纠纷，不能握拳不放，要解救相斗之人，不可舞刀弄枪。避实就虚，给敌人造成威胁，邯郸之围便可自解。如今魏军全力攻赵，精兵锐卒势必倾巢而出，国内一定只剩下老弱兵丁。将军不如轻装疾奔魏都大梁，占据险要，击其虚处。敌人必然放开赵国，回兵自救，这样，我们便能一举解开邯郸之围，又可乘魏军疲惫之际歼之。”
田忌立刻按照孙膑的布置进行。果然，魏军得悉大梁被围，慌忙回师。人马行到桂陵地面，齐军蜂拥杀出，将魏军打得丢盔弃甲，横尸遍野。
减灶破敌
齐、魏桂陵大战之后十三年，魏国与赵国联合起来攻打韩国，韩国情势危急，忙向齐国求救。齐国派田忌率军前往，直接向魏国的都城大梁进攻。魏将庞涓得知了这个消息后，马上率领军队撤离韩国，回去救都城，但是等庞涓赶到时，齐军已通过大梁继续向西进发了。
孙膑对田忌说：“韩、赵、魏的兵士英勇善战，一向瞧不起齐国，齐国士兵胆子小是出了名的。善于打仗的人应该因势利导。兵书上说，百里之远而企图获利的损失上将，五十里远而企图获利的军队只有一半能够赶到。”于是让齐国军队一进入魏地先安十万口锅灶，第二天减为五万口，第三天又减为三万口。
庞涓行军之日，见到这种情形后非常高兴，说：“我知道齐军本来胆怯，进入我国土地才三天，士兵中就有一半以上的人逃走了。”于是就丢下步兵，只带少量精锐骑兵日夜兼程追赶齐军。孙膑对魏军的行程有了一个初步的计算，他估计这天晚上魏军应该到达马陵。马陵道路狭窄，而且四周有很多险要关口，可以设下伏兵。于是他就命人在大树上砍出一块空白，上面写着“庞涓死于此树之下”。然后他又派齐军中擅长射箭的士兵，带着弓箭埋伏在险要关口的两旁，约定“黑夜中看见火把举起就一齐放箭”。
果然不出所料，庞涓在黑夜中来到砍去树皮的大树下，当他见到空白处有字时，就钻木取火照亮去看，还没读完树上的字，齐军的箭就一齐射了出去，魏军顿时乱作一团，兵士四处逃散。庞涓知道败局已定，就拔出剑来，自杀而死。齐军乘势追击魏军，将魏太子申俘虏了，然后凯旋归国。
田单复齐
公元前284年，燕国大将乐毅联合赵、韩、魏等国的兵力，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攻下了齐国70多座城池，最后只剩下莒城和即墨两座“孤城”。田单（战国时齐国的军事家）随着逃难的人群逃入了即墨。这时，即墨的守将已经阵亡了，导致城中无管事之人。因为田单是齐王的远亲，又有才干和智谋，城里的人就推选他出来主持战事。田单和士兵们同甘共苦，不分日夜亲自巡城，还把本族人和自己的家属都编在了队伍里，受到全城人民的拥护。
公元前279年，燕昭王去世，其子惠王即位，惠王做太子时同乐毅有矛盾，关系处理得并不好。田单了解到这些信息后，就派人去燕国散布谣言说：“齐王早已被人杀死了，齐国现在仅存两座城池。乐毅之所以不着急拿下，是在慢慢收拢人心，以利于自己日后在齐国称王！齐国人现在倒不怕乐毅，要是燕王另派人来代替乐毅，即墨就危在旦夕了！”燕王本来就不信任乐毅，听了这些流言后，也没有多加思考，就派骑劫去齐国代替乐毅。乐毅无端遭受陷害，使燕军士气大受影响。接着田单又放出风去说：“齐国人最害怕割鼻子，如果燕军割掉齐军俘虏的鼻子，然后推到队伍的前列示众，即墨城的人就会害怕，那么就再也不敢抵抗了。”
骑劫听后果然把捉去的齐军士兵的鼻子割去，并在城中示众，即墨守军见了，无不愤怒，这就更坚定了他们守城的决心。田单又放出风说：“我们最怕的是燕军挖城外我们祖先的坟墓。要是燕军挖了我们的祖坟，我们还守城干吗？”愚蠢的骑劫又上当了，他下令让士兵掘墓，即墨的人看到后都要求出城去和燕军拼命。田单见士气高涨，就决定出击。为麻痹敌人，他派人打扮成富翁的样子，将大量金银送到燕军军营中，说：“城里的粮草已经不多了，不出几天就要投降了，希望大军进城后，保全我们的家小。”燕军听到这些话后，以为胜利在望，就放松了戒备。这时田单征集了城中1000多头牛，在牛角上绑着两把尖刀，牛尾巴都扎上浸透了油的芦苇，并凿开十几处城墙，乘着夜色，在牛尾巴上点上火，把牛轰出城外，同时在火牛后面派5000名精兵尾随而上，向燕军兵营猛冲，毫无戒备的燕军从梦中惊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见冲过来一群猛兽，碰了不死也受伤，于是燕军一片大乱，纷纷夺路逃跑自相践踏。齐军的5000名精兵也奋勇杀来，燕军死伤遍地，骑劫也被杀死。
齐军乘胜追击，所到之处，受到了齐国百姓的支持。他们纷纷起兵杀死燕国的守将。不到几个月的工夫，被燕国和秦、赵、韩、魏占领的70多座城池全部被收复，后来他们把齐襄王迎回国都临淄。
完璧归赵
战国时，赵惠文王得到了一个稀世之宝——和氏璧，这事让秦昭襄王知道后，秦王便派使者带着书信去见赵王，说愿意拿出15座城来换那和氏璧。当时秦强赵弱，赵王因此担心送去了璧却换不到秦国的城池。蔺相如主动请求带着璧前去换城。来到秦都咸阳，蔺相如在离宫章台向秦王进献了和氏璧。秦王看完璧，高兴地把璧传给左右的臣子和美人们观赏。蔺相如在一旁待了很久，也不见秦王提起交换城的事，知道秦王没有诚意，就走上前说：“这块玉璧上有点儿小毛病，请让我指给大王看。”
秦王就把璧还给了他。蔺相如拿到玉璧后，向后退了几步，靠着柱子，怒发冲冠，说：“当初，大王派使者出使我国，说是情愿拿15座城来换这块和氏璧。赵王于是诚心诚意地斋戒了5天，然后派我来到秦国为大王献上玉璧。我们是多么郑重其事啊！可大王的做法却有失礼节，你不在朝廷正殿而是在离宫别馆接见我，并且态度十分傲慢，拿了璧又传给周围的美女玩赏，故意戏弄我。我看大王根本就没有诚意，所以才拿回了玉璧。大王要是进一步逼迫我的话，我宁可把我的脑袋和璧同时碰碎在这根柱子上！”说完高举着璧，对着柱子要摔。秦王慌了手脚，连声向他道歉，一面把管图籍的官吏召来，在地图上指出从某城到某城割给赵国。蔺相如知道这是秦王耍的花招，就说：“和氏璧是稀世罕见的宝物。赵王送璧时先斋戒五天，大王您也应该斋戒五天，在大殿上备设隆重的九宾大典，我才敢把和氏璧献上。”
秦王无奈，只得答应，叫人把蔺相如送去休息。蔺相如想，虽然秦王答应斋戒，但绝对不可能拿15座城和自己交换。于是就派自己的随行人员，穿着破旧的衣裳，怀里藏着和氏璧，从偏僻的小道偷偷地逃回赵国。经过5天的斋戒后，秦王在朝廷中备设了九宾大礼的正式仪式，请蔺相如上殿。当得知蔺相如已让手下人把和氏璧送回赵国了，就命令手下人将蔺相如绑起来。蔺相如摆了摆手说：“慢，听我把话说完，到那时再绑也不迟。天下诸侯都知道赵国弱、秦国强。如果秦国真的能先将15座城割给赵国，赵国怎么会为了一块璧而得罪大王呢？我知道我欺骗了大王，自己将难逃一死，就请用大刑吧！不过，我的话还是请大王和您的大臣们仔细想想。”秦王想：“即使把蔺相如杀了，也不能追回和氏璧，反而会加深两国的矛盾，倒不如把他放回去。”
蔺相如回到赵国，赵王封他为上卿。后来，秦国没有把城割给赵国，赵国也没有把和氏璧送给秦国。
纸上谈兵
公元前262年，秦军大举进攻赵国，两军在长平对垒，战云密布。当时赵奢已死，蔺相如病重，赵国只好派老将廉颇坐镇。初战几次，赵军稍有失利。但是廉颇毕竟在沙场上拼搏多年，经验老到，他看到首战失利，于是就改变了战略，坚壁不出。于是与秦军的战争拖了三年，秦军的粮草供应日渐困难，却仍然拿不下赵国一寸土地，秦国军士们心里都非常焦急，并且由于长时间地背井离乡，都归心似箭。将领们害怕再这样下去，军心将散，锐气将尽，那时候，恐怕要攻下赵国只能是做梦了，这三年的时间和心血算是白白浪费了，于是主将就召集众将和谋士商议。
一谋士对秦军主将说道：“我听说，大将赵奢有个儿子叫赵括，此人自幼熟读兵法，只可惜从未历经战场，只懂得纸上谈兵，没什么才能。如果我们派人到赵国境内散播谣言，使赵国撤掉大将廉颇，换成赵括，那我们就胜券在握了。”于是，秦军主将便派遣间谍潜入赵国散布流言说：“秦军谁都不怕，就怕赵奢之子赵括担任大将。”谣言传入宫廷，赵孝成王正为战事毫无进展而愁眉不展，便准备起用赵括。蔺相如在病中听说，连忙劝谏赵王切勿委赵括以重任，甚至赵括母亲也上书赵王，告诉他赵括只会空谈，难胜重任。但赵王固执不听，果然撤回廉颇，任命赵括做了大将。
赵括一到前线，立刻摆出一副整军经武的架势，改变了战略，撤换了不少将官，一时间弄得军心惶惶，人心涣散。秦将白起探明这些情况，深夜派出一支奇兵偷袭赵营，随后佯装败走，趁机切断了赵军的粮道。赵括不知秦兵败退有诈，挥师追赶，只听一声锣鼓，斜刺里杀出一彪秦军，把赵军拦腰切成两半。就这样，赵军被围困四十多天，树皮草根都吃光了，军心大乱。赵括眼看熬下去也是活活饿死，便率军突围。但见旌旗蔽野，秦军四面冲杀过来，赵括被乱箭射死，四十万兵将全军覆没。接着，秦军包围了赵国首都邯郸。后因魏国信陵君率军相救，赵国才没有亡国。
毛遂自荐
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一战，赵国四十万人马全军覆没。主将赵括也被乱箭射死，强悍的秦军长驱直入，公元前257年秦军又率兵重重包围赵国首都邯郸。赵国危在旦夕，赵孝成王焦愁万分，急忙委派他弟弟平原君到楚国去商讨救兵。赵国存亡，在此一举。事关重大，平原君准备带二十个最精干的文武官员同往。他在自己的数千名门客中横挑竖拣，只选中十九名，还差一人，却再也挑不出来了。
这时候，有个名叫毛遂的门客站出来，对平原君说：“请让我跟您同去吧。”平原君对这张面孔很陌生，问：“先生来我门下几年了？”“三年了。”毛遂回答。“三年？”平原君摇摇头说，“不行。一个有才能的人处在世上，就好比把锥子装进口袋，立刻可以看到锥尖从袋里钻出来。你来了已经三年，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见有人称赞过你，可见你不够优秀，没有什么本事。你不能去。”“不对！”毛遂争辩道，“我从来就没有能够像锥子那样放进您的口袋里。要是早就放进口袋的话，我敢说，不光是锥尖露出口袋，就连整个锥子都会像禾穗一般挺出来。”平原君想想，觉得毛遂的话也有道理，就决定带他去了。同行的十九个门客，一开始都很轻视毛遂，但在一路的交谈中，他们才发觉毛遂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果然，当赵、楚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毛遂冒着生命危险，手按宝剑，挺身而出，在盛气凌人的楚王面前慷慨陈词，申明大义。他凛然的正气使楚王惊慑，精辟深刻的分析使满朝王臣莫不叹服。毛遂打开了新的局面，促使楚王和平原君当场缔结盟约。不久，楚国和魏国的援军两路进击，终于解开了邯郸之围。事后，平原君感慨地说：“毛遂以三寸之舌，胜百万军队，他一到楚国，我们赵国的威望就大大提高。我观察的人才不算少了，但竟然错看了毛先生。”
窃符救赵
长平之战后，秦国军队进一步围攻赵都邯郸，形势万分危急，平原君一面亲自赴楚，与楚合纵，请楚出兵救赵，另一方面写信给其妻弟信陵君，委托他向魏王求救兵。信陵君看到平原君的信后，赶忙进宫请求魏王发救兵。在信陵君的一再请求下，魏王便派将军晋鄙率领军队援救赵国，但又惧怕强大的秦军，于是又令晋鄙仅加强戒备而不要与秦国发生正面冲突。赵国平原君写信责备魏国信陵君背信弃义，信陵君于是便打算邀集门客到秦军阵前，和赵国一起与秦军决一死战。
他把好友侯嬴招来，将这个想法告诉了他。侯嬴支走了其他人，然后悄悄对信陵君说：“我听说晋鄙的虎符，放在魏王卧室里，魏王宠爱王妃如姬，因此如姬有能力偷出虎符。从前如姬的父亲被人杀害，是您派人把杀她父亲的仇人的首级进献给如姬的，为报答公子的恩情，如姬是决不会推托的。这样，拿到了虎符就能把晋鄙的军权夺过来，西面可以抵御秦国，北面可以挽救赵国，这是关系帝国霸业的大事！”
信陵君采纳了侯嬴的计策，让如姬帮忙，她果然偷出了虎符，把它交给信陵君。公子出发时侯嬴又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公子到了那儿就立刻与晋鄙验合虎符，要是晋鄙对此产生怀疑，不肯交出兵权，而要向上请示，那可就糟了。我有一个朋友叫朱亥，他是一个屠户，可以让他和你一同去。这个人力大无比，晋鄙如果听从你的命令，那就照计行事；如果不听，就让朱亥把他杀了。”于是信陵君请来朱亥，朱亥笑着说：“我是一个杀猪的屠户，公子你多次关照我，我一直没有机会报答你。现在公子有急事用得着我，这正是我为你出力献身的时候啊！”
朱亥和公子一起出发了。信陵君来到邺下，假传君王的命令代行晋鄙兵权，晋鄙把两块虎符合在一起，果然产生疑心，想不服从信陵君的安排，这时朱亥从袖子里取出四十斤重的铁锤，一锤就把晋鄙砸死了。信陵君即刻率领军队赶往前线，与秦军作战，秦军大败。
荆轲刺秦王
战国末期，弱小的燕国敌不过强大的秦国。当时，燕国的太子丹眼看着强秦正一点点地侵占燕国领土，心里非常着急。于是，太子丹物色到一位本领很高的勇士荆轲，以燕国使者身份去杀秦王。
公元前227年，荆轲和他的副手秦舞阳带着秦国降将樊於期的头颅和燕国督亢的地图，作为燕国的使臣来到咸阳，拜见秦王。秦王政听说燕国使者要献上樊於期的头颅和督亢地图，心里非常高兴，于是在咸阳宫举行隆重的仪式接见荆轲。
这一天，荆轲捧着装樊於期头颅的盒子，秦舞阳捧着督亢地图，一步一步地走上朝堂。大殿里的威严与严肃让秦舞阳感到非常害怕，禁不住浑身颤抖起来。秦王政的左右大臣一见秦舞阳那模样，吆喝了一声：“使者为什么变了脸色？”荆轲回头一看，见秦舞阳脸色苍白，怕露出破绽来，连忙对秦王政说：“大王，他是乡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心里免不了有点害怕，请大王不要见怪。”秦王政于是命令秦舞阳退下，将地图交给荆轲，让他一个人上来。荆轲上了堂，献上盒子和地图，秦王政叫荆轲打开盒子一看，的确是樊於期的头颅。接着又让荆轲把地图打开，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指给秦王看。等到将地图全部展开以后，事先藏在地图里的匕首就露出来了。荆轲一手抓起匕首，一手拉住秦王的袖子，将匕首向秦王胸口狠狠刺去。
秦王使劲一转身，袖子被割断了，他绕过屏风，想跑到外面去，然而荆轲拿着匕首又追了上来，秦王政知道自己没有机会跑了，只好绕着朝堂上的铜柱打转，躲避荆轲。两旁的文武百官知道出了事，但手无寸铁，帮不上任何忙，而台阶下的武士虽有兵器在手，但按秦的规矩，没有命令不准上殿。秦王虽然腰佩宝剑，但却没有机会拔剑，只能躲避荆轲的袭击。
在这紧要关头，大殿上一名侍候秦王的随身医生急中生智，抓起装药的罐子扔向荆轲，荆轲一挥手，药罐摔得个粉碎。就在这一刹那，秦王赶忙将宝剑拔出，一剑刺中荆轲。荆轲倒在地上时，仍不忘将手里的匕首扔向秦王，秦王把身子一闪，那匕首从他腮边飞过，打在铜柱上。秦王政见荆轲倒在地上，手里又没有了武器，便上前向荆轲连刺几剑，将他杀了。台阶下武士们把秦舞阳也杀掉了。
战国四公子
孟尝君：齐公子，田婴子，名文字孟，袭其父的封邑薛，号孟尝君。门客为孟尝君去薛邑收债，将部分贫苦人债务免除，取得薛邑人的拥护，其受齐王猜疑罢相后，回到了薛邑，受到此地百姓的欢迎，得以在此安身立命。后为秦相，又受秦王怀疑，准备加害。得门客中鸡鸣狗盗之徒相助，才得以摆脱追兵。后任魏相，曾支持齐、燕、韩、赵、魏五国攻秦，受到苏秦的称赞。还曾联合燕、赵攻齐。
信陵君：魏公子，安釐王之弟，封于信陵，称信陵君。著名的连横抗秦者，有食客3000人。公元前257年，赵邯郸遭受秦军的围困，形势万分危急，信陵君窃符救赵，杀魏将晋鄙，夺得兵权解邯郸之围，因而留赵居住10年。后魏遭秦大军攻击，在魏危难之际，信陵君借得赵军10万人，并组织燕、韩、楚、魏、赵五国联军，在今三门陕市陕州区和华阴市连败秦军，将秦军赶至函谷关以西。
平原君：赵公子，赵惠文王之弟，名赵胜，封于东武城，号平原君，养士3000人。公元前262年，秦在长平之战中大败赵军，赵卒40万被坑杀，秦国乘胜围邯郸。在赵国面临城破国亡之际，平原君协助赵王组织守城，并说服赵王派使臣去魏、楚求救。魏王畏惧秦国，虽发兵10万，却于进军至赵魏边境时，停滞不前。信陵君的姐姐乃是平原君的夫人，于是平原君致信信陵君：“请公子看在姐姐的情分上，马上发兵来救邯郸10万人的性命！”于是信陵君乃设计夺得魏军指挥权，发兵救赵。与此同时，平原君又亲带20名门客，赴楚求救，终于说服楚王命春申君率楚军救赵。秦军受到赵、楚、魏三国军队的攻击，腹背受敌，大败而回。
春申君：楚公子，名黄歇。为楚相20余年。“虽名相国，其实王也。”有3000门客。楚考烈王十五年（前248）封于吴，号春申君。曾奉命援赵，解邯郸之围，使秦东进战略受挫。公元前256年，出征灭鲁。有门下舍人李园，先以其妹献春申君，有娠之后，又劝春申君献给楚王，生子立为楚太子。楚王死后，郎中朱某曾预言李园将杀春申君以灭口，建议春申君先发制人，春申君不听，后果为李园伏兵所杀。
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萌发于春秋，成熟于战国，延及以后历代，是贯穿我国整个封建专制时代的重要思想政策，它是中央专制集权政治的配套措施。其“重农”之农，包括小农及以小农为基础的农业经济，目的是稳定国家兵源、财源（赋税）与社会经济基础；其“抑商”之商，指的是商品经济与资本市场，在抑制商人资本对破产小农的盘剥、兼并的表层下，包含有防止政权对立面或异己力量出现的根本目的。
孟子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人。是著名的思想家，也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子师承子思的门人，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影响深远，有“亚圣”之称。
孟子生活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其远祖为鲁国贵族，后来家道中落，从鲁国迁居到邹。三岁丧父，母亲将其抚养成人。孟母的管教十分严格，其“迁地教子”“三断机杼”等教子故事，已成为千古美谈。孟子师从孔门，十分推崇孔子，认为“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他和孔子一样，也有周游列国的经历，在齐、晋、宋、薛、鲁、滕、梁等国宣扬“仁政”和“王道”的思想。当时，各诸侯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力图以战争实现统一。孟子的学说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被采纳。在六十多岁的时候，孟子退居讲学，与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另有观点认为，《孟子》的编定者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书约在战国中期）。
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尤其在秦时，因焚书坑儒，其门徒殆尽，几乎一蹶不振。到西汉时，扬雄首先肯定了孟子对儒学的贡献。东汉时，赵岐对其很是推崇。唐玄宗时，曾封“孔门十哲”之一颜渊为“亚圣”，并没有封孟子。中唐时，韩愈首倡儒教“道统”之说，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的人物，孟子的地位开始升迁。五代时，后蜀主孟昶刻石十一经，增入《孟子》，自此《孟子》被列入经书。北宋神宗时，《孟子》首次被列为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升格为儒家经典。到了南宋时，理学家朱熹将其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为四书，孟子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元仁宗时，封孟子父亲为“邾国公”，母亲为“邾国宣献夫人”。元明宗至顺元年，加赠孟子为“邹国亚圣公”。至此，“亚圣”之称流传下来，封建统治者对孟子的封赐亦达到了极顶。
荀子
荀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都做过深刻的分析和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扬长避短，博采众家之长，建立起了一个宏大的学术体系，成为先秦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荀子自称孔子继承人，但却不同意诸如“子思”“孟子”等儒家学派“法先王”和“性善论”的思想主张。他对墨子的“尚贤”主张以及墨子后学说中的认识论和逻辑学上的成果都有所继承，但他却批判墨子兼爱平等的观点。他摒弃了宋钘的“情欲寡”和“见侮不辱”说，但同时吸收了其关于“气”的学说，并以此为基础将自己的天道观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
在其政治思想上，荀子将儒家学说作为主体，同时吸收法家的政治主张。他认为人性本“恶”而非“善”，“善”是后天培养的结果。他所谓的“人性”就是饥则欲食、寒则欲暖、劳则欲息，趋利而杜弊，故而，人人都有各种欲望，不得满足则生追求，若追求时无分寸界定，则必然产生争斗。于是，需圣人来申明礼义，建立法度以限制人们为非作歹，从而天下即“善”。从此我们可以看出，荀子已经将礼、法区分开来，一方面主张礼义教化，另一方面强调严刑峻法。事实上，荀子这一思想已经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制定了大方略，除先秦王朝外，其他王朝都把礼教摆在了明显的位置。
荀子反对自殷商以来的有神论，建立了最初的唯物主义天道观。他认为，日月星辉、四季轮回均是某种规律所致，“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与人的意志无关，更不是受神的主宰。他还提出自然界中的种种怪异现象，像日食、月食、彗星等不过是“天地之变，阴阳直化，物之罕至者也”。自然的“天”实际上没有任何意志，无法主宰政治的成败和人事的好坏。同是水患，禹之父鲧用“障水法”历经九年而未能治理，而禹改堵为疏，则得以治理，因此，事物的成败在人而不在天。荀子还为人们指出了方向，他说：“与其从天命而颂之，宁可制天命而用之。”人类只要掌握了规律，便能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亦即“人定胜天”。这一思想把古代唯物主义自然观推向了一个高潮，对后代中国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荀子一生游历天下，所到之处礼遇甚隆，但由于他否定天命，不敬鬼神，主张“法后王”和“人性恶”，而这些理论和思想都与统治阶级愚弄百姓、粉饰罪恶的要求相悖，因此，他的学说一直未能广泛流传，其政治主张也未得到采纳，而与其同样有功于“时政”的《孟子》却能大受青睐，实为思想界一大憾事。
韩非
韩非出身于战国时期的韩国一个没落贵族家里，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天资聪颖，曾拜师于当时有名的学者荀子。他长于写作，其文章条理清晰，分析深刻，但遗憾的是韩非口吃。
韩国是当时战国七雄中最为弱小的国家，经常受到别国的侵扰，却无力反抗。韩非曾多次上书韩王，提出变法强兵的种种建议，但始终不为昏庸的韩王所采纳。内忧外患使得韩国日益衰落，不得重用的韩非只好退而著书，写成了包括《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55篇作品在内的10余万字的《韩非子》，系统地阐述了其纠世治国的方略，广泛在韩国流传。后来，流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罢，大呼绝妙：“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为求得到韩非，公元前234年，秦国发兵韩国，韩国势单力薄，马上将韩非送到秦国。只可惜韩非在秦国还未来得及被重用，就被李斯陷害致死。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他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三家的思想，并将其师荀子的理论进一步发展，认为只有加强法制，使用严刑峻法才能解决问题。第一次把“法”“术”“势”三家思想结合起来，明确阐述了三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法制思想体系。
韩非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顺应时代的潮流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构造了一个有机的政治思想体系，为秦始皇实施中央集权、统一中国、建立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李冰
李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是都江堰的设计者和兴建的组织者。秦昭王五十一年（前256年），李冰任秦国蜀郡守。他到任以后，看到这里有严重的岷江水患。江水从上游带来泥沙淤积起来，抬高河床，更加剧了水患，每到夏季，洪水泛滥，冲毁庄稼，两岸居民，苦不堪言。于是，李冰与其子二郎着手进行治水工作，设计并组织兴建了都江堰，征服了水患，将水患变成了水利，灌溉川西平原20多万公顷（300万亩），使这里“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华阳国志》）。人们为纪念李冰父子为其立祠，尊其为神。
都江堰整个工程分为三部分：宝瓶口、分水堰和飞沙堰。规模宏大，布局合理，构成了一个防洪、灌溉、航行三种作用于一体的水利工程，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是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罕见的奇迹。
成都平原能够被人们称为“天府”之国，与李冰创建都江堰密不可分，正是因为有了都江堰，成都平原才消除了水患并得以很好地灌溉，才使蜀中人民拥有了数万亩良田。都江堰水利综合工程不论是规划、设计还是建造方法，都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堪称天才智慧的结晶。历经两千余年，都江堰至今仍造福蜀中人民，李冰也一直为四川人民所崇敬，被人们称为“川主”，在许多地方都修有“川主祠”，来表达蜀中人民对他的感激和怀念。
屈原
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人。著名的诗人、政治家、“楚辞体”的创立者。屈原的远祖是颛顼高阳氏，据《史记·楚世家》载，高阳氏六代孙名季连。周成王时，季氏曾孙熊绎受封于楚，传至熊通，即为楚武王。武王之子封采邑于屈，子孙就以屈为氏，屈姓成为楚的国姓之一。自春秋以来，楚国的很多高官显位都由屈氏担任。
屈原一生的活动与当时的历史变革密切相关。随着周王朝的统治日趋没落，各诸侯国各自为政，竞相争霸，楚国在动荡当中成为新兴的大国。在七国并立的时代，秦、楚的实力最为强大。屈原辅佐楚怀王时，七雄间的征战已经如火如荼。屈原最初很受怀王重用，负责国家政令的起草，推行变法，并作为使者两度出使齐国。在怀王之前，已有吴起变法在先，怀王也想有一番作为，因而支持变旧更新。然而变法必然会触及贵族重臣的利益，因此一些大权在握的官员极力反对变法，在怀王面前进谗言。怀王听信谗言，开始疏远屈原。在屈原被疏远之后，秦派张仪游说楚国，以土地诱惑其与齐国断交。怀王垂涎秦国的土地，果然绝齐亲秦。然而断交后，秦没有兑现诺言。怀王恼羞成怒，出兵伐秦，结果因孤军作战被打得大败。受形势所迫，怀王再派屈原出使齐国，希望修复邦交。不久，秦昭王提议两国联姻，要求与楚王会面，屈原力谏不能赴会。怀王不听，去了秦国，结果被扣留，最后客死他乡。屈原则被逐出朝廷，流放到了汉北地区。怀王死后，顷襄王继位，任弟弟子兰为令尹。当时国人都怪罪子兰劝怀王入楚，同情屈原。子兰于是唆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进言诽谤屈原。顷襄王盛怒之下，把屈原流放到了更远的江南地区。屈原辗转在沅、湘一带漂流了近十年。最后自沉汨罗江，以死明志。
司南
司南是世界上最早的“指南针”。据古代文献记载，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利用磁石制造出指向工具——“司南”。《韩非子·有度》中记有“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的话，这里的司南就是指南。司南的外形像现在用的汤匙。使用的时候，把司南放在光滑的水平底盘中间，用手拨动柄部，使它转动，等到司南停下来，它的长柄就指向南方，勺子的口则指向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