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研究理论

（一）双言制理论

双语或多语现象在世界上是一种普遍现象，因为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拥有不止一种语言（Fasold 1984）。在一个多语言国家里，其国家成员往往可以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又或者使用民族共同语或者其地域变体（方言）进行交际。同时，这些语言有不同的使用功能和使用情境。美国语言学家Ferguson（1959）将其称为“双言制”（diaglossia）。

Ferguson（1959）最早将“双言制”这一概念引入英美社会语言学界。Ferguson（1959）认为，“双言制”是“一种相对稳定的语言状态。除了一种语言的主要方言之外（可能包括一种标准语或数种地区标准语外），还存在一种异质、高度规范化的高级变体（通常语法更为复杂）。该变体是大量源于古代或另一个言语社团的、受社会尊重的文学典籍的载体，用于大多数书面及正式演讲等场合，主要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习得，社团中没有任何人用它来进行日常会话”。Ferguson将那种“高级变体”称之为H体，与之相对的“主要方言”则称之为L体。在Ferguson的定义中，我们发现，H体和L体存在语言学上的同源关系，即两者该同属于一种语言（linguistic relateness）。Ferguson根据这一定义，探讨了四个国家的双言制现象。特概括如下：

Ferguson（1959）认为H体主要用在正式的、谨慎的情境，而L体则主要用在非正式的、家庭的或者轻松的情境。为此，他特意概括了两种语体在典型情境中的使用情况。

在双言制中，两种语言变体的使用有着严格界限，不可逾越，有时候甚至导致严重的后果。Wardhaugh（2000）提及，William Tyndale因为把圣经从拉丁语（H体）翻译成英语（L体）而遭遇饿毙焚尸，而希腊人也因为用Demotic（L体）出版书籍而招致数百人被处死。

在Ferguson（1959）的基础之上，Fishman（1967）又对此进行了扩展式论述。首先，他对Ferguson有关“双言制”的表述进行了扩展。Fishman（1967）认为，双言制中所提及的H体和L体并不仅仅局限在两种语言，实际上可以存在多种语言，但彼此在使用情境中存在高低变体之分。同时，他也不同意Ferguson所谓的H体和L体需要语言学上的亲缘关系，认为H体和L体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使用情境，因此可以是完全不同的语言。

Fishman的另一贡献是他区分了双语（Bilingualism）和双言（Diaglossia）。双语是一种个人的语言现象，即个体可以使用两种语言来进行交际的能力，属于心理学家和心理语言学家的研究焦点。双言则关注多种语言在某一社会团体中因交际情境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语言选择，属于社会学家和社会语言学家的研究焦点。在此区分的基础之上，Fishman（1967）探讨了言语社团中双语和双言存在的四种情况。

在双言双语并存的社团中，Fishman所举的国家为巴拉圭（Praguay）。在那里，几乎人人都会说西班牙语和瓜拉尼语（Guarani），前者作为H体存在，而后者则是L体。巴拉圭的这个个案进一步验证了Fishman理论的合理性，因为西班牙语是一门典型的印欧语系语言，而瓜拉尼语（Guarani）则是北美的印第安语言，两者不存在任何语言发生学上的关系。在双言却非双语的社团中，Fishman所举的例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沙皇俄国。那时，贵族们只会使用法语，而下层农民们则只会说俄语。双语却非双言，Fishman所举的例子为比利时（Belgium）。那里的人们能熟练使用法语和德语，但是这两种语言在社会交际中却没有任何限制，人们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在任何情境下使用任一语言。至于最后一种“既非双言也非双语”，则仅仅是一种可能状况，在实际中则很难找到这样的个案，因此Fishman并没有给出相关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双言制的形成、发展和消亡与社会文化发展密切相关。Eckert（1980）指出双言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从上至下以行政形式强制执行的结果。就其政治和经济地位而言，高级语言成为获得权力和升迁的必要条件。Hamers & Blanc（2000）认为，一个多语社团中的各种语码功能往往是互补的，它们依据说话对象、领域、话题和角色的不同而不同，选择何种语码涉及说话者的身份认同。如果语言社团中不同的变体或语言共存并且每一种都具一系列鲜明、互补的社会功能，那么双言制就形成了。Carranza（1982）指出语言享有的声望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社会结构是社会成员如何看待一种语言的重要决定因素，而文化价值观在维持一种语言的地位时尤其重要，它必须与说这种语言的人所认同的正面价值观密切相关。

在前人基础上，Schiffman（2001）系统概括了“双言制”特点：

（1）功能。双言制中H体和L体的差别体现在它们的功能差异上，即它们分别被应用于不同社会领域。

（2）声誉。绝大多数言语集团对H体的评价要高于L体。在多数有关双言制的社会调查中，人们认为H体是一种语言，而L体则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或者认为L体是蹩脚、粗俗和低下的语言，只有地位低下的人才使用它们。

（3）文学传统。H体是文学、宗教典籍、古典诗歌、公共演说及盛大场合的用语。L体不被用作书面语言，即使是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也往往表示剧中人物粗俗、滑稽和缺乏教养。

（4）习得。L体作为母语和家庭语言，先于H体被习得，而H体则往往通过学校的正规教育才能获得。

（5）标准化。H体具有严格的标准，并有由本族语语法学家撰写的语法、词典和教材读物，L体则主要以口头的形式存在。

（6）稳定性。双言制很稳定，能存在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但H体和L体也会存在竞争，某些特殊的因素会导致彼此互相取代。

（7）语法。H体的时态、性别、一致等系统都要比L体复杂。

（8）词汇。H体和L体共享大多数词汇，但也存在不一致。H体往往包含很多新兴的新词和专业词汇，而L体则包含很多地方性词汇。

（9）语音。H体和L体共享大多数的音位，但H体要比L体的语音体系更复杂，同时，L体也会从H体中借用某些音位。

中国语言众多，除了汉语普通话以外，还有七大方言区和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语言。同时，随着国际交往的进一步加深，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掌握英语、日语和法语等外国语言。因此，中国的语言格局表现出一定复杂性，需要根据具体的言语社区做出各自不同的概括。陈恩泉（1996）从语言地理角度将中国的语言格局类型分为如下5类，特概括如下：

（1）汉语普通话—少数民族语。此类型主要分布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例如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和广西等。少数民族除能说自己的母语外，大部分也会说汉语普通话。部分汉族人士也能使用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普通话是H体，少数民族语是L体）

（2）汉语普通话—外国语。此一类型并没有形成地区性的双语双言现象，但是在某些领域，例如教育界、科技界、经贸界及外交界则广泛存在。某些社会人士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汉语普通话和某一门或几门外语，这种类型有进一步扩大趋势。（外国语是H体，汉语普通话是L体）

（3）少数民族语—外国语。此类型主要分布在中国边境与外国接壤的少数民族地区，如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和辽宁等。随着中国边境口岸的增设和开通，外加边民之间的传统关系，此类双语的使用也会越来越频繁。（外国语是H体，少数民族语是L体）

（4）普通话—方言。此一类型主要分布在汉语方言区。所谓的七大方言区往往都属于这一类型。在该地区，广大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都会熟练使用汉语普通话和地区方言。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和使用，该类型在汉语方言区还会进一步扩大。（普通话是H体，方言是L体）

（5）少数民族语—方言。此类型主要分布在汉语同少数民族毗邻或杂居地区，如内蒙古、青海、宁夏、新疆、海南和云南等地。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除了会说本民族语言外，还会说一些当地方言，如新疆、青海、宁夏和内蒙古的少数民族会说西北官话，云南、贵州和四川等地的少数民族会说西南官话。（少数民族语言是H体，方言是L体）

当然，陈恩全（1996）的分类也只是一种大致的、理想的分类，实际上，在很多地区也存在不止2种语言的情况。就本书的吴语温岭话和汉语普通话而言，毫无疑问应该是归入第4类，即普通话是高变体语言，方言是低变体语言。这一基本认识是本书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基本落脚点。

（二）语言生态理论

语言生态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Haugen（1972）所提出，其概念已经超出了隐喻含义，衍化为一种语言观。语言进化论者往往把语言当作一种生物现象，因为语言的起源、发展、衰退和濒危与生物的生老病死极为相近。但是生物的生老病死是一种自然现象，语言的兴衰则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语言的死亡也不能简单等同于人的死亡，因而这一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忽视了语言作为社会现象的特殊性。其后，也有学者把语言当做一种结构，或把语言当做一种工具，但Haugen认为，以上所有的观点都不能很好揭示语言的本质，对于语言的观察需要采取一种生态的隐喻视角。他认为，语言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在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描写上，还应该要重视语言赖以生存的环境，要重点关注语言研究中语言使用者的因素，因此他将语言生态定义为“语言及其环境之间的互动”，并呼吁对语言的研究要从语言与语言的关系，语言与人的关系等角度展开。基于此，Haugen（1972）认为，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议题与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等存在重叠，并将其分解为四个层面，分别是语言学，（自然）环境学，社会学和心理学。

在Haugen有关语言生态的定义中，主要包含了3个要素，分别是“语言”“语言使用者”和“环境”。语言作为一种客体，本身并没有主观能动性，它与环境的互动需要语言使用者（人）才能发挥效应，因而在语言生态研究中，语言本体和语言使用者的互动处于中心和基础地位。外部环境指的是语言使用者基于对客观现实的主观感受来形成经验现实，又可细分为群体的生存环境和话语行为的情境语境。前者指的是语言的自然环境，关注的是语言的符号功能，即语言使用者如何通过创造语言符号来认知客观世界。后者指的是语言的社会环境，关注的是语言的交际功能，即语言使用者如何通过语言来施行话语行为进而满足交际需要。内部环境指的是语言的心理环境，即语言使用者基于语言在现实中的使用来形成对于语言的现实评价。它更多关注的是语言的评价功能，又可细分为语言的现实评价和群体文化的心理评价。

针对“语言生态”的类型划分主要有三种视角，分别是曹志耘（2001）提出的语言演化视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专家组（2006）提出的语言活力视角和Lewis & Simons（2001）提出的语言可持续使用视角。

（1）语言演化视角。曹志耘（2001）从语言演化视角提出了汉语方言的两种类型：突变型和渐变型。就突变型而言，弱势方言在强势方言的强大冲击之下，最终彻底放弃弱势方言，改用强势方言。突变型的具体表现为老年人只用弱势方言，中年人以弱势方言为主，青年人以强势方言为主，儿童基本只用强势方言。突变型方言的变化消亡往往需要几代人才能完成，中间一般还需要经过一个强势方言和弱势方言并存并用的双方言阶段。就渐变型而言，弱势方言在强势语言的影响和冲击下，逐渐磨损丢失自己原有的一些特殊成分，同时不断吸收强势方言的成分，使自己的语言系统朝着强势方言的方向发展。曹志耘（2001）认为所谓的濒危方言主要指突变型方言，但是渐变型方言也有可能变成濒危方言，只是过程很漫长，不易被观察到。

事实上，汉语方言的两种生态类型关注的就是语言生态的两个不同方面，突变型关注的是因社会文化因素导致的语言转用，渐变型则关注的是因语言接触导致的语言变化。但是语言转用的过程当中必然也伴随语言的接触变化，同时在渐变型方言的讨论中，曹志耘也没有提及如何区分因语言接触导致的正常语言变化和濒危语言变化。

（2）语言活力视角。语言的濒危程度与其自身语言活力密切相关。针对语言活力的判定，学者们开展了广泛的有益尝试，并取得了一些共识。首先，单独使用任何单一指标都无法评估某一语言的活力，因此对于语言活力的判断需要多种指标的综合考量。其次，在众多指标中，某一些指标处于核心地位，例如语言使用人口，语言使用范围和程度，有无文字等（徐世璇　廖乔婧 200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专家组（2001）曾就濒危语言的语言活力判定制定了详细指标，为濒危语言生态类型的划分提供了新视角。

在该指标体系中，语言活力主要涉及6项指标：①代际传承者；②语言使用者的绝对人数；③语言使用者占总人口比例；④现存语言使用域的走向；⑤对新语域和媒体的反应；⑥语言教育材料与读写材料。每个指标下又按照其濒危程度划分连续等级。这里以语言代际传承为例，做一简单介绍。

语言的代际传承是判别语言活力的重要指标。表1.4提供了有关语言代际传承的详细说明，并根据说明将语言的濒危程度划分为“安全”到“已消失”六个连续等级，简单明了，易于操作。同时，多指标的评价体系也符合生态语言学的“整体性”观点，为语言生态类型的区分提供了很好视角。张永斌（2011）在调查黔西北民族杂居地区的双语或多语现象时，就参考该指标体系，将语言生态分为三种类型：母语强势型、汉语强势型和母语濒危型。

徐世璇和廖乔婧（2003）认为，语言的生命力在于它变化的广度和适应新环境的速度。一方面语言吸收其他语言的成分，以丰富自身的词汇系统、充实自身的语义范畴，从而不断扩展和深化语言内涵，增强语言表现力。另一方面，语言又在吸收外来成分的同时，按照语言自身的特点对外来成分进行改造，使之符合自身系统。濒危语言的语言结构往往停止生长，失去改造外来成分的能动性。因而，语言的结构因素也应该是判定语言活力的重要指标，但在该指标体系中并没有被体现。

（3）语言可持续使用视角。Lewis & Simons（2015）从可持续使用角度（Sustainable use）提出了另一语言生态模型。现将其概括如下：

Lewis & Simons（2011）的体系比较完善，将语言的历史、语言使用者的心理情感、语言的使用和语言文字等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中且针对每一类型都做了详细说明，更具有操作性。同时，他们所强调的“可持续”观点也正是生态语言学的核心精神所在。但遗憾的是，在该体系中，对于人口因素则没有涉及，对于语言的结构问题也没有讨论。

语言生态理论为本书农村儿童的方言生活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即要将个体的方言生活置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讨论，要通过分析语言使用者、语言生活及其学习环境的互动关系来探讨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机制。

（三）生态给养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是在苏联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维果斯基开创的文化历史心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重点是社会关系和文化制品在人类特有思维中的核心角色（林明东 2020）。该理论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社会属性，语言学习就是认知过程和社会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生态给养理论是社会文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关注人与环境之间整体和动态的关系。

给养一词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Gibson（1979）年提出，并将其定义为“环境为动物所给予、提供和配置的，也许是积极的，也许是消极的”。Gibson认为，给养是环境中所蕴存的潜在的行为可能性，该可能性的存在与环境中的认知和行动能力密切相关，但又独立于行动者的感知能力而存在。换言之，给养既不是环境的固有属性，也不是个体的固有属性，而是在两者的互动中“涌现”（emerge）出来的（黄景等2018）。章登科和喻衍红（2010）系统回顾了给养的特性，其要点可概括如下：

（1）环境提供的给养是那些环境所呈现的东西、提供的信息以及它所邀请你做的事情。

（2）环境中事物的意义和价值能够被直接感知，事物的价值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3）给养和动物本身相关，给养只能用生态学来衡量，而不能用物理学来衡量。

（4）环境提供的给养是不变的。

（5）给养具有整体性，当人们看到物体时感知的是物体的给养而非尺寸大小。

（6）给养是行为者和环境的相互作用，既不是主观性也不是客观性，是一种系统的观点。

生态给养理论由宏观和微观两部分组成。宏观的给养理论包含三个要素：语言使用者、环境和语言。给养的产生是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语言学习者在同一个环境中，或同一个学习者在不同环境中，给养转化情况都是不同的（Aronin ＆ Singleton 2011）。微观上，给养由感知、解读和行动三者之间的持续互动作用形成一个循环。语言使用者感知环境所提供的学习资源和互动学习机会，对其进行解读，进而采取相应的学习行动，将其转化成给养。同时，环境中也存在没有被学习者识别的给养，而没有被学习者识别的给养仍作为意义潜势存在于环境中。因而，给养是从具体的活动中浮现出来的，可以从学习者参与学习活动过程中所包含的学习资源、互动学习机会和行动上调查转化给养的状况（Van Lier 2000）。

生态给养理论为本书农村儿童的方言生活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框架，即要通过分析学习环境中的各种因素是否给养了作为预定目标的能力发展来优化学习环境。本书有关儿童方言习得所涉及的给养因素有家庭语言规划、家庭教养方式、教师教学心理和教师创意教学等，所涉及的能力有方言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

（四）语言规划理论

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实践开始于“二战”后的民族独立运动，其根本动机来源于人们对于语言现状的不满（Haugen 1966）。因此，语言规划作为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其根本目的在于改变现有的语言生态现状。胡壮麟（1993）综合了前人有关语言规划的定义，认为其核心内涵应该要包含如下要点：

（1）语言规划是有意识的组织活动。

（2）它涉及私人的和官方的努力，但政府在其中起到更大的优势作用。

（3）语言规划旨在发现和解决交际问题，这些问题既是语言学的，也有非语言学的。

（4）语言规划要解决的是全国性的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来评估并在一定社会中解决这些问题。

（5）语言规划需要一定的理论框架指导。

Kross（1969）最早提出了语言规划的两个内容，分别是语言本体规划（corpus planning）和语言地位规划（status planning）。在此基础之上，Haugen（1966）提出了语言规划的2×2矩阵框架，首次对纷繁复杂的语言规划进行了梳理和规范。Haugen（1983）又对该框架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并对其中的一些理念进行了更全面的进一步阐述。

从表1.6可以发现，Haugen的矩阵框架将语言的语言学属性和社会学属性同语言规划的形式和功能有机结合起来，对语言规划所涉及的主要方面进行了高度概括。Haugen（1983）指出，语言规划具有普遍性，但他的框架并非适用于所有语言规划实践。不可否认的是，此后学者们对于语言规划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考察，无一例外地都是在这一框架中进行的，这为众多的研究者理清了思路并提供了共同的学术语言，从这个意义说，它奠定了一个新兴学科发展的理论基础（赵守辉 2008）。

Harmann（1990）认为以往的语言规划都是单向的，只关注语言规划的制定方，而忽视了语言规划的接受方，而一个成功的语言规划应该是双向的，需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因此，他认为语言规划必须要回答两方面问题：

（1）出于何种原因，谁在为谁制定何种语言的规划？（Who is engaged in planning what language for whom and why？）

（2）在何种情况下，谁接受谁制定的语言规划？（Who accepts what planning provisions from whom and under what conditions？）

鉴于此，Harmann（2011）提出语言规划除了语言本体规划（corpus planning）和语言地位规划（status planning）外，还应该增加语言声望规划（prestige planning），而后者是决定语言规划成败的重要因素。潜在的个体使用者要对所规划的语言结构和功能有正面的积极评价，这样所制定的标准才能赢得公众的真心支持（Harmann 2011）。语言本体规划（corpus planning）关注语言内因素，语言地位规划（status planning）关注语言外因素，而语言声望规划则关注被规划方的社会心理。

Harmann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提出了语言规划者的多样性，并强调了彼此间的声望差异。Harmann（2011）的规划者主要包含四个层次，即官方的（政府层次），机构的（授权组织），团体的（群体行为）和个人的（个体行为）。这四个层次的规划作用是递减的，但他们对不同目标和不同对象的影响则各有所长。Harmann（2011）也十分强调理论对语言规划的指导作用，他认为生态语言学的思想对语言规划有重要借鉴意义，并尝试将语言生态研究与语言规划结合起来。Harmann（2011）认为，语言规划和语言生态都关注某一地理范围内的语言现象，都涉及语言的本体研究，语言的社会文化地位以及语言使用者的社会心理，因此语言规划和语言生态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语言规划理论为本书农村儿童的方言生活研究提供了操作路径，即要充分发挥不同语言规划者（如语言研究者、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协同优势，从方言的语言本体、语言地位和语言声望等途径入手，激发语言活力，促使方言可持续发展。