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004年10月底的一天，天空飘着雨夹雪，我们全家离开威斯康星州的多尔县，计划先乘通勤飞机赶往芝加哥，再转乘长途客机飞往北京。母亲开车送我们去麦迪逊，泪水一直在她眼中打转。我们在机场紧紧相拥，将七个沉重的旅行袋搬上三辆行李车，里面装满了两个儿子在家学习一年所需的教材。

20个小时后，北京机场的到达大厅外，“的哥”们早已“虎视眈眈”地等待着前往市中心的乘客。他们对我们这个飞越重洋的外国家庭尤其感兴趣，卖力地将我们的一堆行李排列整齐。我不愿意讨价还价，直接同意了“的哥”的第一个报价，这让我的妻子瑾妮很不高兴。到酒店后，小男子汉们依然神经紧绷，我便带他们去了一家充满回忆的百货公司——老友谊商店，并请他们在附近一家万圣节主题的必胜客吃了晚餐。一名装扮成蜘蛛侠的年轻侍者招待了我们，把我们带到一处由“海盗”和“米妮老鼠”服务的餐位。“哇，爸爸，中国跟美国一样！”我的小儿子布莱斯（林源）说。小布莱斯（林源）当时并不知道，直到他和哥哥沙恩（林峰）第二年回美国探亲，他都没能再吃上西餐。瑾妮和我则很清楚接下来会发生的一切。搬到中国对我们俩来说就像回家——从1984年开始，我们在中国学习和工作了4年，然后回美国工作了15年——尽管对第二故乡充满深情，摆在我们面前的却不是一条阳关大道。

我们希望在中国创造一种全新的事物：一个可以真正成为文化和知识交流载体的文化中心，一处阿卡迪亚式的静修之所，能够让中外游客超越同质化的城市旅游体验，沉浸在丰富多样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之中。我们希望与当地人民一起，共建一种文化自豪感。我们充满理想主义的信念与激情，这或许有些天真。在搬到中国之前，我们还无法向家人和朋友清晰地描绘这幅愿景，自己也不确定具体的细节。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我们为寻找第一个落脚点探访过许多村落。旅途中用家庭教育的方式抚养两个孩子，在中国中部的稻田里，在丝绸之路的沙漠中，在雪域高原的喜马拉雅山脉上。

我们上一回长驻中国是20世纪80年代，自那之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进步。这一切体现在数字上是惊人的。从2000年到2010年，有超过90万座村庄消失。从2008年到2010年，中国建筑商使用的水泥量比美国整个20世纪还要多。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而如今这个比例已下降至不足40%，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这些变化中，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快速发展了旅游业，国内游客开始热情地探索。为争夺游客资源，各旅游景区之间的竞争日益升温，各省、市、县的旅游财政收入攀比也日趋激烈。热门风景名胜区迅速发展，很快就难以容纳所有兴致勃勃的游客。游人排起长队，垃圾逐渐堆积，更不用说无处不在的临时收费设施。

我和瑾妮意识到，某些经济发展的代价是文化传统的消失、社会隔阂的加剧，以及环境的日益恶化。西方建筑师所设计的千奇百怪的建筑，正不断改变着许多古城延续千年的文化内核。设计越是浮华，对城市规划者就越有吸引力。中国成了建筑师们的实验场，不管他们的计划是否适合当地环境。在飞速奔向繁荣的过程中，中国也冒着摧毁自身特色的风险。

我们希望建立一种以尊重当地居民为本的新模式，尊重我们所处地区的文化和社会资源，并确保旅游业能够惠及当地社区。我们决定，客栈必须以社区营造为重心。我们实践的成果就是“喜林苑”，位于中国西南边陲云南省的喜洲镇，植被繁茂的苍山脚下。“喜林苑”不仅是一个旅游景点，它还让游客重新关注乡村居民与乡土文化。我们的乡邻们可以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而不必成为“工具”来迎合变化无常的消费者需求。

为实现这一愿景我们做了很多努力，随着早期的奋斗逐渐获得成功，我经常发现自己在为中国辩护，以对抗西方不友好的声音。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未到访过中国，却对中国把持经济主导地位十分担忧，同时仅凭某些缺失背景和细节的新闻报道就否定整个国家。虽然我不是中国的辩护人，但我并不认同现代美国政治和新文化中的许多观点，特别是美国对于中国的态度。中美两国的每日新闻经常演变成相互批评和一地鸡毛的谩骂。我认为，在喧嚣的媒体闹剧中再增加一个不同声音没有任何益处。相反，我想要创造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以身体力行的方式来影响他人，而不是仅用扩音器向家乡的同胞们宣传。我希望重塑民间外交关系，使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超越官方大使馆的专属权限，并为这个经常被西方误解的国家提供新的诠释。

正是这样的愿望使我回到中国，同时也继续激励我在这里的实践。

这就是我现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以及我的第二故乡——中国故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