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顾卫民
本书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亨利·卡门（Henry Kamen，1936—）教授撰写的关于西班牙帝国历史的著作。作者是英语世界研究近代早期欧洲史、西班牙史和西班牙帝国史的著名学者，他于1936年出生在当时还是英属殖民地的缅甸仰光，早年在牛津大学学习，在该校圣安东尼学院（St. Antony’s College）获得博士学位。1966年至1992年，他任教于沃里克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以及西班牙的一些大学。1970年，他被选为英国皇家历史学会（Royal Historical Society）的会员。自1984年起，他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人文研究院”（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the Humanity）担任“赫尔伯特·F. 约翰逊荣誉教授”（Herbert F. Johnson Professor）。从1993年至2002年退休为止，他还在巴塞罗那科学研究高等院（Higher Council for Scientific Research）担任教授。亨利·卡门教授在退休以后继续从事教学和写作，笔耕不辍。
《西班牙帝国：走向全球霸权之路，1492—1763》一书所写的西班牙帝国的历史起自1492年西班牙基督教王国的统一，止于1763年“七年战争”的结束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条约》（Treaty of Paris）的签订。作者指出，尽管1713年的《乌特勒支和约》（Treaty of Utrecht）给西班牙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是西班牙仍然保持帝国的权力，《巴黎条约》则最终承认和明确了帝国的控制范围，作者以此事件作为叙述的终点。
全书分为十一章：（1）“帝国的建立”，讲述“收复失地运动”以及西班牙基督教帝国的初建；（2）“西方帝国伊始”，讲述查理五世（Charles V the Great，r. 1519—1556）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期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本土和欧洲其他领地的统治，以及查理五世为维持帝国统一与和平所做的种种努力；（3）“新世界”，讲述西班牙人对于新大陆的征服以及印第安人在此过程中的历史角色；（4）“创造世界强国”，讲述查理五世之子腓力二世（Philip II or Philip the Prudent，r. 1556—1598）在欧洲维持和扩张帝国的事业，以及其与父王不同的措施与理念；（5）“东方的明珠”，讲述帝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和菲律宾殖民地的建立，还有“马尼拉大帆船”的航行路线以及帝国对菲律宾的经营；（6）“帝国的边疆”，讲述西班牙的妇女和美洲的印第安妇女、殖民者、“海盗”（即持有政府颁发的许可证的私掠船主和从事违禁品贸易的人）、神职人员的活动，还有从欧洲引进殖民地的动物和作物给当地带来的生态变化；（7）“世界强权的贸易”，讲述西班牙海洋帝国在欧洲、美洲和亚洲的贸易活动以及其与英国、荷兰的海上战争；（8）“身份认同与教化使命”，讲述帝国殖民地社会各阶层以及各种族的人对于自我身份的认识，还有帝国在这些地区的宗教传播以及各种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9）“帝国的巩固（1630—1700）”，讲述此一时期帝国与英国、意大利、德意志、法国、葡萄牙、荷兰的战争与和平，以及维持帝国统一所遇到的困难和危机；（10）“在新的治理下”，讲述波旁王朝早期的西班牙与欧洲；（11）“结论：皮萨罗的沉默”。
这是一部关于西班牙帝国历史的经典著作，既适合专业人士，也适合社会大众阅读。作者以流畅的文笔书写，尽可能少用专有名称、术语、日期和统计数据。
作者基于历史事实和自己的研究心得，在书中提出了一些特别的观点。他认为在习惯上人们认为是“西班牙创造了帝国”，但是在近代西班牙基督教王国刚刚形成的时候，西班牙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实体或者经济实体，在文化上也不具备扩张输出的能力。但是，西班牙近代基督教王国的开创者“天主教双王”（Catholic Monarchs）——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Isabella I of Castile，r. 1474—1504）和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 of Aragon，r. 1479—1516）——通过勤政努力，使各基督教小王国的统治者放下分歧，一致对外，并使得半岛上的各族人民在帝国的初创事业中凝聚起来，强化了国家的统一，西班牙由此获得了逐渐强大与扩张的基础。作者还认为，帝国的建立之所以成为可能，更是由于欧洲各国和各地区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和物质资源的支撑：历代罗马教皇的祝福，使得西班牙的统一和扩张获得了“欧洲十字军”的称号和所谓的“正当性”；自1482年以后，历代教皇还通过征收十字军税向西班牙的王室提供了慷慨的财政支持，以至于西班牙王室的战争费用中有四分之三来自罗马教会的税收；犹太人金融家和意大利的金融家，如热那亚的富有商人，也提供了关键的经费支持；王室也雇用了瑞士的雇佣军，他们进入伊比利亚半岛以后为卡斯蒂利亚的军官提供了作战策略、技术和兵力；法兰西、意大利、德意志、英格兰的志愿者也纷纷来到半岛协助西班牙人作战，特别是米兰和德意志的炮兵在半岛统一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意大利、佛兰德、英国与法国的商人们还通过购买半岛的产品，特别是羊毛等，为帝国财政输入了大量资金，等等。
作者肯定了查理五世的哈布斯堡王朝在巩固帝国的事业中发挥的特别作用。当时的哈布斯堡王朝不仅拥有西班牙本土，还拥有包括尼德兰、奥地利和意大利的西西里在内的许多地方。但是查理五世综合考虑以后的举措很大程度上巩固和发展了帝国的事业。首先，他通过与德意志富裕的银行家族，如韦尔泽家族、富格尔家族，以及意大利热那亚的银行家族的合作，引入国际资本来支持帝国事业。其次，他发展了帝国的通信事业。由于此时帝国的面积已经大大超越以前，信息的通畅对于维持帝国的统一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查理任命了一些能干的官员担任帝国邮政总监和各级邮政官员，维持着从维也纳、布鲁塞尔、罗马一直到马德里的信息通畅；再次，他将国家资源作为贸易商与金融家的担保，以此来分散商业的风险，为商人阶级提供资金的保障。开始时，西班牙本土和欧洲国家的储备资金发挥主要作用，后来，来自帝国美洲殖民地的资金显得越来越重要。通过查理五世的努力，帝国在西班牙本土维持了和平与安宁，皇帝赢得了普通百姓的支持，贵族则将战争与扩张的兴趣转向了海外。同时，帝国在意大利的领土，如米兰和那不勒斯等，则显得越来越重要，帝国开始在地中海地区凸显自己的影响力。
腓力二世执政时代是“日不落帝国”的全盛时期。他的方针与父王的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帝国完全由西班牙人控制，国王常驻马德里，而非往返于西班牙本土与其他欧洲领地之间。从1561年开始，马德里成为帝国的行政中心，“腓力的统治成了真正的西班牙式的，甚至是真正的卡斯蒂利亚式的”。他尽一切努力将卡斯蒂利亚人安置在各个关键职位上，以便与帝国其他领地建立直接的联系。该政策在尼德兰地区造成了人民的反感与疏离，最后成为导致荷兰革命的原因之一。腓力与父王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也重视财政与经济的发展，他改革了帝国的财政部，帝国凭借着与美洲的联系和在欧洲的关键位置，发展各地之间的经济与贸易往来。在腓力二世任内，卡斯蒂利亚城镇人口上升了50%，塞维利亚的人口增加了2倍，生产的总量也随之上升，西班牙和欧洲对于美洲食品和制成品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商人和制造商有机会将更多的资金投入生产，农业发展也很迅速，大片土地得到开垦，外国的资金也注入西班牙。腓力与父王一样，也要克服帝国各地因距离遥远而沟通不便的问题。他极力加强信息的流通和交换，完善邮政和通信制度。他在青年时代就关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成就，也重视尼德兰等地制图业的发展，委托制图家认真地测量帝国各地的乡村与城镇。从1576年开始，他还委托专业人士广泛调查美洲的植物、地理、经济和宗教情况。在军事方面，除了封建征兵和强制征兵以外，他也重视招徕外国的雇佣兵。当时，参加帝国时期西班牙军队的有各国、各地区的人士，如法国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弗里斯兰人、英格兰人以及苏格兰人等等。腓力二世还在大西洋上建立了强大的海军系统，对往返于大西洋两岸的西班牙商船实施护航。这些都是腓力二世得以维持帝国并取得成就的原因。
西班牙帝国史的重要篇章是其美洲殖民地的建立。1519—1521年，在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1485—1547）率领之下的西班牙殖民者征服了中美洲的阿兹特克王国。弗朗切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1471—1541）率领的殖民者则于1532年征服了南美洲的印加帝国。西班牙帝国由此建立了在美洲辽阔土地上广大的殖民地。作者特别指出，美洲的征服不是帝国派遣军队实现的，而是由服从于国王的小群探险者实现的，这些探险者通常是工匠、公证人、商人、海员、贵族和农民，他们是欧洲移民的社会阶层的缩影，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西班牙的社会结构。西班牙殖民者征服美洲的方法之一就是利用超自然的象征符号去迷惑盟友或对付敌人。当时的自然征兆似乎有利于西班牙人，以至于阿兹特克人认为西班牙人是神族的后裔并且具有超人的能力。西班牙人另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利用美洲原住民部族之间的矛盾，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让他们陷入内斗，以实现征服。如征服阿兹特克人的时候，许多印加人为殖民者提供了协助，甚至加入殖民者一方战斗。在征服结束以后，西班牙人将他们在伊比利亚半岛生活的基本单位——城镇——搬到了美洲殖民地，16世纪新大陆上出现了一大批以西班牙名称命名的城镇，如特鲁希略、莱昂、圣地亚哥等等，它们都是按照西班牙城镇的模式建立的，为殖民者提供了有利的生存与贸易环境。西班牙人还建立了“委托监护”制度，与当地原住民酋长达成协议，组织劳动力，包括印第安人劳工以及以后被贩卖到那里的黑人劳工。由此，西班牙人成为美洲新的主人。在此过程中约有2 000万印第安人受到极为残酷的迫害。
作者从社会史的角度分析不同社会人群在西班牙人的扩张事业中的角色，他把西班牙海外殖民地视为“边疆的社会”，特别谈到妇女在开拓事业中的作用。美洲妇女的自我保护意识以及勇敢给欧洲殖民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产生了“亚马孙女战士”的传说。殖民者们还与当地的女子结婚或者同居，由此产生了混血的族群。也有少数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妇女来到美洲大陆。西班牙殖民者高度重视从本土来到美洲的女性。1539—1541年，帝国政府禁止单身女性来到美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是有妇女随同丈夫来到美洲，她们参与了殖民地的事业，包括随军作战、建立定居点和从事劳动。她们对殖民地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给了那些不安分的冒险者定居下来的动力，由此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家庭与城镇。由于生活条件的严酷，许多妇女很快成为寡妇，不得不再婚。一些妇女则独立地管理财产和劳动力。还有一些妇女则加入教会，成为新大陆宗教生活中的女性先驱者。作者关注的另一种类型的人是神职人员，在反宗教改革时代，帝国以推广天主教为己任，在“王家保教权”的庇护之下，传教士们纷纷来到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地从事“拯救灵魂”的事业。天主教会是国际性的宗教团体，因此，除了西班牙传教士以外，欧洲各国和各地区的传教士也纷纷参与其中。方济各会修士与耶稣会会士的表现最为突出，他们卓有成效地将传教事业融入帝国的扩张事业中，他们学习当地的语言，向当地人传播宗教信仰，努力改变当地人的社会风俗，以使其适应基督教的道德要求。耶稣会在巴拉圭建立的所谓“耶稣会国”特别引人注目。出于自身的宗教立场，神职人员也对殖民地世俗当局的一些做法，特别是其残酷压榨印第安人的做法提出异议甚至批评，但另一方面，传教士也在当地建立只有教会和修会团体控制的以教堂为中心的村落和定居点，利用当地人的劳动从事生产。作者提到，在1700年左右，耶稣会在秘鲁总督区沿海拥有大片土地，上面出产蔗糖和葡萄，原住民被禁止消费这些农产品，其利润被用来资助秘鲁的11所耶稣会学院。耶稣会还从巴西进口黑人奴隶从事劳动，由此也引发了殖民地世俗当局对神职人员的反批评和指控。
本书有专门的一章“东方的明珠”谈到西班牙人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菲律宾，以及著名的“马尼拉大帆船”的国际性贸易活动。作者指出西班牙人入侵对菲律宾的影响比对美洲的影响要小得多，也没有引发人口灾难。当地人与亚洲别的地方的文明保持接触，对新的疾病也有抵御的能力。西班牙殖民者没有在当地引进太多的新作物（小麦无法在当地生长，当地人对于从美洲来的玉米也没有兴趣）或开矿山。相反，西班牙人还要以当地的稻米为主食（这是他们不习惯的）。作者认为由于地理和气候条件等各种因素，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地并不如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重要。在香料贸易中，西班牙人唯一得到的重要香料只有肉桂，其他如丁香等产自更远的马鲁古群岛，那里是葡萄牙人的属地。作者认为从马尼拉向北再转向西直达阿卡普尔科的“马尼拉大帆船”航线，在1565年开辟以后的200多年中毫无疑问是一条独一无二的帝国航线，但是它并没有有助于帝国的扩张，它缺乏可靠的中转港口，沿途都是荒岛，航行中船员的死亡率也很高。“马尼拉大帆船”从美洲带回的物品，如墨西哥白银，刺激了亚洲各地区贸易的发展，新的食物尤其是玉米在以后的数世纪里帮助了中国人度过饥荒。不过，在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只关心贸易带来的利润，而不愿意在农业、防务与城镇建设上投入过多的力量。作者特别提到了中国人在菲律宾和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性，他称中国人才是“南太平洋以及马尼拉地区的真正主人”，早在西班牙人到来以前，中国人已经在这些岛屿从事贸易，西班牙人也要依靠中国人在吕宋岛的甲米地船厂建造船只，原料是当地工人砍伐的树木。在西班牙专家的监督之下，中国人和马来人建造了岛上大部分的远洋大帆船。最重要的是，菲律宾贸易的性质也是由中国人决定的，因为“马尼拉大帆船”运出的货物大部分是从中国福建等地输入马尼拉的。
作者以较多的篇幅谈到西班牙帝国的文化及其对欧洲各地的影响。他指出帝国的学者关心文艺复兴，他们前往意大利汲取文艺复兴学术的养料。不过，从总体上看，西班牙帝国自以为强大与优越，对外来的文化持不屑一顾的态度。西班牙的贵族、神职人员、精英人士的文化修养水平都比较低。欧洲其他地方的人士反而比较重视西班牙的文化，在德意志，从1600年至1618年翻译出版了19部流行的卡斯蒂利亚语作品，但是西班牙人很少翻译德语作品。英国地理学家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在1589年出版了《英格兰的重要航海、旅行及发现》，其中有关于西班牙的记载，引起了英格兰民众对于西班牙文化的热忱。不久以后，英格兰人对西班牙的文学也产生浓厚的兴趣，但是在西班牙没有任何英语作品被翻译出版。17世纪，荷兰人对西班牙的兴趣也有增无减，荷兰的私人与公共图书馆中，收藏有关于西班牙的千余种作品。意大利的学者也热衷于介绍西班牙的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西班牙的少数精英人士改变了一意排拒外来文化的态度，特别是在音乐与艺术领域，他们注重吸收外来元素，将其改良和本土化。在此方面，腓力二世、腓力四世都是榜样，前者收藏了大量欧洲艺术品，后者资助大画家委拉斯开兹和鲁本斯的绘画。
西班牙帝国时期作物与植物的世界性流通是目前大家很关心与热衷于讨论的问题。与众不同的是，作者没有以过多的篇幅讨论人们关心的美洲作物和其他植物对于外部世界的影响，相反，他谈到了欧洲人引进的动物，如狗、马、鸡、绵羊、猪、山羊和牛在新的环境中的影响：“一些穿越大西洋的船几乎成为名副其实的挪亚方舟。”猪是西班牙人喜欢和带到美洲的重要家畜，从1493年被哥伦布首次带到美洲以后，到16世纪30年代，猪几乎遍布伊斯帕尼奥拉、古巴、墨西哥和秘鲁的广大地区。牛的繁殖能力特别强，1518年的报告说，野外的三四十头牛在三四年内可以增长到300头。1619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长官报告说每年有8万头牛被宰杀，以供人们获取牛皮。至于马匹，虽然它们大部分死于航行途中，繁殖也很慢，但是因为新大陆土地辽阔，西班牙人需要马匹代步，所以马匹还是在那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动物永久地改变了殖民地当地人民的生活。许多当地人从素食者变成了肉食者。富裕的印第安人也懂得骑马出行，用牛犁地。跟随西班牙殖民者一起来到当地的还有可食用植物、树木和鲜花，还有害虫和其他有害动物（如船鼠），最后还有导致印第安人大量死亡的疾病。作者将这种现象称为“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
作者必然谈到了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犯下的种种罪恶。他指出西班牙人对印第安原住民的残酷压迫是无可争议的，他们是无情和野蛮的，他们的恶行不受殖民地当局的限制。“对于西班牙人来说，残忍地杀害原住民其实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而且这样做显然会损害他们原本实行的委托监护制。然而，为了在这片土地上站稳脚跟，他们毫不犹豫地使用了最大限度的暴力。”印第安人被奴役、过度劳累、被虐待、营养不良，甚至会死于饥荒。作者引用其他学者的统计称，约有2 000万原住民被西班牙殖民者残忍地杀害。更加残酷的来自欧洲人带来的疾病，包括天花、斑疹伤寒、麻疹、白喉、流感、伤寒、鼠疫、猩红热、黄热病、腮腺炎、感冒、肺炎、淋病。这些“疾病的直接影响是毁灭性的”。
作者是英语世界研究西班牙帝国史的权威的和资深的历史学家，由于其欧洲文化的背景，他对于西班牙在整个欧洲史中的地位了如指掌，因此在叙述西班牙帝国史的时候，对于西班牙与欧洲各国和各地区的关系，如与英国、法国、尼德兰、意大利的关系的叙述较为深入和仔细，占用的篇幅也比较大，这是本书的另一个特点。西班牙帝国在地中海周边海域和领地遇到的劲敌就是西扩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帝国将抵御奥斯曼土耳其的进攻视为十字军“圣战”的继续，同时为此目的也与意大利的各种政治、宗教和社会力量结成“神圣同盟”，它们之间结成了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1555—1559年，西班牙帝国专门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处理与意大利各国以及它在意大利的领地（如那不勒斯等地）有关的事务，6名委员中有3名分别来自西西里、那不勒斯和米兰。西班牙在欧洲的主要军事基地位于米兰公国，米兰的地理位置可以阻止法国向意大利的扩张。那不勒斯与伊比利亚的军队可以在这里会合，开往欧洲北部；或者穿越阿尔卑斯山的隘口，抵达莱茵河；再或者穿越瑞士的瓦尔泰利纳山谷，从中欧进入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作为西班牙领地的那不勒斯王国通过征兵、收税和造船，为西班牙帝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不勒斯以巨额的地方税收为西班牙军队（步兵和海军）提供军费。其他的意大利国家是主权国家，拥有各自的政府、法律和货币制度，特别是威尼斯共和国与教皇国。西班牙通过与当地贵族精英，特别是与贡萨加家族、科隆纳家族和美第奇家族结成友好互助关系来拓展其影响力。帝国王室通过任命他们为官员和赋予他们以荣耀头衔来笼络他们，建立代理人网络。同时，西班牙也将在美洲掠夺的黄金输入意大利，刺激米兰公国军事工业的发展，同时支付欧洲各地的特殊军费开支。书中对于帝国在尼德兰地区的种种施政也有较多和较深入的叙述和分析。本书提及的这些历史背景很可能有助于中国的读者了解西班牙帝国与其领地的错综复杂与相互交织的历史，对于想了解这一段时间整个欧洲史的读者也会有触类旁通的启发。
作者特别提到自己在写作时的基本切入点。他指出：“我在此试图讲述的是一段帝国历史，而不仅仅是一个扮演着帝国角色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在我的书中，帝国不是一个民族的产物，而是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各种历史偶然事件的最终产物，在这些事件中，西班牙的贡献并不总是最重要的。上一代的历史学家们更侧重故事中关于西班牙的那一面。”作者进而指出：“我在前文中的叙述明确否定了一种流行观点，即欧洲人是权力的基础，欧洲的某种奇迹赋予了它世界霸主的地位。我也不接受一些历史学家轻松论证出来的那种观点，即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主要基于‘西方武器相较于其他地区的武器拥有的绝对优势’。读者们会看到，于我而言，西班牙帝国不只是欧洲人的创造物，也是美洲原住民、非洲人和亚洲人的创造物。”
作者还认为，所谓帝国的“力量”并不一定指展示武力的能力，而是指帝国赖以建立的基础，比如提供金融和其他服务的能力。关键在于谁能够聚集人力、提供信贷服务、组织贸易活动、建造船只和制造枪支火炮。西班牙人之所以能够征服美洲大陆，是因为他们的事业有了欧洲人和美洲原住民的参与。事实上，“征服”的权力的重要性往往不及“商业”或是整合资源的能力。与葡萄牙海洋帝国一样，西班牙的全球事业在许多阶段都显示了“商业帝国”的种种特点。正因为如此，本书对于西班牙本国人的叙述并不太多，而是将重点放在不同族群的人参与下的帝国事业，除了征服者以外，参与帝国事业的还包括被征服者、移民、妇女、被驱逐者、被排斥者等等，他们中不仅有西班牙人，还有意大利人、比利时人、德意志人和中国人。正如作者自己说的：“从古至今，许多西班牙人都更倾向于将帝国视为他们自己的独特成就，但是本书将会为另一种观点提供佐证。”
感谢在译者和出版社等各方努力之下，这部历史著作的中译本问世了，它可以为读者在观察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国及其海外殖民地、欧洲以及亚洲其他相关地方的社会历史、文化、宗教和贸易联系时提供较为广阔的视角。本文作者也相信广大读者对于这部著作的内容会做出比本文的阐述更加深入有益和富于批判性的理解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