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勇气与希望

芝加哥一个辛克莱式的阴沉天气，我开着货车驶离内环开往城市南部。在芝加哥大学附近的一条小巷里，我辗转找到了目的地。爬满常春藤的都铎车道对我的货车来说太过狭小，我只好把车停在一个街区之外，整理好自己的地毯清洁机，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我推着这台60公斤重的设备，在海德公园凹凸不平的人行道上前行，并不清楚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的生活将发生怎样巨大的改变。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打开门，他戴着眼镜，身穿深棕色羊毛衫，热情地和我握手并迎我进屋。他的家闻起来有种与我祖母家相似的气息：满是回忆的薄荷药膏味，还有各式各样的喜姆娃娃。前厅左侧挂着一幅精心装裱的世界地图，有整面墙大小。错落分布的牙签旗使地图呈现出不规则的凹凸感。一个凌乱的手提箱蜷缩在一把撑开的雨伞旁边，地上还有几双沾满泥土的鞋子。他让我脱掉靴子，把鞋和他的行李放在一起。

如同面对一屋子的狂热追随者，他指着地图高声说道：“看来你注意到我的旅居地图了。所有的旗子都是我自己做的，也许对于一位教授来说有点业余，是吗？”我只是笑了笑……他用“旅居”这个词把我弄糊涂了，他的语气中有种法国式的招摇，我误以为他口中的博士是指“外科医生”。当他继续说下去的时候，我盯着地图，试图弄明白这和医生有什么关系。

“我今年68岁了，总共去过72个国家。我用牙签和美工纸做的旗子标示了它们。现在我更愿意花时间去追忆过去的旅行，而不是活在当下的现实中。”他的目光若有所思地扫过地图。

即使是我，一个从未踏足过美国境外的人，也带着钦佩的心情听着，虽然注意力难以抑制地被分散到楼下，那些等待我清洗的如丛林般粗重的地毯上。我讨厌清洁粗毛地毯。当我运行着机器走下楼梯时，那幅整面墙大小的世界地图便被我抛在脑后了。我将教授的橡木家具挪到一边，连拖带拽地把几加仑的脏水倒进一层浴室的下水道。我把家具和防水杯垫放回原位，然后在房间的另一侧重复同样的工作（这是我每天的日常，然后在祖母家洗个澡，再到芝加哥西北部上夜校）。我能够在不到两个小时内保量不保质地做完这一切。

老教授在楼下叫我，问我能不能到玄关帮他做点事。“我上周从中国回来，刚刚把这面用来标记地图的牙签旗做好。我想我应该先把行李箱收起来。”老教授顽皮地指着地板，那个“淹没”了我脏靴子的烂摊子说。“但在中国的旅行让我深受感动，”他边说边递给我一面红黄相间的牙签旗，“你能帮我把这面旗子标记插在北京附近吗？”

我晃着旗子，看着地图，懊恼地试图为自己的迟疑寻找借口。我指着亚洲大陆说：“我知道它就在某个地方，只是不清楚它在哪里。”

教授的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他无法确定我是否在开玩笑——这个年轻人真的不知道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哪里吗？带着明显的怜悯，他停顿了5秒钟，把手放在了地图上的中国南部，然后告诉我北京的位置比这里高14英寸。我伸手将这面旗子插在了一个当时毫无概念的地方，那里很快就会成为我的家。

“你喜欢绿茶吗？”他问道。“我发过誓，要用中国东道主送给我的茶来见证插旗仪式。”他说，“过来，一起喝一点。”虽然我从未喝过不带立顿商标的茶，但我猜想这一定是某种类似圣帕特里克节的饮料，就像3月中旬自由流淌的绿色啤酒（还有绿色的芝加哥河）。

在接下来的30分钟里，我被教授所讲的关于中国的故事迷住了。这是我第一次与一位哲学博士进行交谈，也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与那些能在地图上识别出北京的人之间存在的知识鸿沟。我感到自卑，还有点沮丧，但也深受启发。

教授问我，是不是想一辈子都清洁地毯。我回答说，应该不是，但同时强调，考虑到我要半工半读才能读完社区大学和芝加哥通勤学校夜校的现实，我几乎别无选择。地毯清洁员、房屋油漆匠、加油站临时工、高尔夫俱乐部球童、古董家具修理工、女鞋售货员，这些都曾是我职业生涯的一部分，还不包括高中时期在杂货店每周工作30小时做理货勤杂工。很显然，能够在地图上标示出中国，从来不是这些职业所需要具备的知识。

教授用手指着我，鼓励我保持乐观：“如果我是你，我会去国外看看，去探索世界。生命太短暂了，不能被一份工作，或者，对你来说，被许多份并不完全满意的工作所束缚。你应该放眼海外……甚至不妨考虑一下中国。”

这些话当时听起来是如此荒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却始终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不去，我越来越发现自己沉浸在白日梦中，幻想着超越当下局限的社交生活。然而，芝加哥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我父母是在饱受酗酒、失业和忽视困扰的北欧家庭中长大的。他们不愿提及自身的成长经历（关于他们的成长经历，我知道的很少），只有一小部分令我印象深刻：赌博、离异、持刀搏斗，还有一场毁灭性的火灾，自那以后，我母亲总是要求我和妹妹凯伦把衣服架朝外挂，以防万一失火我们不得不把衣服扔出窗外。凯伦和我有幸避免了父母早年生活的困扰。尽管我们仍不时接到亲戚们关于自杀、吸毒、枪击和酒精中毒的求助电话。

我不知道我父亲是否读完了初中。他从未提起过他的童年。但我确实注意到他有阅读困难，这一缺点让他不得不以电话修理工的身份提前退休。我读初中的时候，他从电话线杆上意外摔落，自那以后，我开始发现家里有很多低年级自然拼读书籍和磁带。因为父亲无法再从事繁重的户外工作，伊利诺伊贝尔电话公司想把他调到办公室从事文职，但没有成功。事故发生后不到18个月，他就退休了，开始追寻他的真爱：古董与艺术品。我们搬到了芝加哥西北郊区一座需要重新修缮的老宅里，那是一幢有100年历史的维多利亚风格建筑。我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修复它，并将后面的马车库房改造成了一个画廊。1977年，这所房子向公众开放。每周我们会去一到两次农场夜市拍卖会和跳蚤市场，寻找那些可以通过用心呵护和精心叙事来重新包装并估价的宝藏。

由于父亲有阅读困难，我和妹妹会在圣诞节和他生日时给他买书，那种图多字少的书籍。他需要视觉刺激来启发学习。他从其他经销商那里完善了自己的技能，他们会在我家画廊用数小时一起切磋经验，分享难以到手的珍玩的故事，就像扶手椅上的垂钓者哀叹就要上钩却又逃跑的鱼。父亲开着一辆老式福特F150皮卡车，带我们绕道去探访穷街陋巷里杂乱无章的古董店。这些中途停靠点通常会花上一整个下午的时间，迫使我要像柔术演员一样，和橡木盥洗柜、旧缝纫机或建筑石雕一起挤在皮卡车后舱的有限空间里。

周末去跳蚤市场时，我父母会逐个摊位逛一遍，试图了解各家的商品。跳蚤市场就是他们的图书馆，就如同青少年在网上冲浪，他们的注意力在难以计数的材质和历史间浮沉。他们是“周末考古学家”，旧货市场上满是灰尘的摊位就是他们的实验室。他们的热情极具感染力，我也从未失去过那种探索的激情。当我的父母外出“寻宝”时，我在杂乱的“地摊儿”中四处搜寻“珍品”棒球卡或连环画。回荡在我20世纪60年代周末的是棒球运动员和超级英雄的名字，而非柏拉图、康德抑或孔子。我会花几个小时，在破旧的鞋盒中仔细筛查卡片和漫画，在市场中寻找超级明星的纪念品。通常在日落之前，又冷又饿的我和父母会在我们家货车旁会合。我父母称这样的一天为“旧货淘宝日”。

在我们回家的路上，母亲会分享她所学到的知识，比如古董摄影、韦奇伍德骨瓷，或者阿米什人的被子。偶尔的“失手”，要么是因为缺乏相关知识，要么是被“不良”卖家误导诱骗，都被当成“交学费”而忽略不计。旧货市场是他们的大学，她自豪地强调：“没有人每次考试都拿A。”“我们从错误中学到的东西比从成功中学到的更多，”母亲在麦当劳或肯德基休息时会说，“下次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希望你们也不会。”

到了晚上，父亲会拿着笔和纸回到他的躺椅上，为他们一天的收获感到骄傲。他会画出和他一起在房间里看《欢乐时光》或者小熊队比赛的人的素描，而母亲则会在厨房里“闲晃”，为家人做些甜食。带着在“旧货淘宝日”中收获的灵感，和在学习时光中得到的知识，他们安然进入了梦乡。

尽管父亲识字不多，但他还是在我的房间里放满了书，这些书都是他从当地图书馆淘汰的免费书箱中精心挑选的，以此来激励我。在工作日结束时，他会把他的小货车开进铺满碎石的车道，泊车声召唤我到后门迎接他。我会帮他提那些装满废弃“口袋书”的纸袋，这些书很多都没有封面，作者包括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克里斯蒂和斯皮兰等。我把书一本一本地拆开，认真琢磨那些我从未听说过的书名和作者。有时候书的前几页被撕掉了，我只能通过看褶皱的书脊来辨认书名。在我父母专注于每日新闻时，我则会读出书的名字。他们偶尔会插话说“我看过马龙·白兰度演的那部电影”或者“我想丹尼·凯伊在那部电影里出演过”。我会擦去留在书本上和圆形橡木弓形爪餐桌上的灰尘，把书本带回自己的房间里。

到高三的时候，我已经有了数百本按国别分类的书，按字母顺序摆放在装牛奶的塑料箱里。这些塑料箱是我在附近便利店上夜班时快递公司送给我的，因为它们的把手破损了。

英国：勃朗特，狄更斯，莎士比亚，托尔金，伍尔夫；

法国：加缪，福楼拜，雨果，卢梭，萨特；

德国：歌德，格拉斯，黑塞，托马斯·曼；

俄罗斯：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纳博科夫，帕斯捷尔纳克，托尔斯泰，屠格涅夫。

我像收集棒球卡一样收集这些书。不同于马克·吐温所认为的“经典只是一本人人称赞却从未读过的书”，出于对父亲的尊重，我努力读完了每一本书。他花时间为我寻找这些书，我至少可以尝试读一读。

父亲看着我认真思索每一本书，他的骄傲显而易见。这是他让我接受更广博教育的朴素方式，也是他鼓励我追求更美好生活的不懈努力。尽管这些书中的许多内容过于深奥，让我在智识上感到沮丧，但这些经典作品仍然是我骄傲的源泉。它们历经岁月的沉淀，就像一张厄尼·班克斯的棒球卡，可以随时与许多来我房间的访客分享。那些旧书散发出的陈旧书香仍然是我年少时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我父亲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我母亲和家庭，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依然成功地抚育了我和妹妹。尽管如此，我一直知道他生活中存在某种缺憾。他父亲在他不到5岁时就离开了他们母子，他在芝加哥危险的街头长大，护佑他的不是关怀备至的父母，而是他6英尺3英寸的身高和120公斤的体重。朝鲜战争结束后，他在韩国生活了两年，却从未分享过关于那段经历的任何故事。那是他唯一一次出国经历。他回国时，还是个没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找了一份工作，让他能够承担起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不过很明显，他在电话公司的职业生涯并不符合他的职业抱负。信心和财力的匮乏，以及对家庭的责任，总是让更远大的梦想难以实现。在我父亲的眼中，幻想是一种永恒的特征——它折射出那些本可以把他带到遥远国度和更符合他职业追求的道路。虽然他从未实现过这些梦想，但我的人生旅程是由父亲开启的，他对我的影响比我意识到的还要多。

由于经济拮据，我们家从来不讨论任何旅行话题。直至我高中毕业，家里都没有人坐过飞机，出国旅行似乎更是遥不可及。那个寒冷的秋日，在芝加哥大学这座象牙塔旁，我认真地听着那位教授的教诲。在我这个没受过教育的人听来，他说的可能是一门外语。回到现实中厚重的粗毛地毯前，我把自己的恐惧和不安感埋进了眼前的杂务中。

那天晚些时候，教授又拿着绿茶出现了。“芝加哥熊队和沃尔特·佩顿呢？”熟悉的感觉让我重拾信心，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又活力满满。“爱尔兰”茶的味道也突然变得好喝了。

一周后，我在郊区一家购物中心清洁地毯，路过沃尔顿书店时，我看到桌面上摆满了旅游指南。我打开的第一本书是《弗罗默旅行指南——一日25美元游欧洲》，我立刻被拉进了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弗罗默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他的视野远远超越了我此刻的现实。

“那边有更多的旅游指南。”一个店员说道。我以为她是在开玩笑——怎么会有这么多旅游书呢？书店的后侧，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整面墙、满满六个架子的旅行书籍，讲述那些似乎遥不可及的国家。我坐在地板上，把书一本接一本地拿下来，将它们围成一个圈，仔细读着那些我闻所未闻的国家。书中的世界就像玩具反斗城一样，我仿佛又回到了8岁，从来不知道世界原来那么大！3个小时后，店员告诉我要关店了，并请我“收拾好自己的烂摊子”，我才如梦初醒。

那天晚上，我在人生中的第一本旅行书《出发吧：欧洲》上挥霍了整夜的时光。一段探索和学习的旅程开始了。马塞尔·普鲁斯特曾经说过：“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在于探寻新的风景，而在于拥有善于发现的眼睛。”我当时年轻、天真，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正是一个有待拓宽新视野的完美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