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

在逃港者的身后，祖国大地回春。1978年5月11日，发表在《光明日报》的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成为打破坚冰的第一锤。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一度激起了极大的反弹和争议。直到邓小平旗帜鲜明表达对这篇文章的支持，实践的真理观开始引起全社会的广泛讨论，最终获得了欢呼和拥护。

“真理标准”大讨论结束了教条主义崇拜，实事求是重新成为指导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国策，“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时代宣告终结。邓小平说：“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1]

时代主题亦因之轮转，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中国改革的大幕自上而下徐徐开启，“要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2]。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报纸上连篇累牍，虽然不可能迅即转化为直抵长安人生活的公共政策和行动方案，却让人们感受到了春风迎面。一些先进分子发现，很多事情“卡得没那么严了”，于是便试探性地伸出触角，如果没有被明令禁止，就大胆地再进一步。

当中央发起思想解放运动的时候，农民正惦记着分田。在1978年底的逃港潮里，2600多人的霄边大队一下子跑走了五六百人，而且都是村里最精壮的劳力。及至农忙时节，秧苗插不上，熟了的稻子烂在地里无人收拾。“分田到户”的想法在蔡柱球的心里日益茁壮。

每一段历史都是严肃的。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分散在不同社会角落的先锋分子，因为对所处时代的心智和需求有敏锐的共感和发现，便从四维朝着同一个方向奔来。他们起初的轨迹是任意和偶然的，经历冒进和反复，轮廓和脉络才逐渐清朗起来。就像尘沙中的铁屑，当时代生成激荡的磁场，那些先锋的理想和欲望便在混杂、纷乱中齐刷刷地站立和绽放。他们会有各自的创造，相聚后更有共襄的盛举和奇迹。虚弱、虚伪和虚无自然也伴随着，与那些光彩的痕迹一并成为历史，等待后来者描画、重述和想象。

蔡柱球想分田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远在安徽的小岗村，一批农民已经斗胆把地分了，推行联产承包。1980年2月20日，在反复的争论、动员中，蔡柱球带领霄边大队把6000亩集体土地按人头分了下去。当年8月，霄边的早稻获得了大丰收，实践告诉了人们何为真理。第二年，时任长安公社党委书记的孙耀全决定，霄边的经验要在全社推广。第三年，中央下发一号文件，正式明确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合法性。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杨继绳：《邓小平时代》，14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