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碳中和与全球形势的演变
（一）碳中和及全球碳排放局势分析：基于人均和强度的综合视角
2020年气候雄心峰会上，古特雷斯呼吁各国采取更有效和更积极的减排行动以兑现各自的承诺。现有国家中，不丹和苏里南已实现碳中和乃至负碳，而有超过80%的国家以2050年作为碳中和目标节点，例如，欧盟除波兰以外各成员国均同意欧盟官方承诺的2050年碳中和计划。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已从政府层面率先开始制定并执行一系列减排措施，推动本国环境保护、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的发展；欧盟、南非等已经向联合国提交了以碳中和为目标的减排计划书。[16]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低碳局势，分析碳中和在国内外的演进特征以及2021年的综合形势对中国的碳减排行动规划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全球气候治理形势以21世纪20年代各国作出碳中和承诺以及美国重返《巴黎协定》为标志，再度开启新格局。联合国2020年排放差距报告统计显示，2019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约为52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各温室气体按温室效应大小统一折算为二氧化碳），中国以约140亿吨当量占据了27%。二氧化碳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成分，其排放量按排放效应计算约占温室气体排放总当量的65%—80%（各国家和地区存在差异），中国在2019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亿吨。
各国碳排放情况差异较大，为直观地分析国际碳中和形势，本书对碳排放重点国家和地区以2019年各国人均GDP（美元统计值）为横轴、2019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部分国家为综合预估值，仅计算二氧化碳，不含其他温室气体）为纵轴，建立主要国家碳中和形势图（碳排放量较低或人口较少的国家和地区不计入；英国不计入欧盟），散点颜色用以区别该国近期所宣布的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时间节点（包含立法确立或官方承诺，不包含仅透露意向），散点面积大小用以描述该国人口数量，如图1-1所示。
图1-1 重点碳排放国家和地区碳中和综合形势图
碳排放总量并不能客观地反映一国的排放水平，尤其是对于人口总量居世界第一的中国而言，缺乏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平性。因此，应将人均碳排放量也纳入评价标准之中，通过联合国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2020年全球人均碳排放水平约为4.35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略有降低。同时，考虑到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距，也应以碳排放强度（单位GDP消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分析各国经济发展和碳排放之间关系的重要参考指标，图1-1中各国与原点连线的斜率反映了其每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水平。
综合人均排放量与碳排放强度两项重要指标，目前北欧国家的碳排放强度较低、人均GDP较高，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地区的人均碳排放显著高于其他国家。欧盟国家人均碳排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在较长时间以来未有明显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自《巴黎协定》以来气候治理能力上的衰落。[17]中国目前人均碳排放量约为7.76吨，碳排放强度约为7.69吨每万美元GDP，虽然中国在人均碳排放上并未与世界平均水平拉开太大差距，也远低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但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较高碳排放强度反映出经济发展的质量亟须提升，未来将面临更为严峻的碳减排形势，即面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之间的发展中国家特色减排矛盾与困境。
从另一个角度，图1-1还反映了碳排放强度和人均排放量水平与该国制订碳中和计划的时间节点基本契合。而在达峰与中和的过渡期上，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已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实现碳排放达峰，美国也于2007年达峰[18]，中国以2030年作为碳达峰目标年份以及2060年作为碳中和目标年份，无疑面临着更大的减排压力。
（二）世界各国绿色低碳经济布局共性特征
面对复杂的国际碳中和局势以及全球气候环境问题，各国在2020年前后纷纷抓紧布局本国的绿色发展政策，具体包括设立绿色基金、开展绿色项目优惠、推动能源清洁化和交通电动化、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力度等。综合分析，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可持续经济占比持续提高，各国加大投入并扶持绿色产业。
各国碳中和政策布局以向相关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支持较为普遍，同时发展国家级的绿色产业基金，以引导绿色融资向绿色产业倾斜。政府层面的扶持促进了企业主动进行绿色转型，不断提高可持续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并带动绿色就业，借助绿色产业增长提供就业岗位。各国“碳中和”政策的推出，其根本目的并不只是控制排放总量与减缓全球气候变化，更重要的是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进行产业经济的全面转型与升级。
但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后各国绿色复苏的力度依然不足，对于绿色产业的投资尽管有较大增长，但仍没有达到联合国的期望，各国长期复苏计划中只有约3410亿美元（占长期经济复苏支出的18%）的项目支出符合绿色标准[19]，尤其发展中国家缺乏相应条件，在绿色转型升级、绿色产业投资、绿色技术创新等方面存在难度，疫情后开展绿色复苏占经济复苏支出的比例普遍低于10%，使得对绿色投资的力度从长期来看尚无法充分应对全球气候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和损失。
第二，清洁可再生能源成为能源市场主流，国际能源格局开始转变。
可再生能源的全面应用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各国碳中和能源减排战略亦普遍以降低化石能源发电占比、减少煤炭消费为主，不断提高风电、水电、光伏、氢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的发电占比，这导致传统的国际石油能源格局逐渐发生转变。
若要在国民经济中尽快摆脱高排放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必须同时从能源供给端与消费端入手，逐步实现从化石能源转向清洁可再生能源的过渡和替代。一方面，在各国绿色复苏政策之中，对清洁能源的投资是疫情后经济复苏与刺激计划中最具效益和安全性的投资之一。另一方面，清洁能源的发展伴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迎来新增长点，促使英国、日本等国相继宣布燃油车禁售计划，令具备数字化、智能化、新基建、低排放等绿色属性的新能源汽车在各国低碳经济中进一步获得更多的市场发展机遇。
第三，国际绿色金融市场逐渐成熟，绿色融资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尽管各国在绿色金融的概念界定和体系建设等方面存在异同，但运用金融资源支持绿色可持续产业发展和应对全球气候环境变化的重要理念已成为共识。其中，金融资源以信贷资源、政策资源、监管资源、机构资源、市场资源、工具资源等为主，共同组成推动绿色产业项目融资和服务的综合体系。
各国积极通过发展绿色金融带动疫情后的绿色经济复苏，同时在碳中和目标下的可持续经济发展中为绿色金融增添支持低碳减排的重要属性，并推动政府经费开支与市场资金流向发生转变。与此同时，国际范围内新的绿色金融中心应运而生，以英国明确要建立的伦敦和利兹两个全球绿色金融与投资中心为例，未来其他各国也将逐步建立绿色金融信息资讯中心、碳金融交易中心、绿色衍生品中心等。
第四，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国际合作重要导向及国际竞争新兴战场。
碳中和作为近百个国家所制定的顶层战略目标，在落实与执行阶段将为相关产业领域提供国际间低碳经济长期的合作机遇，引导国际间绿色资本流动、人才就业、绿色产业与可再生能源创业投融资。以德国、丹麦等国开展的“绿色外交”为例，区域间的绿色国际援助支持也将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挖掘合作方向的重要领域。未来，以中欧绿色合作高级别论坛为典型的国际碳中和技术交流、谈判、研讨、合作方案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多的成员国之间开展，并推动分行业、分领域、分地区的碳中和国际俱乐部的建立。
国际碳中和绿色竞争以美国2021年重回《巴黎协定》为开端，几大主要经济体，同时也是碳排放最高的主体，已正式进入赛道。拜登政府意图通过发展清洁能源重振美国经济，而美国急于加入各类国际组织也表明其意图在国际气候变化上重振影响力与领导力。2021年11月1日，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召开。会议围绕全球低碳经济进行了一场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全新气候谈判，推动碳中和发展理念再一次升级与深化。早期的全球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议题屡次向国际低碳治理扩展，围绕碳中和标准制定、资源供给、合作方式、利益分配等问题将不断产生越来越激烈的国际谈判与斗争。
（三）国际减排形势与压力下的中国思考
综合以上四大碳中和政策趋势，各国已推出的重点举措反映出三大问题：
第一，各国碳减排政策的大体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例如，发展清洁能源和绿色融资等，但具体措施在细节上的效果与效率还需要时间进行检验。部分政策将在未来被证明是有效的，部分政策也未必能达成预期的效果。可以预见的是，虽然现有147个国家提出了碳中和目标，但到2050年左右，必然有相当一部分国家未能达成减排目标和兑现承诺，届时将成为不可忽视的国际问题。
第二，全球碳中和元年，大部分国家都在开展探索、创新和尝试，尚未能形成可持续的、具备实际指导意义的碳中和国家发展模式和路径规划。不同国家和地区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也具备独特的人口、资源、环境条件以及产业类型特征，那么各自的低碳发展方向和政策将无法相互适用。
第三，部分国家还没有完全厘清绿色发展与碳中和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另有部分未达峰的国家尚未区分碳达峰与碳中和两项不同时期目标之间的难度和实现差异，那些以降低碳排放为目标的短期政策未必适用于长期以碳中和为终点的可持续发展，而碳中和如何融入传统的绿色发展并作为新的职能和导向开启新升级亦需要从更高的层次进行深入探讨。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碳中和形势，中国承担了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减排压力，在碳中和目标正式提出后，应从国际角度客观分析国际绿色发展背景，为国内各项碳减排工作开展的时点选择和模式制定提供行动依据，逐渐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碳中和发展之路，以应对新一轮的国际绿色低碳竞争和挑战。
[1] 李学磊：《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低碳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新华社，2020年9月27日。
[2] 文同爱、周磊：《论发达国家的国际气候环境保护责任》，载《时代法学》，2014（1）。
[3] 刘长松：《碳中和的科学内涵、建设路径与政策措施》，载《阅江学刊》，2021（2）。
[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刘世锦、张永生：《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理论框架和解决方案》，载《经济研究》，2009（3）。
[5] 李俊峰、李广：《碳中和——中国发展转型的机遇与挑战》，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21（1）。
[6] 付允、马永欢、刘怡君、牛文元：《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3）。
[7] 万霞：《“后京都时代”与“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6（2）。
[8] 吴静、王诗琪、王铮：《世界主要国家气候谈判立场演变历程及未来减排目标分析》，载《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6（3）。
[9] 李俊峰、李广：《碳中和——中国发展转型的机遇与挑战》，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21（1）。
[10] 李威：《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气候国际法的改革与发展》，载《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6（5）。
[11] [葡]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当今世界最为紧迫的使命》，2020年12月11日在气候雄心峰会上的讲话。
[12] 李薇薇：《贾庆林出席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国绿色碳基金成立仪式并讲话》，新华社，2007年7月20日。
[13] 碳汇指通过植树造林和植被恢复等措施，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从而减少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在大气中浓度的过程。
[14] 林巧婷：《解读中国2030低碳承诺：累计排放低于欧美或需40万亿资金》，中国新闻网，2015年7月1日。
[15] 习近平：《继往开来，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在气候雄心峰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0年12月13日。
[16] 钱通：《全球加速拥抱“脱碳”时代》，载《经济日报》，2021年3月22日。
[17] 寇静娜、张锐：《疫情后谁将继续领导全球气候治理——欧盟的衰退与反击》，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
[18] 王能全：《碳达峰：美国的现状与启示》，载《财经》，2021（5）。
[19] 联合国环境署：《Are We Building Back Better？Evidence from 2020 and Pathways for Inclusive Green Recovery Spending》报告，2021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